格林：你的意思是？
《巴黎评论》：这么说吧，我希望我们不会因此而显得失敬：你的小说中像纳尔逊巷与墨西哥这样的地方，与圣詹姆斯街的公寓相比差异很大。这个房间的总体气氛应是温文尔雅，而不是悲剧不幸。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难以像你要求自己小说人物的那样以高度的感知能力去生活，你发现这点了吗？
格林：这个有点难回答。可否问得具体一点？
《巴黎评论》：你在《问题的核心》中让斯考比说道：“指给我看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指给你看自私、邪恶，或者是懵然无知。”令我们困扰的是你本人似乎比我们预期的要过得更快乐。也许是我们有点幼稚了，但是这七十四个威士忌小酒瓶，你脸上的表情，与照片上僵硬而固定不变的你非常不同。整体的氛围，好像是某些更加积极乐观的东西的产物，而不是你在《权力与荣耀》一个段落里所写的那种极为有限的最好幸福的产物：“世界大体上是一块：处处都在参加一样的地下斗争……有生命之处就无和平，但是有宁静与活跃的区段。”
格林：（微笑）是的，我明白是什么令你困惑了。我认为，你对我和我的连贯性判断有误。这个公寓，我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我在地上的小洞。
《巴黎评论》：一个比较舒服的小洞。
格林：这个我们先抛开不谈可以吗？
《巴黎评论》：好。还有一两个问题的思路是近似的：你笔下很多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例如莱文，都出身贫苦。你经历过贫苦吗？
格林：没有，极少。
《巴黎评论》：你对贫困有什么了解吗？
格林：从来不知道。我曾经“手头紧”，是的，我成年后，头八年不得不精打细算，但是我从来未穷过。
《巴黎评论》：那么，你笔下的人物并非源自生活？
格林：是的。一个人绝不可能完全了解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再将他们写入小说。应该是先开始写，然后突然之间，记不起他们用什么牙膏，记不起他们对室内装饰的观点，然后就完全没法写下去了。是的，主要人物都是逐渐浮现的，次要人物也许是拍照出来的。
《巴黎评论》：想问问你是怎样工作的？是定时工作吗？
格林：以前是，现在我给自己限定了字数。
《巴黎评论》：多少字？
格林：五百字，写着写着会增加到七百五十字。当天我会重读，次日早晨再读一次，反复读，直到这个段落远远落后于进度而影响了我正在写的东西。然后改正打印文稿，作最后的更正校改。
《巴黎评论》：修改的多吗？
格林：不太多。
《巴黎评论》：你一直想成为作家吗？
格林：不是，我曾经想过做生意，以及其他各种事情；我想证明自己还能做其他事情。
《巴黎评论》：那么你一直坚持做的就是写作了？
格林：对，我想是的。
《巴黎评论》：做生意期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格林：做生意也就两个星期。我还记得，是在烟草商组成的一家公司。我要去利兹学习做买卖，然后再出国。我受不了我的同伴。他是一个令人不堪忍受的乏味家伙。我们玩画圈打叉的双人游戏，总是他赢。最后让我无法再忍的是他说的话，“我们可以一路这样玩下去，对吧？”我立刻就辞职了。
《巴黎评论》：然后你做了记者？
格林：是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想证明我能做其他事。
《巴黎评论》：可是你写完《内在的人》之后就不做了？
格林：然后我成为专职作家。
《巴黎评论》：那么，你说“我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作家”，就是这个意思？
格林：正是。我不觉得有谁意识到了我是一个天主教徒，这要到一九三六年，我开始为天主教的《丰碑》（tablet）周刊撰写评论，就是为了乐趣，或者是给互不相关的书籍写一系列评论以定个体系，我开始从天主教徒的观点写评论。如果当时不是那样……
《巴黎评论》：要是一个人读了《布赖顿棒糖》之后的任何一部小说，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那就真是太迟钝了。
格林：仍然有人没有意识到。有一天，一位荷兰神父写信和我讨论《权力与荣誉》，他在信末写到：“我猜想，即使你不是天主教徒，你对我们也不会太敌视。”
《巴黎评论》：哈，天主教内部的批评。
格林：都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
《巴黎评论》：是的，你是“一位天主教徒身份的作家”。我们好像弄清楚这点了，不过还有一些空白仍须填补，才能明白你为什么会成为一名作家。你在电台广播中说过，大概在十四岁时，你读了玛乔丽·鲍温的《米兰的毒蛇》，马上就开始模仿乱写，一篇接一篇：“从那时起我开始写作。所有其他可能的前途统统溜走了……”你还记得吗？
格林：是这样。我非常感激玛乔丽·鲍温。在那次广播的发言，我是有点受了那群知识分子的善意诱惑。v.s.普里切特说过，屠格涅夫对他影响最大，还有其他的这个人、那个人等等。我选了玛乔丽·鲍温，因为正如我跟你说过的，我认为一个人成年后读的书不会影响他的写作。比如说，论述小说艺术的书多不胜数，但真正令我感兴趣的，只有珀西·路伯克的《小说技巧》。不过，像玛乔丽·鲍温作品，年轻时读过确实很受影响。那是很好的书，最近我又重读了。
《巴黎评论》：我们没有读过。不过根据你在广播中的讲述，看来那本书与你的写作以及你的理念有很多共同之处。你说：“《米兰的毒蛇》给了你生活方式：宗教以后或者会用其他措辞向我说明，但是生活方式已经在那里了——至恶正行走于至善绝不能再行走的世间，只有钟摆保证到了最终正义会得到伸张。”这对你的理念作了很深入的解释，文艺复兴作品的高亮色与暴力似乎不仅在鲍温小姐的描写和韦伯斯特的戏剧中得到了展示，它们也在你的作品中有了对应。就像埃德温·缪尔在谈及你时说的那样：“所有事物都在刺目的光线显现，投下了美不胜收的色彩。”
格林：对，多数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早期作品确实是如此，但是这样评说我的后期作品，我就觉得有失公正了。离奇惊险的情节是我的工具之一，使我能取得其他方法无法取得的效果。另外，我不是存心要离奇惊险；因为我就是我，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写作，如果我这么说，请别太生气。
《巴黎评论》：你总要喝点酒来刺激写作吗？
格林：不是。相反，只有在绝对清醒的时候我才能写作。
《巴黎评论》：你觉得跟别人合作容易吗，特别是跟电影导演和制作人？
格林：我跟卡罗尔·里德合作过，最近又跟彼得·格兰微尔合作，非常幸运能跟他们两位合作。我喜欢电影作品，甚至喜欢电影作品的不带任何感情。我成功地给自己的小说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控制，所以我不像某些人好像挺遭罪的；同样，电影制作会是令人痛苦的事情，等到所有都说了都做了，一个作家在一部电影的制作中所起作用是比较小的。
《巴黎评论》：你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习吗？
格林：在战前，我从一些不算太好的电影中学了不少东西，到了拍摄《堕落的偶像》和《第三人》时，就驾轻就熟了。
《巴黎评论》：你与作家同行常见面吗？
格林：不常见面，他们不是作家的写作素材。有一些是我的挚友。但是对一位作家而言，花费很多时间与其他作家在一起，那是一种自慰。
《巴黎评论》：你与诺曼·道格拉斯的友谊是什么性质？
格林：我们差异很大，所以成了朋友。他在去世前几年非常宽容，如果他觉得我古怪，也绝不会说出来。
《巴黎评论》：其实，他的异教信仰与你的天主教信仰有什么关系吗？
格林：没什么关系。不过，他的作品，我是推崇备至的，与我的作品大不相同，所以我能完全乐在其中；对我来说，他的作品就像一块大石头，而我自己又不是雕塑家，没有诱惑要对它乱来，而是一心一意地欣赏它的美与力。
《巴黎评论》：确实如此，你的作品与他的作品之间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联系，你的作品与莫里亚克的也没有。因为像你所说的，你笔下的罪人绝不会犯违抗天主的罪，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但是……
（电话响了。格林先生露出了不太赞成的微笑，好像是表示他想说的都已经说了。他拿起电话讲了起来）
格林：你好。你好，彼得。安德莉雅还好吧？哦，你是另一个彼得。玛丽娅还好吗？不行，今天晚上我不行。我已经约了马里奥·索达蒂，今年夏天我们要去意大利拍电影。我是联合制片人。星期天怎么样？去巴特西公园？不开门？那好吧，我们就去拐角那家我爱去的小黑人夜总会……
（原载《巴黎评论》第三期，一九五三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