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当你完成《你好，忧愁》的时候，它遭遇过某一位编辑的大量修改吗？

萨冈：这本书曾经得到了大量友善的建议。比如说，曾经有好几个版本的结尾，在其中一个里面，安娜没有死。不过最后具有决定性的意见是，保留最初的版本是最佳选择。

《巴黎评论》：从书评者那儿你学到了什么吗？

萨冈：如果文章令人愉快，我会读完它们的。不过我从来没有从中学到什么，但我为书评家丰富的想象力和产量而惊叹不已。他们看出的是那些我从未有过的意图。

《巴黎评论》：现在你对《你好，忧愁》有什么感觉？

萨冈：我更喜欢《某种微笑》。因为写起来困难更多。但我觉得《你好，忧愁》很有趣，因为它让我回忆起过去生活中的某些阶段。我不愿再修改，哪怕一个字。写完的就写完了。

《巴黎评论》：为什么你认为《某种微笑》是一本更难写的书？

萨冈：在我写第二部小说的时候我不再拥有同样的王牌：没有海边阳光那种度假气氛，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天真烂漫地推进到高潮，没有西西里玩世不恭的欢乐。另外，简单的很，说它难，因为这是我的第二部小说。

《巴黎评论》：你是否觉得从《你好，忧愁》中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转向《某种微笑》的第三人称叙述会有些困难？

萨冈：是的，更难。有更多的局限和约束。但显然我不会比其他作家遇到的困难更多。

《巴黎评论》：哪些法国作家是你喜欢并认为是重要的呢？

萨冈：哦，我不知道。司汤达和普鲁斯特肯定是的。我喜欢他们精熟的叙述技巧，在某些方面我发现自己肯定需要他们。比如，普鲁斯特之后，有些东西就不能再写了。他在天才与你的才华之间画了界线。他向你展示了处理小说人物的各种可能性。

《巴黎评论》：普鲁斯特塑造的人物特别触动你的是什么？

萨冈：可能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和未知的事情同样多。对我而言，这就是处于美妙意境中的文学：打个比方——本来也应该如此：一段漫长而缓慢的分析之后，我们远离有关斯万的全部东西：他的思维，他的故事。我们没有任何欲望去打探谁是斯万，只需要知道普鲁斯特是谁就足够了。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清楚：我的意思是斯万完全属于普鲁斯特。也许我们可以充分想象一个普鲁斯特式的玛塞，但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巴尔扎克式的斯万。

《巴黎评论》：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小说之所以能写成，是因为作者将自己想象成一个正在创作中的小说家的角色？

萨冈：不是。是读者先预设心目中的角色，然后寻找能写出他想要的故事的作家。

《巴黎评论》：那么人们常常寻找同一个小说家？

萨冈：本质上而言是这样的。更广义地说，我认为作家总是重复写着同样的书。我引导同样的人物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我还会继续保持着同样的念头写作。只有视角、方法、灯光在变化。如果比较粗暴地说，我觉得世界上有两种小说——仅仅多一种选择而已。一种只是简单地讲故事并用大量篇幅讲述——像本杰明·康斯坦丁的书一样，《你好，忧愁》和《某种微笑》像这种结构。然后，另一类书试着争辩和探讨书中的人物与事件——一本让人们讨论的小说。两类书的陷阱都是显而易见的：单纯的故事叙述往往与重要的问题擦肩而过。而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离题的长篇大论会损害到小说的效果。

《巴黎评论》：你是否会写一本让人们讨论的小说？

萨冈：会的。我想要——事实上我正在计划——一个人物阵容强大的小说——将会有三个女主角——性格比多米尼克和西西里，以及那两本书中的其他角色都更散漫更有可塑性。

我喜欢写的小说，是那种让人物可以从情节需要中解放出来，从小说自身和作者中解放出来的小说。

《巴黎评论》：在何种程度上，你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并保持对你的雄心的审视态度？

萨冈：呃，这是一个相当令人不愉快的问题，不是吗？我在阅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莎士比亚时会感受到自己能力有限。我认为这是最佳回答。除此之外，我从不考虑限制自己。

《巴黎评论》：你在短期内一下子挣到了很多钱。这改变了你的生活吗？你会像某些美国或法国的作家一样，在为钱写作和严肃写作间画出界限吗？

萨冈：小说的成功肯定多少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我突然有了很多只要我想就可以花的钱。但就我对自己的生活定位而言，并没有多大改变。现在我有了汽车但我仍然吃牛排。你知道，一个人的口袋里有很多钱是美妙的，但仅此而已。挣得更多或者失去金钱，这些前景永远不会影响我的写作方法——我写我的书，如果金钱能随后纷至沓来，那最好不过。

萨冈小姐因为不得不去电台工作而中断了采访。她向我们表示歉意并起身要走。这位带着些许轻蔑神情的迷人小姐，仅仅因为一本书，就赢得了大多数作家一生为之奋斗的众多读者。就这样结束了谈话，真有些难以置信。而且，当她站在客厅里对她母亲说：“再见，妈妈。我上班去了，我会准时回来的。”我们几乎将她想象成一个正匆匆忙忙赶去索邦大学上课的女大学生。

（原载《巴黎评论》第十四期，一九五六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