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说面具。野猪血淋淋的冲撞如此原始直接，恰恰激发出小说另一意象——面具——的潜在意义。面具是猪芭村早年日本杂货商人小林二郎店中流出，从九尾狐到河童的造型精致无比，极受老少欢迎。随着小林身份的曝光，所谓的本尊证明从来也只是张面具。知人知面不知心，比起野猪的龇嘴獠牙，或在地传说中女吸血鬼庞蒂雅娜飘荡幻化的头颅，日本人不动声色的面/具岂不更为恐怖。然而小说最终的面具不到最后不会揭开。当生命的真相大白，是人面，还是兽心，残酷性难分轩轾。

除了野猪和面具，猪芭村最特殊的还有鸦片。张贵兴告诉我们，鸦片一八二三年经印度倾销到南洋，成为华人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和感官寄托。即使太平洋战争期间，鸦片的供应仍然不绝如缕，平民百姓甚至抗日志士都同好此道。在罂粟的幽香里，在氤氯的烟雾中，痛彻心扉的国仇家恨也暂时休止，何况鸦片所暗示的欲望弥散，如醉如痴，一发即不可收拾。

野猪、面具、鸦片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在张贵兴笔下有了诡异的交接，或媾和。经过“三年八个月”，《野猪渡河》里人类、动物、自然界关系其实已经以始料未及的方式改变。兽性与瘾癖，仇恨与迷恋，暴烈与颓靡……共同烘托出一个“大时代”里最混沌的切面。在野猪与鸦片，野猪与面具，或鸦片与面具间没有必然的模拟逻辑，却有一股力量传染流淌，汩汩生出转折关系。

暴虐的魅惑、假面的痴迷、欲念的狂热。这里没有什么“国族寓言”，有的是反寓言。在人与兽的杂沓中，在丛林巨虫怪鸟的齐声鸣叫中，在血肉与淫秽物的泛滥中，野猪渡河了：异类动物的能量一旦启动，摧枯拉朽，天地变色，文字或文明岂能完全承载？张贵兴的雨林想象以此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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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华语世界有两位作家以书写婆罗洲知名，一位是李永平（一九四七——二〇一七），一位就是张贵兴。他们都对故乡风物一往情深，同时极尽文字修辞之能事。李后期的“月河三部曲”——《雨雪霏霏》《大河尽头》《朱鸰书》——写尽一位砂拉越少年成长、流浪的心路历程。他对岛上华人，尤其是女性，所遭受的侮辱和损害，有不能已于言者的伤痛。《大河尽头》挞伐日本和欧裔男性的淫行不遗余力；然而《朱鸰书》里，李永平却采取了童话形式，幻想不同族裔的小女生深入婆罗洲雨林深处，大战曾经蹂躏她们的元凶，报仇雪恨。李永平举重若轻，写出南洋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作为与历史暴力抗衡的方式。但他笔下那些女孩匪夷所思的冒险和胜利里，藏不住忧伤的底线：多半女孩其实早已经是鬼不是人了。

面对历史创伤，《野猪渡河》的态度截然不同。故事结束时，猪芭村民驱逐了日本人，只迎来了英国人。太阳底下无新事，死人尸骨未寒，活人继续吃喝拉撒生殖死亡。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野猪渡河》全书以主人公关亚凤一九五二年自杀作为开场，再回溯进入正题。亚凤英武挺拔，是猪芭村的英雄人物。在“三年八个月”占领期间度过无数考验和苦难，终于等到日军战败，猪芭村恢复平静。何以六年后，我们的英雄反而一心求死？此时的他已经失去双臂，成为一个杂货店的主人。在平淡的生活里，他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相对于此，小说最后一章以倒叙亚凤的挚爱爱蜜莉早年的经历作为结束。爱蜜莉是小说的关键人物，背景神秘，暂且按下不表。可以一提的是，她所象征的青春情愫，原初的女性诱惑其实是张贵兴不断处理的主题。早在《赛莲之歌》（一九九二）里，他已借用了希腊神话赛莲（siren）的典故，描摹青春女性那不可言状的召唤与牵引，让男人色授魂与，做鬼也要风流。而在《野猪渡河》里，他将赛莲调换成了色喜（circe）——希腊神话中另一位要命的女性。相传色喜有魔法，能将任何色欲熏心的男人变成猪。

关亚凤曾与三位女性有过情愫，他失去双臂和死亡与此有关。但历史的后见之明不禁让我们深思，就算关亚凤活下去，他日后的遭遇可能更好么？诚如张贵兴所言，华人在婆罗洲近三百年的移民史就是一部痛史。太平洋战争结束，布洛克王朝将砂拉越的管辖权交给英国殖民者。宣扬“反英反帝反殖”的砂共活动一九五三年开始。一九六二年，由印尼政府撑腰、马来人领导的共产党组织在文莱发起政变，殖民者大肆逮捕左派人士，大量砂华青年被逼上梁山，展开近四十年的对抗。一九六三年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但马来半岛（西马）与婆罗洲（东马）地理和心理上的对峙始终存在。“马来西亚”独立了，但砂拉越始终没有独立。与此同时，经过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后，不论东马、西马，华人地位日益受到打压。西马马共一九八九年走出丛林，东马砂共一九九。年弃械投降。砂拉越华人的历史节节败退，日后种种学说，不论是“灵根自植”还是“定居殖民”“反离散”，都显得隔靴搔痒了。

李永平《朱鸰书》以天马行空的方式超越现实，向历史讨交代，也为毕生的马华书写带来诗学正义（poeticjustice）。《野猪渡河》则走向对立面，发展出残酷版华夷诗学。历史的途径无他，就是且进且退，永劫回归——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野猪渡河”。小说的叙事开始于故事结束之后，结束于故事开始之前。我们仿佛看见关亚凤、爱蜜莉还有猪芭村人的命运：太平洋战争结束，再给他们二十年、三十年时间，恐怕也是介入一次又一次反殖民，反东马政权，反马来化……的斗争里，绝难全身而退。

我们想到鲁迅的名篇《失掉的好地狱》（一九二五）。人到了万恶的地狱，整饬一切，得到群鬼的欢呼。然而人立刻坐上中央，用尽威严，叱咤众鬼，当鬼魂们又发一声反狱的绝叫时，即已成为人类的叛徒，得到永劫沉沦的罚，迁入剑树林的中央。

人类于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权，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

……

曼陀罗花立即焦枯了。油一样沸；刀一样铦；火一样热；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转，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

……

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

《野猪渡河》诉说一段不堪回首的砂华史，但比起日后华人每下愈况的遭遇，那段混混沌沌的历史，竟可能是“失掉的好地狱”。张贵兴蓦然回首之际，是否会做如是异想？面向砂拉越华族的过去与现在，张贵兴是忧郁的。野猪渡河？野猪不再渡河。

*王德威，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edwardc.henderson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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