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倒不如这样说，瓦罗庄重的论述和清丽的美文，都遵循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哲学。庄重的论述仿效黑海之上的赫拉克利亚（heraclea）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des，去世于罗马纪元450年即公元前304年前后）所作的对话集，讽刺文则效法叙利亚加达拉（gadara）的梅尼普斯（menippus，活跃于罗马纪元475年即公元前279年前后）。这种选择意味深长。赫拉克利特作为一位作家，受到柏拉图哲学对话的鼓舞，醉心于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却完全无视其科学的内容，且本末倒置，将寓言诗的形式当作重中之重，所以他是一位备受推崇、读者广泛的作家，但绝不是一位哲学家。同样地，梅尼普斯也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哲学派系最真诚的文学代表，该派哲学的智慧，在于否认哲学，嘲讽哲学家，这也是第欧根尼犬儒学派的智慧。梅尼普斯是庄严智慧的滑稽导师，他用实例和玩笑证明，除了正直的生活，天上地下的一切都是无用的，而且最无用的莫过于所谓圣人的辩争。这正是瓦罗的创作模式，他的身上饱含着旧时罗马人对世风日下的时代的愤慨，充满了昔日罗马人的诙谐，也绝不缺乏可塑造才能，可是一见到任何不类似的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是观念甚至体系的东西，便彻底茫然失措，在缺乏哲学意识的罗马人中，他或许是最缺乏哲学意识的。不过瓦罗并不是一个奴颜婢膝的学生，他由赫拉克利特和梅尼普斯处获取创作的动力，同时取得创作的形式，不过他本性独特，具有显著的罗马特色。所以他的模仿创作，大体上依然不失其独立性和民族性。
瓦罗的哲学—历史散文
瓦罗的庄重论述文，议论道德格言，抑或是其他有普遍兴趣的主题。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他不屑于像赫拉克利特那样援引米利都小说，也不屑于向读者讲述例如阿巴里斯（abaris）和死亡七日后复活的少女等幼稚的小故事。他只是间或采用更为崇高的希腊神话的形式，例如“俄瑞斯忒斯论疯狂”一文。历史，尤其是瓦罗祖国的现代史，通常为他论述的主题提供更加合适的框架，所以这些小品文同时也被称为颂词（laudationes），就是对罗马贵族尤其是对宪政派科里菲氏（coryphaei）的歌颂。所以“论和平”一文，同时也纪念处于元老院长胜将军光荣行列里最末位的梅特路斯·西庇阿；“论神灵信奉”一文，同时有意怀缅备受尊崇的贵族和大祭司盖乌斯·库里奥（gaiuscurio）；“论命运”一文涉及到马略；“论历史创作”一文，与当时有第一史家之称的西塞纳相关联；“论罗马剧场的起源”一文，与导演戏剧无数、有王者风度的斯考鲁斯相联系；“论数字”一文，则涉及到高雅的罗马银行家阿提库斯（atticus）。西塞罗创作的“莱利乌斯友谊论”和“加图老年论”两篇文章，都以瓦罗的哲学—历史论述为范本，我们大概可以由此稍微知晓瓦罗处理这些主题时，所采用的半说教、半叙事形式。
瓦罗的梅尼普斯式讽刺
同样地，瓦罗也将新奇的内容和形式运用于梅尼普斯式的讽刺文，他大胆地把散文和诗歌结合起来，这是希腊原始作品所不具备的特点，而且瓦罗的作品完全浸染着罗马人的特质，或者可以说浸染着萨宾的乡土气息。瓦罗的讽刺文和上述论文相似，也论述了一些道德或者大众喜闻乐见的主题，以下标题可以作为例证：“赫拉克利斯柱与论荣誉”、“壶与盖，论丈夫的义务”、“酒壶的容量与论酒席”、“天花乱坠与论赞颂”。创作风格塑造的外在形式同样不可或缺，不过自然而然很少像“塞拉努斯与论选举”一样，从他本国历史中选取素材。反之，第欧根尼的犬儒世界在其中理所当然占据很大的比重，在瓦罗的作品中，犬儒学者、犬儒修辞家、骑士与狗、狗与饮水者、狗问答等意象此起彼伏。
此外，神话也成为诙谐幽默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草做的阿伊亚”、“苏格拉底派的赫拉克勒斯”和“一个半奥德修斯”，其中的奥德修斯在漫游中耗费的时间不是十年，而是十五年。在几篇残缺不全的文章里，例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六旬老者”、“早起的人”，戏剧和传奇的框架轮廓依然可见。瓦罗似乎通常将故事当作自己的经验来讲述，例如在“早起的人”中，故事中的人物登门拜访瓦罗，与他交谈，“因为他们知道瓦罗是一位作家”。至于上文提到的创作风格塑造的外在形式，其诗歌价值不容我们作任何确切的评判，在断章残简中仍有些许充满智慧和灵动的令人为之倾倒的表述，例如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里，主人公解脱枷锁之后，开了一个造人场，在造人场，富人金履（chrysosandalos）用牛乳和米利都蜂采集百花酿成的上等花蜡，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少女，这少女无骨无筋，无皮无发，纯洁而细腻，身材苗条，冰肌玉体，温柔而魅惑。
这种诗歌的生命在于论辩——不是卢奇利乌斯和卡图卢斯所进行的那种政治党争，而是一般性的道德上的斗争，例如庄重严肃的老者对恣意妄为的年轻人，寄居古典的学者对放荡鄙陋或者总是倾向于堕落的新诗，循规蹈矩的旧式好好公民对新罗马的斗争。用瓦罗的话来说，新罗马如同猪圈，如果努马（numa）回过头来看这座城市，再也无法寻觅到他昔日制定的、饱蘸智慧的法律遗轨。在宪政的斗争中，瓦罗履行了他认为公民所应尽的义务，不过他无心于党争——他曾经如是抱怨：“你们为何要把我从清净的生活中召唤出来，拖入你们元老院的污浊中去呢？”瓦罗属于话锋急切、言辞激烈的美好的旧日时光，不过他的心智是健全的。
纯粹罗马精神的宿敌是希腊哲学家，瓦罗对希腊哲学家的论战只是对新时代精神的传统反抗的一个方面，但是犬儒哲学的本质以及瓦罗的性情，导致梅尼普斯针锋相对地鞭挞哲学家，引起哲学家们的无尽恐慌——当他们把新出的论集寄送给这位“苛刻的人”的时候，不免心有余悸。哲学论述当然不是艺术。若要主人训练奴隶成为面包师，或许需要花费十分气力，而训练他自己成为哲学家，可能只需一分气力，当然，如果面包师和哲学家一同被带至拍卖场，糕饼技工的卖价必然百倍于圣人。这些哲学家何其怪哉！一位哲学家命人在自己死后将自己的尸体葬于蜂蜜之中——幸好人们未按其遗命行事，否则哪还有剩下的蜜酒？另一位哲学家认为人像水芹一样，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的。还有一位哲学家声称发明了一个世界钻机（kosmotorounei），未来终有一天世界会被这个钻机摧毁。
实际上，患病者所梦呓的荒唐，哲学家都曾述讲。
看起来十分可笑，一个长胡子——指的是一位讲词源学的斯多葛派人物——在称量金子的天平上小心翼翼地称每一个词，不过什么也比不上真正的哲学家的论战——斯多葛派的拳赛远远胜过任何力士的角斗。在讽刺文“马尔克城，论政权”中，马尔库斯按照自己的设想打造一座云中布谷之家，就像阿提卡在喜剧中让农民受益颇多，哲学家却备受磨难，斯多葛派成员安提帕特的儿子塞勒尔（celer）用一端证（di'-enos-leimmatos-logos），以鹤嘴锄击碎敌人的头颅，显然是对哲学的两端论法（dilemma）而言的。
瓦罗既有这种道德上的辩论倾向，又有尖刻而生动地将这种倾向表现出来的论述才能，这种论述才能，正如瓦罗在其八十高龄时创作的“论农业书”的对话形式中所表现的，到他极其苍老之际仍未丧失。而且瓦罗十分侥幸，同时对本国的风俗和语言知识了然于胸，这以随感的形式见之于他老年的语言学著作，不过在这些讽刺文中，其丰富性和新颖性表现得直截了当。瓦罗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何为乡土学者，通过多年亲身观察研究，瓦罗知晓罗马民族昔日的异质和与世隔绝，也了解它近代的变迁和瓦解，并且渊博地考证历史和文学文献，补充和深化自己对民族风俗和民族语言的直接认知。若他在我们所谓的理解力和学问上有任何欠缺之处，瓦罗的真知灼见、满腹诗书也足以补其缺漏。他既不拘泥典籍，也不寻求生僻的古词或者充满诗意的字眼，可瓦罗是一位传统的老者，也几乎可以算是个乡下人，他钟爱于自己熟悉的民族古典文学，所以怎能不在他的著作中细述自己心之所向、了然于胸的先祖风俗？他的表述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格言式的希腊成语和拉丁成语，以及昔日萨宾口语中的妙语及恩尼乌斯、卢奇利乌斯尤其是普劳图斯的记忆。
我们不应该凭借瓦罗老年论述语言学、发表时或许尚未完成的作品，进而评判其早期美文的创作风格，在这些作品中，从句理所当然地以关系句为主线，如同一条线上的诸多夜鸫。如上文所述，瓦罗不无原则地排斥力求严谨的创作风格和阿提卡式的整齐划一，而且他的美文虽然没有落俗到粗鄙和浮夸，但欠缺古雅之风，甚至有些不修边幅，句子组织不合常规，衔接十分生硬。与之相反，文中穿插的诗句不仅表明作者能够创作各种形式的节奏韵律，其工巧不亚于任何时下的诗人，而且有权身居“用诗歌和神圣的诗歌艺术排遣心中忧愁”的行列。瓦罗的小品文，和卢克莱修的说教诗一样，没有形成独立的派别，除了一以贯之的原因之外，还因为这些作品带有纯粹个人的特点，这种特点与作者本人的高龄、田园气息，尤其是博学多知不可分离。
在瓦罗的作品中，梅尼普斯式的讽刺文的数量和地位似乎远远超过庄重的文章，当时以及后世喜好独创风格、具有民族精神的人士，无不为其优美别致和幽默诙谐所倾倒，虽然如今我们已然无法赏阅这些文章，但依旧可以或多或少从尚存的断句残篇中知晓作者“欢笑和戏谑都不无分寸”。作为旧公民时代高尚精神最后的余息，作为罗马民族拉丁诗歌最晚期的萌芽，瓦罗的讽刺文值得诗人写在自己的遗嘱诗中，把这些梅尼普斯式的作品介绍给每一个关心罗马和拉丁姆繁荣的人。因此，无论是在意大利人民文学，还是在他们的历史中，这些讽刺文章都地位尊显。
西塞纳的历史创作
批判地进行历史创作，如古典时期的阿提卡作家之书写本民族历史，以及后来波利比乌斯之书写世界史，罗马人却从未真正做到。甚至在最适宜进行批判历史写作的场合——叙述当代和最近历史事件的时候——总体看来，罗马作家也只有或多或少的尝试。特别是从苏拉到恺撒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成就，甚至比不上前代的安蒂帕特和阿塞利乌斯著作表现出来的不甚重要的贡献。本时期唯一的批判历史著作，是卢奇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塞纳（luciuscorneliussisenna，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副执政）的《同盟战争和内战史》。读过这部书的人都声明此书既形象生动又流畅易懂，远胜于此前枯燥无味的编年史，不过此书的风格有失纯正，甚至落俗到幼稚，而且从所剩无几的断简残章看来，我们能见到的无非是对恐怖事物卑劣而琐碎的描写，以及些许新造的或取自于俗语的词汇。再者，西塞纳的模范，或者说他唯一熟悉的希腊历史学家，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传》的作者克里塔库斯（clitarchus），这本传记徘徊于史书和小说之间，仿照署名为库尔提乌斯（curtius）的野史，如是，我们便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西塞纳的历史著作并非纯粹历史批评和史学艺术的产物，而是罗马人在希腊人热衷的、将历史和野史混合的初次尝试，这种混合作品本来意图利用虚构的详细情节，使历史事实演绎得更加生动形象，但是结果反而使其意味索然，真相佚失。所以西塞纳翻译希腊的时新小说，也不足为怪。
罗马城编年史
当然，对于一般的罗马城史，甚至世界史而言，凄婉景象远甚于此。考古研究日益活跃，人们期望可以通过利用文献和其他可靠的史料，纠正时下流行的表述，不过这种希冀并未成为现实。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明显地察觉到创作一部批判的罗马史书意义深远。研究和表述的困难已经很大，不过最大的阻碍并非来自学术层面。传统的罗马早期历史，为人传述和相信已有三百余年之久，与罗马民族的日常生活深刻交织，在任何深入而忠实的研究中，早期历史的详细情节须多处更改，与法兰克人关于法拉蒙王（pharamund）以及不列颠人关于亚瑟王（arthur）的古史一样，整个叙述体系都需要推倒重来。守旧主义的研究者，例如瓦罗，绝不会有意愿着手这种工作，如果一位自由思想家着手此事，所有良好公民必然会一同声讨这些极其败坏、甚至企图夺走宪政派的过去的革命党。所以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妨碍了历史创作的进展，而非指导历史创作。瓦罗和开明之士显然认为编年史无可救药，弃之不顾，或者至多像蒂乌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tituspomponiusatticus）那样，将官方和氏族的人名录列成简单的表格形式——这使希腊—罗马的比较年代学最终确立，并流传后世。
不过罗马城历史的创作理所当然从未停止，诗歌和散文不断融入那些无聊人给无聊人写的大部头里，同时著书立说者已有一部分是获释奴隶，他们完全不关心所谓的研究。这些作品如今均已散佚，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作品不仅毫无价值可言，而且大多数甚至充满了偏狭和虚伪。当然，昆图斯·克劳狄乌斯·夸德里伽利乌斯（quintusclaudiusquadrigarius，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前后）的编年史依然仿照旧式传统，不过创作风格优良，至少在神话时代的叙述上，力求简洁，实属可嘉。盖乌斯·李锡尼·马克尔（gaiusliciniusmacer，前副执政，逝世于罗马纪元688即公元前66年）是诗人卡尔乌斯的父亲，也是一位热心的平民党人，与其他史家不同，马克尔自称致力于文献的研究和批评，可是他的《床布书》（librilintei）及其独特的其他作品令人十分困惑，而且为了平民党的利益篡改了所有的编年史——篡改的规模很大，一部分流传到后世的史家——这些都可以追溯到马克尔。
瓦勒里乌斯·安提亚斯
最后，瓦勒里乌斯·安提亚斯（valeriusantias）创作的烦冗以及天真的叙述超越了前人。伪造数字大行其道，甚至连当代史都不能幸免。罗马上古历史本就意趣索然，重编之后依旧索然无味，例如圣君努马尊奉仙人伊吉里亚的指示，用酒抓住福努斯（faunus）和庇库斯（picus）二神的叙述，以及此后努马和朱庇特神进行的美妙交谈，作者们十分迫切地向所谓罗马传说历史的信奉者推介，希望他们相信，或者至少大体上相信这些事件的存在。如果本时期的希腊小说家让这种仿佛为他们量身定制的素材逃出手心，那就不免怪哉了。实际上，当时也不乏把罗马历史写成野史的希腊文人，例如上文提到的侨居罗马的希腊文人亚历山大·波利希斯特所创作的五卷本《论罗马》，该书把陈腐的历史传说与倾向于色情的琐碎的杜撰杂糅在一起，令人心生反感。根据我们的推断，波利希斯特或许是一事的始作俑者，即从特洛伊灭亡到罗马兴起的这段时间，按照二者的野史推算应该有五百年，时间上才可能联系起来，所以波利希斯特用一种埃及和希腊史家习以为常的无所作为的君主名录补其缺漏，因为综合看来，是波利希斯特塑造了阿文提努斯王（aventinus）、第伯里努斯（tiberinus）以及阿尔巴的西尔维氏（silvii），所以后世若有其事地分别给他们附上姓名、在位年代，而且为了更加明确，给他们附上一幅画像。
如此一来，希腊的历史小说全方位融入罗马的历史创作中，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称之为罗马上古时期遗闻的，可能很多取自与高卢的阿马迪斯（amadis）和福克（fouque）的侠士小说相似的史料——对于那些通晓历史的诙谐幽默，并且能够领会公元十九世纪某些人对努马王依旧心怀虔诚和崇敬的滑稽，这是个启发心智的思想。
涅波斯与世界史
在这一时期内，罗马文学里出现了与本民族编年史并立的世界史，或者更准确地说，罗马史和希腊史的结合。提西努姆的科尔涅利乌斯·涅波斯（corneliusnepos，罗马纪元约650—约725年即公元前104—前29年）首先编纂了一部世界编年史（发表于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以前）以及一部普通传记集，把罗马和希腊政界和文学界的名人、对两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按照一定的分类整理排列。这些作品与长期以来的希腊世界史同宗同源。希腊的世界史，例如加拉廷王德奥塔鲁斯的女婿卡斯托（kastor）的著作，本来以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为时间终结点，现在又开始将此前忽略的罗马史收录在内。与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一样，罗马的这些世界史著作也企图以地中海世界史代替相对地方性的历史，然而在波利比乌斯作品中某些来源于明达晓畅的概念、深邃历史洞见的内容，在这些编年史中却成为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必不可少的产物。这种世界史、学校教育的课本或提供参考的手册，以及一切与之相关、以后在拉丁语言里亦十分丰富的书籍作品，都不能归于具有艺术性的史学之列，尤其是涅波斯本人，他只是一个既没有独特的思想精神，又不具备系统协调布局的编辑家。
本时期的史学成绩斐然，且独具一格，但是和那个时代一样，远不足以令人心生快感。希腊和罗马文学错综复杂地交织在历史领域的最为显著者，正是在这个领域内，两种文字在内容和形式上首先合二为一。从前，希腊—罗马历史统一的概念曾经使波利比乌斯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如今这种统一概念，希腊和罗马的童子在学堂中就已习得。不过这个地中海国家在自觉存在以前，就已经有史家存在了，如今这种感觉已经落地生根，遗憾的是希腊和罗马却没有能够将其正确表现出来的人。西塞罗如是说：“罗马不具备历史著作之法。”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此言非虚。做研究的无心于历史创作，进行历史创作的人无心于研究，故而史书只能徘徊于课本和野史之间。一切纯粹的艺术——史诗、戏剧、抒情诗、历史——在这虚无的世界里终属虚无，但在其他艺术形式中，西塞罗时代的智力衰落，远远不及在史学上表现得这般明晰和可怕。
恺撒的军事报告——历史附属文献
另一方面，本时期的小史书籍，除了诸多微不足道、已被世人淡忘的作品之外，出类拔萃的一流著作，当属恺撒的备忘录，或者说是这位民主将领给向其授命的人民提交的一份军事报告。该报告已经完成的部分由作者自行发表，叙述从凯尔特战役到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为止的这一段历史，其目的显然是向大众极力辩护恺撒形式上不合法纪的行为，即没有当局授命，就攻陷一个大国，并为此不断扩充自己的军队。该报告写成并发表于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当时罗马反对恺撒的声音风起云涌，恺撒被要求解散军队，听候查办。这份申辩书的作者如是表述，自己完全以军官的身份进行书写，并小心谨慎避免将军事报告扩展到政治组织和管理的危险领域。恺撒以军事报告体裁偶然创作的党派文章，和拿破仑的战报一样，本身就是历史作品，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却不是、也不应该是历史作品，因为这篇叙述的客观形式不是历史的，而是公文形式。不过在这种质朴的文章中，这是一篇尽善尽美的杰作，非罗马文学的其他作品所能及。其叙述简洁而无遗漏，素朴而不随意，透彻生动而不矫揉造作。语言全无古词和俗语，是新式优雅文气的典范。在这部叙述内战的书中，我们似乎可以觉察到作者曾试图避免战争却不能如愿以偿，或许也能感觉到在恺撒的心灵深处，和其他人一样，怀着希望的时候洋溢着清新和纯洁，实现的时候却不复如是。不过这部叙述高卢战史的作品洋溢着光明、安宁和简单的美妙，这在文学上独一无二，正如恺撒在历史上独一无二。
书信集
与上述相似的，还有本时期政治家和文人们的书信集，到了一个时期以后才有人把它们搜集起来，予以发表，恺撒本人和西塞罗、卡尔乌斯等人的书信集就在此列。这些书信集更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却是史学和其他研究领域的宝贵文库。而且在这个时期，过去诸多可贵的劳绩、思想精神和聪明才智都耗费在琐事上，这些书信集就是本时期最真实的写照。
新闻报纸
罗马从未形成今日所谓的新闻文学，文学论战依然局限于小册子和当时普遍流行的习俗，即用铅笔或墨笔把要通知公众的告示写在公共场所。另一方面，身份高贵者不在首都时，通常差使手下记录每日的事件和首都的新闻。为了能够即时宣布元老院会议录的梗概，恺撒早在第一次担任执政官的时候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由罗马穷酸文人的私人记载和官方的时事报告，兴起了一种首都新闻报纸（actadiurna），这种新闻报纸记载公众面前和元老院里讨论的事项纲要，以及出生、死亡及诸如此类的事宜。这些也成为十分重要的史料，不过在政治和文学上依然无关紧要。
政治演说辞写作的衰落
演说辞的写作也应当属于历史文学的材料补充。无论是否书写在纸张上，演说辞都带有临时性，不属于文学的范畴，但是与报告和书信一样，而且较之二者更加容易，由于发表的时间意义深刻以及演说人超强的感染力，可屹立于民族文学的永久宝藏之列。故而在罗马，在公民或陪审员面前发表的政治演讲记录，早已在公众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尤其是盖乌斯·格拉古的演说辞，应该归于罗马古典作品之列。不过在这一时期，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特殊的变化。政治演说辞的写作与政治演说本身一样，每况愈下，其道式微。和上古国家的情形一样，罗马的政治演说也以公民大会上的讨论为高潮，因为在这里，演说家不像在元老院里那般顾忌同僚和繁文缛节，束手束脚，也不受在法庭为控诉和辩护上与政治本身无关的利益所束缚，只有在公民大会上，面对以他的唇齿为转移的整个强大的罗马公社，胸中方能汹涌起澎湃的豪气。但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演说家似乎不缺乏，面向公众发表的演说辞似乎也并不缺乏，恰恰相反，政治写作开始丰富起来，宴会中开始经常出现一种怨言，埋汰主人向宾客诵读最近的演说辞，令他们心生懊恼。
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命人将他对公众的演说制作成小册子发布，盖乌斯·格拉古也曾采用这样的办法。不过二人做了同样的事，结果却大不相同。这样一来，甚至连反对派的重要领袖，尤其是恺撒，也不经常向公民发表演讲，而且也不再公布他们的演说辞。实际上，他们一方面也在传统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但在演说辞（contiones）体裁之外，另寻一种临时的政治写作体裁，在这些写作体裁中，赞美和毁谤加图的文章尤其值得注意。这一点不难解释，盖乌斯·格拉古过去向公民发表演说，现在公民向平民发表演说，有什么样的听众，就会有什么样的演说辞。难怪声名显赫的争论作家，都避免用这种仿佛向聚集于罗马广场的群众致辞的文体。
西塞罗辩护文学的兴起
所以就其以往在政治和文学上的价值而言，演说辞的写作与一切发源于国民生活的文学分支都走向了衰落，与此同时，一种奇特的非政治的辩护文学却开始形成。
罗马人从来不知晓，律师的演说辞不仅是为法官和官司双方所作，而且具有以文字启发当代和后世的作用。律师不会把自己的辩护辞令写下来发表，除非这些辩护同时具备些许政治演说辞的性质，以便适于用作党派文章进行流传，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甚至这一时期初最著名的罗马律师昆图斯·赫滕希乌斯（quintushortensius，罗马纪元640—704年即公元前114—前50年），也仅公布了少许演说辞，而且他所公布的似乎都是政治性或半政治性的东西。
继昆图斯之后的罗马律师界领袖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罗马纪元648—711年即公元前106—前43年），此人从一开始就兼为作家和法庭演说家。他时常公布自己的辩护辞，甚至是与政治毫无关系或者仅存在些微关系的辩护辞。这不是进步，而是异常和倒退。在雅典，非政治的辩护辞成为一种新的问题，也是一种病态的征候，而在罗马更是如此，因为雅典过分讲究修辞学，似乎不可避免会产生这种畸形的东西，罗马则不然，罗马文学离经叛道，违背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任意从国外引进这种畸形产物。然而这种新的文学体裁迅速流行，一方面是因为它与之前的政治演说辞写作有诸多吻合和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是因为罗马作家毫无诗意、因循守旧，且喜用修辞，为新文体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即使在今日，律师的演说辞，甚至某种诉讼文学，依然在意大利占有一席之地。
西塞罗其人
如是，西塞罗之后，脱离政治的演说辞写作便开始进入罗马文学界。在上文，我们已经屡次提及这位多才多艺的人。西塞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目光短浅、心无主见且胸无大志，先后沦为平民党、贵族和君主的工具，自始至终都是个毫无远见的利己主义者。在他似乎有所作为之处，所涉及到的问题无不尚待解决，所以在维尔列斯（verres）一案中，元老院的法庭已经撤销的时候，西塞罗才站出来发表反对意见；他在伽比尼乌斯法的讨论中默不作声，却为曼利尼斯法而奔走呼告；卡塔利纳已经决定离开罗马的时候，西塞罗才对此人大发雷霆，诸如此类的事一再发生。西塞罗勇猛抵抗糖衣炮弹的攻击，轰然打倒许多纸糊的墙，但无论是与非，没有任何一件大事是他解决的，尤其是卡塔利纳党羽被杀一事，是由于他的默许，绝非因为他的主使。
关于文学，我们已经有所提及，西塞罗是新拉丁散文的开山之人，他之所以举足轻重，是因为熟谙文体，只有作为文体学家，他才能胸有成竹，反之，西塞罗作为作家和政治家的身份都无足轻重。他曾经尝试过各种类型的创作，用长篇累牍的六步诗歌咏马略的丰功伟绩，赞美自己微不足道的成就，用言辞疾厉的演说在战场上击退德摩斯梯尼，以哲学对话败退柏拉图，只是因为时间不足，未能打败修昔底德。实际上，西塞罗自始至终都只是广泛涉猎，却又浅尝辄止，所以不管在任何一个领域，他带来的影响都微乎其微。西塞罗是一位极其糟糕的新闻记者，他曾坦言自己言辞过多，思想却不可思议地贫乏。在任何文学领域，他都能够借助少量书籍，翻译或编撰一篇可读的文章。
西塞罗遗留下来的书信最真切地反映出他的性格。人们常常称赞这些书信读来趣味横生、耐人寻味，真实反映了贵族的城市或别墅生活。不过在作者被迫自力更生的时候，比如在被放逐的途中，在西利西亚以及法萨卢之战以后，他的书信变得索然无味且虚无空泛。只有当一位通俗文艺栏的作家被驱逐出自己熟悉的圈子，他的心灵才会受到如此重创。西塞罗作为政治家和文学家，作为一个寻常之人，除了稍加浮饰的浅薄和冷酷无情，没有任何突出的表现，无需赘述。
我们还需要继续描述这位演说家吗？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尤其是作为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信念或激情从内心深处汹涌而出，有如一条澄澈奔腾的河流，非其他众多有名无实的演说家所能比肩。西塞罗既无信念亦无激情，他只是一位律师，还是一位并不高明的律师。他知晓如何通过奇闻轶事把案情叙述得深刻动人，知道即使听众不能领会其意也会激起情感上的共鸣，懂得如何用大部分对个人的戏谑和妙语连珠，排遣司法事务的枯燥。西塞罗相对优美的演说辞，虽然远不及同类的绝佳著作自然优雅和深中肯綮，例如包玛榭备忘录（memoirsofbeaumarchais），但却是晓畅易懂的读物。不过在严谨的批评家看来，上述的优点未必是难能可贵的优点，任何阅读西塞罗演说辞的读者，在关于宪政问题的演讲中绝不会有政治的认识，法庭演说绝无法学上的推断，将义务的利己主义抛之脑后，永远只关注律师本人，却对诉讼案不予理睬，其中思想枯燥贫乏，令人心生不悦。
西塞罗主义
如果说有任何惊异之处，其实并非西塞罗的演说辞，而是演说辞引发的赞赏。对于西塞罗其人，任何心无偏私的人都很快知根知底，不过西塞罗主义却委实令人费解，我们只能将其归结为人性的深邃奥秘，即语言及其给人心灵带来的震撼。备受推崇的拉丁语，作为民族语言即将凋亡之际，仿佛再次被这位炉火纯青的文体学家从死亡线上攫住，应用于自己丰富的著作中，语言所激发的力量，唤起的虔诚，为这些著作倾注了些许活力。罗马没有伟大的拉丁散文作家，因为恺撒和拿破仑一样，成为作家纯属偶然。因为罗马缺少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人们便把西塞罗这位伟大的文体学家当作拉丁语言的大师，也难怪西塞罗的读者和西塞罗一样，从不过问写作的内容，而仅仅在意写作的方式，之后语言力量发轫的，习俗和教师就能够完成。
反西塞罗主义：卡尔乌斯及其追随者
不难想象，西塞罗同时代的人绝不会像后人那般陷入所谓的偶像崇拜。虽然西塞罗风格影响了罗马律师界整整一代人，正如臭名昭著的赫滕希乌斯风格带来的极其恶劣的影响。不过最为举足轻重之人，如恺撒，却永远不会沾染这种风气，而且在后辈中，年轻活跃的有识之士无不斩钉截铁地反抗这种鱼龙混杂、孱弱无力的演说方式。他们认为西塞罗的语言既不简洁，又不严谨，诙谐有失生动，布局不够明白晓畅，没有明确的组织，尤其是他的雄辩之才完全缺乏演说家具备的激情。人们开始舍弃罗德斯的折中主义，回归真正的阿提卡人，特别是回溯到吕西亚斯（lysias）和德摩斯梯尼，意图将一种更加铿锵有力、气魄雄健的辩论术引入罗马。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严肃而呆板的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juniusbrutus，罗马纪元669—712年即公元前85—前42年），宪政党的马尔库斯·科利乌斯·鲁弗斯（marcuscaeliusrufus，罗马纪元672—706年即公元前82—前48年）和盖乌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库里奥（gaiusscriboniuscurio，逝世于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后面二人都是慷慨激昂、朝气蓬勃的演说家，以诗人身份广为人知的卡尔乌斯成为这些青年演说家的领导人物，还有严正守义的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asiniuspollio，罗马纪元678—757年即公元前76—公元3年）。
不可否认，这种后期的演说文学更加趣味横生、精神昂扬，即使把赫滕希乌斯和西塞罗的演说词联合起来，也不能与之平分秋色。可是革命风潮突起，在这群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中，除波利奥外，其余的很快都不复存在，我们无法知晓，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本可以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取得了何种程度的发展。他们历经的时间太过短暂，新的君主制一开始就打击言论自由，随即彻底禁止政治演说。自此以后，虽然属于次要类别的纯粹律师辩护辞仍留存在文学之中，但是更为高雅的、完全依附于政治活动的演说艺术和辩论文学，必然会和政治活动同归于永寂。
西塞罗将虚拟对话应用于专门科学题材
最后，在这一时期的美文中，兴起了一种按照艺术方式处理专门学术题材的对话体文章，这在希腊广为流传，罗马亦早有些许迹象。尤其是西塞罗，他曾屡次尝试采用这种对话体裁论述修辞学和哲学主题，让专业丛书读来简明易懂。他的主要著作有《论演说家》（deoratore，作于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罗马辩论史》（论《布鲁图斯》的对话，作于罗马纪元708年即公元前46年）以及其他关于修辞学的小品文；另有《论共和国》（derepublica，作于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该书联合了以柏拉图著作为蓝本的《论法律》（delegibus，约作于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这些都不是伟大的艺术作品，但毋庸置疑，它们是使作者长处得到最大展现，而短处得以最好隐藏的作品。
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较之献给赫伦尼乌斯的修辞学，其说教之精辟、思想之深刻方面，都远不能相提并论，不过这些著作却收录了许多叙述轻快而有趣的法庭经验和法庭轶事，而且确实解决了寓教于乐的问题。《论共和国》以一种异常复杂的历史和哲学混合的结构，论述了一个根本思想：罗马现有的政体大致就是哲学家们所追求的理想政体。当然这种思想既非哲学又非历史，甚至并非作者本人所特有的观念，但我们可以想见，这会成为流行不衰的观念。
西塞罗的这些修辞学和政论作品，其科学基础自然完全来自于希腊，而且其中许多细节，例如《论共和国》宏伟壮丽的结尾、西庇阿的梦境，直接取自希腊作品，不过在论述当中极力表现罗马的民族色彩。如此说来，这些作品可谓具有相当的创造性，而且在政治上的优越感，对希腊人而言，诚然是罗马人无可厚非的权利，所以西塞罗甚至以某种独立的姿态对抗希腊的作品。毫无疑问，西塞罗的对话形式既不是大多数希腊虚拟对话的纯粹问题辩证，也不是狄德罗或莱辛（lessing）的那种真正的对话，然而聚集在克拉苏和安东尼周围的众多律师、西庇阿派的政治家们可谓少长咸集，为西塞罗提供了灵活高效的架构，和引用史实和奇闻轶事的适当渠道，以及方便进行学术探讨的立足点。其风格之精巧优美，堪比最出类拔萃的演说辞，所以更加令人心旷神怡，作者本人对此也很少无故的感慨。
如果说西塞罗的这些带有哲学色彩的修辞学和政论作品不无可取之处，那么与此相反的，他晚年被迫赋闲（罗马纪元709—710年即公元前45—前44年），投身于哲学研究，匆忙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编撰了一部丛书，却是绝对的失败。原因十分简单，亚里士多德的通俗著作主要采用对话形式叙述和批评各种旧有的学说，西塞罗大胆地加以模仿，将讨论同一问题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派以及综合学派的著作，只要是他接触到的，都相互联系起来，编成一篇所谓的对话录。西塞罗要做的，不过就是从现存给将来著作使用的大量引言中，任意挑选一篇作为新书的序言。注入某种通俗化的特质，把罗马的事件和典故穿插其中，并不时旁征博引一些毫无关联、作者和读者却熟悉的事物，例如在《论伦理》（deofficiis）中，提及演说家的行为举止，揭露某种拙劣。一位文人未能企及哲学思想的高度，甚至不具备哲学知识，便急切而果断地投入写作，意图模仿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大错在所难免。当然，通过这种方法，诸多大部头作品很快批量制造出来。作者的友人惊叹其著述颇丰，作者写信回答道：“这些作品都是毫不费力抄下来的，因为我只需倾之以字句，而字句俯拾皆是。”对此我们无需赘述，不过若有人意图通过这种抄抄写写造就经久不衰的作品，我们必然要劝其在文学上尽量保持体面的缄默。
瓦罗与拉丁民族语言学
科学中唯一表现出勃勃生机的便是语言学。西洛（silo）已经拟定了拉丁民族范围内的语言和文物研究计划，尤其是其学生瓦罗，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该计划。随即出现了语言总库的综合论述，尤其是菲格拉斯（figulus）的文法广注和瓦罗的长篇著作《论拉丁语》（delingualatina）。在文法和语言史的专著方面，有瓦罗《论拉丁语惯用法》《论同义词》《论字母的产生时间》《论拉丁语起源》等文章。古典文学的注解方面，有普劳图斯作品的注解，还有关于文学史著作、诗人传记，以及关于古代戏剧、普劳图斯喜剧的分幕、普劳图斯喜剧真伪等的研究。
拉丁考古学以全部古史以及除实用法律以外的礼法制度为研究范围，研究成果网罗于瓦罗的《论古代的人事和神道》一书中，该书一直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发表于罗马纪元687—709年即公元前67—前45年之间）。该书的前半部分“论人事”叙述了罗马的原始时期，城乡的划分，年月日的知识，最后叙述境内和战时的国事；后半部分“论神道”，对国家的神学理念、专家院、圣地、宗教节日、供献和献祭以及神灵本身的性质和意义都有简明的解释。此外，除了一些专著——例如论罗马民族的起源、论出自特洛伊的罗马氏族、论部族——之外，还有一个规模更大、更加独立的补编，即“论罗马人民的生活”，这是罗马风格历史著作值得一提的尝试。该书简略叙述了王政时期、共和初期、汉尼拔时期以及最近时期罗马的家庭、经济和文化的状况。瓦罗这些著作的基础是关于罗马及其邻近希腊的经验知识，他的这些知识与其他罗马人——不论前人还是后来者——相比，都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刻，他对事物的积极观察和文学的研究都给这些知识裨益甚多。同代人对他的赞誉可谓实至名归，他们称颂瓦罗让那些在自己世界里毫无存在感的国民知晓了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教导罗马人认知自己的身份以及立足的这块土地。但如若人们欲从中寻求批判和组织，则必然将无果而终。
瓦罗对希腊的认知来源似乎些许混乱，有迹象表明，甚至关于罗马的知识见解，作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历史小说的影响。毫无疑问，瓦罗只是将这些信息材料堆砌在一个恰如其分的框架上，却并未进行分类和梳理，使其井然有序、条理清晰。尽管瓦罗极力促使传说和亲身阅历协调一致，但他的科学著作依然带有盲目信仰传说和不切实际的经院哲学的弊病。所谓以希腊语言学为依托，不过是模仿其缺点，却对其优点置若罔闻。例如瓦罗和当时其他的语言学家都把谐音当作字源学的依据，如此一来，他们必然陷入纯粹的猜想，继而无法避免地直入谬误的深渊。无论就其经验的准确和丰富，还是其经验的缺乏与方法的不足而言，瓦罗派的语言学和英国民族语言学十分相似，而且前者与后者一样，都以古戏剧为研究中心。我们在上文提到，君政时期的文学，发展出和语言经验主义背道而驰的语言规则。饶有兴味的是，新文法家的领导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恺撒，他首先在“论类比”一文中论述迫使自由语言服从于规则的权威。
其他专门科学领域
与语言学领域的风生水起相比，其他学术领域并没有多少声息，实在令人诧异。哲学领域稍许重要的东西——例如卢克莱修采用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的襁褓诗体，论述伊壁鸠鲁和西塞罗较为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带来影响，获得读者的青睐，并非因为其哲学内涵，而是因为跨越了这些哲学内涵，纯粹因为其形式之华丽。伊壁鸠鲁的文章和毕达哥拉斯的著作都有许多译本，如瓦罗的鸿篇巨著《论数的要素》，以及菲古鲁斯更加宏篇巨制的《论神灵》，毋庸置疑，既无学术价值，又无形式上的意义。
甚至专门科学也鲜有人问津。瓦罗用对话体创作的《农业论丛》，无疑比加图和萨赛尔纳的著作更加条理清晰，所以瓦罗时常对二位前辈进行斥责和抨击。不过总体看来，瓦罗的著作是埋头研究、伏案书写的成果，而不像较早期的作品源自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关于瓦罗和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鲁孚斯（serviussulpiciusrufus，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执政官）的法律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它们为罗马法学贡献了一些辩证法和哲学的点缀。此外，除了盖乌斯·马提乌斯（gaiusmatius）论烹饪、腌制和贮藏的三本书之外，无需赘述——据我们所知，这是罗马最早的关于烹饪的作品，而且因为是出自贵族之手，所以无疑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君主政制日益倾向于希腊化和实利主义，促进了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由于数学和物理学在少儿教育上的地位日益重要，以及二者在各方面的实际应用来看，此事显而易见。在实用方面，除了改良历法，可付诸笔墨的还有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地理挂图、造船和乐器的技术进步。设计和建筑方面，有瓦罗所描述的鸟房、恺撒部下工兵在莱茵河搭起的板桥，甚至还有两个半圆形的预备拼接在一起的木架——使用的时候先分成两个戏场，而后合成一个半圆形的戏场。
举行人民节庆的时候，经常会公开展览外国的天然奇物，恺撒在其战报中夹叙的稀奇罕见的动物。如此看来，如果亚里士多德再世，定能再次遇到将其奉为上宾的君主。不过在这个领域里，见于表述的著作大多以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为依据，例如菲古库斯对希腊和蛮族（即埃及）天文观测的比较研究，以及他论述动物、风和生殖器的著作。希腊的物理学研究已然偏离正轨，从亚里士多德的在万物中求法则的努力，日益转入依靠经验、不加批评地对自然界的外在和奇特现象的观察，一旦自然科学作为自然神秘哲学而存在，它带来的不是启迪和激励，而只能是愚昧和麻痹。面对这种研究，人们不如满足于西塞罗奉苏格拉底名言的陈词滥调——自然研究所追寻的不是无人能认知的事物，就是无人需要认知的事物。
建筑艺术
最后，如果我们将视线投回到艺术，这一时期的艺术依然一片惨淡，精神生活遍布乌云。共和末年，由于财政困难，国家的建筑事业几乎完全陷入停滞状态。罗马贵族建筑之奢华，我们在上文已提及，由此建筑师学会了在云石上大费周章——数种有色大理石，如努米底亚的黄云石（gialloantico）等，都在这一时期成为时尚，卢那（luna，即卡拉拉）的云石矿也在这一时期被开采——他们开始在房间的地面上镶嵌花饰，把云石板砌在墙上，或者把隔间的墙壁绘成云石的形状——这是之后壁画的雏形。然而这种奢华对艺术毫无裨益。
造型艺术
在造型艺术上，鉴赏和收藏水平与日俱增。一位鉴赏家在他人面前提起某件“普拉克西特勒斯”（praxiteles）的艺术作品，他们若还像加图那样毫不知晓，那便是纯粹的装模作样。人人都去旅行和考察，艺术导游，即当时所谓的exegetae，成为不错的职业。人们开始郑重其事地搜寻古代的艺术品——当然，他们很少搜寻雕像和绘画作品，却十分热衷于各种精巧的器具以及室内装饰品和餐桌装饰物。在那个时候，卡普亚和科林斯的希腊古墓就已被人发掘，侵盗其中殉葬的青铜器和陶器。一个小铜像卖价四万塞斯特斯（折合400英镑），一对价值不菲的地毯卖价二十万塞斯特斯（折合2000英镑），一架精美的铜质烹饪机，价值竟然高于一份田产。
在这种狂热追求艺术的氛围中，多金的艺术爱好者必不可免地时常受到报信人的欺骗；不过小亚细亚拥有丰富的艺术品，特别是因为这个地方经济遭受重创，许多真正古老而珍稀的装饰品和艺术品辗转于市场，所以从雅典、叙拉古、希俄斯、波加梦、开俄斯、萨摩以及其他古代艺术的发源地，所有出卖品甚至许多非卖品，都流入罗马贵族的府邸和庄园。例如我们在上文叙述的，卢库勒斯的家中藏有诸多此类的艺术珍品。卢库勒斯确实遭到指控，或许是不无缘由的指控，原因是他曾为了满足对美术的追求，玩忽职守，弃将军的责任于不顾。美术爱好者们成群结队赶赴卢库勒斯的府邸，一如现在人们蜂拥而至鲍格才庄园（villaborghese）。彼时，他们就开始抱怨这些宝物都被收藏于显贵人物的府邸和庄园，他们必须大费周折，争取到主人的许可，方能一睹珍品。与之相反，罗马的公共建筑并没有大量出现希腊建筑大师的著名作品，而且首都很多神庙里依然只立着昔日木雕的神像。至于艺术的应用，几乎没有值得表述的内容。这一时期罗马的雕刻家或画家，除了一位名唤阿雷利乌斯（arellius）的，无人见于记载。阿雷利乌斯的画作之所以畅销，不是因为其艺术价值高，而是因为这个狡猾的酒色之徒，将女神像画成他当时恋人的模样。
音乐和舞蹈
在公众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音乐和舞蹈的地位日趋重要。在这一时期戏剧的发展中，舞台音乐和舞蹈剧已经取得独立地位，我们在上文已有叙述。可以补充一点，现在的罗马，希腊音乐家、舞蹈家和演说家已经频繁登上舞台公开表演，正如在小亚细亚，总而言之，这在希腊和希腊化的世界里已然成为惯例。此外，音乐家和舞女在宴会或者其他地方奉命表演，贵族自己家中有管弦乐器并蓄养乐队，都已经不足为奇。不过从音乐被收录为公认的教育课程来看，贵族界本身也对奏乐和歌唱十分热衷。至于舞蹈，暂且不说女子，前执政官都因此受到斥责，人们控诉他们在小型集会里表演舞蹈。
君主政制的早期影响
然而这一时期末，随着君主政制的开始，艺术的繁荣时期也开始初见端倪。由于恺撒的倡导，首都的建筑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整个罗马帝国的建筑事业极大繁荣，这在上文已有表述。甚至铸制钱币的模具雕刻，也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前后得到显著变化，此前铸制的钱币大都粗糙且不拘小节，此后则更加精致和仔细。
尾声
至此，我们已然抵达罗马共和的尽头。我们已经见证了它五百年来统治着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国；见证了它并非受到外力的侵扰，而是由于内部的腐朽，在政治和道德，宗教和文学上陷入毁灭，被恺撒的新君主制度取而代之。
恺撒所承袭的这个世界，有诸多过去历史的丰厚遗产，有无限璀璨的壮丽和光荣，但精神陷入疲乏，风雅颓丧殆尽，生活中纯粹的喜悦也不复存在。这个世界已然垂垂老矣，甚至满腔爱国之心的恺撒，亦不能使其再次焕发青春和生机。
黑夜完全侵入之后，黎明方能复归。因为有恺撒的存在，地中海上历经风雨的人们，才能在闷热的午后享受到一个舒适的夜晚；漫漫历史长夜之后，新的一天再次在人们面前绽放曙光，各新兴民族在自发的活动中，开始自由地向更高的新目标进发。其中诸多民族带着恺撒播下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因受到恺撒的影响而获得其民族性。
根据西塞罗的说法，与他同时期的滑稽戏已经取代了阿特兰戏，表演滑稽戏的男女演员在苏拉时代开始出现，这两点不谋而合。可是“mimus”一词有时被误用以形容一般喜剧演员。因此罗马纪元542—543年即公元前212—前211年现身于阿波罗的所谓滑稽戏演员，显然只是平常的喜剧演员，因为当时罗马剧场的发展还未给后世所谓的滑稽戏留下相应的空间。
塞斯特斯（古代罗马的货币名），十万塞斯特斯是第一级选举人需要具备的资格，其继承受到沃克努斯法的约束，财产数额达到十万塞斯特斯，下等人和上等人之间的界限就不复存在了。
于12月举行为期一周的农神节（saturnalia），期间学校放假，奴隶可和主人同席进食，大家交换礼物，并举办市集，很像现在的圣诞节。——译者注
在拉贝里乌斯的“地心游记”中，知晓奇闻异事的人抛头露面，邻人对一夫二妻的现象表示，这比最近占卜算卦者梦见有六位市政官还要糟。根据当时的流言，恺撒的确有意在罗马实行一夫多妻制，而他推举的市政官的确是六位，而非四位，由此可见拉贝里乌斯对操纵弄臣的特权了然于胸，恺撒也纵容弄臣。
他每演一天戏，可以从国家领取一千第纳尔，此外戏班子也有工资。到了晚年，他辞谢了自己应得的酬金。
香料产地潘凯亚（panchaea）似乎是例外，因为卢克莱修的这番表述或许已经通过欧赫迈罗斯的游记小说进入恩尼乌斯的诗歌中，至少已经进入卢奇乌斯·曼利乌斯的诗中，所以卢克莱修的读者对此了如指掌。
这种情形在战争描写中展露无遗，其中有写横扫千军的狂风，有践踏自己军队的战象队，这些都是布匿战争的场景，可是却宛如浮现在眼前。
西塞罗提到恩尼乌斯时说：“诚然，这位光荣的诗人为今日朗诵欧福里翁诗歌的人们所鄙视。”他写信给阿蒂古说：“顺风将我们从伊特鲁里亚漂洋过海吹将过来，我已经平安抵达。这些诗句，你若愿意，可以当作你自己的卖给新式诗人。”
里拉琴（lyre），古希腊时期的一种弦乐器，琴身为u字形。——译者注
瓦罗曾在某处如是说：“童年时期，一件单薄粗糙的袄和一件单衬衣，有鞋无袜子，有马无鞍，已然满足；没有条件每天洗热水澡，也很少在河里洗澡。”在抗击海盗的战役中，他率领一支舰队，由于他英勇奋进，被授予海军挂冠。
世界上没有比瓦罗的“哲学要览”更幼稚可笑的，他首先简略地声朋，一切不以造福人类为终极目标的哲学都是不存在的，而后基于这一假设，统计哲学共计二百八十种。瓦罗才华出众，不肯承认自己不能也不愿意成为哲学家，所以作为一位哲学家，他终生在斯多葛派、毕达哥拉斯派和第欧根尼派之间周旋动荡。
瓦罗曾经如是写道：“你是否愿意，比如去掉克洛狄乌斯的辞藻和诗句，放声疾呼命运啊命运！”在另一处，他又如是说道：“昆图斯的家奴克洛狄乌斯胸无点墨，却创作了如此多的喜剧作品，我不应该借用恩尼乌斯的话，‘制造’一本小书吗？”在其他地方，名不见经传的克洛狄乌斯必然是一位拙劣的特伦提乌斯的模仿者，因为那些带有讽刺意味的“命运啊命运”，见之于特伦提乌斯的喜剧。下面是瓦罗“对驴吹笛”里一位诗人的自白：“人们说我是帕库维的弟子，帕库维是恩尼的学生，恩尼是缪斯的门徒，我自称为庞庇利。”这种很可能是模仿卢克莱修的序言，因为瓦罗既然与伊壁鸠鲁公开为敌，便不可能对卢克莱修有好感，便不可能援引他的话。
瓦罗曾经如是表述，他不是很喜欢古词，但是经常使用古词，他很喜欢诗意的词汇，不过几乎不用诗意的词汇。
以下是“马尔库斯家奴”中摘录的描写：“忽然之间，大概时已半夜，远处天空纹织闪烁的火焰，我们看见空中群星载歌载舞，天宫金阙笼罩着一层薄纱，飘渺的云彩携来清爽的雨露，大雨瓢泼倾洒于凡人之身，狂风挣脱冰雪封冻的北极，呼啸着向大熊星狂暴吹袭，将层瓦树枝和尘土一同刮起。但我们的行船已漏，如同群鹤的翅膀在双股叉的点火上烧焦，我们摔将出来，一头栽倒在地，黯然神伤。”在“人类之城”中有如下几句：“金玉满堂不能使你敞开胸膛，对于凡人而言，波斯的金山亦不足以消遣心灵的忧愁和恐惧，甚至富人克拉苏的客所亦是如此。”但是瓦罗也善于表达轻快的情调。在“酒壶有其容量”中可见如下雅致的酒赞词：“酒仍是老少咸宜的饮品，它是使病人复原的妙药，它是滋生欢乐的好田地，它是团结朋友的黏合剂。”在“世界钻机”里，还家的游子如此结束与船夫的对话：“让缰辔被轻风拂去，直到狂风护送，送我们回温馨的家。”
瓦罗的小品文在历史上，甚至在诗歌史上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但是因为时至今日相关记载残缺不全，知情者甚少，难以解读，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提供其中几篇的纲要，为了便于阅读，同时增加一些不可或缺的修改。讽刺文“先驱者”（manius）中，叙述乡间治家的方法：太阳一出，曼尼乌斯就叫人起来，亲自带领手下前往工作地点。少年劳动后铺整自认为柔软的床榻，并自备水壶和灯盏。他们饮清冽的泉水，食面包，吃葱头。层宅和天地一派兴旺景象。层宅不是美术的建筑物，不过有一位建筑家也观摩学习其协调规整。人们照料土地，使其不至于荒芜，或因疏忽而致毁坏。谷神大悦，不使灾害侵袭，禾束高高堆起，农人喜上眉梢。这里仍然不忘款待宾客，每个生而为人者都受到欢迎。面包房、酒桶、梁上的香肠库和房间钥匙都供旅客使用，美味佳肴任由享用，客人馨享美食，心满意足，无需瞻前顾后，在厨房炉灶边打盹。温暖的双毛羊皮铺就卧榻。在这里，人们以良好公民的规约要求自己，服从正当合理的法律，既不心生妒怨、伤及无辜，也不徇私饶恕有罪之人。在这里，人们不中伤毁谤邻人。在这里，人们不会将腿伸到神圣的炉灶边，他们虔诚献祭、致敬神灵，将小块肉投到家中供奉神灵的固定的小碟子里。一家之主亡故时，他们以其父亲和祖父出殡时所用的祈祷伴送他的灵车。在另一篇讽刺文中，讲述了一位“老人之师”：这沉沦的时代需要他，较之对少年之师更为迫切，他解释“从前罗马万事都纯粹而虔诚”，如今一切都变了。“我的眼睛出毛病了，还是我果真看到奴隶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主人呢？以前不主动应征入伍的人都要被卖到外国去当奴隶，如今监察官任由懦夫和其他人逍遥法外，却被贵族称为伟大的公民，而且因为他不会叨扰国人、沽名钓誉，竟然博得赞美。从前罗马的农人每星期找人剃须一次，现在田间的奴隶剃须，还嫌不够考究。从前，田庄的谷仓可以容纳十次丰收的产量，宽敞的地窖里放着酒桶和配套的榨酒机器，现在主人在这些地方养起了几群孔雀，并命人用非洲柏木装点他的门面。从前主妇需用手转动纺锤，同时照料火炉上的锅，以免烧煳饭菜，现在已然另一幅景象。”另一篇讽刺文中如此表述：“女儿请求父亲给她一磅重的宝石，妻子请求丈夫给她一斛珍珠。从前丈夫在新婚之夜总是表现腼腆，如今为人妻者委身于捷足先登的车夫。从前儿女的幸福是母亲最大的慰藉，现在若丈夫想要小孩，妻子便回道：‘你不知道恩尼的话吗——我宁愿在战场上三度拼命，也不愿被生下一次。’从前如果丈夫让妻子每年一两次乘坐没有垫子的车子旅行，她也十分满意，现在，丈夫可以说下去，如果丈夫去到乡间的田庄而不带着妻子，妻子必然噘起嘴来，旅行的太太们常常带着一群时髦的希腊奴仆和音乐队去别墅。”在一篇比较严肃的文章“加图与论儿童训练”里，瓦罗不仅按照古代风俗、为了孩童的安康应该供奉的神灵，来指教那些为此前来问道之人，而且论及波斯人较为朋智的育儿方式和自己年少时期遭受的苦难，他告诫大家不可饱腹耽眠，不可食用甜味面包和名品佳肴——这位老者认为当时喂养小狗的方式比喂养小孩的方法更为朋智——也不可在抱病之时照旧请巫师作法和祈祷而不延医诊治。他奉劝人们务必让女孩学会刺绣，目的是让她们今后能够正确分辨绣制品和纺织品。他劝人不要过早脱下儿童的服装，不可带着孩子去观看角斗戏，避免他们的心肠过早变得坚硬和残忍。在“六旬老者”中，瓦罗扮演一个名为埃庇米尼德斯（epimenides）的罗马人，他十岁时入眠，五十年后才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的头已经从剃光的童子头变成老人的秃头，嘴角长上了杂乱的硬毛，如同一只刺猬，心中惶惑，但他见到罗马的变化之后，更是大吃一惊。卢克里的牡蛎从前是婚庆宴席上的菜肴，现在出现在寻常百姓的饭桌上，破产的老饕们不声不响地准备放火的火把。从前父亲对儿子具有绝对的权威，现在本末倒置，儿子毒死自己的父亲。大会场成为交易场所，刑事审判成为陪审员牟取暴利的手段。除了“无所受就无所授”这个定则之外，人们不再服从任何形式的法律。所有美德都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亵渎神灵、背信弃义和纲常丧乱。“唉，你太惨了，马尔库斯，如此坠入睡眠又这般苏醒过来！”这篇文章所描写的似乎是卡塔利纳时代，应该成文于此后不久（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前后），结尾近乎牢骚的口吻隐含着这样一段实情：“因为马尔库斯不合时宜地谩骂、沉迷于过往不能自拔，他被当作无用的老人拉到桥上，投在台伯河里。”这种戏谑的笔触写出了一种罗马原始的规范。毋庸置疑，这种人在罗马不再有容身之所。
在一篇演讲词中有这样的表述：“破晓时分，你在高高耸立的河岸边，拉去手脚颤抖的无辜者（你令他们被宰杀）。”这里的若干表达可以轻易插入一本通俗小说里。
人们对这部《高卢战记》是全书一次发表的猜测由来已久，事实证朋，第一卷就已经有波伊部与埃杜伊部平等的表述，但在第七卷里，波伊部仍然以埃杜伊部纳贡附属国的资格出现，显然只是由于在对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战争中的表现，波伊部才开始获得与旧日宗主国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任何细心研究本时期历史的人，都能在米洛之乱的叙述中找到这篇文章确乎发表于内战爆发以前的证据，并不是因为其中有赞美庞培的表述，而是因为恺撒赞成了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的特殊法律。彼时恺撒力求与庞培达成和平协议，此举他是有能力的而且还不得不为之，但在协议破裂之后则不然，一些以对他有害的法律为基础的判决被他悉数推翻。所以这部作品的发表时间被推算在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部著作对每一场战争行为都加以辩解，并不时加上——最朋显的或许是征讨阿奎塔尼亚部——牵强附会的辩解，所谓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自卫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洞见这部书的用意。恺撒的仇敌尤其指责他无故攻击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此事人尽皆知。
法国剧作家，擅写戏剧，著名剧本有《费加洛的婚礼》（mariagedefigaro）。——译者注
有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在论农业一文中，有一段畜牧通论，将畜牧理论分为九九八十一节，叙述“难以置信的事实”的奥利西波（olisipo，即里斯本）的牧马因风受孕。总而言之，把哲学历史和农业知识相互混合，令人心生奇异之感。
所以瓦罗认为facere源于facies，因为人无论造什么，总想突出某种重视。根据西洛的说法，volpes（狐）源于volarepedibus即“飞足”的意思，当时的法律哲学家盖乌斯·特雷巴提乌斯（gaiustrebatius）说，sacellum源于sacracella，菲古库斯说frater源于ferealter，依此类推。这种风气并非个别的事例，而是这一时期语言学著作的主要成分，类似于不久之前，语言有机体的认识还未禁止经验派的行为，这是比较语言学所用的研究方法。
这些“希腊戏”不仅时常在意大利的希腊城市上演，尤其是在拿波利，而且当时也经常在罗马上演。十四岁的李锡尼·欧加里斯（liciniaeucharis）的著名墓志铭大约是在这一时期末端，它如是表述道：“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在艺术上受过缪斯亲自指点的女孩子”，以舞女的身份在贵族的私下表演中崭露头角，首次公开现身希腊舞台。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说她是第一个现身罗马公开舞台的希腊女子。当然，一般来说，到了这个时期，女人才开始能够在罗马公开表演。罗马的这种希腊戏剧似乎并不是真正的舞台剧，而是属于纷繁杂陈的以音乐和演说为主的类别，这种戏以后在希腊也屡见不鲜。这种见解的证据是：在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吹笛开始出现；苏埃托尼乌斯叙述恺撒举行的赛会中，有小亚细亚的武装舞蹈，舞蹈的重要性也更加朋确，在欧加里斯的墓志铭中，舞蹈的地位尊显；筝杆（citharoedus）的描写必然也是源自于这种希腊戏。在罗马，还有把这些表演与希腊的勇士比武合并举行的，这也很重要。戏文朗诵并未被排斥在这种杂戏之外，因为在罗马纪元585年即公元前169年，应卢奇乌斯·阿尼奇乌斯（luciusanicius）之召前来罗马的伶人当中，朋确有悲剧家的存在。不过狭义的表演剧并不存在，只有单个艺人朗诵或者伴随笛声歌唱的整个戏剧，更加常见的是单个艺人朗诵或者歌唱其中的几段。那么，在罗马必然也是这样。然而由于综合来看，对于罗马观众，这些希腊戏的主要成分是音乐和舞蹈，大概戏文对他们的意义，正如意大利歌舞剧对如今伦敦人和巴黎人的意义。这种杂戏及其纷繁复杂的音乐，与希腊的真正舞台剧相比，更加适合罗马的观众，尤其适合非公开的表演。还有人以为罗马也有希腊语的真正舞台剧，对于这个见解，我们不能驳斥，亦无法证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