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种种事实可以看出，首都的下层民众增长速度十分迅速，从其他方面也可见一斑。被释奴的人数和重要性与日俱增，可以在下列事件中得到佐证：关于他们在公民大会中的投票权，前一个世纪已经引起了十分郑重的讨论，本世纪仍然在继续商议。在汉尼拔战争期间，元老院通过了一项备受瞩目的决议，允许有身份的被释女性奴隶参与公共募捐活动，并允许被释男性奴隶合法所生的子女使用此前自由人子女专用的服饰。大多数定居罗马的希腊人和东方人所受到的待遇可能不及被释奴，前者带有民族上的奴隶性质，后者带有法律上的奴隶性质，两者同样无法消除。

群众粮食分配的系统腐败

但是这些天然因素共同造就了首都下层民众人满为患，此外，有意培养下层民众群体使之发展壮大，以谄媚恭维人民或者更甚的行为破坏他们旧日构建的公德心，贵族阶级和民众领袖都难辞其咎。就其整体而言，选举人仍然值得尊敬，没有出现大规模贿选的情况，但是间接向具有选举权的人献媚取宠的方法也不免令人咂舌。高级官员，尤其是市政官历来就有保证谷物价格平稳以及督办赛事的义务，但是形势每况愈下，最终引起帝国平民大众骇人听闻的呐喊——“面包有何用，赛事永不朽”。源源不断的谷物供应，或被行省省长交由罗马市场官员随意处置，或各省分文不取将其自行送到罗马，以巴结一些罗马高官的欢心，所以从罗马纪元6世纪开始，市政官能够以十分低廉的价格为首都人民供应粮食。加图认为“公民不再察纳雅言——肚子上没长耳朵——这也不足为奇了”。

罗马节庆

大众娱乐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五百年来，罗马公社每年只有一次节庆，以及一处竞技场。罗马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人民领袖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增设了第二个节庆以及第二座竞技场（罗马纪元534年即公元前220年），也许通过这些建设——新节庆命名为“平民赛会”，这就足以明示其旨趣——他才赢得在特拉西美涅湖作战的许可。这种先例一开，其弊害接踵而至。丰收女神是平民阶级的保护神，纪念丰收女神的节庆纵使果真晚于平民赛会，定然也相差无几。此外，按照西比林和玛尔斯预言的指示，罗马纪元543年即公元前211年增设第四个节庆以纪念阿波罗，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为纪念“神母”新从佛里几亚移至罗马，又增设第五个节庆。此时正值汉尼拔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首次举行阿波罗赛会时，公民在竞技场就被召入军队，意大利独有的迷信狂潮风生水起，趁机散播西比林和先知的神谕，借着神谕的内容和主张四处招摇撞骗者不乏其人，政府不得不要求公民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我们不能以政府对此事放任让步便对其口诛笔伐、声讨炮轰。但是一次让步之后只能继续让步，果不其然，甚至在相对太平的年代（罗马纪元581年即公元前173年）又增加了一个节庆，虽然只是个不甚重要的纪念花神芙罗拉的节庆。这些新节庆娱乐的经费分别由承办各种节庆表演的官员个人承担，如此一来，高级市政官除了要负责原有的民族节庆，还需要举办神母节庆以及芙罗拉节庆，平民市政官负责平民赛会以及丰收女神节庆，城市执政官负责阿波罗赛会。

那些认可此等新节庆的人或许有自己的考量，认为这些活动不可能会给国家财政带来负担。但是在实际上，让国家预算负担一些无益的花费，虽然带来的危害微不足道，但是允许为人民提供娱乐事实上成为攀上国家最高官职的条件，这带来的后果就无法预计了。随之而来的，是执政官一职的候补人选开始在这些赛会上竞相增加开支，导致费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如果有望当选执政官的人除了这种似乎是法定的贡献外，还提供一场自愿“表演”（-munus），自掏腰包为公众举行一场角斗戏，就更加锦上添花了。选举人渐渐以赛会壮观与否为标准，衡量执政官候补人能否胜任。贵族实际上需要高价购买爵位——一场相当规模的角斗戏须花费高达720000塞斯特（折合7200英镑）——但是他们愿意偿付，因为他们可以因此将不富裕的人完全排挤出政界。

战利品的挥霍

然而腐败并非仅仅局限于罗马广场，甚至已经渗透到了军营。旧日的公民士兵，如果能获得一些行军打仗的补偿，在战争胜利时带着为数不多的战利品凯旋，就已经感觉很幸运了。以西庇阿·阿弗雷卡鲁斯（scipioafricanus）为首的新式将领，大肆将罗马的钱财以及战争所得钱款分发给麾下的军队，在非洲与汉尼拔作战期间，加图正是因为此事与西庇阿发生争执。那些经历过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和亚细亚战争的老兵俨然成为富人，只有一位将军未将行省人民的馈赠以及战利品据为己有或者赠予亲信，而其麾下许多人却已携金带银归国，还受到上流阶层的称赞，人们已然忘记属于动产的战利品是国家的财产。路奇乌斯·鲍鲁斯按照传统方式处置战利品，他麾下的士兵，尤其是大量受丰厚劫掠物资诱惑而应征入伍的志愿兵，几乎不愿意接受皮德那战胜者只得到一个凯旋荣典的法令——任何征服力久利亚三个村落的人都可享此荣典，但此时已经泛滥成灾了。

尚武精神的消颓

战争成为抢掠的行当，公民的军队纪律和尚武精神受到多大的影响，在柏修斯战争中可见一斑。贪生怕死之风盛行，在伊斯特利亚那场微不足道的战争中（罗马纪元579年即公元前175年），罗马军队的行为让人不觉扼腕叹息。有一次发生了微不足道的小冲突，在谣言的作用下愈演愈烈，罗马的海陆军，甚至国内意大利人都闻风逃窜，加图不得已专门发表训诫，斥责他们的捕风捉影、懦弱不堪。在这方面贵族青年也开了先河。早在汉尼拔战争期间（罗马纪元545年即公元前209年），应该在骑士队中服兵役的人怠于从军，监察官已经感觉有加以严惩的必要了。本时期末端（罗马纪元574年即公元前180年），一项人民法令规定一个人必须拥有服兵役十年的证明，才具有担任高级官职的资格，这一举措旨在迫使贵族子弟从军。

头衔的角逐

上层贵族和下层民众原始的自尊心和荣誉感每况愈下，这在人们对官阶和头衔的角逐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所有阶层都无一幸免，其表现形式虽然不一而足，但内在性质大体相同。按照旧制，普通高级官员只有在公开战争中发扬国威，才能获得举行凯旋仪式的荣誉，这样一来许多取得突出成就的人也经常无法享此荣典。但是国家对凯旋仪式荣誉的要求又十分急迫，以至于旧制难以维继。将领向元老院或公民请求举办凯旋仪式，但是没有得到批示，或者不可能得到允许，便自行凯歌而还，一路直到阿尔巴山（首次是在罗马纪元523年即公元前231年），这样一来，元老院和公民只能默许了。与力久利亚或科西嘉部落的战争都是小打小闹，但是全都成为要求举办凯旋仪式的借口。为了制止像罗马纪元573年即公元前181年的执政官兵不血刃还请求举办凯旋仪式的行径，政府规定凯旋仪式的标准是在对阵战中至少斩获敌军5000人，能给出这样的证据，才能举行凯旋仪式。但是有人会制造虚假的战报予以规避——贵族府邸中不难看到敌人的盔甲璀璨夺目，但是绝非从战场上获取的。旧日里一年一任的统帅，以次年卸任之后成为继任者的幕僚为荣，然而前任执政官加图在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郎古斯（tiberiussemproniuslongus，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和曼尼乌斯·格拉布里奥（maniusglabrio，罗马纪元563年即公元前191年）麾下担任军团指挥官，却被认为是对新式的妄自尊大表示反抗。从前人们为国家效力，得到的只不过是公社的一声感谢就已经心满意足，如今人们立一份功劳，就期许获得永久的优待。密勒之战（罗马纪元494年即公元前259年）的战胜者盖乌斯·杜伊里乌斯（gaiusduilius）已蒙特许，可以在晚间穿过首都的街衢时，前有一人手秉火炬、一人鸣笛引路。

雕像和纪念碑通常由载誉者自己出资建造，这种现象泛滥成灾，有人嘲讽说只是和普通人有一丝区别。但是这种仅仅属于个人的荣耀无法使人长久心安理得。一种风俗开始变得时髦起来：战胜者及其后代皆由其取得的胜利获得一个永久的称呼——该风俗大概起源于扎玛战胜者，他自称非洲英雄，其胞弟被称为亚洲英雄，其堂弟被称为西班牙英雄。上层人士作出了表率，下层阶层纷纷仿效。既然统治阶级不辞为不同阶层的人筹备葬礼，并敕令曾经赠予担任过监察官的人一块紫色的裹尸布，被释奴申诉要求至少其子应该以这令人妒羡的紫色镶边装饰，也合乎情理。长袍、戒指和符篆不仅将公民夫妇和异国人与奴隶区分开来，而且将自由出身与被释奴、自由人之子与被释奴之子、骑士和元老的父母孩子与普通公民、执政世族的后代与普通元老一一区别开来——在一个以公民平等为基石而声名在外的公社竟然存在这等事情！

公社中的争执纷扰同时也反映在反对党之列。依赖于广大农民的支持，爱国人士提出强烈的改革要求；依赖首都民众的支撑，群众领袖开始蠢蠢欲动。这两股势头虽然在很多方面紧密相连，但我们必须分别加以论述。

改革派——加图

改革派仿佛化身为马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罗马纪元520—605年即公元前234—前149年）脱颖而出。旧派思想将发展范围仅局限在意大利境内，反对将罗马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帝国，加图是旧派最后一位有名的政治家，因此被后世称为古代纯正罗马人的典型，更加准确地说，加图是罗马中层阶级反抗希腊化、世界化新贵族的代表人物。加图成长于耒耜之间，邻近的一位地主路奇乌斯·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luciusvaleriusflaccus），此人不与世俗同流，在当时的贵族中算是凤毛麟角，在他的劝导下，加图步入政界。这位正直的贵族预测未经雕饰的萨宾人加图将成为时代潮流的中流砥柱，结果一语成谶。

在弗拉库斯的庇护之下，（加图）遵循古风旧制为公民同胞和共和国察纳雅言、鞠躬尽瘁，他一路奋争，登上执政官宝座并取得一次举办凯旋仪式的资格，甚至达到监察官的地位。十七岁进入公民军队行列，加图的行伍生涯跨过了整个汉尼拔战争，一直从特拉西美涅湖之战到扎玛之战。加图曾经在马塞鲁斯、法比乌斯、尼禄和西庇阿麾下任职，并且在塔伦顿、辛纳、非洲、撒丁、西班牙和马其顿等地服役，不论是身为士兵、军官还是将军，都充分展示出其骁勇善战的才能。他在罗马广场跟在战场一样驾轻就熟。他才思敏捷、言辞犀利，他的措辞粗俗但字字珠玑、朴实无华，熟谙罗马法律和罗马政务，他事必躬行、铁骨铮铮，在邻近的城市中首先脱颖而出，之后终于登上更大的舞台，在罗马广场和元老院崭露头角，加图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辩士和政论家。

罗马的政治家中，曼尼乌斯·库里乌斯是加图推崇备至的人物，此人的政见奠定了加图的基本政治格调。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加图始终殚精竭虑，以打击各种猖獗的腐败现象为己任，甚至在85岁高龄之时，还在罗马广场与当时的新风尚作斗争。加图其貌不扬——他的敌人声称他碧眼红发——他并不是叱咤风云的伟人，更不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的政治和道德见解十分褊狭，无时不刻不惦念着上古遗风，对所有新的事物怀有根深蒂固的鄙夷。加图对生活严谨认真，并因此自以为有资格对任何事物、任何人苛刻求全责备。他清正廉洁，但是除了维持治安和商业诚信外，他并没有背负任何责任感。他敌视一切奸诈和粗俗，以及一切温婉文雅，尤其是以怨报怨。他从未想过要杜绝一切罪恶的根源，而终其一生都在与表面现象，尤其是与恶人作斗争。统治阶级的达官显贵自然高高在上，对甚嚣尘上的卑微者不屑一顾，他们不无理由地认为自己更加尊贵。

加图是一位满腔正义、自命不凡的共和国监察官，是一位亲历汉尼拔战争已然身经百战千疮百孔的老兵，同时又是呼风唤雨、深受罗马百姓尊崇的元老，在他的面前，元老院内外随波逐流的腐朽者，不免暗自战战兢兢。他公然当着同僚的面，将他们的罪责一一列举出来，当然不会对证据耿耿于怀，谈及曾经私下反对或冒犯他的人，加图当然也饶有趣味。一旦公民处事有失公允，再次扰乱公共秩序，他动辄加以谴责或当众申斥，同样无所畏惧。他屡屡严辞攻讦，招致大量仇敌，公然与当时势力最强盛的贵族党羽，尤其是西庇阿氏和弗拉米尼努斯氏，保持一种不共戴天的仇怨，被公开控诉四十四次。但是罗马的普通百姓——支撑他们度过坎尼之战的精神，之所以在罗马中等阶层中长盛不衰，大致可以从中找到直接的答案——定然会给予这位主张改革的坚决拥护者投票支持。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与其政见一致的贵族同僚路奇乌斯·弗拉库斯提请担任监察官一职，并事先宣称打算在任期内彻底肃清一切公民等级。虽然贵族大费周章加以阻扰，但大规模的肃清依然接踵而至，包括非洲英雄的胞弟在内的许多人被清除出骑士阶级，希腊解放者的胞弟被清除出元老院，贵族却不得不忍气吞声。

治安管理改革

这种针对个人发动的攻击，以及通过法律和治安管理手段不断压制时代思潮的种种尝试，其本意也许难能可贵，但至多只能够在短期内抵御腐朽的侵蚀。加图能够拒绝同流合污，或者说凭借这股潮流在政治上叱咤风云，的确值得称道。同样意义深刻的还有他和反对党领袖双方僵持不下，并不能与对方一分高低。加图以及与他政见一致的同僚，在公民面前提出了详细诉讼，但对他个人的反诉一概无效，至少在重要的政治案件上的确如此。这段时期颁布的治安管理法数不胜数，尤其是禁止奢侈作风和推行节俭整肃的家政，其中包括我们下文要提到的国民经济，但是也没有产生多大的效力。

土地分配

间接抵制腐朽的蔓延，更加切中时弊，而当务之急毫无疑问是公地外新农场的分配问题。在第一次到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期间，大量公地被大规模划分，从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收尾时期到这段时期末端亦复如是。其中最重要的是罗马纪元522年即公元前232年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分配庇森农的领地，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新设立八处沿海殖民地，尤其是在罗马纪元536年（公元前218年）和罗马纪元565至577年即公元前189年至前177年，在亚平宁山和波河之间地区大规模殖民，建立起普拉森提亚、格里摩那（cremona）、博诺尼亚（bononia）以及阿奎莱亚等拉丁殖民地，此外还有波滕提亚（potentia）、庇塞隆（pisaurum）、穆提那（mutina）、巴马以及卢那等公民殖民地。这些难能可贵的建设绝大多数归功于改革派的努力。加图以及与他政见一致的同僚一方面以此指明经过汉尼拔战争之后，意大利备受摧残，农场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意大利自由人口总数锐减，另一方面指出贵族在阿尔卑斯山的高卢、萨谟奈以及阿普利亚和布鲁提亚等地占据大量土地，连同其财产一并据为己有。虽然罗马的统治阶级可能并未完全采纳他的诉求，但不至于对这位深谋远虑的智者发出的提醒置若罔闻。

兵役制度改革

与以上性质类似的，还有加图在元老院中提议增加400个骑兵员额以拯救公民骑兵的衰颓。国家财政部完全有能力落实，但是似乎出于贵族的独断专权，他们竭力将非骑士阶级的人排挤出公民骑兵队，因此加图的这一提议无疾而终。另一方面，由于战争形势紧急，罗马政府试图仿效东方从奴隶市场募集军队，所幸计划失败，于是被迫改革此前进入公民军队的资格要求，即至少拥有11000阿斯（折合43英镑）财产，并且是自由出身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公民军队。实际上除了拥有财产4000阿斯（折合17英镑）至1500阿斯（折合6英镑）的自由人和所有被释奴在舰队服役外，在罗马兵团中服役的财产要求也降到了4000阿斯（折合17英镑）。在必要时，按规定在舰队服役者以及拥有财产1500阿斯（折合6英镑）至375阿斯（折合1英镑10先令）的自由人都被编入公民陆军。这些新制度可能起源于前期末叶或本时期初，与塞维亚兵制改革同样并非源于党派运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新制极大地推动了民主党派的发展，因为担负着公民义务的人势必要求，并最终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穷人和被释奴自为国服役开始，便具有一定影响力了。主要出于这个原因，引发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宪法改革——百夫队公民大会重组，这很可能发生于西西里战争结束的同年（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

百夫队改革

按照百夫队公民大会历来的表决顺序，自由财产所有者——如阿庇乌斯·克劳迪乌斯改革前一样——不再是唯一拥有投票权的人，但富人仍然占据优势地位。骑士阶级，即贵族出身和平民出身兼有的贵族阶级先投票，而后级别最高者，即向监察官证明至少拥有100000阿斯（折合420英镑）财产的人再投票，如果双方意见一致，就可以决断每次投票的结果，其下的四个阶层表决权不一定有效；拥有财产低于最低标准11000阿斯（折合43英镑）的人，其投票权名存实亡。

按照新规定，骑士阶级虽然仍然自成一派，但是其优先表决权已经不复存在，通过抽签法从第一阶层中选出一个表决小组，将投票权转移给该小组。贵族的优先表决权重要性首屈一指，尤其是在贵族对公民的实际影响与日俱增的年代，这并非夸大其词。贵族阶级本身在这段时期仍然十分强大，贵族内部人员依然占据着依法对贵族和平民一致开放的第二执政官和第二监察官之职，第二执政官一职延续到本世纪末期（止于罗马纪元582年即公元前172年），第二监察官一职甚至在前者基础上延长了三十余年（止于罗马纪元623年即公元前131年）。实际上，在罗马共和国最为危急的时刻——坎尼之战后的生死存亡关头——身为贵族的鲍鲁斯战死沙场，执政官一职因此出现空缺，平民出身的马塞鲁斯（marcellus）是一位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军官，按照法定程序当选执政官，但是仅仅由于他的平民身份，选举结果被判定无效。同时，这一改革本身的性质也有意义深远的表征：只有贵族的优先投票权被剥夺，而最高等级仍然保有优先投票权。骑士百夫队的优先投票权被剥夺，并非移交给全体公民抽签随机选出的小组，而是被第一阶层专享。五个等级在总体上没有发生变化，可能只是在百夫队参与选举，进入兵团服役的最低财产要求因此从11000阿斯（折合43英镑）降至4000阿斯（折合17英镑）。

此外，正式保留了前期的等级，但是男性成员数量总体上升，扩大投票权范围也饶有民主意味。选区的数量同样没有发生改变，但是我们也提到过，18个骑士百夫队以及80个第一阶层百夫队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在193个投票百夫队中占据绝对优势，改革后第一阶层的投票百夫队减少到70个，在风云变幻之后至少第二阶层争取到了投票权。新选区和部族编制联系起来，此举意义更加深远，也是这场改革的核心要素。此前百夫队主要来源于各部族，属于某个部族的人必须经过某位监察官甄选进入百夫队。非自由财产所有者的公民此前被纳入部族，因此也被纳入百夫队，虽然他们被限制进入部族公民大会，但是可以正式进入百夫队公民大会，拥有和自由财产所有者的公民同样的权利。

监察官的仲裁特权可能与百夫队的组成存在关联，乡村部族的公民也被赋予百夫队公民大会中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建立在合法的改革制度上，第一阶层的70个百夫队，每一部族两个百夫队，因此非自由财产所有者的公民只占八个百夫队，同样其他四个阶层的优先投票权转交给自由财产所有者的公民。此前被释奴和自由出身者平等享有投票权，这一规则在此时遭到废弃，甚至拥有自由财产的被释奴都被分配到四个城市部族中。罗马纪元534年即公元前220年，改革派举足轻重的人物监察官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将其废止，但是在五十年之后（罗马纪元585年即公元前169年），监察官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即领导罗马革命的格拉古兄弟之父，重新加以严格施行。百夫队改革也许完全沿用了弗拉米尼乌斯的做法，是新兴反对派从贵族阶级争取到的首个重大宪法改革，也是民主政治本身取得的首次胜利。改革的着重点在于限制监察官的专制权力，同时一方面限制贵族势力，另一方面限制非自由财产拥有者和被释奴，按照此前利于部族公民大会的原则重组百夫队公民大会。与这一改革同时并举的还有将选举、立法、刑事控告以及一般需要公民协力完成的所有事务，自始至终放到部族公民大会中处理，百夫队体系繁杂，很少召集，只有在宪法规定必须或者至少是惯例情况下才会召集百夫队，比如在选举监察官、执政官和将军或者决议是否发动扩张战争时。

这样看来，这场改革并未给政制增添任何新的原理，而只是将长久以来支配公民大会——其举行更加频繁，也更加重要——运行原则加以广泛推行。改革的初衷是建立民主政治而非寡头政治，每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都站在无产阶级和被释奴的立场上，依靠他们的大力支持，由此可以明确判定其性质。因此这种按照投票顺序进行的改革支配着公民大会，其实际意义不可太过高估。新选举法毫无疑问在理论上实现了公民平等，但是并不能防止，甚至无法在实际上牵制当时新的政治特权阶级形成。当然旧闻存在着疏漏，但是我们无法按照政务进程指明这场众说纷纭的改革究竟带来了哪些实际影响，并非仅仅是因为旧有传闻的不完整。此外，这次改革赋予拥有投票权的公民平等的选举权，这与上述废止无选举权的罗马公社，将其渐渐并入具有正式公民权的公社，两者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进步党提出平等化思想，提倡消除中等阶级内部的差异，同时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深化和延伸。

改革种种努力之后的结果

纵观这段时期改革派的目标以及取得的成效，改革派无疑以其爱国激情和勤勉努力一定程度上制止了腐败的蔓延——尤其是农民阶层的衰落以及厉行节约古风的陵替——以及新贵族在政治上的独断专权。但是我们无法思量此举有任何更为深远的政治意义。群众的不满、上流阶级开明人士的愤懑无疑在反对党中适时强烈地表达出来，但是我们既看不到有人洞见问题的根源，也不见有制订全面的明确计划予以补救。所有的努力在其他方面都值得称赞，只是总体上目的不甚明确，保守派纯粹的排斥态度也预示了结局的惨淡。这一弊病是否能够依靠人力修缮，依然饱受争议。这一时期的罗马改革家似乎只是遵纪守法的公民，而非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他们导演了旧市府主义和新世界主义的纷争，但是不够雷厉风行，且眼界狭小。

煽动群众

这一时期下层民众崛起，与公民分庭抗礼，同时也出现了迎合大众的煽动者与可敬可靠的反对派共存的局面。加图已经对以煽动为业的人了如指掌，他们惯于施政布道，就像那些嗜酒或嗜睡的人一样，如果无法利用其他方法找到自愿的听众，他们便雇人坐听布道。但是人们听其讲演，犹如听街市的吆喝叫卖，对演讲内容充耳不闻，即使需要帮助也不会将自己托付给他们来解救。这位老者以尖酸的口吻讽刺这些跳梁小丑效仿希腊市场演讲家，卖弄戏谑和词锋，唱歌跳舞，无所不为，在他看来，这种人除了在游行队伍中扮演小丑以及与公众唇枪舌剑外别无所长——会为了一块面包出卖言谈或者保持沉默。实际上这些群众煽动者是改革最大的敌人。当改革家处处注重整顿道德风气之时，煽动者却坚持主张限制政府权力，扩大公民的权力。

独裁制度的废除

实际废除独裁制是限制政府权力最重要的革新举措。独裁制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罗马纪元537年即公元前217年，昆提斯·法比乌斯与深得民意的反对派引发危机，给独裁制致命一击。之后在罗马纪元538年即公元前216年，受坎尼战役的直接影响，罗马政府再次任命一名独裁者，赋予其统兵作战的实权，但是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此后也有几个相似的例子（最后一次是在罗马纪元552年即公元前202年），政府为处理市政事务任命独裁者，有时需要事先经过公民指明应该任命的人。虽然这一职位在形式上并未撤销，但是实际上名存实亡。罗马政制的结构并非浑然天成，由于废止独裁制，这种以同僚长官制为特色的政制便有失公正，政府原先独掌设立独裁者或停职执政官的权力，而且在平时也可以指定独裁者人选，此制废除，政府便失去了左膀右臂。自此以后，元老院宣称其有权在十分紧急的时期，尤其是突发叛乱或者战争时，将半独裁者的权力暂时移交最高官员，命他们“为共和国安危着想，慎重行事”，于是形成与近代戒严令相似的形势，元老院的这项权力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代替独裁制。

公社选举祭司

与上述改革同期进行的还有对高级官职的任命及政府、行政和财政问题的改革，人民形式上的权力遭受重重危机。按照传统习俗，祭司团——尤其是在政治上至关重要的学士团——自行补充席位的空缺，如果该团体拥有领导人，便自行推举。实际上这种世世代代以传授神学为使命的机构，互选是唯一符合其精神的选举方式。因此下列一事虽然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却足以表现共和制度的初步瓦解：此时（罗马纪元542年即公元前212年之前）通过选举进入该团体的程序依然照旧，但是团体内部领导人——族长和主教——的选任权却从团体转移至公社。然而罗马人在此事上以其固化的形式主义秉性，为了避免发生任何错误，仅仅让少数部族而非“人民”完成选举事宜。

公社干预战事和行政管理

更重要的在于军政和对外政策范围内的人员和事务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公民的干涉。与此同类的还有前文提到的普通军官任免权由将军转移至公民手中，选举反对党领袖担任统帅对抗汉尼拔，罗马纪元537年即公元前217年颁布的违背宪法且不合情理的公民法令，致使不得人心的统帅与其受到追捧的副将分任最高统帅的职权，副将不仅在国内与元帅分庭抗礼，在军营中亦然。比如马塞鲁斯之类的军官，护民官向公民控诉他在战事处理上欠缺考虑且因公徇私（罗马纪元545年即公元前209年），马塞鲁斯甚至因此被迫离开军营回到首都，向公众证明自己的军事才能。更加臭名昭著的是试图不允许皮德那的战胜者以公民法令举行凯旋仪式，将非同寻常的执政官权力授予——当然经过元老院同意——没有官职的平民（罗马纪元544年即公元前210年），西庇阿挑战性地威胁，如果元老院不同意让他担任非洲统帅一职，他将寻求公民的支持认可（罗马纪元549年即公元前205年）。野心膨胀几近疯狂者企图违背政府的意愿，强迫公民无缘无故向罗德岛人宣战，又在新的宪法中增添一条新的公理：所有的国家条约只有经过人民的批复才能生效。

公社干预财政

公民在行政和统军两方面同时掌有权力，祸患无穷。但是更为严重的是，公民同时又干预国家财政，更是危机重重，不仅是因为单独管理国有财产是政府最古老、最重要的权力，任何对其发动的冲击都将会动摇元老院的根基，而且将这一生死攸关的权力——分配公共土地——交由公民大会掌握，这势必陷共和政体于危亡。让公民大会决定将公共财产无休无止地纳入私囊，不但不合情理，而且开启了覆灭的前兆。最为和善的公民因此道德沦丧，提出这项建议的人获得了与自由共和国水火不相容的权力。虽然分配公共土地本身大有裨益，元老院未主动分配侵占的土地，防止各方面的威胁引发危机，应该备受诘责，但是在罗马纪元522年即公元前232年，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向公民提议分配庇森农的公地，最终结果是给共和国带来比预计的收益要多的损害。250年前，斯布里乌斯·卡西乌斯（spuriuscassius）肯定有过同样的提议，这两个议案在字面上大体相似，但是本质上截然不同，因为卡西乌斯提交的是带来深刻影响的议案，对象是一个仍然生机勃勃、自理政事的公社，而弗拉米尼乌斯却将国家问题提交给强盛帝国的公民大会审议。

公民大会的局限

执政党，甚至改革党也将军事、行政和财政看作是元老院的法定权力，公民大会注定在内部发生分裂，他们只能审慎避免充分利用公民大会的合法权力，而非扩大这一权力。甚至受到重重束缚的君主政体，赋予君主的权力也不像至高无上的罗马人民那样不名一文。从各方面看来，这固然存在缺憾，但是由于当时公民大会机构的状况如此，甚至在支持改革的人士看来，这是势所必然。因此加图及其政见一致的人从不将妨碍所谓狭义政府的问题交给公民，也从不直接或间接以公民法令勒令元老院按照他们的意愿施行政治和财政政策，例如对迦太基宣战并分配其土地。元老院的统治或许不无弊病，但是公民大会完全没有统治国家的能力。并不是说公民大会中大多数人心术不正，相反显耀人物的意见、对荣誉感的强烈要求以及对需求更强烈的呼声，照常在公民大会中得以采纳，因而避免了最有害、最不光彩的结局。马赛鲁斯在公民面前为自己辩护，公民撤销了对他的谴责和侮辱，并于次年选举马赛鲁斯为执政官。公民也同意听从对腓力发动战争的劝谏，选举鲍鲁斯终结柏修斯战争，并为鲍鲁斯举行实至名归的凯旋仪式。但是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刺激下，公民大会才有可能进行这样的选举，颁布这样的法令，一般来说，人民大众没有自己的主见，常常是随心而发，所下的决断或愚不可及，或出人意料。

政局动荡

在任何有机体中，一个无法再发挥机能的结构必定有害，国家亦然。至高无上的人民大会失去了法律效力，这带来不小的危险。元老院中的任何少数派依据宪法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中控诉多数派。任何具有随心所欲游说未经点化者的个人，或者仅仅是挥金如土，便可以找门道谋得一官半职或者购得维护自己利益的法令，对此高级官员和政府受法律约束不得不退避三舍。因此产生了很多公民将领，他们习惯在酒馆的桌面上谋划战争的计策，凭借其无师自通的军事天赋，满怀同情雄视常规服役的将士，因此那些军官在首都以游说的把戏当选，每当形势恶化，他们随即全体缺席，因此引发特拉西美涅湖和坎尼这两大战役的失败，以及柏修斯战争令人汗颜的应对方式。政府被不计后果颁布的那些公民法令一步一步掣肘和腐化，我们不难想象，政府在最合情合理的问题上，受到的束缚和影响也就越多。

但是削弱政府权力和弱化公社本身都只是群众煽动者带来的相对较小的危险。个人的雄心壮志演变成轰轰烈烈的党争，在公民的宪法权利庇护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往前推进。名义上依据国家最高权威的意志正式发布的法令，实际上仅仅是提议者的个人意愿。一个国家是炮火连天还是太平盛世，将领及其下属的任免，国库和公共财产，完全掌握在反复无常的群众以及随机产生的领袖手中，这样一个国家将会有怎样的命运？雷雨还未爆发，但乌云已经在层层集聚，闷热的空气中不时有雷声隆隆。此外，在目标和手段截然相反的情况下，某些显然相反的趋势汇合一处，带来的危险随之陡增。

家族政策和煽动主义以同等危险的方式，争相讨好奉承群众。下一代的政治家认为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和此后民主君主立宪的革命都源于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开创的先河。普布里乌斯·西庇阿虽然为贵族树立了妄自尊大、追名逐利、招揽门客的风气，同时个人甚至于王朝的反元老院政策也在群众中寻求支持，并以其个人品质璀璨夺目迷惑群众，并且通过施赠粮食贿赂群众。他求助于罗马兵团，不择手段献媚取宠，尤其是借助依赖于他、不分高下的客民群体。这位伟大人物的魅力和缺陷大概都基于某种不切实际的神秘主义。他深信自己不过是罗马第一公民，并深信自己只愿意担当罗马第一公民，所以他永远无法摆脱这种信念，无法幡然醒悟，即使有所觉悟，也不够充分。

断言和否认改革的可能性都不免过于草率，毋庸置疑，国家机器的所有零件都亟待彻底修缮，但是任何一方面都没有被郑重其事地落实。当然在细枝末节上，深得人心的反对派作了种种改革努力，元老院亦复如是。双方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心怀善意，虽然彼此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但是仍然会联手共同铲除遗患深重的弊病。但是他们并未根除病源，良善之辈察闻洪水高涨的闷响汩汩而来，不由得忧心忡忡，筑堤拦坝已经是徒劳。他们仅仅自满于缓和局势，甚至在缓和局势上——尤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比如司法改良和土地分配——无法适逢其时、恰如其分，给后人留下了不少隐患。

在正当时节不犁田垦土，即使他们从未播种，野草也会肆意疯长。后世中对革命风波中幸存下来的人而言，汉尼拔战争之后的时代似乎是罗马的黄金时期，而加图则是罗马政治家的典范。实际上这是暴风雨前夕的沉寂，是庸人主政的年代，与英国的瓦尔波尔（walpole）主政时期异曲同工，但是罗马却没有查塔姆（chatham）为已然停滞的民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无论我们着眼于何处，罗马古老机体上都贲张着缝隙和裂口，有时可见匠人穿梭其间竭力修补，有时这些缝隙和裂口被撕扯和扩大，但是从未见何时何处有任何准备彻底重塑或改造的痕迹，存在悬念的不再是它是否会倾覆，而是它何时倾覆。在形式上，自西西里战争至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以及其后三十余年时间，罗马政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固状态，但政体的稳固并不是国家强健的表征，而是国家陷入困境的初期表现以及革命发生的预兆。

托加袍（toga），古罗马男子穿的宽松罩袍。——译者注

这些标志最初可能只属于贵族本身，也就是高等官员的同族子孙，但是按照这种配饰的形式，经过相当一段时期之后，这种标志都被推广到更广的范围。金戒指就可以证朋这一点：在5世纪，只有贵族阶级可以戴金戒指；6世纪，元老和元老之子都可以佩戴；7世纪，骑士阶级都可佩戴；到了帝国时期，所有自由人都可以佩戴。银饰物也是如此，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这仍是贵族阶级独有的标志，斗篷的紫边也是这样，最初只有高官之子才被允许穿紫边的斗篷，之后推广到骑士之子，再推广到所有自由人之子，最后（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甚至推广到被解放者之子。短袄上的紫条（clavus）可以证朋是元老和骑士的标志，前者的紫条宽后者的紫条窄。同样，盛符的金盒（bulla）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仅被称为元老儿女的标志，到西塞罗时期，被称为骑士阶级的标志，卑贱等级的儿女只能用革符（lorum）。

戴冠出外的权力只能靠军功获得，所以没有相当身份戴冠，和如今没有名义僭用军人勋章相似。

因此行使执政官权力的军事总督、刑事推事、护民官以及其他官职仍被排除在外。至于监察官一职，虽然也有高官席位，似乎并不属于高级官职，但是到了后来，只有具备执政官身份的人才能担任监察官，这个问题实际上无关紧要。平民市政官原来没有高官席位，但后来也算高级长官。

通行的说法认为单贵族的六个百人队骑兵就有1200名，因而骑士队兵力共计3600人，这种说法无法成立。用编年史学家所举例的倍数来决定骑士数目显然不足为信，但实际上这两种见解都有渊源，也有各自的解释。但是第一个数字没有根据，因为其仅见之于西塞罗书中的第一段，即使支持这一种说法的人也承认这一段的错位。第二个数字也没有根据，因为在古典作家的书中并不能找到一丝例证。反之，我们先有未见之于古书而在制度中显现的数目，和书中陈述的猜想不谋而合：因为一个百夫队的确有100人，骑士百夫队原有3队，后来有6队，最后在塞尔维乌斯变法之后有18队。

从执政官和市政官的纪年，我们可以朋确看到罗马贵族阶级，尤其是世袭贵族的稳定性。

然而修路的费用或许大多由附近居民承担，征发人民服劳役的旧制度没有寿终正寝，地主手下的奴隶经常被征去修路。

意大利南部地区，面积5214平方公里，首府naples。

意大利西南部古城，希腊在意大利最早的殖民地。

意大利南部一古城。

意大利北部一城市，以产干酪著称。——译者注

众所周知，在创立波滕提亚（potentia）和庇骚隆（pisaurum）两处市民殖民地时，鲁迪（rudiae）的恩尼乌斯（ennius）从三巨头之一福尔维乌斯·诺比里奥尔（q.fulviusnobilior）获得公民权，按照惯例，采用诺比里奥尔姓氏。非公民被派去参加公民殖民地的创建，虽然他们经常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但在法律上却未能如愿，至少在这一时期是如此。但是每次建立殖民地，与之相关的人民法令有一条公民权规定，负责设立殖民地的长官应该按规定将公民权赠予若干人。

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部之一海港，公元前734年迦太基人建立的一座古城。

加图的农业论著，人尽皆知，原是论述关于维那弗鲁姆（venafrum）地方的一份产业，其中从法律角度讨论可能发生的诉讼，诉诸罗马的只有一个具体案件，即地主把冬季牧场租给一个牧羊人，便需要对付一位通常不住在本地的租户。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一般情况下，与住在本地的人签订契约，就是在加图的时代，可能发生的诉讼案也不在罗马审判，而是提交本地的法官裁决。

建筑竞技场一事的确存在。平民赛会的起源没有找到古代传闻，但是由于平民赛会在弗拉朋竞技场举行，并且首次举行是在建成后的第四年，即罗马纪元538年（公元前216年），上文所述便有了充分的依据。

这种别号最早的实例，是罗马纪元491年即公元前263年执政官曼尼乌斯·瓦勒里乌斯·玛克西穆斯（maniusvaleriusmaximus）的别号，他曾征服梅萨（messana），便以梅萨拉（messalla）为别号。有人说罗马纪元401年即公元前353年的执政官也曾这样为自己取别号为calenus，却成了错误。瓦勒里乌斯·玛克西穆斯的别号和法比乌斯氏的统一别号并非完全相同。

意大利北部之一城市。

1.古罗马的铜币；2.古罗马的重量单位，等于一金衡量磅。

关于罗马估计公民财富的原比率，很难给出更具体的信息。到了后来，人尽皆知的，10万阿司被视为第一级最低的财富值，其他四级分别是第一级的四分之三、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九分之一，至少大概是这样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