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三年之后，在希斯罗机场与边检官的交谈是简短的：
“商务还是消遣？”
“您认为葬礼属于哪一种？”
他摆摆手让我过关。
二
二十三年之前，为了让这位边检官的前任放行我，我耗费了近两小时。坦白地说，责任在我。我当时刚刚离开俄国，打算途经伦敦去美国，因为我被邀请参加伦敦的国际诗歌节。我手里没有护照，只有一张美国人签发的过境签证，这签证装在一个很大的黄色信封里，是驻维也纳的美国领事馆发给我的。
除了自然会有的焦虑外，这一等待让我感到特别难受的另一个原因来自温斯坦·奥登，他与我搭乘同一班飞机从维也纳飞来。海关官员们抓着那个黄色信封不放时，我看见奥登在关口前焦躁地走来走去，神情越来越愤怒。他不时与这个官员交谈，不时又与那个官员交涉，可总是被打断。他知道我在伦敦举目无亲，他不能扔下我不管。我的感受糟糕极了，即便仅仅因为他的年龄是我的两倍。
我们最终通过海关，前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她个子很高，举止宛如公主。她吻了吻温斯坦的面颊，然后对我做了自我介绍。“我叫娜塔莎，”她说，“我希望您能住在我们家。温斯坦也会住我们家。”我嘟囔了几句几乎不完全合乎语法的话，奥登这时插话说：“她是斯蒂芬·斯彭德的妻子。你最好答应她。他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房间。”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们坐进汽车，娜塔莎开车。显而易见，他们已考虑周全，也许在电话里讨论过此事，尽管我完全是个陌生人。温斯坦对我所知甚少，斯彭德知道得更少。可是……伦敦市郊的风景在车窗外闪过，我尝试着阅读广告牌。最多见的是“bedandbreakfast”，我认识这几个单词，可是却幸运地不解其意，因为其中没有动词。
三
傍晚，我们三人坐下来吃晚饭，我试着向娜塔莎解释(我一直在因轮廓分明的美丽脸庞和十分家常的俄国名字这两者间的矛盾而感惊讶)，我其实并不完全是个陌生人。其实在俄国时我就拥有这家人送的几件东西，是他们托安娜·阿赫马托娃捎给我的，阿赫马托娃曾于一九六五年来英国接受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这几件东西包括：两张唱片(珀塞尔的《狄多和埃涅阿斯》，以及理查德·伯顿朗诵的英国诗人作品选集)，一条颜色很像三色旗的某所学院的围巾。阿赫马托娃告诉我，这些东西是一位非常英俊潇洒的英国诗人送的，他的名字叫斯蒂芬·斯彭德，是他托阿赫马托娃把这些东西交给我的。
“没错，”娜塔莎说，“她当时给我们谈了您的许多事情。您当时在监狱，我们非常担心您会挨冻。所以就送了条围巾。”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她起身去开门。我在与温斯坦交谈；更确切地说，我在听他谈话，因为我的英文语法让我很难主动张口。尽管我此时已译了不少英语诗歌(主要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作品，也有一些美国当代诗歌，还有两三部剧作)，但我的谈话能力依然微乎其微。我用“大地的震颤”(trepidationoftheground)来代替“地震”(earthquake)。此外，温斯坦说话语速极快，而且具有真正的、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特色，这也需要我聚精会神。
可是一刹那间，我却完全丧失了注意力。一位身材十分高大的白发男人稍稍弓着腰走进屋来，脸上带着儒雅的、近乎道歉的笑意。在这间显然是他自家餐厅的屋子里，他却表现出一种新客的拘谨，而非主人的自信。“你好，温斯坦！”他说道，然后又问候了我。
我不记得他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我被他的话语之优美惊倒了。有这样一种感觉，似乎英语作为一种语言所具的一切高贵、礼貌、优雅和矜持都在一刹那间涌入了这个房间。似乎一件乐器的所有琴弦都在一刹那间被同时拨动。对于我和我这只缺乏训练的耳朵来说，这个效果是富有魔力的。这一效果毫无疑问也部分地源自这件乐器那稍稍弓着的框架：我觉得自己与其说是这音乐的听众，不如说是它的同谋。我打量一下四周，发现无人流露出任何情感。不过，同谋也永远不会流露情感。
四
当天晚上更晚些时候，斯蒂芬·斯彭德，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人，和我一同去bbc电视台做一档晚间节目的现场采访。二十三年之前，像我这样一个人抵达伦敦还被视为一条新闻。整个采访持续两小时，包括乘出租车往返的时间在内。在这两小时内，尤其是坐出租车时，我的着迷劲儿开始有所减弱，因为我们谈起了实事。谈电视采访，谈第二天就要开幕的国际诗歌节，谈我在英国的逗留问题。谈话突然变得轻松起来，因为我们就是两个在就事论事的男人。我有些奇怪：面对这位我之前从未谋面的身高六英尺、蓝眼睛白头发的老人，我竟然没有任何局促感，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很有可能，让我产生安全感的是他的高个儿和高龄，更不用说他的牛津口音了。除此之外，在他绅士般的、近乎笨拙的矜持举止以及略带歉意的笑容里我感觉到，他在身边的每一种现实里都觉察到了某种转瞬即逝、有些荒诞的本质。我本人对于这样的态度并不陌生，因为这种感觉并非源于人们的心理或性格，而是源于人们所从事的职业。一些人不太愿意展示这种感受，而另一些人则展示得多一些。还有一些人，他们完全不善于藏匿这种感受。我觉得他和我均属于最后一种人。
五
在我看来，我们后来之所以不可思议地成了朋友，而且这段友谊还维持了二十三年，这一点是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下面也会提及一些。但我在开始叙述之前必须说明，下面的文字看上去如果太像个人回忆，而我又在其中占据了太多的篇幅，这只是因为我无法、至少现在无法用过去时态来谈论斯蒂芬·斯彭德。我不打算来玩一场唯我论游戏，即否认他已逝去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样做对我来说或许并不太难，因为在我所言的这二十三年间我们很少见面，每次相处也从未超过五天。可是在我的意识中，我的所思所为却与他和温斯坦·奥登的生活和诗作极其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因此我此刻觉得，回忆往事似乎更贴切一些，胜于清理自己的情感。生活就像是引用，如果你能把什么东西背诵下来，这东西便同等地属于你和它的作者。
六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住在他们家，受到斯彭德夫妇和温斯坦无微不至的关照，从早餐到晚餐再到睡前的小酌。有一次，温斯坦想教我使用英国的公用电话，我的低能让他深感惊讶。斯蒂芬试图向我解释地铁系统，可最终还是娜塔莎开车拉我去了每个地方。我们曾在皇家咖啡馆吃饭，这里曾是斯蒂芬向娜塔莎求婚的场所，当时正值伦敦遭受大轰炸，他俩在空袭的间歇期会来这里吃口热饭菜，跑堂的则在一旁清扫从咖啡馆窗户上震落的碎玻璃。(“德国人朝我们扔炸弹时，我们其实一直在想俄国飞机何时会加入他们一伙。那些日子里我们时刻在提防俄国的轰炸机。”)或是一起去索尼娅·奥威尔家吃午饭。(“《一九八四年》不是一部小说，”温斯坦说，“而是一部学术著作。”)后来又去盖瑞克俱乐部吃晚饭，同席的还有西里尔·康诺利和安格斯·威尔逊，前者的小说《诺言的敌人》我两三年前刚刚读过，关于后者我则一无所知。前者看上去苍白浮肿，有点像个俄国人；后者身着粉红衬衫，像一只热带鸟。谈话与我不沾边儿，我沦为一名观察者。
我在当时常常落入这种境地，也时时感到很不自在。我把这种感受说给斯蒂芬听，可他显然相信耳濡目染的熏陶比分析思考更有效。一天晚上，他和娜塔莎把我带到伦敦南区去参加一个宴会，地点是当地一位主教的宅邸。对于我这双缺少训练的眼睛来说，主教阁下显得过于活跃，近乎社交迷；他的紫红袍也过于艳丽，近乎脂粉气。但饭菜却超好，酒也不错，一帮漂亮的年轻修士站在那里招待客人，看上去也十分惹眼。宴会结束后，太太们离席走入隔壁房间，先生们则留下来喝酒，抽哈瓦那雪茄。我发现自己坐在c.p.斯诺的对面，他开始向我吹捧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小说的各种长处和真实可信。我花费了大约十分钟时间，竭力回想帕特里克主编的英语俚语字典里某个合适的词条(在俄国时我只有这部词典的第一卷)，以便做出恰如其分的回答。斯诺先生的脸的确变得雪白，斯蒂芬则开怀大笑。其实，我针对的主要目标并非这位粉红色的左倾小说家，而是那位淡紫色的脂粉气主人，他那双漆皮鞋在桌子底下偷偷碰了碰我那双忠贞的胡什普皮牌男鞋。
在回家的汽车上我试图向斯蒂芬解释这一切，可他只是吃吃地笑。车外已是深夜。我们正行驶在威斯敏斯特桥上，他看了看窗外，说道：“他们还在开会。”然后问我：“你累吗？”我说不累。“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娜塔莎停下车，我们下车向国会大厦走去。我们爬过几组台阶，走进一个大厅，在过道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想这里就是下议院，关于某个税种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一些身高和面色都相差不多的男人纷纷站起身来，发表一通言辞激烈的演讲，然后坐下，片刻之后又再度起立。斯蒂芬在我耳边细语，向我转述他们的讨论内容。可这对我而言基本上仍是难以理解的，几乎就像一出哑剧。我坐在那里，仔细打量着房梁和彩色玻璃窗户。就是在这里，我亲自面对着我年轻时最神圣的理念，这亲临其境的感受让我眼花缭乱。我忍住笑，身体抖动起来。我的精神现实和肉体现实间的差异突然加大了，当后一种现实坐在威斯敏斯特核心位置的一张绿色皮长椅上时，前一种现实却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在乌拉尔山脉的另一边。空中旅行就是这样，我心里想道，又看了一眼斯蒂芬。潜移默化的作用显现出来了。
七
国际诗歌节规模很大，这个略显散乱的活动在泰晤士河南岸的皇家艺术节大厅举办。世上只有很少几样东西能比贫穷和混凝土的混成更糟糕，可混凝土和轻佻的混成即为其中之一。但另一方面，这种混成也与其内部正在进行的活动很协调。西德人尤其能融入这一环境氛围，他们借助直白的身体语言使自由诗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我记得温斯坦曾愁眉苦脸地盯着后台的显示屏，说道：“给你们付钱可不是让你们来干这个的。”付的钱微不足道，可对于我来说这可是头一回手握英镑纸币，在将钱揣进口袋时我感到一阵激动，这实际上就是狄更斯和约瑟夫·康拉德笔下的人物使用过的钱币呀。
开幕式招待会在蓓尔美尔街一座高楼的顶层举行，我记得那地方叫“新西兰厅”。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正盯着当天在那里拍摄的一张照片看：斯蒂芬在对温斯坦说着什么好笑的话，温斯坦开怀大笑，而约翰·阿什伯里和我则在一旁看着。斯蒂芬比我们大家都高得多，他侧身面对温斯坦，半侧面容上的温情几乎溢于言表，温斯坦则双手插在裤兜里，兴高采烈。两人目光对视；此时他俩相识已逾四十年，彼此相处甚佳。唉，这让人难以忍受的快照笑容啊！这就是最终留在你手中的东西：你从生活那里窃得了定格的瞬间，却浑然不知前方一场更大的窃取会将你们的珍藏变成彻底绝望的源泉。一百年前，人们至少不用面对这样的绝望。
八
斯蒂芬的朗诵与温斯坦和我不在同一个晚上，我没去听。但我知道他朗诵的是哪几首诗，因为我手头有他那天晚上回来后送给我的《诗选》。他在目录中的七首诗前做了标记，我们大家在朗诵前都会这样做个标记。这个诗集与我在俄国时得到的那个版本一模一样，那一本是一位英国留学生送我的，我将它读得很熟，因此一眼便看出我喜欢的那两首诗——《空中飞越普利茅斯湾》和《极地探险》——并未被标出。我记得我问了他为什么不选这两首，尽管我在很大程度上能预知他的答案，因为这两首诗都是很早的旧作。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才不记得他当时的回答。不过我记得，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转向亨利·莫尔在伦敦地铁里创作的《防空洞速写》，娜塔莎翻出一本破旧的平装本《防空洞速写》，我把它放在床头。
他之所以提起莫尔的《速写》，我想是因为我提起了《空中飞越》一诗。我先前在俄国读到此诗时曾大为震惊(尽管我的英语很糟)，惊讶于其中的探照灯意象逐渐从视觉形象发展为幻觉形象。我当时认为，此诗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当代的后立体主义(在俄国我们叫它结构主义)绘画，更像是韦德海姆·刘易斯等人的作品。众所周知，探照灯是我的童年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它实际上是我最早的记忆，以至于直到今天，只要一看到罗马数字，我就会立即想起我那座故乡城战争时期的夜空。因此我猜想，我把此类感受说给斯蒂芬听了，亨利·莫尔那本薄薄的画册便随即登场了。
九
我如今永远无法得知，这究竟是一个偶然出现的话题，还是斯蒂芬对天真无知的我进行潜移默化教育的既定计划。不管怎样，这些速写对我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冲击力。我之前看过不少莫尔作品的复制品，均为一些斜倚的小脑袋人体，或单个或成组。大多是在明信片上，虽然我也弄到过一两本画册。我对前哥伦布风、有机形式、空实对比概念等多有耳闻，但不太感兴趣。常见的现代艺术空话，缺乏安全感的歌。
《防空洞速写》与现代艺术很少关联，而与安全感休戚相关。如果这组图画能生出根来，它们或许就能长成曼特尼亚的(或贝利尼的)《花园里的痛苦》。莫尔显然依旧着迷于椭圆体，而大轰炸则提供给他一个真正的机遇。这一切都发生在地铁里，而地铁在这里是一个多重意义的恰当词汇。虽然在这里看不见那手持杯盏的空中天使，可每个人大约都会作出“但愿它能放过我”的祷告。变换一下温斯坦的句式，可以说：《防空洞速写》并非一组画作，而是一部学术著作。首先，一切都被处理成椭圆体，从遍布站台、被包裹着的人体到地铁车站的拱顶。但这也是一种关于屈从的研究，因为一旦一具躯体由于安全原因而不得不降格到其原初的形态，它便再也无法忘记这种降格，再也无法完全挺直。你只要有一次因屈服于恐惧而蜷缩，你的脊椎之未来便已被决定：你将再次蜷缩。从人类学的意义上讲，战争最终将导致退化，当然，除非你是个傻孩子。
我就是这样一个傻孩子，当莫尔在忙着研究他的椭圆体，当斯蒂芬在忙着勘察他的探照灯时。看着《防空洞速写》，我事实上回忆起了我们家附近的那个防空洞——那是由一座教堂的地下墓穴改建成的，洞里横梁交错，挤满了被覆盖、被包裹着的人体，其中就有我的母亲和我的。洞外，“三角形，平行线，四边形，/各种假说的试验/正在黑板的天空进行……”我入迷地翻看着这一幅幅图画，心里暗暗对自己说，照这样下去，我甚至会回忆起我的降生，甚至比降生还要早的事情；实际上，我或许会变成一个英国人(我从未想过)。
十
类似的事情早已发生——自从我弄到一本企鹅版的《三十年代诗选》起。你若出生在俄国，就注定会对另一种诞生产生眷恋。三十年代并不遥远，因为我就出生在一九四年。另一个使这十年与我愈发气味相投的因素则是其阴冷的、单色调的面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印刷文字和黑白电影，我自己出生长大的那个国度就一直保持这种色调，直到柯达胶片入侵后很久也依然如此。麦克尼斯、奥登和斯彭德(我是按照我知道他们的先后次序来排列的)使我顿时获得一种家庭般的亲切感。这并非因为他们的道德观念(因为我认为我的敌人比他们的敌人更强大，更无处不在)，而是因为他们的诗学。这种诗学令我震惊，首先是在格律和诗节的设置上。读了《风笛音乐》之后，那种老套的四音步四行诗体就显得没什么诱惑力了，至少在开头是这样的。我还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迷人的共同之处，即善于以困惑的目光去打量寻常事物。
人们将这称为影响，我却称之为亲近。大约从二十八岁起，我便将他们视为我的亲戚而非导师或“想象中的友人”。他们构成我的精神家庭，带给我的亲切感远远超过我在俄国境内外的任何一位同时代人。你们可以把这归结于我的不成熟或经过伪装的风格保守主义。或仅仅是虚荣，即某种孩子气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够在某种外国的良知准则的框架下得到评判。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他们的作品可以赢得远方的挚爱。或者，阅读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诗人体现了一个人渴望抒发崇拜之情的心理。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瞧瞧教堂你就明白了。
十一
我在这样一个精神家庭里生活得很愉快。墙壁一样厚的英俄字典事实上是一扇门，或者应该说是一扇窗，因为那字典时常是雾蒙蒙的，需要集中精力才能看透它。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我面对的是诗歌，而诗中的每一行都是一种选择。你能依据一个人所选择的形容词来对此人作出总体判断。我认为麦克尼斯是个混乱的、随意的、充满音乐感的人，我想象中的他面色忧郁，沉默寡言。我认为奥登光彩夺目，果断刚毅，充满机智和悲剧感，我想象中的他个性乖张，态度冷硬。我认为斯彭德的想象力与前面两位相比更具抒情性，更为大胆，尽管他显然是个现代派，可是我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的模样。
阅读就像爱情，也是一条单行道，我所做的一切他们几个全都一无所知。因此当我在那个夏天来到西方时，我的确依然是个陌生人。(比如，我就不知道麦克尼斯已在九年前去世。)或许只有温斯坦与我稍熟一些，因为他为我那本《诗选》写了一篇序言，他应该清楚我的《悼t.s.艾略特》一诗是对他那首《悼w.b.叶芝》的模仿。但对于斯蒂芬和娜塔莎而言我却肯定是个陌生人，即便阿赫马托娃的确曾对他们谈起我。在之后的二十三年间我从未与他谈起他的诗，同样也没有谈过我的诗。我们也从未谈过他的《世界之中的世界》、《三十年代及之后》、《爱恨关系》和《日记》。在一开始，我想罪魁祸首是我的胆怯，我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词汇和羸弱的语法更加重了这种胆怯。后来，这个遗憾则应归咎于我们两人跨大西洋飞行后的疲倦、公众场合、环绕的人群或那些吸引力胜过我们自己作品的人与事。诸如政治丑闻或新闻事件，还有温斯坦。但是从一开始我们似乎就感觉到我们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就像是一家人。
十二
除了我们各自的母语外，将我们分隔开来的还有他长我的三十余年时光，还有温斯坦和斯蒂芬的超高智慧，以及他们两人的私人生活——温斯坦的私生活要多一些，斯蒂芬的则少些。这听上去似乎是在说他们韵事不断，其实不然。在我遇见他们的时候，我并不清楚他们程度不同的多情特质；再说，他俩当时已年逾六十。我当时、现在乃至到死都清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们非同寻常的智慧，我从未见过能在这一方面与他俩匹敌的人。这自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打消我智力上的不安全感，尽管并不能填平这道鸿沟。至于他们的私生活，我认为，这一点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恰恰因为他们拥有被人们公认的超高智慧。直白地说，因为他们在三十年代曾是左派，斯彭德还做过几天共产党员。在集权国家中由秘密警察进行的那些事，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则大致由一个人的反对者或批评者来完成。但反过来，若将一个人的成就归结为他的性取向，这或许更加愚蠢。总体而言，将一个人断然定义为一种性的生物，这是一种可怕的简化行为。即便这仅仅是因为，一个人从事性生活的时间要远远少于他做其他事情，比如说挣钱养家，驾驶汽车，即便他年少体壮。从理论上讲，诗人享有更多的时间，但考虑到诗歌并不巧妙的赚钱方式，诗人的私生活并不配获得如此之多的关注。尤其在他用诸如英语这样一种漠视性别的语言写作的情况下。如果这门语言对这件事漠不关心，使用语言的人又为何要关注有加呢？不过，他们的关注也可能恰恰源于语言的不关注。言归正传，我的确感觉我与他们之间的同远大于异。我唯一无法跨越的鸿沟就是年龄。至于智慧方面的差异，我在最好的状态下会让自己相信，我正在逐渐接近他们的水准。还有一道鸿沟即语言，我一直在竭尽所能地试图跨越它，尽管这需要散文写作。
十三
我唯一一次直接与斯蒂芬谈起他的作品是在他的《庙宇》一书出版时。那个时候，我得承认，长篇小说已不再是我热衷的阅读对象，如果他的这本书不是献给伟大的德国摄影家赫伯特·李斯特的，而我又爱过这位摄影家的侄女，我或许完全不会与他谈起这部小说。看到书前的题词，我立马捧着书跑去见他(我想是在伦敦)，凯旋般地对他说道：“瞧，我们是亲戚！”他略微一笑，说世界真小，欧洲更小。是的，我说，世界真小，而且无人能将它扩大。他补充说，而且也不会扩大，或是诸如此类的话，然后他问我是否真的喜欢这本书。我对他说，我始终觉得自传体小说是个矛盾概念，它遮掩的东西要超出它道明的东西，即便读者爱不释手。无论如何，对于我来说，作者似乎更像是书中的次要角色而非主人公。他回答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精神氛围，也部分受制于书刊审查制，他或许会重新改写全书。我对此表示反对，说遮掩就是文学之母，而书刊审查制甚至可以说是文学之父；当普鲁斯特的传记作者们花费大量笔墨来证明阿尔伯蒂娜实际上就是阿尔伯特时，再没有什么比他们的所作所为更糟的了。是的，他说；那些人的笔的运动方向是与作者完全相反的，他们是在消解结构。
十四
我发现我不由自主地用了过去时态，我不知道我是否该与之抗争。他于七月十六日去世，今天是八月五号。可我仍然无法对他盖棺定论。我关于他所说的任何话都会是假定的或单边的。定义永远是不充分的，他有能力在八十六岁时逃脱定义，这并不令人意外，即便我只是与他同行了这八十六载的四分之一。不知为什么，我发现质疑自己的存在要比相信他的逝去更轻松一些。
这是因为善良和斯文能持续得更久。而他的善良和斯文则最为持久，因为它们出现在一个肮脏、残酷、非此即彼的时代。至少，他的行为举止——在这方面他可谓诗如其人——都既是选择的结果也是性格的结果。在娘娘腔的时代，比如当今，一个人，尤其是一位作家，大可以表现得残暴、犀利、刻薄。实际上，人们在娘娘腔的时代只能兜售血腥和垃圾，否则便没有顾客。而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他们则要走相反的路线……唉，所有这些平装的残暴才华啊！如此之多，毫无必要，被金钱淹没。仅此一点便足以让人们怀念三十年代，对那场混乱感到亲切。但归根结底，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纸张上，无论是通过行为还是借助修饰语，能让你保持住你的尊严的东西就是善良和斯文。仅凭这一点，他现在和将来都是能被感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将越来越易被感知。
十五
且不论我的这些奇思怪想(亲切感、精神家庭等等)，我和他相处得也一直很好。这部分仰仗于他那总是完全出人意料、充满突转的思维方式。他在与人交际时显得十分机智风趣，这与其说因为有人在场，不如说由于他天生不善说老套的话。如果一个现成的观念从他嘴里冒了出来，那这只是为了在句子的末尾将它彻底颠覆。可是，他这样做却不是在试图自娱自乐；这只是因为他的话语试图赶上他自己的思想列车，这趟列车在永不停息地飞驰，因而往往令说话者本人也相当意外。他虽然年岁已高，可过去却很少成为他的主题，它的出现频率远远少于现在或将来，对于后两者他格外热衷。
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也是他从事的行业所带来的结果。诗歌是一个巨大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学校。你永远无法知道你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否有价值，你更少知道你明天能否创造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如果这最终没有毁掉你的话，那么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就将成为你的亲密朋友，你几乎会觉得它们拥有自己的灵性。我想正因为如此，他才对未来如此感兴趣，这未来当中包括国家的未来、个人的未来和文化趋向的未来，他似乎想提前看到所有可能出现的错误，不是为了最终避免犯错，而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他那两位亲密的朋友。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从不炫耀他过去的成就，也从不展示自己的不幸。
十六
这会使人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即他缺乏野心，没有虚荣心。我觉得这个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我记得多年前的一天，我和斯蒂芬一起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朗诵诗歌。实际上我们是在为《查禁目录》募集捐款，在我看来这份杂志其实就是他的创意，他十分关注这份杂志的命运，自然也关注书刊审查制这一问题自身。
我们要在台上待大约一个半小时；这时我们正坐在休息室里翻着我们的诗稿。若两位诗人一起朗诵，通常都是一位诗人读上四十五分钟，再由另一位诗人也读上四十五分钟。为的就是给听众留下一个令人信服的个人形象，其中心思想就是：“我是主角。”斯蒂芬朝我转过身来，说道：“约瑟夫，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干呢？每人先各读十五分钟，然后是提问和回答，接着每人再各读十五分钟。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无聊了。你看怎么样？”我说，太棒了。就应该这样，这会使我们的朗诵带有某种娱乐色彩。诗歌朗诵首先就该这样，而不应是一趟自我旅行。这是一场演出，一出戏剧，更何况还是一次募捐。
这是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这里的听众，即便是满怀善意的听众，对他们自己的美国诗歌也知之甚少，更不用说英国诗歌了。他提议的朗诵方式既无助于扩大他的名声，也无助于推销他的书。也就是说，他这样做不是为自己着想，他也没有朗诵任何热门的诗作。我无法想象有哪位他的美国同行(尤其是他那个年纪的美国同行)会有意亏待自己，无论这样做是为了某件事情还是为了听众着想。当时的大厅里大约有八百人，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我看美国诗人的神经都快要崩溃了，”他常常这样说(他指的是我们这一行著名的自杀者们)，“因为这里的赌注很大。在英国，诗人的收入向来没有这么高，想成为举国知名的大人物更是门都没有，虽然我们那个国家要小得多。”然后他会嘻嘻一笑，再补充一句：“其实恰恰因为这一点。”
十七
这并不是说他对自己评价过低；他的本性就如此谦虚。我还想说，这个美德同样源于我们这个行当。如果你没有天生的机体紊乱，那么诗歌，无论是写诗还是读诗，均能教给你谦逊，而且速度很快。你若既写诗又读诗，则尤其如此。那些逝者已足以让你产生此类情感，更不用说你的同辈们了。质疑自我将成为你的第二天性。当然，如果你的同辈们业绩平平，你或许能因自己的成就而沾沾自喜一段时间；但如果你在大学时代就遇见了温斯坦·奥登，你的自我迷恋就注定是短暂的。
在这次相遇之后，无论写作还是生活都变得让人不安了。我的意见或许不对，但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即他抛弃的东西远比他发表的东西多。但在生活中，在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抛弃的生活中，这种不安最终会变成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可怕的清醒(奥登会时常成为这种清醒态度的对象，却从不会被损伤)。这种敏感和这份清醒的结合能使一个人成为绅士，如果敏感在这一组合中分量更大的话。
十八
在大西洋两岸那些很大程度上缺乏教养的文学人士中，他正是这样一个人。他鹤立鸡群，无论是就这个成语的字面意义还是就其形象意义而言。那些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翼，其反应均是可以预见的。x会责怪他在二战期间是个反战主义者(尽管他并非什么反战主义者，他由于身体原因没能被军队接受，他后来担任消防队员，而在大轰炸期间的伦敦担任消防队员，这与此时在其他地方以道德理由拒服兵役的行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y会指责他在五十年代曾主编受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杂志《邂逅》。(尽管斯蒂芬在弄清这份杂志的财路性质后便立即辞职，可那些如此厌恶中情局金钱的人士为何不愿出资帮这份杂志一把呢？)正直的z会斥责他在河内遭到轰炸时公开表示时刻准备前往那里，却又同时询问谁肯出路费。一个靠自己的笔生活的人(斯蒂芬的三十多部书——更不用说那无数的评论了——清楚地说明了他是靠什么生活的)很少用钱来表达自己的信念；另一方面，他似乎也不愿靠河内政府的钱来表达自己的良心不安。是的，这仅仅是这份字母表的最后三个字母。十分奇怪的是，或者说不足为奇的是，这些指责和教训却大都来自出生于美国的人士，也就是说，他们来自这样一个国家，那儿的道德高调与滚滚财运携手同行，超过任何其他地方。就整体而言，战后的世界是一场相当平淡的演出，他不时参与其中，并非为了掌声和鲜花，而是为了拯救这场演出，如我们事后所看到的那样。
十九
我发现我是在发表社论，体裁开始左右内容了。这在某些时候是可以接受的，但并非在当下。当下，内容应该决定体裁，即便最终的结果只是一些碎片。因为一旦你的生活被托付给了一个旁观者，这就是结果。因此，就请允许我闭上眼睛，静静旁观吧：一天晚上，在米兰的一家剧院，十年或十二年之前，人们济济一堂，灯光璀璨，电视转播，如此等等，台上坐着一帮意大利教授和文学批评家，还有斯蒂芬和我，我们都是某个重要诗歌奖的评委会成员。该奖这年被授予了卡尔洛·贝托奇——一个瘦骨嶙峋的八十岁老人，一副农夫外貌，有点像弗罗斯特。老人脚步蹒跚地走过大厅中的过道，十分吃力地往舞台上爬，嘴里暗自嘟囔着什么。没有一个人动弹，那些意大利教授和文学批评家都坐在椅子上看着老人与台阶做斗争。这时，斯蒂芬站起身来，开始鼓掌，我也加入进来。然后，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二十
或是二十余年前的一个深夜，芝加哥市中心一个空旷的、寒风凛冽的广场。我们从某人的轿车里钻出来，钻进冬日的细雨，向一件由铸铁和钢缆构成的巨大装置走去，这装置黑黢黢地矗立在广场中央的一个基座上。这是毕加索的雕塑，我们走近了之后发现这是一颗女人头颅。斯蒂芬想来看看这尊雕塑，因为他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这座城市。“很有西班牙味儿，”他说道，“也很有战争味儿。”突然，我感觉像是回到了一九三七年，西班牙内战，他参加了那场战争(我相信他是自费前往的)，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为建立正义之城而进行的最后斗争，不是超级大国间的博弈，结果我们输了，然后这一切都被二次大战的残杀所遮蔽。那个夜晚风雨交加，十分寒冷，只有黑白两色。这个满头白发、身材高大的男人从黑色旧外套的袖口里伸出双手，像个孩子似的缓缓围着这堆散乱的金属转圈——那位西班牙天才将这堆东西拧在一起，做成了一件废墟般的艺术品。
二一
或者是在伦敦的皇家咖啡店，我每次去伦敦都一定邀请他和娜塔莎去那里吃饭。为了重温他们的记忆，也为了重温我的记忆。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但不是很久以前。以赛亚·伯林与我们同席，还有我的妻子，她那双年轻的眼睛一直盯着斯蒂芬的脸。的确，他满头雪白的头发，灰蓝色的眼睛闪闪发亮，略带歉意的笑容笼罩着六英尺的身躯，身板略微弯曲，这一切使得八十多岁的他看上去就像是充满善意的冬天，它正在探访其余三个季节。即便在同辈和家人中间他亦如此，更不用说置身于陌生人中间了。再说，当时是夏天。(“这里夏天的好处就是，”我曾听见他在自己的花园里打开一瓶酒的时候说道，“你不需要冰镇葡萄酒。”)我们开列出一份“本世纪最伟大作家”的名单：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穆济尔，福克纳，贝克特。“但这只到五十年代为止，”斯蒂芬说着，朝我转过身来。“如今还有这样的作家吗？”“约翰·库切或许算一个。”我说，“一位南非作家。或许只有他有权在贝克特之后继续写小说。”“我没听说过他，”斯蒂芬说，“他的名字怎么拼写？”我找到一张纸，写上库切的名字，并加上了《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书名，然后把那张纸递给斯蒂芬。然后话题转向闲聊：新近上演的一出《女人皆如此》(演员们躺在地板上唱咏叹调)；最近新封的爵士。毕竟，这是一顿与两位爵士同进的午餐。突然，斯蒂芬大笑起来，说道：“死在九十年代是个不错的选择。”
二二
午饭后，我们送他回家，可到了河岸街他却让出租车司机停车，冲我们挥手作别，然后消失在一家很大的书店里，手里还握着那张写有库切名字的纸。我正操心他之后如何回家，可随后又想到，他比我更熟悉他的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