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当以吊袜带为代表的暗示的力量开始从这个世界隐去时，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渐渐降低至连裤袜的高度时，当外国人为俄国那廉价却十分浓烈的奴性芬芳所吸引开始大批抵达这里时，当我的一位朋友嘴角带着淡淡的讥笑说或许只有历史才能破坏地理时，我正在追求的一位姑娘在我过生日时送给我一套像手风琴风箱一样连成一串的威尼斯风光明信片。
她说这套明信片是她奶奶的东西，她奶奶在二战前夕曾短暂前去意大利度蜜月。这套明信片共十二张，画面呈咖啡色，印在质量很次的泛黄纸张上。她之所以送我这份礼物，是因为我当时完全沉浸在刚刚读完的亨利·德·雷尼耶的两本书里，这两部小说的场景均为冬季的威尼斯。威尼斯于是便终日挂在我的嘴边。
由于这些明信片是褐色的，印刷质量很差，由于威尼斯所处的纬度，由于那里树木很少，因此很难确定画面上所呈现的是哪个季节。人们身着的服装也于事无补，因为每个人都穿戴着长裙、毡帽、礼帽、圆顶帽和深色上衣，均为上一世纪的时尚。色彩的缺失和千篇一律的昏暗色调使我意识到，这是冬天，一年中最真实的季节。
换言之，那些画面所呈现的色调和哀伤氛围与我的故乡城十分相近，这使得这些明信片在我看来更易理解，更为真实。这几乎就像是在阅读亲戚的书信。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们。我读的次数越多，便越能清晰地感觉到“西方”一词对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冬季大海边一座完美城市，圆柱，拱廊，狭窄的街道，冰冷的大理石阶梯，露出红砖肉体的斑驳灰泥墙，丘比特、小天使，被灰尘覆盖了眼睛——这便是做好了应对寒冷季节之准备的文明。
看着这些明信片，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有朝一日我若能步出国门，一定要在冬季前往威尼斯，我要租一间房，是贴着地面的一楼，不，是贴着水面，我要坐在那里，写上两三首哀歌，在潮湿的地面上碾灭我的烟头，那烟头会发出一阵嘶嘶的响声；等钱快要花光的时候，我也不会去购返程票，而要买一把手枪，打穿我的脑袋。这自然是一种颓废的幻想(但你若在二十岁时还不颓废，那又待何时呢？)。不过我仍要感谢命运三姐妹，因为她们让我幻想中最好的一部分得以实现。的确，历史始终在不知疲倦地破坏着地理。唯一的抵御方式就是成为一个弃儿，一位游牧者，成为一道阴影，掠过倒映在水晶水面上的那些花边般、瓷器状的廊柱。
十一
一天，我在故乡城一条空荡荡的街道上看到一辆轿车，是辆“雷诺2cv”，停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外一座女人像圆柱旁边。它看上去就像一只弱不禁风，却又满怀自信的蝴蝶，翅膀用波纹钢板制成，二战时期的飞机库就用这种钢材搭建的，如今的法国警车仍用这种钢板。
我以全然超脱的眼光看着这辆汽车。我当时年仅二十，既无汽车也无开车的抱负。要想在当时的俄国拥有一辆轿车，你就得做一个真正的败类，或是败类的孩子，你得是一个党棍、院士或体育明星。即便如此你的轿车也只能是国产货，尽管它们的设计和工艺全是偷来的。
它停在那里，轻盈而又脆弱，完全没有汽车常常会带给人的那种危险感。它看上去不会伤害人，反而极易被人伤害。我还从未见过如此柔弱的金属制品。它比自一旁走过的某些人更具人性，它那令人赞叹的简洁会令人想起至今仍摆在我家窗台上的那些二战时期的牛肉罐头盒。它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我想钻进车里，飞驰而去，倒不是因为我想移居国外，而是因为一旦置身车中，便像是穿上一件上衣，不，是穿上一件雨衣，然后便可出去散步了。它的侧窗泛出微光，就像是一位竖着衣领、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如若我的记忆没有出错，我在盯着这辆轿车看的时候，心里感觉到的就是幸福。
十二
我相信，我接触到的最初几个英文单词就是“hismaster'svoice”，因为我们一般自三年级开始学英文，这时我们大约十岁，而我父亲自远东服役归来时我才八岁。对于我父亲而言，战争是在中国结束的，但他带回的东西却大多是日本货而非中国货，因为日本最终战败了。或者说，当时的情形似乎如此。他带回的东西主要是唱片。它们被装在厚实但精致的硬纸盒里，盒上写有金色的日文字母，有的封套上绘有一位衣着很少的少女，她正在陪一位身穿礼服的绅士跳舞。每个盒子里装有一打乌黑锃亮的唱片，唱片上贴有金红相间和金黑相间的标签，在厚厚的封套里隐约可辨。它们大多是“hismaster'svoice”和“columbia”的产品，尽管后一个公司的发音要简单一些，可该公司的唱片上只有文字，于是那只若有所思的小狗便占了上风。这只狗的存在居然影响到了我的音乐选择。其结果便是，我在十来岁时就熟悉恩里科·卡鲁索和蒂托·斯基帕，胜过我对狐步舞和探戈舞的了解，后者的唱片数量同样丰富，对于它们我其实是很偏爱的。这些唱片里还有斯托科夫斯基和托斯卡尼尼指挥的各种序曲和经典杰作，有玛丽安·安德森演唱的《圣母颂》，还有完整的《卡门》和《罗恩格林》，我想不起后两部歌剧的演唱者了，但我记得我母亲对他们的表演赞不绝口。实际上，这套唱片包含了战前欧洲中产阶级的所有音乐食粮，它们很晚才抵达我们这里，或许因此才让我们感觉双倍甜蜜。它们就是由这只若有所思的小狗带给你的，更确切地说，是它用嘴巴叼来的。我至少花费了十年时间来搞清“hismaster'svoice”是什么意思：一只狗在倾听它主人的声音。我起先以为这只狗在听它自己吠声的录音，因为我不知为何把留声机的扬声器也当成了话筒，由于狗通常都跑在主人的前面，因此我整个童年时期一直认为这个标签的意思就是：这条小狗发出声音，预告他的主人即将到来。不管怎样，这只小狗反正跑遍了整个世界，因为我父亲是在关东军溃败之后于上海找到这些唱片的。毫无疑问，它们是从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抵达我的现实的，我记得我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梦：一列长长的火车，其车轮就是一张张饰有“hismaster'svoise”和“columbia”字样的乌黑锃亮的唱片，列车在铁轨上缓缓前行，轨道上刻有这样一些字：“国民党”，“蒋介石”，“台湾”，“朱德”……这些都是铁路车站的站名吗？目的地大约就是我们那台有一层褐色皮套的留声机，我微不足道的自我在转动留声机上的镀铬铁手柄。椅子的后背上搭着我父亲那件深蓝色的、带有金色肩章的海军服，衣架上挂着我母亲那只缩起尾巴的银狐，空中有一行字：“unafurtivalagrima.”
十三
要么就是“lacomparsita”，这是我心目中本世纪最伟大的音乐作品。在听了这段探戈之后，无论是你的国家的凯旋曲还是你个人的凯旋曲，全都失去了意义。我一直没学会跳舞，因为我既有些害羞又的确笨手笨脚，然而我却能一连数小时听着这些拨弦乐，身边没人时，我还会动起来。如同许多民间乐调，“lacomparsita”也是一种悲歌，在战争快结束时，悲歌旋律听起来要比非洲舞乐更为贴切一些。没人愿意加速，人人渴望节制。因为人人都能朦胧地感觉到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你可以将这样一个事实归咎于我们休眠的爱欲天性，即我们十分渴求那些尚未成为流线型的东西，如残存下来的德国宝马车和欧宝车的黑漆挡板，同样锃亮的美国帕卡德车以及像熊一样的斯图贝克车，后者的挡风玻璃像眯缝着的眼睛，配有双后轮，这是底特律对我们国家能吞噬一切的泥泞作出的回答。孩子总想超越自己的实际年龄，既然你已无法把自己想象成一位祖国的捍卫者，因为真正的捍卫者身边到处都是，那么，你就会想象自己飘进一段莫名其妙的外国历史，降落在一辆仪表盘上布满各种珐琅按钮的宽大的黑色林肯车上，身边是一位铂金级的金发女郎，你探向她那套着丝袜、沉入漆皮坐垫的双膝。其实，只要一个膝盖或许就够了。有时，只要摸一摸光滑的挡板就够了。对你们说这话的人，他是这样一个群体中的一员，他们的出生地曾遭到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差点儿被从地球上抹去，他们在八岁时才第一次吃到白面包(如果这种说法在你们听来太具外国腔，那么就可以说，他们在三十二岁时才第一次喝到可口可乐)。因此，请把这归咎于那休眠的爱欲，并请在黄页电话簿上查明给白痴颁发证书的处所。
十四
有过一个很好的美国暖壶，军装绿色，波形塑料外壳，内胆是镜子般的镀汞玻璃，它属于我的叔叔，被我在一九五一年给摔破了。瓶胆内部是一个变幻无穷的光学漩涡，我会一直盯着其中的层层倒影看。这大约就是我打破暖壶的原因，我失手将它摔在地板上。还有我父亲那只同样是美国货的手电筒，也是从中国带回来的，我们很快就用光了手电筒里的电池，但是它那纯净明亮的反光镜却远远胜过我的瞳孔，在我的学生时代一直令我迷恋不已。最后，当铁锈开始侵蚀它的边缘和按钮时，我拆开电筒，加上两枚放大镜片，把这个光滑的圆筒变成了一副什么东西也看不清的望远镜。还有一只英国军用指南针，是我父亲从一位在劫难逃的英国水兵手里得来的，我父亲在摩尔曼斯克附近遇见他们的船队。这指南针的表盘是磷光的，躲在被子里可以看清其刻度。表盘上的字是拉丁字母，因此指示出的方位就有了一种数字般的感觉，我总是觉得我所在方位的读数与其说精确，不如说是绝对的。或许正因为如此，这个方位最初才会令我厌恶。最后，还有我父亲那双棉军靴，我如今已记不清其产地(美国？中国？但肯定不是德国)。这是一双淡黄色的高靿鹿皮鞋，衬里在我看来像是一团羊毛。它被摆在双人床前，更像是两颗炮弹而非一双鞋子，虽然那咖啡色的鞋带从未系上，因为我父亲从不穿它出门，只将它当拖鞋穿；这双鞋要是被穿出去，它和它的主人都会受到特别的关注。就像那个时代的多数衣着一样，鞋子也应该是黑色、深灰(靴子)的，至多是褐色的。我觉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甚至直到三十年代之前，俄国还保持着某些与西方相近的有关生存的用品和知识。但是之后，一切都突然中止。甚至在我们发展受阻时爆发的那场战争，也未能使我们摆脱这一窘境。那双黄色棉靴尽管穿起来十分舒适，在我们的大街上却会遭千夫指。另一方面，这也使这两只狮子一般的怪物存活得更久，我长大之后，它便成了父亲与我相互争夺的对象。战争结束三十五年之后，那双鞋子依然完好无损，仍旧是我们的争论话题，争论谁更有权穿它。最终获胜的是父亲，因为在他去世的时候，我离那双鞋所在的地方十分遥远。
十五
我们最喜欢的旗帜是英国国旗；我们最喜欢的香烟牌子是“骆驼”；我们最喜欢的酒是“必富达”。我们的选择标准显然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我们情有可原，因为我们对内容知之甚少，因为我们的境遇和时运并不向我们提供选择。再者，和英国旗相比我们实在是太不起眼了，更不用说和“骆驼”比了。至于“必富达”杜松子酒，我的一位朋友从来访的外国人那里得到一瓶，他发现，我们如此热衷他们精心设计出来的商标，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此类东西。我点头表示赞同。他于是把手伸进一堆杂志，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我记得好像是《生活》杂志的封面。画面上是一艘航行在大洋中的航空母舰的上层甲板。身穿白色军服的水兵们站在甲板上，抬头看着上面，或许是在看正在给他们拍照的那架飞机或直升机。他们排成一个队形。从空中看去，这个队形就是e=mc2。“好看吧？”我的朋友问道。“不错，”我说，“在哪儿拍的？”“太平洋上的什么地方，”他说，“管它呢！”
十六
让我们关掉灯光，或是紧闭双眼。我们看到了什么？一艘美国航母航行在太平洋中央。我在甲板上挥手。或是在驾驶一辆“雷诺2cv”。或是置身艾拉唱的《绿黄篮子》的旋律中，等等，等等。因为人就是人所爱的东西。他之所以爱那东西，因为他就是那东西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人。物也一样。我记得一阵轰鸣，当时列宁格勒新开了一家自助洗衣店，鬼才知道那些洗衣机是从哪儿进口的，当我把自己最先拥有的蓝色牛仔裤扔进洗衣机时，它立马发出了轰鸣声。这轰鸣声中有认知的喜悦，排队的人全都能听见。因此，让我们紧闭着眼睛承认：我们在西方，在文明中认出了我们自己的某些东西，在那里这种认同也许甚至比在家里更强烈。此外，我们已做好为这份情感买单的准备，价钱相当高，即我们的余生。代价自然不低。可是便宜没好货。更不用说在那些年代，我们的余生便是我们拥有的一切。
一九八六年
此文作于1986年，首发于巴黎“vogue”杂志1986年12月、1987年1月合刊，第672期，原题为“lestrophées”，英文版标题为“spoilsofwar”，俄文版标题为“tpофeйhоe”。
这是作者对《圣经·约翰福音》之首句“太初有道”的戏仿。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列宁格勒围困战”，它自1941年7月10日至1944年8月9日共持续900天。
德国和波兰间的边界线。
里加是拉脱维亚的首都。
堂吉诃德的随从。
布罗茨基曾以玛丽一世为对象写下组诗《献给玛丽·斯图亚特的十二首十四行诗》。
原文为德语nachosten，是一种源于19世纪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指的是德国人试图挺进东方斯拉夫人的土地，扩展生存空间，这也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布罗茨基在此做了一个文字游戏，schmaltz是一个进入英语的德语词，原意“油脂”，引申义为“过分的赞誉”和“过分伤感的文艺作品”；schmerz则意为“痛苦”。
布罗茨基在与沃尔科夫的谈话中曾称，他在法国作家和诗人雷尼耶(1864—1936)处学会了诗的结构。
布罗茨基后来果然常去威尼斯，并写作了大量以威尼斯为对象的诗文，最终也长眠于该城。
据布罗茨基俄文版散文集编者称，布罗茨基此处有误，该车型应为“雪铁龙2cv”。
意为“它主人的声音”，为一家英国唱片连锁销售公司，标识是一只听留声机的小狗，简称hmv。
即“哥伦比亚公司”。
意大利语，即《一颗偷偷洒下的眼泪》，意大利作曲家多尼采蒂的歌剧《爱情灵药》中的一段男高音咏叹调。
即《探戈舞曲》。
布罗茨基在这里用的是一个汉语和英语结合在一起的词汇“shizil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