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在台湾读书，让我思考两岸文学体制的不同。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关于已故舅舅的散文，她说：“我想投文学奖，就去看历年文学奖作品集，结果发现，得首奖的散文都有一个人死了，于是我就写了一个死人。”同学们大笑，她也笑，又敲着桌子叫：“但我舅舅也是真的死了！”

比起我这一辈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台湾的同学对写作更自觉，在如此年轻的时候，立志做一个作家、诗人，令我羡慕。他们的稿件打印出来，奔赴台湾大大小小文学奖，有的同学已经拿了不小的奖项，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系办的贺报上，他们也因此更有信心地继续新的创作。尽管在台湾，很多人批评文学奖，但我仍然觉得，有如此清晰的登上文坛的路径，台湾文学青年是幸运的。

而我这一代文学青年，通常在媒体、广告行业工作，暗夜里渴望文学，在瞬间的激情中写下只言片语。文学，就像一场偷情。

如果说我们在偷情，那么台湾的文学体制，就是在相亲结婚，过着安稳的生活。偷情固然刺激，但是安稳生活也令人羡慕。也许这就是我来台湾的原因。

吴明益认真地听完，微微皱眉。他回忆说，台湾的文学体制，也有不同阶段。在六七零年代，报纸副刊被严密控制，文学杂志比较自由，于是许多作家创办同仁杂志，发表自己的作品，比如陈映真。八零年代“解严”之后，文学中心又转回报纸副刊。《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创办文学奖，当时大家不看电视，这两份报纸的发行量都高达百万。

吴明益说：“我想前十届，两大报的文学奖获得者，真的好像得到一个钥匙。到了1990年代，我们这一代成长的时候，是两大报文学奖最蓬勃的时候，还是一个标杆。但是突然在90年代中末期，媒体越来越多，网络兴起，电子媒体兴起，年轻人不看报纸了。等到我们得两大报文学奖的时候，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

1995年，吴明益借小说《虎爷》，拿到了《联合报》小说首奖。但是这时，一个奖已经不够了，要多拿文学奖，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的编辑才有可能认识你。在这种体制下，评委的口味就决定了文学的整体风格。像我的同学一样，吴明益也去研究前几届的得奖作品集，每一篇都看过，想一想说，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这不是得奖或不得奖，而是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样的是好作品。”他说。

我想到他曾讲过，在他年轻时，台湾流行情欲文学，性都写得很露骨，“但我的情欲经验实在乏善可陈”，他笑着，露出两边的牙龈，脸庞黑红。最终，他第一篇成名的小说《虎爷》，取材于当兵时的经历，被命名为“新乡土文学”。

摆脱了情欲文学、后设小说等文学风潮，吴明益从写实出发，他探索各种技巧，又不为技巧束缚。“我们越读越多，会发现真正的世界很复杂，有人写得这么简单，大家也说好，有人说不能在小说里论理，可是你看米兰·昆德拉，论理也会论得这么漂亮。”

今天的台湾，文学奖是年轻作家出道最重要的方式。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台湾的文学风格如此类似。不错，文学奖为文学青年准备了看得见的道路，就像我们曾有文学期刊，有作协，但是真正重要的，还是个人的才华和决心。一个人二十岁时是否写作，和文学体制有关，但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时是否还写作，就真的和自己有关了。

四

和“舞台剧创作”同一个学期，吴明益教授“小说创作”。第一堂课，他照例放出狠话，想要吓退没有决心的人：“各位坐在这里，说明都是没有才华的人，如果你们有才华，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在吸烟区长吁短叹、计划去卖红豆饼的同学更多了。

和鸿鸿一样，吴明益要求我们去采访一个人物，写五百字的人物特写。在课堂上，他读出这些文字，再行点评。一位同学写的是一个喜欢钓鱼的人，吴明益追问，他用的钓竿是什么类型？同学答不上来。“土地公”写了一位越南新娘，吴明益念完之后，转头确定地说：“这不特别。”

课后哀鸿遍野。和其他课比起来，这些批评并非更严厉，也未尝不是事实，却打击更大许多。文学青年原本敏感，又自负，对自己的作品加倍在意，何况这是小说家吴明益的看法。“没有才华”“这不特别”，这些词，如重锤正中胸口。

三堂课下来，同学们像遭遇空气中的强大阻力，坐在最后最远处。每个提问都像石头扔在沙堆上，不起回响。这种课堂气氛，毫无疑问也对吴明益老师产生了影响，他少有地露出了无奈神情：“你们要不要坐前面一点？”

“土地公”决定退选。吴明益的评论令他十分愤怒，同时，他有现实的考虑。这学期修课太多，这样下去，这门课恐怕拿不到高分。如果失去了奖学金，他在经济上将无法承担。

吴明益拒绝了。这门课名额有限，非常抢手，“土地公”选上而中途退选，吴明益认为，这对想选课而没有选上的同学不公平。同时，我想，以他追求完美的性格，原本就对上课深感挫折，此时想必更受打击。

小小的波折之后，“土地公”退选了，而吴明益也修改了教案，他不再在课堂上朗读、批评同学的作品，改为课后面谈。课堂上的时间，多半用来讨论新近出版的优秀小说。同学们松了一口气。我也松了一口气，又有说不出的怅然。

我们在9803谈话时，吴明益曾讲起上课的压力。今天师生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信息容易取得，老师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他不愿伤害学生，又总是觉得无力，如何能让学生爱上老舍、沈从文？至于小说创作，他很清楚，大部分人不会成为作家。事实上，我们都清楚。曾经有很多编辑跟他聊天，“过了中年，大家回想起来，说年轻时我也想成为作家，但是没有，今天变成你的编辑。”他能感到那种淡淡的感伤，至今还在，“我想有些学生会变成这样。”

站在讲台上，吴明益仍然慷慨地讲出自己所知所想，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小说技艺。他说，他常常在图书馆写小说，把不同种类的书摆在面前，比如一本村上春树的小说，一本贝壳图鉴。他写一写，翻翻图鉴，其中讲到贝壳的花纹是非常准确的几何图形。这很有趣，他说，于是我打算让男主人公把这些讲给女主人公，后来他们分手，女主人公到尼泊尔，看到卖贝壳的，觉得奇怪，为什么尼泊尔会有贝壳，不是内陆吗？卖贝壳的告诉她，因为很多很多年前，这里是海。

“这时候会不会就有点忧伤？”他得意地说，用大拇指和食指捏成一个圆，“这都是我零秒鬼扯出来的。有时候我会觉得妈的太滥情了，不要。”一位同学瞪圆了眼睛，“零秒鬼扯的吗？好厉害啊。”吴明益说：“因为我随时都在想这些事情。”

有一次，他讲到自己从小长大的中华商场。他家有一家鞋店，他年轻时常在那里看店。一个女生试了好几双鞋，他正在忙，回头看这个女生已经不见了。他追出门去，穿过商场的人潮，像间谍片情节一样，追上这个女生，“我对她说，你不买没关系，不过要跟我讲，讲完我就转身回去了。”说到这里，他似乎仍有余怒，冷冷看我们一眼，“这个店员的性格是不是很鲜明？”

有时讲了两句，他停下说，不对，铺垫不够。回去重讲。讲完之后，又说，“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课堂上讲的这些故事是真的。我是一个小说家。”

讲故事的时候，是他最有神采的时候。

五

夏天来了。下雨之后，草坪上热气酝蒸，草腐烂的味道，有时候很像马铃薯熟了。割草的工人每天清晨挥舞着“小飞碟”，在窗前轰鸣。白色的黄头鹅就会飞到学校，吃惊起的小虫。

课程进展到期末，“舞台剧创作”还是那么欢快。鸿鸿说：“剧场里只有一种剧，就是写实剧。剧场里没有抽象人物，没有人为了荒谬而存在。比如说，我这么认真地教你们，结果最后没有人成为剧作家，这不是很荒谬吗？但你们还是认真地上课，那更荒谬啦，越认真越荒谬。”

在这种游戏气质的鼓励之下，一位同学在期末作业里，让所有人在沙漠上历险，瞬间互换灵魂，两句台词之后，又互换，因此整个剧情就是所有人物，包括猫狗，都在疯狂地互换灵魂。而“土地公”设计甘肃老兵作为阿正的父亲，阿正迫于父亲的压力，打算迎娶一位印尼新娘，这婚姻是假的，阿正为了让父亲满意，新娘则为了拿到中华民国居留证。婚礼的晚上，父亲死了。“土地公”用这个剧情解决了自己的生命困境：同志身份，外籍人，家庭。

在“小说创作”的课堂上，师生都出现了一种忧郁。小说家吴明益和教师吴明益相互纠结，两种身份却越来越分离。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讨论阎连科的《发现真实》。在这本书中，阎连科把情节逻辑分为零因果、半因果、全因果、内因果，吴明益解释完之后，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无人作声。他突然笑了一下：“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他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说道：“在流行音乐的课上，很多同学说喜欢伍佰，我问，你们有听过《小人国》吗？同学说没有，我说，那你不是真爱啊，对小说也是，课程还没有结束，很多同学就已经呈现疲态了，不是真爱啊。”

他继续说着，有点像自言自语：“如果课程再延长三个礼拜，我就会想死，因为我的精神状态没办法支撑下去了，挫折感……还有就是，我没办法去写小说……那个浪过来了，我看着浪过来，可能要看着浪过去，过去了就很难找回来了。我很想写小说，我知道自己的作品还不够好，要写的这两本书，都会比以前好，但是各种社会责任，家庭，学校……”

同学们更加沉默。我看着吴明益，他的声音、神情，和平常一样清楚认真，只有这段话本身令人震撼。我想到有一次，他说：“构思情节的工作，是一个小说作者每天都要做的，你做得太多，以至于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小说在我的生活里变得太重要，以至于我没有生活了。”

下课时，他又说：“我不应该说刚才那些话，事实上是我没办法做一个合格的老师了。”

我深深理解一个小说家的焦灼，同时想，他一定在恨我们。幸好，课程没有延长，这已经是最后一周。在几个日夜的写作之后，我结束了一篇小说。想到我的老师吴明益说，小说是一门展示心碎的技术，也是挽救心碎的技术。

这个学期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