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因为贫困，他们坐着肮脏的轮船，横渡大西洋；因为无知，他们挖排水沟；他们走过纽约大街的每一天，都会有马路对面的爱尔兰人冲他们大喊：“嗨，你们这些龌龊的意大利佬，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他们不是来自达·芬奇或美第奇家族代表的那个意大利，他们大部分来自西西里岛和南方——那里到处是山羊和山区居民，到处可见肥胖的妇女，她们嘴边长着像胡须一样重的汗毛，戴着玫瑰经念珠，黑色长袍一直拖到脚踝。
从前罗马时代开始，他们似乎就在哀悼着什么：为撒拉逊人、希腊人和法国人入侵时所进行的杀戮和掠夺而悲伤，为火山爆发、疟疾横行、赋税如虎以及无休止的贫困而哀恸。最终，有很多人不堪重负，漂洋过海，来到美洲。他们中有一对来自意大利南部边陲小镇科森扎，姓卡斯蒂利亚的夫妇。他们带着一个4岁的儿子弗朗西斯科，恐怕这小家伙做梦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有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给他守门。
昔日的小弗朗西斯科已长大成人，成为今天大名鼎鼎的弗兰克·科斯特洛。他从未梦想过，有一天会花掉50美元买顶帽子，350美元买套衣服，竟能把27200美元忘在纽约出租车的后座上。他也从未梦想过，只要一提他的大名，警察就会惊慌失措，如临大敌，就会让成千上万的美籍意大利人对自己的姓名多多少少感到有些不安，对别人的诽谤和提问过于敏感……
你是意大利人？
“只有一半血统。”
你是意大利人？
“法国人。”
你是意大利人？
“关你他妈的屁事儿。”
“嗨，意大利佬！”
“你和谁说话呢，你这个杂种！”
“你喜欢罗马吗，温弗雷夫人？”
“还好，就是意大利人太多了。”
“瞧，安哥罗，儿子，不要因为你是意大利人，就让他们对你发号施令。别忘记美洲就是以一个意大利人的名字命名的，是意大利人首先发现了美洲大陆；当意大利将其辉煌的艺术贡献给世界时，那些该死的英国人还像野蛮人一样住在山洞里，把脸涂成蓝色……”
和其他那些父母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法律的农民的孩子一样，弗兰克·科斯特洛也是在纽约的贫民窟里长大的。他们的母亲完全相信上帝，他们的父亲则依靠那些受过较好教育但并不怎么可靠的意大利同乡，即那些招募意大利人到建筑工地干活的包工头。同样盲目的信念让他们笃信，用不了几年，普里莫·卡尔内拉就会击败马克斯·贝尔。这些父亲们矮小卑微——个头小当不了警察，只能干些捡垃圾、修地铁的活儿。他们中有些人宁可去乡下种地，还有些人搬到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去推装满石头的独轮车上山造房。当他们气喘吁吁又大汗淋漓地爬上宾夕法尼亚安布勒的一座小山头时，路旁不知谁家的鹦鹉会刺耳地朝他们叫道：“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他们真想夜间偷偷溜进去宰了那只鹦鹉，但却从没这样干。相反地，他们夜间回去喝酒，喝得昏昏欲睡。
为什么你不走正道呢，弗兰克·科斯特洛？
为什么你不拿起铁锹和对上帝的信仰，到建筑工地去干活？
科斯特洛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像很多农民的儿子们一样，他瞧不起父亲的卑微和无能，不愿去父亲的杂货摊干活儿，想不费劲儿就赚大钱。1908年，16岁的科斯特洛离家逃学，后因人身伤害和抢劫罪而被捕。1912年，他又以同样的罪名入狱。两次入狱他都谎称自己叫卡斯特洛。1914年，他领结婚证时，称自己出生时姓科斯特洛，职业为管道工。1915年，他因秘密携带武器被判监禁十个月，当时他谎称自己叫弗兰克·萨韦里奥，职业为暖气管道装配工。然而，当他在普通刑事法庭接受审判时，又谎称叫斯泰勒。他几乎从不讲真话。
1923年他开始非法贩运私酒。他曾是臭名昭著的前码头工人大比尔·德怀尔的手下，参与指挥了从加拿大非法贩运杜松子酒的大规模贩私行动。那时他们买通了一些见钱眼开的海岸警卫队队员，用装备了防弹钢板和机关枪的十几艘快艇贩运私酒。有一次，科斯特洛的快艇偶然偏离了航线，闯进了一次快艇竞赛——他率先驶过终点，然而又继续航行。据说在禁酒期间，德怀尔-科斯特洛的地下贩运私酒网不仅向东海岸供应了不少的威士忌，而且还大量地贩运到芝加哥及整个中西部。
警探们开始跟踪科斯特洛。他们走访意大利人聚居区，打听他的情况。但街坊们都闭口不谈。在这个街区，即使有人光天化日之下当着50个人的面杀人，他们也会对警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正如他们不会向9世纪的撒拉逊征服者、10世纪的拜占庭王朝的希腊人和13世纪残暴的法国人出卖同胞一样，这些人也不会向20年代的纽约警察告发他们的同胞。对所有外来权势的不信任让他们学会了沉默的艺术——这是几百年来忍辱负重练就而成的。同时，他们也学会了接受最糟糕的现实，因为这是他们在西西里岛和科斯特洛的故乡科森扎继承的遗产。仅在1903年一年内，科森扎有记录的山体崩塌就有150余次；几乎在同时，一场恶毒的葡萄芽寄生虫病侵袭了整个地区的葡萄藤，很快波尔多产的葡萄酒就垄断了整个世界的酒业市场。1807年，科森扎瘟疫猖獗，800名法国士兵因此丧命——这种灾难在历史上屡见不鲜。1173年，疟疾致使一个托马斯·贝克特匪帮的在逃杀人犯威廉·德·特拉西丧命；而在公元410年，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在洗劫罗马后不久也因此而毙命。
“如果有统计数据，”出生在人烟稀少但美丽如画的意大利南方的历史学家诺曼·道格拉斯写道，“就可能证明霍乱是致使意大利南方精神生命衰微凋零的主要因素。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
要在这种瘟疫、贫困，让人无法忍受的赋税和无尽的折磨中生存下来，农民们就得依靠他们的智慧，时时保持沉默，伺机报复，就像那群复仇的西西里人一样。1282年，一个法国士兵在一名巴勒莫少女的婚礼上奸污并杀害了她，为此西西里人屠杀了驻扎在那里的全部法国驻军。在威尔第的歌剧院里，此次事件被大肆渲染。据说黑手党的出现就是受这一事件的启发。黑手党成员结成同盟，发誓为任何一个受害的兄弟复仇。他们永不寻求警方的保护，永不向司法当局泄露任何有关该组织或成员的事情，一旦有谁向警察告密，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死亡的惩罚。
这就是弗兰克·科斯特洛的背景。即使今天，一本旅游指南在讲到这个意大利南部的贫穷边陲小镇时还这样写道：“当你在卡拉布里亚的旅馆住宿时，一旦发生争执，应采取‘友好方式’解决问题。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遵循这种方式，但又不能做得过火。这样，你在旅店里的地位就会渐渐地改变，从客人变成朋友、兄弟。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表明你既不无知也不懦弱——而无知和懦弱在南部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你可以是伪造证件犯或危险的杀人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干这种事也是一种生计，与别的行当并没什么两样……”
因此，在20年代的纽约，在布鲁克林的哈莱姆意大利人居住区和曼哈顿的桑树街，警察问不出半句话来。警察走后，男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我们不想找麻烦。”他们都一致认为，科斯特洛没做什么犯法的事儿。法律找他的麻烦，只因为他是意大利人。他们在一旁看着炉子、永远顺从的妻子们也会点头同意。女人们把意大利面条和酒推到丈夫的面前，开始恳求说：“行了，吃饭吧，吃饭吧。”他们屋子里的墙都粉刷成了白色，收音机上放着圣母的雕像，到处都有十字架。
弗兰克·科斯特洛本人也觉得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1925年，他成为美国公民。每当别人问起他的职业时，他都一本正经、响亮地答道：“做房地产的。”
禁酒之后，科斯特洛开始涉足其他领域，包括经营老虎机、赌博以及非法贩运苏格兰威士忌。当市长费奥雷洛·拉瓜迪亚下令纽约警方收缴老虎机并把它们扔入大海时，科斯特洛把他的那些运到了新奥尔良。这多亏了参议员休伊·朗的协助，他在1936年表示希望为路易斯安那的孤儿、寡妇和盲人们筹集到一笔额外的资金。科斯特洛雇用了盖格曼家的两个男孩做老虎机赌博业务的老板和收款员，他们是他的妻弟，以前都是开出租车的。
“杜德利·盖格曼恐怕是我听说过的最节俭的人。”报道犯罪事件的一位记者写道。“他向政府申报的年纳税收入高达10万美元，可他还住每月40美元房租的房子，分期付款买家具，为每周付给女佣的六块钱而斤斤计较。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怀疑这大部分钱都属于科斯特洛，杜德利只是帮助科斯特洛逃避高额税赋。然而，他们并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
毫无疑问，到了30年代，科斯特洛已有了退隐江湖的念头。1915年他因秘密携带武器而被捕入狱十个月，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铁窗生涯。据说1929年芝加哥情人节大屠杀事件后，弗兰克曾以个人名义邀集各路黑帮老大聚会亚特兰大。在这次聚会上，他慷慨陈词，晓以利弊，终于让各路黑帮老大认识到了携带武器和相互仇杀的愚蠢。他极力主张帮派间应尊重彼此的地盘。至于他本人，则开始涉足纽约政界，并为他支持的政客参加竞选出钱出力。据称1942年去过科斯特洛顶层公寓的政客中还有后来当上纽约市市长的威廉·奥德怀尔。但那时科斯特洛的名声还不怎么坏。1942年7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称科斯特洛是名“运动员”。在他位于长岛的豪宅里，他总是谦逊有礼，不失幽默。他还是一位模范丈夫。他为他旧名洛蕾塔·盖格曼的犹太妻子在第五大道的高级时装店开立了赊购账户；当妻子在约翰先生商店花241.91美元买了三顶帽子和一块手帕时，他什么也没说。
科斯特洛把成千上万的钱捐给了慈善机构、教堂和成群的乞丐。他从来不用为钱担心，他有许多来钱渠道。有人说他与丹迪·菲尔·卡斯特尔在路易斯安那州合伙开了一家名叫“贝佛利俱乐部”的饭店赌场，每年能领取高达1.8万美元的薪金，尽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在俱乐部到底做什么工作。
“你做什么工作得到那份薪水的，科斯特洛先生？”在后来的一次调查中，一个犯罪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问他。
“唔，”科斯特洛说道，“我帮忙联系各类演出，还为他们拉些生意。换句话说，如果谁去路易斯安那，我会给他推荐一个地方。他们都信赖我。我还可以给俱乐部推荐一些风格各异的演出。”
“你是怎样搜罗那些演出的？”
“你瞧，”他说，“如果我听说有好的演出，我就过去，边吃饭边观看。如果我觉得好，就会打电话给他们说，‘这里有场很棒的演出’。”
“你推荐什么样的演出呢？”
“乔·路易斯，索菲·塔克。还有很多大腕儿明星的节目。”
“向夜总会推荐这些知名人物不需要行家吗？”
“噢，当然需要。我不认为我是个行家。但好的演员也会变糟。没有表演内容，他们就走下坡路。如果他们有新的表演内容，你就可以举荐它。”
“那你做不做准备或审阅表演内容这类事情？”
“不。我只是负责联络。然后，如果我喜欢，就告诉他们我喜欢这样的表演。”
“为此你就能每年拿到1.8万吗？”
“没错。”
弗兰克·科斯特洛使警察们对他无可奈何。“科斯特洛，”赫伯特·阿斯伯里写道，“已经成功地成为美国黑社会所能造就的最神秘的人物。纽约市和联邦警察不是没有对他进行过调查。实际上，自从1920年中期起，他们一直在对他进行调查，但总的来说，科斯特洛太狡猾了，使调查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死胡同，连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都拿他没办法。”
科斯特洛的电话被联邦调査局监听，照片也上了联邦毒品署的黑名单；市长拉瓜迪亚称他为“无业游民”。然而，科斯特洛在中央公园西边的寓所里存放的现金从没少于5万美元，他付钱给其他匪徒帮他做事。纽约的侦探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对他进行跟踪，但他总是设法使自己保持清白。他们跟踪他到华尔道夫酒店，在那里他经常与政客名流们共进午餐；他们跟踪他到巴尔迪摩的蒸汽浴室，在那里他和詹姆斯·a.法利、汉克·格林伯格、吉恩·滕尼、伯纳德·金贝尔以及几十位大名鼎鼎的高级主管同在一个房间里洗桑拿；他们跟踪他到理发店，在那里理发店服务员都巴结他，给他修剪指甲，搽粉打理，像奴隶一样地围着他转，渴望得到一笔可观的小费；他们跟踪他到中央公园，在那发现矮小敦实、西装笔挺的科斯特洛在观赏大自然的奇观，研究变化多端的气象，观看动物园围栏里的各种动物；他们再跟踪他到沃尔曼纪念滑冰场，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就此还写过这样的报道：“中央公园里的沃尔曼纪念滑冰场吸引来了很多名流显贵，包括赌徒弗兰克·科斯特洛。据说他从不滑冰，只是在滑冰场边看一会儿，然后就嘟嚷着走开了。”
从三十到四十年代，对于其他移民来说，生活好过了一点儿。宾夕法尼亚安布勒那只尖叫着“意大利佬”的鹦鹉已死掉。还有很多值得人兴奋的事情：迪马乔兄弟表现完美；平扎一夜之间红遍全国；阿莉达·瓦利成为美国银幕上第一位意大利裔电影女演员，而且并不仅仅因为她的“双峰”；曼哈顿的羔羊俱乐部一时也大发慈悲，为这里的擦鞋匠比亚乔·韦卢兹举行了盛大晚餐，并赠送戏票给他。被人们常称作“墨菲”的比亚乔说：“这些羔羊喜关（欢）我，我也喜关（欢）这些羔羊。”
在全国各地，那些在建筑工地干活的推车工和砖瓦匠的儿子们都已有了自己生意兴隆的建筑公司。以前为球员捡球的球童已成了俱乐部的专家里手，并能在星期天午后穿上白色的帆船夹克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乡村俱乐部，喝酒签名记账，无须立刻付款。意大利裔男学生仍然对他们长长的名字感到尴尬，甚至会羡慕黑人的简短名字，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人会真正改名，因为这是一件关乎家庭荣誉的事情。或许是他们意识到改掉名字欺骗不了任何人，或许是他们从一位老意大利职业拳击手那里得到的教训。他原先叫约瑟夫·卡罗拉，后来改名为约翰尼·邓迪。但从那时起，人们都把他叫成“苏格兰意大利佬”。
“二战”造就了一批非常先锋但却短命的英雄，如功勋卓著的飞行员唐·真蒂莱。军旅生活给意大利裔美国男孩带来一种国家归属感；他们建功立业、流芳百世的舞台已不再限于天主教教区、工会和由橄榄油出口商资助的布鲁克林保龄球队了。
“这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家住布鲁克林拉尔夫大街的下士军官丹杰洛说，“当我们开到那不勒斯和罗马时，那里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叫我‘美国人’。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美国人……”
最终，这些西西里和南方移民的儿子们（有些人的父母还曾在1910年雅各布·里斯反映桑树街贫苦生活的照片里出现过），都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有些是受科斯特洛的提携，有些则是得益于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庞大选民人数。就这样，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时期，涌现出了一代政治家，他们从来不敢确定他们竞选获胜仅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或“虽然”他们是意大利人。
然而，坐上法官的宝座，像牧师一样身穿黑色长袍的感觉是很不错的。同样，作为一名吻别妻儿、登上火车、前往首都的国会议员的感觉也是很不错的。尽管他们身穿闪亮的深色西服、雪白的衬衫，佩戴温莎领结，脚蹬黑色尖皮鞋，人们却不会把他们误认为东部精英。
弗兰克·科斯特洛这些年来的个人抱负就是得到人们的尊敬。当1949年他被邀请出任救世军筹集资金委员会的副主席时，这一抱负似乎马上就要实现了。当时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是蒂芙尼公司总裁沃尔特·霍温，他曾致函科斯特洛说委员会正在寻找“纽约的重要人物”担任领导职位，并说委员会“非常渴望”能获得科斯特洛先生的加盟。
科斯特洛收到这份邀请函后万分激动。受宠若惊之余，他将信函拿给他的律师乔治·沃尔夫看。沃尔夫觉得他们一定是弄错了。他打电话给那个委员会问道：“你们知道这个科斯特洛是谁吗？他以前可是一名私酒贩子。”
沃尔夫回忆道，救世军当时完全清楚科斯特洛以前是干什么的，但是如果能得到科斯特洛的任何帮助，他们还是很乐于接受的。于是科斯特洛在科帕卡瓦纳俱乐部举办了一次入场券为100美元的慈善募捐冷餐会，邀请了纽约的许多名流，其中包括曼哈顿区长雨果·e.罗杰斯和多位最高法庭法官及纽约政界要人。他用这种方式募集到3500美元，加上自己的6500美元，他总共为救世军募集到1万美元的捐款。
当报界获悉这次冷餐会的消息，并将出席者的名字公诸于众后，引来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争论。那些出席者的结局都不怎么好，人们推断他们是科斯特洛的保护伞和代言人。科斯特洛的处境每况愈下，愤怒的公众反应如此强烈，迫使官方不得不采取行动。
眼见自己的这次公关行动失败后，弗兰克·科斯特洛再也不想抛头露面了。根据沃伦·莫斯科在周日《纽约时报》上撰文讲，科斯特洛“策划罢免雨果·e.罗杰斯在坦慕尼协会的领导职务，挑选卡尔米内·g.德萨皮奥作为其接班人。他希望德萨皮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受人尊敬的领导人，这样公众就能忘掉科斯特洛，他就能脱离政治干系和那些从事非法活动的黑道人物，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高尔夫了”。但莫斯科先生接着写道：“1951年受审之初，科斯特洛曾请求说，‘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们得尊重我的基本权利和原则，我恳求你们把我当人对待’。但参议院犯罪调查委员会对他的乞求置之不理，决意要査清他过去干过的一切非法勾当。”
就这样，科斯特洛出现在该委员会的委员面前。他坚决不同意让脸在电视上曝光，摄像机只好对准他那因紧张而不时敲打桌面的手指，给那些坐在家中的观众上演了一组手指芭蕾。他被审问了几个小时，摄像机一直在拍他的手指。有天晚上，一个烟草经销商表示，如果科斯特洛能在摄像机前给他们的品牌做广告，他会得到一大笔钱。但一直抽英式卵形香烟的科斯特洛一口回绝了。然而他告诉委员会，即使让他的手指在电视上露面，他也觉得难受；另外，他的喉咙也不舒服。
“科斯特洛先生作证时思维敏捷，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病人。”律师反驳道。
“让我作证时，”科斯特洛沙哑地说，“我想讲实话，可是我的脑子现在不转了。”
除了不情愿出庭作证，科斯特洛还脾气暴躁，无精打采。
“科斯特洛先生，”最后律师高声喊道，“你听到证词了吗？”
科斯特洛的灰色眼睛闪出愤怒的火焰，太阳穴旁的深灰色头发都立了起来。“我不准备再回答任何问题了，”他坚决地说道，“我要走了。”
弗兰克·科斯特洛跟着他的律师朝大门走去，转眼间消失了。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登出了这样的标题。
《科斯特洛公然蔑视参议院，听证会上甩手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