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们迅速将他的捐款拿到手里，又以同样的速度退回了他的稿子，并向他说明，他的散文式的风格并非他们所求，尽管阿迦的儿子萨德尔·阿迦·汗经乔治提议刚刚成为《巴黎评论》的业主。萨德尔·阿迦·汗和普林顿是哈佛时的朋友，他是在冲动之下接受这个职位的，当时他们正在潘普洛纳看斗牛——那种时候，乔治猜想，萨德尔肯定会有求必应的。事实证明乔治的判断是对的。
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大可能，尽管那些“穆辛斯基”们和“埃普泰克”们来来去去，《巴黎评论》的业绩还不错，常刊登一些像菲利普·罗斯、麦克·海尔曼、帕蒂·希尔、小伊万·康奈尔和休斯·鲁德这样年轻作家的优秀小说。当然，最独树一帜的是名为“小说的艺术”的名家访谈录栏目，尤其是简·斯泰因·万登·霍伊维尔对威廉·福克纳的专访，普林顿对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专访。后者是在马德里的咖啡馆里进行的，海明威先生曾问普林顿：“你赌马吗？”
“是的，偶尔。”
“那你就去读读《赛马新闻报》（itheracingform/i）吧，”海明威说，“从那里你可以找到真正的小说艺术。”
和所有别的事情一样，《巴黎评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杂志社有钱。它的职员可以尽情寻欢作乐，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进了监狱，朋友和家人就会把他们保释出来。他们从来不用经历詹姆斯·鲍德温的悲惨遭遇。由于别人错误地指控他偷了旅馆老板的床单，他在一个肮脏的法国牢房里待了八天八夜。所有这一切让鲍德温得出了一个结论——破旧的旅馆房间、糟糕的食物、恶语伤人的公寓看门人以及未付的账单，这些对于高个子的青年来说真是“伟大的冒险”，但对于他自己却不是，因为他说：“我的头脑里有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哪个会先结束，是‘伟大的冒险’，还是我自己。”
当然，《巴黎评论》的相对富庶使其他小型杂志对它忌妒不已，尤其是一家叫《梅林》（imerlin/i）季刊的职员，他们攻击《评论》杂志的编辑工作犹如蜻蜓点水，甚至讨厌他们的恶作剧，还憎恨《评论》能不断地发行，而同样是发掘新秀、刊登新作的《梅林》不久后却要关门大吉了。
那时，《梅林》的总编辑是亚历山大·特罗基，他出生在格拉斯哥，母亲是苏格兰人，父亲是意大利人。他自己是个引人注目又很有情趣的身材高大的文学人物。他有一张粗犷的魔鬼般的脸，一对半人半羊的牧神的耳朵，一种摆弄文字的天分，以及一种可以让他走进任何一个房间都能控制一切的举足轻重的风度。他本来可以很快与乔治·普林顿、约翰·菲利普斯·马康及《评论》的其他人成为朋友的。几年后，他来到纽约，住在一艘驳船上，再后来，住在《巴黎评论》在曼哈顿办公室后面的房间里，但最终因与毒品有染而被捕，保释出狱后逃跑了，带着普林顿的两套布克兄弟牌西服离开了美国。但他留下了一部很优秀的关于吸毒成瘾的小说——《该隐之书》（icain’sbook/i）。书中有这样几句令人玩味的话：“吸食海洛因很容易上瘾……很容易上瘾……伤瘾……想瘾。”
与《巴黎评论》的职员们不同，亚历山大·特罗基的《梅林》职员大部分是些毫无幽默感并具有不折不扣的反叛精神的年轻人。他们阅读左翼月刊《现代》（ilestempsmodernes/i），并强调对当代问题表态和付诸行动的重要性。它的编辑包括理查德·西弗，他是在宾夕法尼亚的煤矿矿区长大的，《梅林》职员大会就是在巴黎他家那个黑暗潮湿的车库里召开的；还有奥斯特恩·温豪斯，一个失意的哈佛人，写了一部言词激烈的神秘小说《赫迪法哥提卡》（ihedyhagetica/i），在法国待了几年后，现在住在马撒葡萄园岛，以制作仿18世纪风格的家具为生。
《梅林》的所有成员都没多少钱，但是谁也不会像诗人克里斯托夫·洛格那样贫困潦倒。据说，有一次在咖啡馆玩弹子球时，他发现一个破衣烂衫的老农妇正盯着弹子球机旁地板上的一张五法郎的钞票，就在她要捡起来时，洛格急速伸出一只脚，踩住钞票一动不动，老太太尖叫着，而他继续玩着弹子球；更有趣的是，他两手不离弹子球机好让弹子球不停地弹跳——他一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玩，直到咖啡馆的老板揪住他，把他赶了出去。
一段时间后，洛格的女友离开了他，他逐渐受到了一个疯狂的斯文加利式人物的影响。这个人当时住在巴黎，是个脸色苍白、面容憔悴的南非画家，尼采的追随者，信奉尼采的格言“在适当的时候死去”。他寻求刺激，曾鼓动洛格自杀——洛格在情绪低落时也曾说过想自杀。
奥斯特恩·温豪斯疑心洛格很可能会自杀，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每晚都坐在洛格住的旅馆外面，看着他的窗子。一天下午，洛格和温豪斯约好吃午饭，洛格没到，温豪斯冲进诗人的旅馆，却发现躺在床上的是那个南非画家。
“克里斯在哪儿？”温豪斯问道。
“我不会告诉你，”画家答道，“如果你愿意，大可以揍我；你比我块头大，比我有力气，并且……”
“我不想揍你。”温豪斯喊道。然后，他发现南非画家的话很可笑，因为事实上他比这位画家矮得多，并且也不比他强壮。“我说，”他最后说道，“你别离开这儿。”然后他一路快跑来到一个咖啡馆，他知道在那儿可以找到特罗基。
特罗基找到南非画家，他承认克里斯托夫·洛格那天早晨已去了佩皮南，那里靠近西班牙边境，离巴黎有12个小时的路程。洛格想在那里自杀，就像《梅林》杂志上刊登的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终结》（itheend/i）里的人物一样，他要租艘小船划向大海，越来越远，然后拔掉塞子，慢慢沉下去。
特罗基从温豪斯那里借了3万法郎，登上了下一列去佩皮南的火车。洛格乘的是五个小时前的火车。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特罗基只好从第二天一大早开始寻找。
此时，洛格正试图租一条小船，但钱不够。他随身带着一罐毒药及几封前任女友的信，但他没有起子，海滩上也没有岩石，于是他四处徘徊，神情沮丧，快发疯了。最后，他来到一个点心摊，希望在那儿借上一个起子。
就在这时，身材高大的特罗基认出了他，一把抓住了洛格的肩膀。洛格抬起头来。
“艾里克，”洛格说着，从容地把那瓶毒药递给他，“你能帮我打开吗？”
特罗基将药瓶放进了自己的衣袋。
洛格然后说：“艾里克，你来这儿干什么？”
特罗基轻描淡写地说：“噢，我来这儿是让你难堪的。”
洛格终于忍不住地哭了起来。特罗基说服他离开海滩，然后他们一起乘火车回巴黎，一路上几乎没说一句话。
乔治·普林顿和其他几个《巴黎评论》的人都很欣赏洛格，同时也为特罗基而感到骄傲。他们马上募集了足够的钱，就像津贴一样按月发放给克里斯托夫·洛格。后来洛格返回伦敦，出版了诗集和戏剧，他的戏剧《安提戈涅》（iantigone/i）和《李莉-怀特的男孩》（ithelily-whiteboys/i）在伦敦的皇家宫廷剧院上演。再后来，他开始为一家叫“当权者”的伦敦夜总会写歌词。
据乔治说，洛格事件曾让半打儿的年轻小说家坐在打字机旁，试图以此为题写书。这个小插曲过后，在《巴黎评论》社又是一片开心嬉戏的场景。然而，一年后，尽管这个杂志仍然办得很成功，但巴黎的生活却似乎慢慢地变得乏味起来。
约翰·特雷恩，是当时的执行主编，在他的来稿筐里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不要在执行主编的来稿筐里放任何东西。”有一天，一个友好的蓝眼睛的俄克拉何马人吉恩·安卓斯基拿着手稿溜达着走进来，并说起他曾在大学时参与创办过幽默杂志。约翰·特雷恩立刻递给他一杯啤酒并说道：“来经营这份杂志怎么样？”安卓斯基说他要仔细考虑一下。他环顾四周，大家都在喝啤酒，斟酌了几秒钟后，他便同意做主编助理，负责处理特雷恩的工作。安卓斯基后来解释说：“我接受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我想拥有充分的自由。”
1956年，彼得·杜钦搬到巴黎，住在塞纳河上的一艘驳船上，《巴黎评论》的很多人都将这儿作为他们的新总部。驳船上没水，早晨每个人都得用巴黎水刮胡子。然而，这时人们已无法再寻找快乐的时光了，因为，这个时候，大部分旧成员都已离去。就像葛特鲁特·斯泰因所说，巴黎是26岁的年轻人的天下，但现在他们大多数都已30岁了。于是他们回到了纽约——但已没有了20年代漂泊异地的马尔科姆·考利在经济萧条早期被迫返回故乡时的那种伤感情绪，而只是觉得现在这个群体将要挪到大西洋的另一边了。很快，整个纽约都知道了他们的到来，尤其是哈罗德·l.休姆斯的出现。
休姆斯带着妻子、女儿及留着硬毛的小狗搬进百老汇的一幢大公寓，安装了七部电话以及一部有着18世纪绞刑架发出的咔喳声的大型切纸机。休姆斯的新想法层出不穷，功绩也引人瞩目：他无意中发现可以动摇笛卡尔理论的宇宙新理论，完成了第二部小说，在哈莱姆区爵士俱乐部弹奏钢琴，开始摄制影片《唐·皮约特》（idonpeyote/i）。这部影片有点像《唐·吉诃德》在格林威治村的翻版，主演是来自堪萨斯城的无名演员奥霍·德·比德奥，他的女友最终抢到胶片跑掉了。休姆斯还发明了一种纸房，一个真正用纸制造的房屋，防水，防火，体积大到可以让人居住；他在长岛的乔治·普林顿家族的地产上建造了和真房子一样大的模型。并且，休姆斯的公司，包括从巴黎返回美国的《巴黎评论》社的那帮文人，还给休姆斯的脑子上了100万美元的保险。
在1960年的民主党年会期间，在用了古代雅典军队的“撞击大门”的策略后，休姆斯带领一群高声尖叫的史蒂文森主义者出现了。回到纽约时他要求调查纽约的警察，同时，警察局也要求调查休姆斯——他们发现了14张未付交通罚款单，休姆斯在监狱里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致惩戒处处长安娜·克罗斯看到他深陷囹圄时问道：“哎呀，休姆斯先生，你在这里面做什么？”听了这话，他便用梭罗答爱默生的名言回敬道：“哎呀，克罗斯小姐，你在那外面做什么？”
当另一位《巴黎评论》的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把他保释出来后，新闻记者们追问他对牢房的感觉怎样。他又一次引用梭罗的话答道：“在一个没有公正可言的时代，诚实人能待的地方只有监狱。”
罗伯特·西尔弗斯是《巴黎评论》社为数不多的几个少言寡语的编辑之一，除了爱在床上吸烟，他没有明显的恶习。他从巴黎回国时，无处可住，于是暂时住在乔治·普林顿在东七十二街公寓的客房里。他把床垫烧出了很多洞，之后用桃核堵住。乔治对此也没有意见；罗伯特是个老朋友了，再说，这床垫也不是普林顿的，它属于曾经居住这幢房子的一个时装模特。普林顿和西尔弗斯感到吃惊的是，有一天居然收到她的一封信，问他们是否愿意把床垫寄到她在法国的家。他们照她说的办了，连床垫里的桃核一并寄去了，后来并没有遭到任何埋怨。在巴黎的某地，一位高级时装模特，在她时髦公寓的某个房间里，放着一个塞满了桃核的床垫。一想起这些，他们不由得乐了起来。
普林顿很庆幸，他用不着再给客房买新床垫了，因为在第八十二街的廉租公寓里租有一间办公室的《巴黎评论》社大约就在那时被房东轰了出来。于是普林顿把办公室后面房间的一张小床搬回了家——那个房间曾是他们聚过几次会的地点。每次聚会之后，这里遍地都是破碎的酒瓶、折弯的羹匙、老鼠，以及被啃噬的手稿。
被从廉租公寓里逐出后，《巴黎评论》在纽约的办公地转到了异常安静的皇后区。在大中央车道和公墓间的一所大房子里，丽莲·万·尼可恩·帕沙安一边照看她的三个孩子、金丝雀和小海龟，一边接收寄给《巴黎评论》的来稿；然后，她再将它们寄给纽约贝德福德村的吉尔·弗克斯或康涅狄格的罗克斯伯里的罗丝·斯泰伦阅读。如果他们喜欢，就会再转寄给第七十二街的普林顿。除了其他事宜，普林顿对稿件进行终审，然后决定是否采用。如果被采用了，作者通常会收到一张小额支票，并可在普林顿家的下一次聚会上喝个痛快。
普林顿家的聚会总是在举行前的几个小时内才开始筹备。乔治打电话通知几个人，这几个人再依次通知其他的人。不一会儿，普林顿家的楼梯上就响起了雷鸣般的脚步声。聚会的由头可能是普林顿那天早晨在网球俱乐部赢得了一场比赛，或者是《巴黎评论》社的一个成员有本新书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出版者会被邀请来分担这次聚会的花销），又或者是一个成员旅行归来回到曼哈顿——这种旅行也许是金融投机家约翰·特雷恩的非洲之旅，或彼得·马西森与石器时代的部落一起居住的新几内亚之行，或哈罗德·休姆斯为停车罚单上法庭打官司的布朗克斯之行。
多次张罗聚会、把家门钥匙分发给同事、老朋友们不在《巴黎评论》工作后的很长时间内还在刊头上保留他们的名字……通过这些方式，乔治·埃姆斯·普林顿多年来成功地把这个群体团结在一起，并且在他周围创造了一块浪漫的、不受约束的尽情欢乐的小天地，在这里，他和他们都能暂时地逃离走向36岁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
这块小天地透射出一种魅力、才智、优美和冒险。那些没有被邀请的人，尤其是一些住在郊区的身怀六甲的“埃普泰克”们心生忌妒，经常问道：“那群人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呀？”这群人中有些仍是单身汉；另一些人娶了喜欢参加聚会的女人——或者又离了婚；还有一些很明智，认为如果妻子厌倦这种场合，丈夫就只好单独行动了。这里差不多是个男人的世界，对巴黎和共同经历的伟大冒险的回忆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几乎没有流放过自己的伙伴，但这种事确实也发生过——其中一人就是那位十年前在巴黎让每个人都为之心动的金发碧眼的女人，帕特茜·马西森。
帕特茜与彼得·马西森离了婚，她又嫁给了迈克尔·戈尔德贝格，一位抽象派画家，住在西十一街上，搬进了闹市区文人与画家的小世界里。最近，她被杰克逊·波洛克遗孀的狗咬了，在医院里待了些日子。在她的寓所里，有个硬纸箱，装满了50年代《巴黎评论》社人们的快照。想起那段时光时，她总带着某些痛苦。
“有一段时间，整个生命似乎完全失掉了意义，”她说，“他们好像总是缺点儿什么——这个去了西非，那个进了监狱，那个和阿奇·摩尔上了拳击台……而我呢，是那个群体中的斯捷平·费奇特，4点上茶，10点钟端三明治……”
几个街区以外，另一位曾流落他乡的游子詹姆斯·鲍德温，现住在一所狭小黑暗的公寓里。他讲道：“没多久，我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了。对于寻找刺激、吸印度大麻，他们比我更感兴趣，十七八岁时我就做过那些了，那时我已经感到有些无聊了。
“他们也常去蒙帕尔纳斯，所有的画家和作家都去过，而我几乎不去。他们去那儿，在咖啡馆里泡上几个小时，寻找海明威的足迹。他们好像没有意识到，”他说，“海明威早已离去了。”
葛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stein,1874—1946），美国作家，大半生在巴黎度过，她的沙龙成了孕育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一个中心。毕加索、马蒂斯、阿波利奈尔、海明威、安德森、庞德、怀尔德、塞尚、乔伊斯等人的成名都受惠于她，她本人的创作也在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艺中占有一定地位。代表作有《三种生平》《爱丽丝·托克拉斯自传》《温柔的纽扣》等。
欧文·肖（irwinshaw,1913—1984），美国剧作家、编剧、小说家，代表作有《幼狮》《富人，穷人》《拜占庭的黄昏》等作品，其中《幼狮》被改编为了同名电影，由马龙·白兰度和迪恩·马丁等主演。
亨利·图卢兹-洛特雷克（henritoulouse-lautrec,1864—1901），法国贵族、后印象派画家、近代海报设计与石版画艺术先驱，被人称为“蒙马特之魂”。阿里斯蒂德·布吕昂（aristidebruant,1851—1925），法国酒馆歌手、喜剧演员，他最为著名的形象就是图卢兹-洛特雷克为他创作的戴着红围巾、穿着黑斗篷的样子。
斯蒂尔曼体育馆，由路易·因格贝尔（louisingber,1887—1969），常被人称为洛·斯蒂尔曼（loustillman）开设，他是纽约的传奇拳击教练，也是一名私家侦探。他的拳击场享有世界级的知名度，而且卫生条件惊人得差：他允许观众在密闭的馆内吸烟，还要求不能清洗地板，因为他认为“拳击手的黄金年纪就是吃着糟糕的食物、呼吸着糟糕的空气、卫生条件也糟糕、见不到阳光的年纪。我把这地方搞成这样是为了他们好。如果太干净了他们可能会因此而感冒的。”阿奇·摩尔（archiemoore,1916—1998），美国职业拳击手，世界重量级拳击锦标赛轻量级组冠军纪录最长保持者（1952年12月—1962年5月），也是职业生涯最长的拳击手之一。
迈尔士·戴维斯（milesdavis,1926—1991），美国爵士音乐人，小号手、作曲家、指挥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2006年入选摇滚名人堂。
原文是blueblood，也是贵族、血统高贵的意思。
威利·梅斯（williemays,1931—），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著名球手，也常被称为目前在世的最好的球员。
藤田嗣治（1886—1968），日本画家、雕刻家，1913年到达法国，结识了毕加索、马蒂斯等艺术界人士，1917年首次在巴黎举行个人展览，至今仍是在法最著名的日本画家。
约翰·西亚尔迪（johnciardi,1916—1986），美国诗人、翻译家、语源学家。
斯文加利（svengali），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里耶（georgedumaurier,1834—1896）的著名小说《软帽子》（iid="35l-8178504c9ee0486b89f660fad92250b2"trilby/i）中的一个角色，他将巴黎的一位画家的模特变成了著名的歌手。因此，斯文加利就成了拥有将人引向成功之路的神秘力量者的代名词。
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cowley,1898—1989），美国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小说家、诗人。1920年代曾旅居巴黎，后来加入纽约文人圈子，是《新共和》杂志的书评主持人，提携了威廉·福克纳等一批作家。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pollock,1912—1956），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代表画家，以其独创的滴画而著名。
斯捷平·费奇特（stepinfetchit），美国黑人喜剧男演员林肯·佩里（lincolnperry，1902—1985）的艺名，他常被戏称为“全世界最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