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演完劳伦斯，我又演了《太阳神》。在我们穿服装排演之后，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回来对我说：‘你怎么了，彼得，出了什么事？’我问他到底想说什么，他答道：‘你没有投入？’……救世主啊，他的话激起我阵阵恐惧。唔，演出很糟！我看着地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浑身发软，像散了架似的……后来，我对自己说：‘你有麻烦了，伙计。’我可恶的脚趾都感觉到了这一点。拍完那部片子，我的精神整个垮掉了。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哈丽·克雷格的节目中，那个女人刨根问底，没完没了！我说，我害怕拍完了《劳伦斯》自己就会彻底垮掉。那部电影拍了那么长时间，两年零三个月，我担着演出的全部责任，却没有半点控制权……主啊！电影中有个特写镜头，是我27岁时拍的；八秒钟后，又是一个特写镜头，是我29岁时拍的！为了该死的八秒钟，我两年的生命一去不复返了！
“唔，看见那一切都在银幕上被定格，被保存下来，真是一种痛苦。”他直直地盯着前面一排酒瓶子说道，“一旦一件东西被定格，它就不再有生命了。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戏剧的原因。它是片刻的艺术。我喜爱瞬间，憎恨永远。表演就是要把话语变成有血有肉的东西，我偏爱古典派的表演，因为……你需要有歌剧演唱家的那种音域……芭蕾舞演员的那种动作功底……你还得会表演……就像是你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种乐器，自己在上面弹奏一样……这不只是你可以在电影中见到的行为主义……老天爷呀，到底什么是电影？就是他妈的移动的照片，仅此而已。但是，戏剧啊！有着一种我热爱的非永久性。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生命的反思。它好像……好像……是在用雪来雕一座塑像……”
彼得看了看表。然后，付钱给酒吧侍者，冲墙角那两个醉鬼挥手告别。现在是下午1点15分——他该去赛马场了。
司机是个胖子，讲话不多，这段时间一直在旅馆前厅里打盹儿，听见奥图尔哼着歌儿从酒吧里踱出，他醒了；当奥图尔轻鞠一躬，兴致勃勃地宣布：“去赛马场，我的老伙计。”他迅速地跳了起来。
在去彭赤斯敦赛马场的路上，奥图尔神采飞扬，没有一丝醉意。他回想起了孩童时父亲带他去赛马场的快乐时光。奥图尔说，父亲有时在赌注登记站错算了赌注，或者在他自己赌时输得没有钱付给他的主顾时，比赛一结束，趁顾客还没来得及到他的登记站要钱时就会抓起彼得的手说：“过来，儿子，咱们快走！”他们穿过灌木丛，很快从赛马场消失，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回来了。
当司机驱车赶到俱乐部时，彭赤斯敦赛马场的看台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都排着长队等着买票，他们衣冠楚楚，身着花呢套装，头戴花呢礼帽或插着羽毛的宽边女帽。这些人身后是一块围起来的草地，马在柔软青翠的草地上撒着欢儿，鼻孔一张一息地喘着气，绕着圈儿或拐着弯儿转悠。围场后面一片嘈杂，一排排赌注登记员站在油漆得鲜亮的看台后面，使劲地叫卖着赌注票。他们都是些戴着帽子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微风中挥舞着手中的赌注小纸片。
彼得·奥图尔默默地看了他们一会。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彼——达，彼——达，彼——达奥图尔，唔，你好吗？”
奥图尔认出这位女士是他在都柏林的一个熟人。她40岁左右，身体健美，丈夫拥有许多赛马，并在吉尼斯养有许多种马。
奥图尔微笑着，拉着她的手待了一会儿。她说：“唔，彼——达，你每天看起来都精神焕发，甚至比你骑在漂亮的阿拉伯骆驼上还要帅。俱乐部后面有我们的房车，来吧，亲爱的和我们喝杯酒，好不好？”
奥图尔说他很愿意，但他想先下一注。
他在一局比赛中给一匹马下了五镑的注，就在这匹马快跃过最后一个障碍时，赛手被甩出去了。接下的五局，奥图尔也输掉了。这时他的酒劲儿也开始上来了。赛间休息时，他就去了健力士啤酒屋车。这是一辆很大的白色房车，里面都是有钱人，还有香槟和优雅的爱尔兰女士。她们走到他身旁，亲切地喊他“彼——达”，并告诉他应该经常回爱尔兰。他冲她们微笑着，用他的长胳膊搂抱着她们，有时甚至把整个身体都靠在她们身上。
最后一场比赛前，奥图尔缓步走出。外面阳光灿烂，空气清新。他又在一匹他一无所知的马上押了十镑；然后他并没有回到健力士啤酒屋里，而是斜靠在跑道附近的栏杆上，用布满血丝的蓝眼睛凝视着大门后面的一排马匹。铃声响了，奥图尔押的那匹栗色的骟马抢在前面。在拐弯处急速转弯时，它踢起的一块块草皮溅在空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当它纵身跃过障碍物，并以两个马身的距离领先时，彼得开始清醒了。数秒后，这匹马冲过终点线，飞驰而过。奥图尔在空中挥着拳头，欢呼雀跃着。赛马跑过终点后，骑手靠在鞍背上，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彼——达，彼——达，你赢了！”从房车那儿传来欢呼声。
“彼——达，亲爱的，来喝一杯！”
但彼得没有兴趣喝酒了。他趁登记员没走之前，赶紧冲到售票窗口。奥图尔拿到了钱。
赛后的傍晚，空气骤然变冷，于是奥图尔决定不去参加都柏林的各种聚会。他让司机开车把他带到都柏林郊外的格兰戴洛。这是一个美丽、僻静、人迹罕至的地方，夹在两座小山之间，背靠一座小湖。奥图尔祖先的墓地距此不远，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常来这里散步。
下午5点30分，大型轿车缓慢地行驶在小山脚下的土路上，不一会儿，车停了下来。由于前面没有路了，奥图尔只好从车里出来，他把绿色灯心绒夹克的领子立起来，朝山上走去。他有点儿不舒服，因为喝了太多的酒，头有些眩晕。
“噢，上帝呀，多漂亮的色彩！”他喊道，声音在山谷里回响，“看一眼这些树吧！这些小树，它们会移动。老天知道，以前它们不在那儿栽着啊——它们那么华丽，像梳理过的头发；还有湖水，那里没有鱼，没有鸟叫。鸟儿不歌唱是因为没有鱼儿聆听……”
接着，他一下子躺在山坡上，猛然扭过头，举起手说：“看见了吗？看见右手了吗？”他把右手晃来晃去，说道，“看这些伤疤，伙计。”他的右手上有三四十个小伤疤，关节处也有，小手指已经畸形。
“我不知道这重不重要，伙计，但……但我是个左撇子，可却被迫使用右手……唔，当我用左手时，那些修女就敲打我的手指关节，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才那么憎恨学校。”
他说，这一生他的右手就是个凶险的武器，他用它捣碎玻璃，击碎水泥，击伤他人。
“但看我的左手，”他高高举起左手，“没有一处伤疤，手指修长，像百合一样光滑……”
他停顿了一下说：“你知道，我绝对可以反着写字，像从镜子里看到的那样……你瞧……”
他抽出他的飞机票，拿出圆珠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他笑了，随后站起身来，掸掉夹克和裤子上的土，蹒跚地走下山。他的身后留下神秘而寂静的湖泊，奔跑着的树林，以及形容枯槁的白人修女隐居的那个小岛。
理查德·伯顿（richardburton,1925—1984），英国男演员，曾是好莱坞身价最高的演员，七次入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一次入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却从未获奖。主要作品有《柏林谍影》《驯悍记》等。
肖恩·奥凯西（seáno’casey,1880—1964），爱尔兰剧作家、传记作家，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作有《朱诺和孔雀》《犁与星》《给我红玫瑰》《主教的篝火》等。
本段引文出自美国政治家迪安·阿尔芬奇（deanalfange,1897—1989），并发表于美国《本周杂志》（ithisweekmagazine/i）和《读者文摘》（ithereader’sdigest/i）上。后被美国《企业家》（itheentrepreneur/i）杂志作为发刊词，激励了许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