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时候把狗打得很厉害，真是很厉害。而且打的往往是最好的、最有用的狗，那些拉车的、狩猎的狗。养在房里的小狗却不遭这份罪，它们吃的是糖块，伸出爪子向人问候讨好，轻轻地吠几声，仅此而已。（《白色群山的梦》）

这一类借题发挥的道德议论在阿斯塔菲耶夫作品里几乎俯拾皆是。无论是自然现象如风雨晦晴，晨昏寒暑，还是动植物界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作者常常即兴地插入几句议论，然而涉笔成趣，浑然天成，寓意都很深远。这种似虚似实、即景缘情、笔锋常带道德义愤的记叙风格，在七十年代的苏联散文中也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苏联的文学评论界通常把阿斯塔菲耶夫归入道德题材作家行列，这类作家的主要思想特征是评价事物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标准，他们力求从社会习俗的外表后面见出深藏的弊病，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现实社会的不合理处。以往苏联文学所固有的充满政治热情的社会理想往往被所谓焕发着道德激情的哲理所取代。因此作品里的人物也不再是传统的正面英雄人物，而是一种充满所谓“人道精神”的个性。阿斯塔菲耶夫的观点是明确的，他认为“英雄人物并不由作者造成，而是由生活和历史造成，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四时菜蔬，各有时令’……”他就觉得应该写像阿基姆这样的人物，因为这种人会“脱下身上最后一件衬衫，送给任何人。他给了别人衬衫，但人们会连他的汗衫也剥掉，让他一丝不挂”。“大家都对我说，这有点儿消极。……那就让别人来写积极的人物吧，我就喜爱自己这样的主人公……”

在艺术手法上这类作家又故意虚化具体的社会背景，不介绍人物确切的社会面貌，并且不注意故事情节，只着眼于揭示人物行为的道德含义。苏联文学界历来不重视除现实主义以外的任何当代文学潮流对苏联文学的影响，但是在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意识流一类方法的影响。而在小说观念方面，“非情节”、“非英雄”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显示了当代苏联小说艺术中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他那种包蕴在强烈抒情气息里的批判激情，深藏在浓郁西伯利亚乡土味中的一般人性和那种兼收并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娓娓而谈的叙述风格，在苏联小说艺术的发展上大概多少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吧！

本书译者：肖章译《鲍耶》、《一滴水珠》；夏仲翼译《达姆卡》、《在黄金暗礁附近》、《白色群山的梦》；石枕川译《渔夫格罗霍塔洛》、《鲍加尼达村的鱼汤》；张介眉译《鱼王》；李毓榛译《黑羽翻飞》；顾蕴璞译《葬后宴》；杜奉真译《图鲁汉斯克百合花》；高俐敏译《我找不到回答》。

夏仲翼

一九八二年七月

见文集《记忆的拐杖》，苏联《当代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页。

本书旧版以十二篇成集，这次收入《没心没肺》一篇，共十三篇。——编者注

见《亲历其间》，载文集《记忆的拐杖》。

见《答〈书的世界〉记者问》，载文集《记忆的拐杖》。

参阅b·库尔巴托夫：《直书人生》，载《阿斯塔菲耶夫作品集》第一卷；维霍采夫：《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史》，1979年版。

见苏联《文学评论》，1976年第10期第56页。

见《在书的背后》，载《记忆的拐杖》。

见《关于生活的谈话》，载《记忆的拐杖》。

见《亲历其间》，载《记忆的拐杖》。

见《用生活来检验》，载《记忆的拐杖》。

见《用生活来检验》，载《记忆的拐杖》。

见《关于生活的谈话》，载文集《记忆的拐杖》。

见《请聆听和理解所有的歌》，载文集《记忆的拐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