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汽车开了过来。”阿尔贝·法布尔（albertfabre）先生这样写道。他那幢坐落在贡比涅北面12英里的拉西尼（lassigny）的别墅在8月30日被德国人征用了。“车上走下一个趾高气扬、神态威严的军官。他独自傲然阔步地向前走去，伫立在别墅前面三五成群的军官们为他让路。此人身材魁梧，威风凛凛，脸上带有伤疤，胡须剃得精光，容貌严峻，目光可畏，右手拿着一支士兵用的步枪，左手按在一把左轮手枪的枪柄上。他频频环顾左右，用步枪的枪托敲击着地面，然后，以舞台上亮相的姿态站停下来。看样子谁也不敢走近他，他确实有一种令人竦然的气派。”法布尔先生敬畏地注视着这个出现在他面前的全副武装的人物，不禁想起了入侵罗马的匈人王阿提拉，他打听到这位来客不是别人，正是“早已赫赫有名的冯·克卢克”。

冯·克卢克将军是施利芬计划中部署在“右翼末梢的人”，当时他正在考虑一个成败攸关的决策。他感到自己在8月30日已接近关键时刻。他右翼边缘的部队已击退莫努里的几支分队；这次胜利，他认为是决定性的。在中路，部队的追击虽未赶上英军，但是沿途发现英军仓皇撤退中丢弃的一堆堆军装、靴子和弹药，使他更加深信对手确实已被击败。在他左方，是他在吉斯战役中为了支援比洛借调给他的一个师，据该师报告，法国人已被打得抱头鼠窜。克卢克于是狠下决心，不让他们有丝毫的喘息机会。

从有关朗勒扎克撤退方向的那些报告看来，法军战线向西延伸得并不像预料的那么远。克卢克认为，在巴黎北面就能席卷法军，毋须向巴黎西面和南面延伸。这一改变，势需变更他的进军方向，必须从正南转向东南，这样做也有利于填补他与比洛之间的缺口。像别人一样，他在开始这场战役时，认为增援会从左翼源源而来。他此刻亟须增援部队前来接替他必须留在安特卫普前面的一军，接替他驻在布鲁塞尔的那个旅，以及留守那条越拉越长的交通线的各支部队，至于需要他们来补充他在战斗中的伤亡损失，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增援部队并未到来。毛奇至今没有从左翼派出一兵一卒。

毛奇顾虑重重。这位“忧郁的恺撒”，不以胜利之师的前进为喜，而以征途上的困难为忧，这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按计划，要求在第三十六天至第四十天之间战胜法国，而今已是第三十天了。尽管他的右翼各集团军司令不断报称法军和英军“已被打得一蹶不振”，并且对他们的退却用上了“溃败”、“逃窜”等字眼，毛奇仍感到忐忑不安。他注意到一种可疑的情况，那就是没有出现通常所见的溃逃或无组织撤退的迹象：俘虏为何如此之少？他的老上司施利芬经常说：“如果战场上的胜利未能取得突贯或合围敌军的战果，那么这一胜利也就算不了什么。敌人虽然被打退，他们仍会在别处出现，重新开始他们暂时放弃的抗击。战斗将继续下去……”

尽管忧心忡忡，毛奇却没有去亲自调查研究，而是一直待在统帅部里发愁，依靠派遣人员的汇报。“令人痛心的是，”他在8月29日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形势如此严重，德皇却毫不担心。他已陶醉于一种胜利的欢呼声中！这种情绪是我所深恶痛绝的。”

8月30日，当德军接近战役的高峰时，统帅部从科布伦茨向前移到距法国国境十英里的卢森堡市。他们现在已进入了抱有敌意的国土，这种敌意纵然不是出于官方的态度，也是发自老百姓的真实感情。由于地理和感情上接近法国，这里成了协约国各种谣言的中心。人们窃窃私语，纷纷传说有8万名俄国人正在前来支援法国人和英国人。统帅部忙于综合有关在海峡沿岸某处登陆的种种迹象。确实曾有30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在奥斯坦德登陆，这个消息传到卢森堡时已被渲染成一支具有威慑力量的俄国大军，使德国人的忧惧更其显得有凭有据。

毛奇深感不安，除了可能出现在他背后的俄国人的幽灵外，还担心德军战线上的几处缺口，特别是右翼各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克卢克与比洛之间有一道宽达20英里的缺口，比洛与豪森之间又另有一道20英里宽的缺口，第三处缺口在豪森与符腾堡公爵之间，也有那么宽。毛奇不安地意识到，这些越来越薄弱的地区原应从左翼抽调力量予以填补，可是他已将左翼兵力全部投入摩泽尔河的战斗。一想到施利芬的主张，他不免感到内疚。施利芬坚决主张，正确的方针该是以最少的兵力在左翼保持守势，而将可供抽调的各个师全部派去支援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可是，突破法军堡垒战线的幻影仍然吸引着统帅部。毛奇举棋不定，便在8月30日派炮兵专家鲍尔少校亲自去鲁普雷希特的阵地视察。

在鲁普雷希特的司令部里，鲍尔发现“根本没有一致行动的计划”。他驱车来到各条前线时，司令们和军官们又都各执一词，看法互异。一些人认为敌军各师撤离阵地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对胜利在即满怀信心。其余的人则抱怨图勒以南摩泽尔河沿岸一带“丛山密林，障碍重重”，而在那里展开的进攻又正陷于困境。他们认为，即使进攻获胜，也将受到来自图勒的翼侧攻击，供应线也将难以为继，因为所有公路和铁路都必须经过这个设防城市。因此，必须首先拿下图勒。在后方的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里，鲁普雷希特亲王一度高涨的好战热情已冷却下来，他意识到自己正在从事一项“艰巨而又不愉快的任务”。

在代表统帅部的鲍尔看来，法军从这条战线上撤走的消息是个不祥之兆，因为它意味着敌人正在把部队撤出去增援他们面对德军右翼的阵地。他回到统帅部后向毛奇汇报他所得出的结论时说：进攻南锡至图勒一线以及摩泽尔防线“不是没有获胜希望”，但是这样做需要持久的努力，就现时来看，这是“没有理由的”。毛奇同意这个看法，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没有勇气取消这个已经付出偌大代价的进攻，何况德皇陛下一心想以胜利者的姿态策马通过南锡。第六集团军没有得到任何改变战略的命令，仍然全力以赴，以求突破摩泽尔防线。

在此关键时刻，正在向前推进的翼侧竟没有得到增援，克卢克很为不满。但是，促使他采取内圈包抄行动的原因，与其说是出于缩短战线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确信法军已被打败，可以一举歼灭。他不想袖拂海峡从外线包围，而拟从内侧掠过巴黎，直追朗勒扎克。在追击时，他的翼侧可能暴露而受到巴黎卫戍部队的袭击，也可能受到正在他前面朝巴黎退却的莫努里部队的袭击；这种危险，他不是没有想到，只是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他认为莫努里目前所集结的部队无足轻重，他们获得增援的可能也微乎其微，因为法国人惨遭失败，踉跄逃跑，必然溃不成军，无法调遣增援。而且，他料想法国人所有可供调遣的有生力量，或被王储的集团军围困在凡尔登周围，或为鲁普雷希特的各集团军牵制在摩泽尔河一带，在此巨大压力之下，俱已动弹不得。当他的大军在巴黎前面向东进军时，只消在这个首都前面部署他自己的一个军——那个掉在后面的第四后备军——就足以掩护他的翼侧。何况，德军的历次军事演习都已证明，防御阵地内的卫戍部队，不到遭受攻打时是不会冒险出击的；所以他确信第四后备军能够牵制莫努里凑合起来的残余部队。在他从一封缴获的信件中得知约翰·弗伦奇爵士打算撤出战线退到塞纳河后面之后，他便再也不把迄今为止一直是他直接对手的英国远征军放在心上了。

按照德国的军事体制——它与法国的不同——作为战地司令的克卢克，有权在最大的可能范围内自行决策。一个德国将军，他所接受的思想理论教育、图上战术作业以及军事演习方面的训练，都是为了使他能对任何特定的军事问题得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因此，在情况需要时，就要求他能够自行拿出一个正确的办法来。当前的情况，在克卢克看来，既然有可能在战场上歼灭法军而无须包围巴黎，那么，撇开巴黎、紧追逃敌的计划，虽然背离原定战略，却是一个“正确的”办法。按照德国人的军事理论，只有打垮敌人的机动部队，才能攻其筑垒的兵营。机动部队一经歼灭，其他胜利果实便唾手可得。巴黎的吸引力虽大，但克卢克决计不为它所惑，而放弃恰当的军事行动的途径。

8月30日晚6时30分，冯·比洛的来电更使他定下决心。电报要求他采取内圈包抄行动，助以一臂之力，打击法国第五集团军，“战而胜之，夺取最大战果”。至于比洛究竟是要求帮助他扩大圣康坦一役的战果，还是挽回他在吉斯一仗的失败，从他的措辞看来，并不明确。但不论是何情况，他的要求跟克卢克的意图是合拍的。于是，克卢克毅然做出决定。第二天的进军不复以正南方向为目标，而是径趋东南，直指努瓦永和贡比涅，切断法国第五集团军的退路。他的这支部队从列日出发以来，连续行军十六天，从未歇息，士兵们艰苦跋涉，啧有烦言，而他在8月31日下达的命令是：“我们必须再一次号召部队兼程行军。”

德军统帅部得知第一集团军将于翌日早晨开始采取内圈包抄行动后，立即表示同意。毛奇本来就为战线上的几处缺口感到不安，他担心发动决定性进攻时，右翼的三个集团军不能相互呼应支援。而且，兵员已减少到低于进攻所需要的密度。如果克卢克真要按席卷巴黎的原定计划行事，战线势必还要再拉长50英里，甚至更长一些。因此，毛奇抓住克卢克的建议，认为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当夜就电复批准。

目标在望，将在第三十九天按计划如期击败法国，转而抗击俄国；德军的训练、计划和组织工作将得到全面的检验；赢得胜利和主宰欧洲的目标将功成其半。余下的任务就是乘胜围歼败退的法军，不让他们重新集结力量，再事抵抗。任何情况，无论是战线上的缺口、比洛大军在吉斯的挫折、士兵的极度疲乏，或是临阵的畏缩或差错，绝不容许发生，以免妨碍夺取胜利的最后冲刺。克卢克急如星火地驱使着他的部队前进。军官们一路纵马挥鞭来回逡巡，军曹们粗声粗气地发号施令，那些饱经战争创伤的部队，在8月31日早晨困乏不堪地组成纵队，拖着沉重的脚步，开始了又一天没有尽头的艰难跋涉。由于对地图或地名一无所知，士兵们没有觉察到进军的方向已经改变。巴黎这个具有魔力的名词吸引着他们继续前进，没有人告诉他们：巴黎已不再是他们的目的地了。

饥饿使他们的处境更为悲惨。他们已超越了供应线所能及的范围，由于比利时境内的桥梁和铁路隧道遭到破坏，那些供应线已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修复工程又未能使供应军需的铁路线跟上军队的前进。举例来说，那慕尔的中心桥梁直到9月30日才告修复。经过一天漫长的艰苦行军而疲惫不堪的步兵，往往发现他们预期宿营的一些村子已为自己的骑兵部队占据。骑兵按理应该驻在村外，可是他们总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军需列车和马匹的饲料，为了获得这些，据这位早先也是骑兵的王储说，他们“经常把自己驻扎在”原来准备安顿步兵的地方。他还说：“每当前面开始出现险恶的情况时，他们总是止步不前，成为步兵的障碍。”王储的这些话构成了一份意想不到的证词。

9月1日，克卢克的军队在穷追猛赶英国人时，遭到一次难对付的突然袭击。克卢克曾在他的公报中声称，英国人撤退时“旗靡辙乱，溃不成军”，而今他们居然能够掉头反扑，给德国人以迎头痛击，诚属不可思议。在贡比涅和维莱科特雷（villers-cotterets）的森林里及森林四周，经过一天殊死战斗，英国远征军的后卫部队顶住了敌军，使主力部队得以再次远遁，因此克卢克大为恼火。他推迟了部队“迫切需要的”休整，下令第二天继续进军，并把进军方向重又略为西移，企图包围英军。但是，英军又一次成功地“及时”摆脱了他的追击，并在9月3日渡过马恩河。克卢克消灭他们的时机已失之交臂；既丧失了时间，增加了伤亡，又拉长了行军路线，克卢克在绝非愉快的心情下重新开始他的内圈包抄行动，继续跟踪追击法军。

“我们的士兵已经精疲力尽，”克卢克的一名军官在9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们踉踉跄跄，满面尘土，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活像一具具会行走的稻草人。”在那弹坑累累，遍地都给炸倒的树干阻塞得难以通行的道路上，以平均一天24英里的速度连续行军了四天之后，“他们索性闭上眼睛，边走边唱着歌，这样才可以不至于睡着。……使他们继续前进的唯一动力是早日胜利和进入巴黎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个，他们就会瘫倒下来，就地入睡”。这篇日记还证实了德军在行军途中出现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在更东面，在比洛和豪森的部队行经香槟（champagne）的途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他们纵酒无度，但酩酊的状态使他们得以继续前进。今天，将军在视察之后，大发雷霆。他要制止这一普遍酗酒的现象，不过我们设法劝阻他不要发布严厉的命令。如果我们执法过严，军队就不能行军了。必须有异乎寻常的兴奋剂才能克服异乎寻常的疲劳。”这位军官最后满怀希望地写道：“到了巴黎，这一切就会好了。”显然，他也不知道这次行军已变换方向。

德国人经过法国时，就像经过比利时一样，沿途留下一片焦土废墟。村子被焚毁，平民遭枪杀，住宅被洗劫糟蹋，战马闯过内室，炮车曳过庭园，普恩加莱在尼贝库尔（nubécourt）的家族墓地也被挖成厕所。9月2日，克卢克的第二军经过距巴黎25英里的桑利斯（senlis）时，枪杀了市长和六名平民人质。就在这个市镇的郊外，在埋葬这些人的墓地边上，一块石碑上刻着他们的姓名：

欧仁·奥代纳（eugèneodène）市长

埃米尔·奥贝尔（emileaubert）硝皮匠

让·巴比埃（jeanbarbier）马车夫

吕西安·科特罗（luciencottreau）餐馆侍者

皮埃尔·德韦尔特（pierredewerdt）司机

j-b.埃利泽·波米埃（j-b.elyséepommier）面包师傅的助手

阿尔蒂尔·雷冈（arthurrégant）石匠

对冯·豪森将军来说，9月2日是个幸运的日子，他发现自己在埃纳河畔的蒂尼（thugny）宿营的地方原来是夏布里隆（chabrillon）伯爵的一幢别墅。这位将军占用着伯爵夫人的闺闼，他查看了她的名片，发现她本人是莱维―米尔普瓦（lévy-mirepois）女伯爵，满心喜悦，睡在她的床上也感到格外心荡神驰。他在晚餐时吃了一顿野鸡，那是他的军需官在别墅花园里打猎弄来的。饭后，豪森清点了伯爵夫人的银餐具，并且开列了一份清单，交由村里的一个老人保管。

也就在这天晚上，毛奇经再次考虑，对于克卢克的内圈包抄行动使其翼侧暴露于巴黎之前的情况，越来越感到不安，于是下了一道新的通令。如同他在处理左翼问题时一样，这道通令显示了他的举棋不定。通令叫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偏离巴黎朝东南方向追逐法军”，就此批准了克卢克的转向。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可能遭受袭击的危险，通令又要求克卢克的军队“列成梯队，尾随第二集团军之后”，并“负责掩护两军的翼侧”。

好一个列成梯队！这对克卢克说来，是个莫大凌辱，比之统帅部早先要他听命于比洛，更使他受不了。这位一手挎着步枪、一手握着左轮手枪，面容严峻的阿提拉王，德军右翼的带步人，是不会甘居人后的。他自己给第一集团军发出了一道命令：“第二天（9月2日）继续前进，跨过马恩河，以便向东南方向追赶法军。”至于掩护暴露于巴黎面前的翼侧的任务，他认为只消留下他两支最弱的部队就足够应付。这两支部队是第四后备师和第四骑兵师；前者实力不足，有一个旅留驻布鲁塞尔，后者在9月1日与英国人的一仗中曾受重创。

8月31日，即克卢克转变方向后的第一天，索尔代骑兵军的一名军官勒皮克（lepic）上尉上午在贡比涅西北侦察时，发现不远处有一支德军骑兵纵队，计有九个中队；十五分钟以后，跟着又来了一支步兵纵队，其中有炮兵连、弹药车队和一个自行车连。他注意到他们不是朝南直趋巴黎，而是在沿着去贡比涅的道路前进。勒皮克上尉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是目击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然转向的第一个见证人。他津津有味地报告了德国枪骑兵如何丢掉他们与众不同的钢盔，换上布军帽，以及“他们如何用拙劣的法语向当地居民问路，用德语连声说着‘英国人、英国人’”。他的这份有关德国人进军路线的情报，当时并没有引起法军总司令部的任何重视。人们认为，可能是贡比涅这个城市和城堡吸引着这些德国人，而且他们仍然可以取道贡比涅前往巴黎。况且，勒皮克上尉所看到的两个纵队，也不一定表明克卢克全军的动向。

8月31日，法国人也注意到战役正在进入高峰。他们的第二个计划——拟将重心移至左翼以阻遏德军右翼前进的8月25日的计划——已告失败。第六集团军原应同英军和第五集团军一起在索姆河畔稳住阵脚，组织反击，但这一使命也未能完成。霞飞承认，第六集团军眼下的任务该是“掩护巴黎”。至于英军，正如他私下所说那样，“不愿前进”，而第五集团军则由于克卢克正在从其侧面进行追击，仍然没有摆脱被包围的危险。果然，令人惊骇的消息传来了，克卢克骑兵的先头突击部队已突破第五集团军与巴黎之间英军撤退后留下的那道缺口。现在已很清楚，正如霞飞的作战处长蓬（pont）上校对他所说那样，“要以足够的兵力挡住德军右翼，遏制它的包围，看来已不复可能”。

势必制订一项新的计划。保存实力是当务之急。在法军总司令部里，霞飞和他的两位副职——贝兰和贝特洛，以及作战处的高级军官一起讨论了对策。战局急转直下，迫使进攻派学说的“门徒”采取一个新的主张——“坚持抵抗”，直至法军能够稳住一条战线，然后从那里重新发动攻势。当时，大家都认识到，德军由于前进将沿着一条从凡尔登到巴黎的巨大弧线疏开。这次计划，不是阻击德军正在进犯的一翼，而是通过袭击德军的中路，切断这一翼，也就是仍旧按照第十七号计划的战略行事。只不过这一回战场是在法国的心脏。法军一旦败北，将不像当初在边境那样只是一时的挫折，而是定局了。

问题在于应在什么时候重新开始“前进行动”。最早的时机是不是在与巴黎成一直线的时候，从马恩河流域开始？还是应该继续后退40英里，一直退到塞纳河后面的防线？继续后退意味着把更多的国土拱手送给德国人；但是塞纳河的天然屏障可给法军提供一个喘息时机，使他们在没有敌军直接压力的情况下得以重新集结力量。德国人的主要目标既然是摧毁法国的军队，因此我们的“主要目标”，按贝兰的主张，就必须是“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采取“谨慎的”态度，在塞纳河后面整编队伍，这在当前既是国家的职责所在，也是挫败敌人目标的上策。贝兰力主此议，贝特洛则铿锵有力地予以支持，霞飞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第二天就发出了第四号通令。

9月1日，色当战役纪念日的前夕，法国的前景看来像当年一样暗淡悲惨。来自法国武官的消息，正式证实了俄国人在坦嫩贝格的败绩。第四号通令与边境溃败后那号语气坚定的通令显然不同，它反映了总司令部在敌骑纵横一周后乐观心情的动摇。它饬令第三、第四、第五各集团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撤退，以撤至塞纳河和奥布河为限，“但并不是说必须撤退到这个限度”。“一旦第五集团军摆脱被围的威胁”，各集团军“当即重新发动攻势”；但不像前令，它没有指定具体时间或地点。虽然如此，在这号通令里，人们可以看到未来战役的发轫，因为它谈到要从南锡和埃皮纳勒抽调增援部队前来参与这次攻势，并称“巴黎筑垒兵营的机动部队也可参加这次全面行动”。

支持霞飞的一派和支持加利埃尼的一派，后来在他们就马恩河战役的发端问题所展开的痛苦而长期的论战中，对第四号通令，以及对该令下达后四天中的每一行动、每项命令，都有大量争议。毫无疑问，霞飞虽然对交锋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并不确定，但对总的战役有个大体轮廓。他预见到这个战役将发生在德军五支追兵来到“巴黎与凡尔登两犄角之间”，法军在法国中部形成一个浅弧形或网状阵线的时候。霞飞认为他有一周时间可以用来部署，所以当梅西米9月1日前来向他告别时，他说，他预期在9月8日重新发动攻势，并预言这一战将被称为“布列讷堡之战”（thebattleofbrienne-lechâteau）。布列讷堡是马恩河后面25英里的一个市镇，到马恩河和到塞纳河的距离相仿。它曾是拿破仑战胜普鲁士的布吕歇尔元帅的战场。这对霞飞说来，或许是个吉兆。在继续强制退却的一片愁云之中，在敌军日益逼近的阴影笼罩之下，霞飞临危不惧、泰然自若和满怀信心的神态，再一次给梅西米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巴黎眼看塞纳河各军后撤，使自己失却掩护，感到不是滋味。霞飞打电话给米勒兰，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当前战局概况。他谈了英军“使劲的”撤退已使朗勒扎克的左翼暴露，以致各军必须继续撤退，直到朗勒扎克脱离战斗为止。他已令莫努里朝巴黎方向撤退并与加利埃尼“保持联系”，但他没有提到将第六集团军置于加利埃尼指挥之下。他说，敌军各纵队正在朝稍微偏离巴黎的方向前进，这可能提供一段“稍事喘息”的时间；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政府应该“立即”离开巴黎，不在当晚，就在明天，事属“至要，刻不容缓”。

加利埃尼得到惊惶失措的政府关于情况发展的通知之后，立即打电话给霞飞。霞飞避不与他说话，加利埃尼请人转告：“我们无法抵抗。……霞飞将军必须知道，如果莫努里不能坚守阵地，巴黎就无法抵御敌人。必须给这个筑垒的兵营增拨三个现役军。”当天下午较晚时分，霞飞给加利埃尼回了电话，通知他说，正在把莫努里的军队调归他指挥。这支军队将成为巴黎这个筑垒兵营的机动部队。按照惯例，机动部队不受野战集团军指挥，并且可由卫戍司令做主不参加一般的战役。事实上，霞飞并无意放弃这支部队。就在这一天，他以巧妙的手法要求陆军部长将巴黎这个筑垒兵营及其所有军队全部归他这位总司令统辖，“以便在情况需要时我能动用这支机动卫戍部队作战”。米勒兰像梅西米一样对霞飞衷心折服，9月2日便照此下了命令。

此时，加利埃尼终于有了一支集团军。现在可由他调遣的莫努里的这支部队，是由第七军的一个现役师、一个摩洛哥旅，以及四个后备师组成。这四个后备师即：埃伯内将军率领的，原来从巴黎抽调出去的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二师，以及曾在洛林英勇奋战的第五十五师和第五十六师。霞飞还同意再增派精锐的阿尔及利亚轻步兵第四十五师；这支部队反正不在他管辖之下，当时正在巴黎下火车。此外，他还同意增派野战集团军中的一个现役军。像克卢克一样，他挑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军，即曾在阿登山区遭受惨重损失的第三集团军的第四军。不过，这个军正在得到补充，而且，把它从第三集团军防守的凡尔登前线调来增援巴黎，在克卢克看来，这是法国人所做不到的。加利埃尼接到通知，第四军将在9月3日和4日乘火车到达巴黎。

加利埃尼一接到霞飞将第六集团军调拨给他的口头通知之后，立即驱车北上跟他的新部队联系。沿途尽是从四面八方朝巴黎涌来的难民。他们竞相逃离步步紧逼的德国人，满脸“惊恐绝望之色”，看到这幅景象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为时已晚。在巴黎西北不远，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二师正在开进蓬图瓦兹；那里是一片惊惶混乱。部队在撤退途中曾被迫苦战，人困马乏，血污斑斑。当地居民听到轰鸣的炮声和德国枪骑兵已在左近的消息，惊恐万状，手足无措。加利埃尼同埃伯内将军交谈之后，又赶到巴黎以北30英里瓦兹河畔的克雷伊（creil）去找莫努里。他命令莫努里在退向巴黎时炸毁瓦兹河上的所有桥梁并设法阻滞敌军前进，无论如何在他与首都之间不能让德军揳入。

在匆忙赶回巴黎途中，加利埃尼看到威武雄壮的阿尔及利亚轻步兵第四十五师列队经过大街，前往他们的驻防地区。这一景象比他看到难民的情景时要宽慰得多。士兵们身穿鲜艳的上衣和肥大的灯笼裤，动人心弦，多少使巴黎人再次精神振奋起来。

然而，政府各部情绪低落。米勒兰已把“令人痛心的”情况向总统做了汇报，他说：“我们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我军在前线全面撤退；莫努里的军队正在退向巴黎。……”作为陆军部长，米勒兰拒绝承担让政府于第二天（9月2日）傍晚以后在巴黎多逗留一个小时的责任。普恩加莱面临着“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事变”。于是经决定，全部政府机构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迁往波尔多，一个也不留在巴黎，以免公众对部长们作出容易引起恶感的比较。

那天傍晚，加利埃尼一回到城里便从米勒兰那里得到消息，欧洲这个最重要的城市，在它受围期间的一切军政大权全都由他一手掌管。如果没有塞纳省的省长和巴黎警察总监，“我将是光杆一个”。他发现他不得不倚为股肱的这位警察总监上任还只刚刚一小时。原来的警察总监埃尼翁先生（m.hennion），一听到政府将要迁移，便断然拒绝留下。当接到命令要他留守岗位时，就以“健康为由”辞职不干了。对加利埃尼说来，政府迁离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此可以使主张巴黎成为不设防城市的人哑口无言；他们的法律根据已不复存在，加利埃尼从此可以放手把巴黎作为一个筑垒的兵营来保卫了。尽管他“宁愿没有部长们在场”，不过他认为，“要是有一两个留下来装点一下门面也是好的”。这种看法，对于那些本来愿意留下来的部长们来说，是不太公平的，可是加利埃尼对政客的蔑视，一无例外。

加利埃尼预料两天之内德军可能兵临城下，他和他的参谋彻夜不眠，进行“我的整个部署，准备在巴黎以北即蓬图瓦兹至乌尔克河（ourcg）一带出击”，也就是说，将在宽约45英里的一个地区作战。乌尔克河是一条小河，在巴黎东面注入马恩河。

那天深夜，总司令部得到一份大可以叫政府不必逃跑的情报。白天，一只手提包送到了第五集团军的情报官法加尔德（fagalde）上尉手中。这只手提包是在一名隶属克卢克的骑兵军官的尸体上发现的，这位军官在乘坐汽车外出时被法国巡逻兵击毙。包里的文件中有一张沾满血迹的地图，上面标明了克卢克各个军进军的路线以及这天各应到达的地点。全军的进军路线都标向东南，从瓦兹河出发直指乌尔克河。

总司令部对法加尔德上尉的发现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克卢克意图悄悄地穿过第六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之间地带，绕过巴黎，席卷法军主力阵地的左翼。即使他们也认识到这意味着克卢克将放弃进攻巴黎，他们却没有尽其最大努力使政府相信这种看法。当总司令部与总统之间的联络官佩内隆上校翌日上午前来向普恩加莱报告克卢克改变进军方向的消息时，并没有从霞飞那儿带来政府可以不必迁移的任何建议。相反，霞飞却要联络官告诉总统：政府必须迁离，克卢克的意图无法捉摸，他的纵队现已到达20英里外的桑利斯和尚蒂伊（chantilly），巴黎可能很快就要遭到炮轰。至于普恩加莱和米勒兰对于克卢克转向的重大意义究竟有多少认识，那就很难说了，因为在战争时期和紧急关头，任何事情都不能像事后那样看得清楚或确有把握。当时是一片紧张气氛，甚至是恐慌气氛。既然经历了一番痛苦做出了决定，政府觉得很难再贸然改变。不论情况如何，米勒兰仍然坚持撤离，毫不动摇。

9月2日，色当纪念日那天，“令人痛恨的时刻终于来到”。当普恩加莱知道安排政府在半夜三更，而不是在白天众所得见的情况下撤离时，更加感到“悲痛和羞辱”。内阁坚持，按照法律，总统必须坐镇政府所在地。即便是普恩加莱夫人要求让她留在巴黎继续她的医院工作，以安定人心，也未获准。美国大使迈伦·赫里克前来送别时，则是“愁容”满面，热泪盈眶。

对于局势，赫里克跟当时留在法国首都的人都持有同样看法。他在给他儿子的信中写道：“德国人攻势凶猛，看来是抵抗不住的了。”他曾从德国人那儿接到警告，劝他离开首都避往外省，因为巴黎的“整个市区”可能被彻底摧毁。然而，他决心留下，并且答允普恩加莱，他将“代表全人类执行保管任务”，把巴黎的博物馆和纪念碑置于美国国旗保护之下。他已胸有成竹，打算采取与此时此地所需的奋不顾身、仗义执言的崇高境界相称的做法：“如果德国人来到城外并勒令巴黎投降，就挺身而出，找他们军队司令谈判，如有可能，就找德皇本人。”赫里克既已应德方请求代为照管德国大使馆，也就可以凭此要求他们会见。后来，每当那些曾在巴黎度过9月份头几个星期的朋友们夸耀自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了不起的人物时，加利埃尼总是提醒他们：“别忘了，还有赫里克呢！”

7时，加利埃尼前来给米勒兰送行。圣多米尼克街的陆军部里是“一片悲伤、阴郁、凄寂”，院子里停满了巨大的搬运篷车，正在装载准备运往波尔多的卷宗档案。留下的部分全都焚毁了。收拾包装的过程产生了一股“阴郁”的气氛。加利埃尼沿着没有灯光的楼梯攀登而上，发现陆军部长独自一人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既然政府正在撤离，米勒兰也就毫不迟疑地容许巴黎以及这里的每一个人进入炮火之下了。他给加利埃尼的命令是：“殊死”保卫巴黎。对加利埃尼来说，这根本是无须别人关照的。

“部长先生，你懂得‘殊死’这个词的意义吗？”加利埃尼问道，“这意味着破坏、毁灭、炸掉市中心的所有桥梁。”

“殊死，”米勒兰重复了一遍。告别时，他注视着加利埃尼，似乎此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加利埃尼感到“自己也几乎相信留下来是等死”。

几小时后，部长们和国会议员们，在黑夜间，在使他们很多人感到羞愧的鬼鬼祟祟的气氛中乘上了开往波尔多的火车，而以翌晨向公众发表的一篇冠冕堂皇的声明来掩饰这个不光彩的时刻。声明说，当前的任务必须是“坚持到底，决一死战”。法国将坚持到底，决一死战；英国将在海上切断敌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俄国人将“继续前进，直捣德意志帝国的心脏”！（这个时刻，透露俄国人战败的消息看来是不合时宜的。）为了使法国的抵抗具有最大的“冲劲和力量”，政府应军方要求，已“暂时”迁移到一个它能与全国经常不断保持联系的地方。“同胞们，让我们在当前这样悲惨的情况下不愧为法国人。我们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持久的耐力、顽强的精神，总之，我们有不甘灭亡的决心。”

加利埃尼搞了一份言简意赅的公告，颇为踌躇满志。措辞是经过一番精心推敲的，意在消除关于巴黎已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谣言，让人民对事态发展有所准备。他的公告第二天早晨出现在巴黎各处墙上：

巴黎守军、巴黎市民：

为进一步推动全国防务，共和国政府人员已撤离巴黎。本长官兼司令业经受命负责抗击入侵之敌，保卫巴黎。此项命令本长官兼司令将贯彻执行不渝。

1914年9月3日，巴黎

巴黎军事长官、巴黎守军司令

加利埃尼

这份公告在公众中引起的震惊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因为总司令部发布的公报在此以前都是采取措辞极其含糊的方针，不使老百姓了解军事情况的严重性。政府看来是毫无理由地逃亡了。它的宵遁留下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印象，尽管法国人民对波尔多抱有历久弥坚的感情，但他们还是耿耿于怀。人们用双关谐语来嘲弄政府，把政府官员们称为“tournedosàlabordelaise”，那些跟着他们逃难涌向火车站的人群即兴作了一首模仿《马赛曲》的打油诗：

到火车站去，公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