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打开书柜的日子，我就搬板凳爬高些，期待在那里能找到一些特别的书。也曾在打不开书柜的日子爬到书柜顶上，缩在那个不到一平方的空间里，忍受着满身灰尘和蜘蛛网，进行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忧伤思考。那是我独居的洞穴，是只有我才能到达的隐秘之境。

要想打开书柜需要一些技巧。不能显得太迫切，也不能是在梅雨季节的坏天气中。当我瞧着爸爸或妈妈心情不错，或者家里来了客人，蹭到边上假装不经意地碰碰运气：“爸爸，书柜钥匙给我用一下。”

有时候能要到，有时候要不到。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曾经把《基督山伯爵》借给邻居小朋友看，传来传去弄丢了其中一本。从此我信用破产，成为家里糟蹋书的那个危险分子。每次把书柜钥匙交给我，大人都要叮嘱一句：

“写完作业才能看！”

“一次只准拿一本！”

“不要乱借出去！”

这时已经是90年代初，人们对书的情绪也不再像80年代初那样渴慕。新华书店里任何品种都被立刻买空的景象一去不返，需要在每年寒假和暑假的季节打折清理库存了。但彼时我对时代的变化毫无知觉。这种情形持续到哥哥高中毕业，我初中毕业，我们纷纷离开父母去向省城。

看书在我家差不多就是偷奸耍滑的代称，是全家人偷懒时去做的事：小孩不想写作业，大人不想做家务。我爸爸有一手很厉害的戏法，他呵斥着“又看又看”，同时把妈妈的书抢过来两边一扯，嘴里发出逼真无比的“嘶啦——”，仿佛他真的把书撕成两半。他的戏法变得太好，不管重复多少次都能把我吓一跳。妈妈也每次都吓一跳，然后笑着说：“好好好，不看了不看了。”

吃饭是没有人打扰别人读点东西的平静时光。饭桌上铺着报纸，也许是为了好收拾，也许并不是。报纸必须横着铺一张，竖着铺一张，才能把饭桌全部盖住。这样，坐在桌子四边的四个人，都有方向正好的报纸可以看。当大家都看得差不多，我们家最和谐的场面就会出现——终于有一个人打破宁静开口说话，这个人问对面的那个人：“你那边看完了吗？”

“看完了。”

“换个边。”

随后，两人调换座位。

从离开父母自己生活开始，就再也没有人管我读不读书、读什么书了。尤其是工作以后，我既有收入，又不用再写作业。扉页左下角有我签名的书越来越多，再加上我几十次搬家中都能带着它们，年少时“拿到就是赚到”的兴奋心情鼓动着自己不断地买。直到有一天，我从当当网买了12本书，把它们插入书架时，惊讶地发觉其中有两本已经买过。我总算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把它们看完了。

近年来最恐怖的事之一，就是房东光临。因为每个房东到我的家里看一眼就会立刻涨租金。大家都很清楚，我很难搬家。

回到开始时提到的问题，每当要我介绍自己读书的事情，问我读什么书，或是读多少书时，我总要莫名其妙地警觉起来。尽管时代再次发生了巨变，如今舆论的风向是“反对碎片化阅读！社会风气浮躁不堪！因为人们不读书！”一时间每个人都在劝别人读书了，但我总不自觉地把这归类为“干涉”我。原本这是我自然和愉快的消遣，一带上干涉的意味，我便要犯蒙。

在这个完全私人的领域中，我会把自己立刻想象成不愿意写作业的顽童。当看书成为作业，我就要搬起板凳，爬到什么东西的顶上，抄起双手不下来。

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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