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躯体从来不是任你摆布的，
即使平展展地躺在那里，
也有一种警觉。
六月的一天夜里，大雨把人们下醒了。这样的大雨人们是认识的。人们知道它是怎样变成山洪的。大雨频率持衡，极有后劲地落着。似乎每一滴雨都是同样大小，同样的分量，不应该说它是落，而应该是发射。雨从天上被密集地发射到地上。可怕就是那份沉着，那是在告诉你，它的增援无限。
万红也醒来了。每星期她在护士值班室睡六天，星期日换另一个护士值班，自己回到宿舍就寝。宿舍的另外三个女兵此刻都在帐子里扇扇子，说下了半夜雨气温还不下降，蚊子一来就是一个阵仗，叫得跟敢死队一样，肯定要发山洪了。
万红很快已经跑进雨里。胶皮雨衣和雨帽被雨点砸得“突突”响。巨大的雨珠如同实心的，砸在她额上，肩上，脚背上，似乎要砸出伤来。
院子里的水已漫过脚踝，万红想，再有三个钟头水就会灌进脑科的走廊。
值班护士告诉万红，她刚刚把病房的窗子检查了一遍，全部关严实了。那个护士说完便回到床上去了。万红沿着走廊往前走。电力不足的灯光使她的影子十分浅淡。
走廊尽头就是那间小储藏室。门照例是开了个缝，日光灯管里的光几乎是铅灰的。没人的时候，万红始终叫张谷雨“谷米哥”。
她把他的帐子撩起，曲起两膝跪到床沿上，查看是否有蚊子钻进来。铅灰的灯光中，她仍然看到了两只。一只肥大的蚊子拖着紫红透明的大腹，扒在帐顶上。她一伸手，它蠢蠢地起飞，落在一个夹角。这下顺手一些，她两个巴掌轻轻一合，再打开，好大一摊血。一面打着蚊子，她一面轻声对张谷雨说外面雨有多大，水涨了多深，核桃池肯定是一片小小的汪洋。
没人的时候，万红总是说点什么给“谷米哥”解闷。困在动弹不得的躯体里，他一定闷死了。一个星期里的六天，护士值班室就是万红的宿舍。那里有个旅行小闹钟，是她父母从西藏给她买的生日礼物。这小闹钟在夜里每两个小时响一次。万红已经习惯了，一醒就精神十足，一倒在床上，立刻酣睡。她每两个小时起身，检查一下张谷雨的病房和他身上的各种管子，给他翻一次身。他是否睡着只有她知道。碰到他失眠，她就陪他消磨一阵，给他念念小说或诗歌。医院宣传科的干事非常帮忙，用宣传费订了《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让她拿去阅读。有一次骨科住进来四个伤员，翻车翻断了胳膊腿。那辆摔扁的黑色“红旗”被拖进医院，人们从车牌上的数字猜出那是大军区二号首长的车。四个伤员中必定有一两个是二号首长的儿子或女儿。他们住了一个星期就转院了，在病床下面落下几本书。一本叫《白夜》，另外两本叫《契诃夫文集》。骨科的护士把书交给了宣传科，宣传科干事马上想到万红。万红用了半个月把《白夜》读给了张谷雨听。她看出谷米哥喜欢这个故事，听得好入神，眼睛微微闭上。女主人公娜斯金卡跟着革命者走了。他长叹一声，慢慢睁开眼。
万红在白天也会给他念些什么。念的东西不同于夜晚。白色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一沓信，信封全散了，信纸的折痕也断裂了。它们原本是部队的公文信笺，质地菲薄，经不住一再地展开又折拢。张连长一定是给他的妻子捎去这样的公文信纸，让她常常给他写信。他和玉枝从相亲到婚后一共四年，玉枝写了十九封信。信都充满内容，没一句城里恋人的书本情话。说到“谷米哥教会我查字典很管用，现在写信不求人了。”还说“寄回的军装改了，天天穿，军帽戴去赶圩，给人抢了。”“用十个家鸡蛋换了五个洋鸡蛋，只出了一对小洋鸡，腿和嘴是黄的。”每封信后面几句话都一模一样：“注意身体，努力工作，我和花生还有你父母身体都好，勿念。”读这些信的时候，张谷雨的舌头就会发出轻微的“吧嗒”声，是在插嘴，或是在遗憾，也或许是笑。他的笑有很多种，最多的是眼神和嘴角的笑，微笑、苦笑、无奈一笑，都是目光的一个跳跃，嘴角一个松弛或提升。在万红看去，张谷雨比任何人都爱笑，也会笑。她那次去他的连队，士兵们告诉她，他们连长骂着人都会把自己骂笑了。
士兵们的信也在抽屉里，很大一摞，不捆两根橡皮筋，根本搁不进去。曾经到医院来探望他的两个兵一直给张连长写信，错别字比玉枝还多，但读惯了还是能把意思读出来。两个兵常常提到连长救他们的事，连吃顿肉包子都会联想和感慨：“今天晚上食堂吃包子，肉一大坨！辣子也随便吃。要不是当时连长救了我的命，我这会儿哪能吃这么香？……”两个兵在部队调离后还给连长写信来，说现在打的隧道有十公里长，打到他们升了连长或者卷铺盖复员都未必打得通。他们在信里告诉张连长，指导员那龟儿子到团里当副政委去了，有一回在团部见到他，他装着不认识他们。他们常常抱怨现在的兵不好带，不肯剃光头，一放假就穿的确良、花尼龙袜子。新兵蛋子也不给班长打水，还在岗亭里、厕所里写排长的下流话。他们偶尔写道：“连长你要能回来看看就好了，就晓得我讲的是真情况。连长你要回来肯定是团首长了，有权力叫保卫干事把那个二流子查出来，铐走……”
两个已经是排长和班长的丙种兵偶尔会收到一封老连长的回信。信明说了他自己无法动笔，是由人代笔的。万红在代笔时都是边写边念，张谷雨同意不同意她的用词造句，她都看得出来。她过去去张谷雨连了解过张连长说话的风格，便用他带云南口音的书写语言谈到他的健康，这一带的气候，广播里听到的有趣事物，或读的某本书。有时也会劝劝他的士兵，别太小心眼，跟指导员（现在的副政委）主动打个招呼大家就化解了。现在他想通了，军人之间再有深仇大恨，生死关头都是兄弟，说不定会让同一次塌方砸到同一堆石头里，能同生的不算情谊，能同时面临死亡，那才是缘分。万红记得，她写到此处，张谷雨的喉咙深处发出“咕咕”的声音，轻得很，但你要是仔细听耳朵是不会错过它的。她吃不准是不是他想纠正她的话。也许他并不想劝两个兵跟指导员和解，也许他到现在还很讨厌指导员。她知道基层干部往往要树一个对立面，靠对立情绪激发干劲和勇气。她便身体一扭，下巴一歪，对张谷雨说：“这一节就依了我，好吧，谷米哥？”这种耍赖式的商量很少发生在她和吴医生之间。
万红明白那两个被张连长救过命的士兵到现在也不接受“植物人”的概念。他们看到的张连长只不过躺在病房里熟睡。因此他们的信持续写来，每隔两个月一封，有次还寄了一包烟叶和一包茶叶。万红把烟叶搓碎，装进烟杆，点着，搁在张谷雨嘴唇上。把灯关上，就能看见小小烟锅里燃着的烟草微微地一明一暗，一明一暗。那些茶叶冲成淡茶，混在鼻饲营养液里，让张连长跟他的两个兵来一次茶歇。她看出这位连长在品尝他士兵的礼物时是温故而怀旧的，他的眼睛充满了梦。她在张谷雨连听说，一次塌方把洞口封了，张连长和几十个人被堵在里面，一个老兵从身上摸出半包烟，但是火柴潮了，怎么也擦不出火，张连长在等待营救的三十多个小时里，把那几根烟拆开，把烟丝嚼了。他的家乡很穷，不通公路，烟叶运不出去，老乡们都用最好的烟厚待自己。张连长的士兵太了解他们的老连长了：他的肚子可以不去喂，但他的肺是一定要去喂的。
万红此刻揭开盖在谷米哥身上的床单，想找到那个刚被拍死的蚊子叮咬的部位。因为她认识它，那是被当地人叫作“八爪虎”的毒蚊，被它们一叮，皮肤在一小时后会肿出巴掌大的丘疹，不及时排毒的话，疹块会溃烂。
她见他的身体比几年前高大伟岸，肌肉仍然棱角分明，只是上面覆盖的脂肪比过去厚实。两片扇形的胸大肌向肩膀展开。似乎这个躯体从来没有完全松弛过，筋络和肌肉始终在运动，刚刚放下肩上的一部钻孔枪，或刚刚吹完一声长长的哨子。这躯体从来不是任你摆布的，即使平展展地躺在那里，也有一种警觉。那似乎是出击前的静止，其实周身血液正在运送出击的意图。因而他的躺卧毫不消极。
万红奇怪所有人都怎么了，竟看不懂他任何一个细胞都活跃矫健。
有时她会对谷米哥说：“急什么？我们才不急，迟早我们会拿出证据来的。”那口气是胸有成竹的，但她心里却有些焦灼：证实张连长非植物人早当然比迟好。
她仔细检查他的每一寸皮肤。原来就暗的日光灯像风里的烛火，明一下暗一下。现在他的背朝着她。看看这个背影，多棒！似乎是一个猛烈的动作被封存在他身体里，随时随地，那动作就会弹出来，冲破皮肉的封锁。每次为他做肢体保健时，她都能感到他的配合或抵触。
终于在他的左胯找到毒蚊叮咬的部位。丘疹还只有五分硬币大，却又硬又烫。她用碘酒和酒精消了毒，又用一把手术刀在上面划了个小口子。她两手的食指和拇指突然发力，切口出来一股淡色的血。“八爪虎”的剧毒混在血液中被排了出来。她对他轻声说：“这下好了，不会溃烂了。骨科一个伤员，从老山下来的，双手截了肢，打不了蚊子，给‘八爪虎’咬了一口，咬在腿上，溃烂得好快，第二天烂得差点把他的腿也截了！”
她把一种草药膏涂在伤口上，一边操作一边慢声细语。贴上胶布，她问道：“不疼吧？”
他眼皮微妙地耷拉一下。其实就是浓黑的睫毛那样轻轻一垂。他笑了，她也笑了。他们的这种笑只有对方能懂得。
她完成了所有治疗，发现他身上有些水珠。是从她头发上滴下的雨水。又一滴雨珠滴下来，落在他脖子上。这是个经得住痛而经不住痒的男人；是雨珠滴落在皮肤上那凉凉的搔痒让他笑的。“你看雨大的！穿了雨衣还把头发打得精湿！”万红说着，顺手拿了一沓纱布，把他身上的雨珠擦掉。他皮肤的深褐色褪掉了，现在他是微微发暖的黄色皮肤。它是他的本色。
山洪冲垮了地势最低的一排营房和医护人员食堂。到处漂着炭灰、死老鼠、莲花白。
所有伤病员已转移到山坡上。人们大喊大叫地相互招呼。五顶野战包托所和手术室的帐篷已支起来了。秦政委的军裤一直卷到大腿根，不断跟爬上坡来的人们猛烈握手。他的花脸音色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刻是很壮胆，也很提神。他不时叫出某个伤员的全名：“蔡得成，你这小子，到底野战军作风！……刘昌平，你的拐杖呢？！……”他心里有些纳闷，这些吊着胳膊瘸着腿的英雄伤员一发洪水伤全好利索了。
他眼睛清点着伤员人数，像是全部脱险了。第一道天光照在他矮小的身影上，他肩上披了件白大褂，头略向后仰，连人加山势，他看上去像个十足的汉子。
所有的孩子被临时扎起的筏子载来。食堂的长条木凳绑在一块儿，三条凳子绑成个木筏，一个筏子上坐三到四个孩子，所有的母亲们不断唤着自己孩子的名字，唤了得不到应答，便有一声尖利的女高音咒骂：“死到哪儿去了？！”不去应答母亲们的孩子是开心过了头，对于他们，这是龙舟狂欢。
玉枝抱着一个人造革提包，里面装了她几身心爱的衣裳和一包馒头。还有一摞镜框，都是花生的父亲的立功奖状。她扯起嗓门喊着儿子，花生在远处和男孩子们正进行战争；不断撞着木筏，用手捧了混沌的泥水相互泼溅。他已经和玉枝差不多高了，长着他父亲的眉毛，它们在眉心明断暗连。
玉枝其他的值钱物什装在小乔师傅的大木桶里。小乔师傅在桶上拴一根绳，如牵一只会水的家畜那样，让大木桶乖乖跟在他身后。玉枝对他抿嘴一笑。她满意小乔师傅的聪明和体贴，跟他暗中做两口子远比曾经跟谷米哥做夫妻实在。花生拿着那把彩色塑料冲锋枪正射击——小乔师傅已把它改制成能滋水的武器了。她看花生将一股毒辣的泥水射向一个八九岁的女孩。那女孩的母亲马上尖叫起来：“小野种，乱滋啥子？！”
玉枝立刻还了一句很尖利的：“滋她做哪样？她早就给人滋烂了！”
“不晓得哪个给人滋烂了——她自己男人死还没死透，她天天晚上在锅炉房后面找别个滋她！”
女人们集体发出笑声来。
玉枝还有更漂亮的回击，但小乔师傅给她一个眼色，她便犟头犟脑地沉默了。小乔师傅是厚道人，心里为曾经辉煌一时的张谷雨过意不去：他倒下了，躺在病床上当银行，每月在他身上取走一百多元工资。小乔师傅暗中和玉枝搭伙分享这笔钱，虽然他很少想到钱的来源，但一旦想到，就会感到过意不去。他对玉枝使眼色还有个道理，就是那女孩的父亲是司务处长。这个医院男人们讲“官兵一致”，女人们的贵贱等级却由她们自己分得一清二楚：谁是团一级的首长夫人，谁又是营一级的，她们相处时的傲慢或谦卑程度都准确地标出来。她们的姿态、语言、神情都替她们的男人们挂着军衔。
小乔师傅又轻又狠地说：“你得罪了她，我连锅炉都没得烧了。”
玉枝也又轻又狠地说：“就跟我们娘儿俩指望你那二十八块钱似的。”
小乔师傅猛一阵伤心。他起早贪黑烧锅炉，人烧得跟个铁匠似的黑，这不是他的过错，他又不是存心没本事，他又不是故意地别无选择地做锅炉师傅，他更不是有意每晚上坐享玉枝的二两酒一盘腊猪脸半夜呢喃。他早就有意明媒正娶她的，她总是推三阻四。有时她酒性正旺，在他怀里对他耳语，把一个存款数字咬在他耳垂上，把酒醉的热烘烘欢笑吐进他的耳朵眼，那个存款数字一月月一年年稳稳上涨，玉枝暗暗地用那钱在搭一个巢穴，为了将来他不必再做这个没本事的人才做的锅炉师傅。玉枝充满酒味的喘息把那个如蘑菇一样迅速成长的数字送进他耳朵眼时，他就想，脸皮厚一厚，把各种官太太们的话扛过去吧。
他这时对玉枝说：“也得管管你儿子了，真是野得不像话。”
玉枝还是那样子，下巴很犟地向一边挑去，嘴里却喊起自己儿子来：“你给我回来！……你回不回来？不回来我告诉你爸爸去！”
花生这下乖顺了。他母亲在他成长的年月里，从来不告诉他父亲究竟怎样了，只说他是个英雄，人人都怕的一个大英雄。花生的记忆中，他曾经和母亲接受过一群群军人和老百姓的敬礼、献花，接受过一捆捆的水果罐头和肉罐头，这都跟父亲有关。他一点点长大，从来是不加追究地相信父亲主宰着他的生活和命运。他的吃穿不愁的生活和命运。父亲跟小乔师傅不同；他用不着每天亲临、时时出现，但他供他吃、穿、上学，这比他同学那些以打骂教训亲临，以搓脚丫打嗝放屁出现的父亲强太多了。母亲玉枝从花生四岁以后就再也没领他去过父亲的病房，因而花生心目中的父亲十全十美，无懈可击。花生不知神灵为何物，假如他懂了这概念，父亲便是神灵。那种无所不在，万能的存在。
花生最初出现在56医院的孩子王国时，正是天天让记者追着跑，相片登了小报登大报的时候。孩子们最开始用玩具和零嘴讨好他，他不以为然，从全省全县送来的玩具和零嘴比孩子们上供的优越多了。花生五岁开始就做了孩子王国的统帅，他的拳头、牙齿、不怕疼的特性，加上他父亲指挥能力的遗传，使所有孩子们常常呆瞪眼睛等待花生下指令。六岁时花生就非常忙碌，挥师孩子们东进，偷桃园的桃子，或率军南下，撬太平间的门，将尸体们摆成“政治学习”或“大会餐”的队阵。
花生在全56医院只服帖一个人，那个轻盈洁净的护士万红。偶然他跟她遇上，她总会说：“花生吧？……这么高了！越来越像你爸爸了！……不认识我啦？我是万红阿姨啊！”
他恭恭敬敬点点头。她从上到下地打量他，笑眯眯的目光如同核桃池秋天的水，软和而悠缓地浸过他的脸、脖子、手指缝。他会感到自己半张着的嘴里露出的门牙大得过分，赤着的脚丫缝塞满污黑的泥。他浑身受罪地站在她对面，却并不愿马上结束这场邂逅。她会说：“你跟你爸爸太像了！”有时她手里端了饭盆，假如恰好食堂卖咸鸭蛋或茶卤蛋，她就把它们塞到他手里。他从来连说“谢谢”的力气也没有。
有时她会说：“你爸好想你哟，叫你妈带你来看看他吧。”
因此花生便觉得叫万红的护士是帮父亲跟他和母亲联络的，负责传话带话的。但母亲听了万红护士带来的话，又总说：“忙得很哟，等空了嘛。”
万红护士还会送他一支金光闪闪的钢笔或塑料封皮的笔记本，跟他说：“拿着，你爸叫你好好读书，啊？”
有次他和他的孩子臣下们偷了产科的标本——几个装着胎儿的瓶子。他们撤离时正迎面撞上她。她说：“站住。”所有孩子像没听见，四下跑去，只有花生一人站定在毒太阳里。她问他书包里藏了什么。他理屈地沉默着。她问可不可以查看一下。他沉重地点了点头。她从书包里翻出那个封存在玻璃瓶里的胎儿，对他说：“把它送回去。”他便照办了。然后她领他去买了两根冰棍，手抚摸着他被太阳晒枯的头发，说：“以后可不能拿医院的东西了。你爸晓得会生你气的。”他唆吸着冰棍的清凉甘甜，点点头。她清凉的抚摸持续了半分钟，他焦煳的头发在唆吸那抚摸的清凉甘甜。
花生被母亲拎到山坡上，还在蹬腿划拳地抗议。花生不完全懂母亲和小乔师傅之间是怎么回事，但他冥冥中觉出母亲的贱。让谁都敢作践的小乔师傅作践，等于邀请天下人都来作践她。
山坡上的树林子挂满衣服。人们都换上了干衣服，在吃压缩饼干。
人们总觉得如此的壮烈时刻少了点什么。有人突然悟过来，喷着尘土般的饼干渣说道：“陈记者没来！”
对呀，陈记者是不可缺少的。他那一口标准官话会使这场行动浪漫庄严，让它超越县份、省份，变成国家级大行动。
有人说最后一次见陈记者是在那座塌了的食堂里。他去食堂找些能做夜餐的食物。他在夜里写文章得不断地吃油炸花生米和罐头凤尾鱼。他也常去食堂要些黄酱和生黄瓜、青葱。
“坏了，假如他正好摸进地窖去找黄酱坛子的话，那肯定淹在里头了！”司务处长说。
秦政委一听便向人们做了个召唤的手势：“跟我来！”
人们都说山上老老小小外加二百五十一名伤员吃喝拉撒全靠秦政委做主。秦政委怎么也得硬硬朗朗的，万一回到洪水中去寻找陈记者，有个三长两短咋得了？！一时间一群人扒下刚换上的干爽衣服，扑入混沌的大水。
大水之上，教堂主楼的钟楼如灯塔一般耸立。脑科病房地势稍高，上面那个早被定为危险建筑的小阁楼仍浮在水面上，给四面八方的浪头打得嘎吱作响。
谁也没听见从小阁楼上传来的万红的呼叫。他们“呼啦呼啦”地向食堂游去，不时用手掌卷成喇叭筒，罩住嘴巴四下叫喊：“陈记者！”
人们在倾塌的食堂附近发现了陈记者。他抱着一个碗柜，总算没给大水吞没。但他面色跟洪水的颜色一模一样，眼也合上了。
他在山坡上最好的一顶帐篷里醒来，嚅动着麻木的嘴皮子，说了句什么。人们没听清他的话，相互紧张地对视着。他便加大些音量。人们这回听清了。他在说：“别管我，快去救其他伤员！……”
有人告诉他，所有人都在，请他放心。
“别管我……去，走开！去救……救其他同志们！我……我不要紧！……”
几个女护士相互搂着，落下眼泪。她们想，眼下能听到这句话的机会，基本没了。连伤兵们都越来越让她们心寒，什么英雄？！在战场上英雄了几个钟头，回来张口闭口就是“老子在前方打仗……”而陈记者多么不同，一个劲只说他自己“不要紧”。
陈记者终于消耗尽了最后的体力，彻底昏迷过去。等他醒来，已是第二天上午。
他见人们都从一个桶里舀水刷牙。桶里装的是沉淀过的山洪，人们动作很轻，必须小心地避开桶底的黄色淤泥。他说：“你们……怎么回事？”
一个伤兵转过脸，说：“我操，陈记者你可算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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