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吕弗是个宣传专家，却非常轻信，这颇有些奇怪。他显然已经对纳粹关于即将到来的最终胜利的说法信以为真，因此回到欧洲却发现德国在战争中落了下风，不禁大吃一惊。他在柏林坚持了一年时间，但在一座较小的城市买了房子，把老婆孩子送去躲避持续不断的盟军空袭。“看到这一切，我肝肠寸断，”他在1943年7月写道，“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始终是、将来也一直会是一个眷恋家乡的人，还因为我真诚地信仰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些美丽的观念。”
抛却这些美丽的观念不谈，这个生存能力极强的人在本能地寻找出路。1943年9月，普吕弗带着家人穿越边境，来到中立国瑞士，就像在1918年一样，在那里一直待到德国战败。1918年的返乡和1945年的回归的区别在于，这一次，盟军不会给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卷土重来的机会。普吕弗在巴登·巴登买的房子原来是从一个犹太人家庭手中没收的，于是他失去了这栋房子。这位前任大使还接受了美国人的“去纳粹化”调查，被排除了战争罪行的嫌疑，尽管他在外交部的很多直接上司被送去了纽伦堡。英国人或许还想抓住这个跟他们捣蛋30年的老对手，但1945年10月的消息称，身体一直比较虚弱的普吕弗患了肺结核，已经死亡，或者奄奄一息。于是英国人就此罢手。
但事实并非如此。3年后，新德里的一名目光敏锐的英国情报军官在印度《每日电讯报》上发现了一篇奇怪的小文章，讲到了德里大学对未来的印度外交官的培养。“学生们将接受普鲁弗博士的教导，”文章如此写道，“他是一位德国外交官，在纳粹政权上台前夕离开了祖国。”
调查最终表明，这个反纳粹的“普鲁弗”和亲纳粹的普吕弗是同一个人。就像近40年前在开罗发生的那样，英国人插手阻止普吕弗获得这个他垂涎的学术职位，于是他最终返回了德国。1959年初，他在德国去世，这一次是真的死了，享年77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独生子奥拉夫——这位东方学家和儿子长期以来一直很疏远——最终移民美国，成为一位著名考古学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东交锋的所有间谍和情报人员当中，后来最坚决地与它脱离干系的就是劳伦斯。1921年，他在殖民地部为温斯顿·丘吉尔效力期间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阿拉伯人就像是我翻过去的一页，续集是很讨厌的东西。”
1922年初，在殖民地部的工作结束后，劳伦斯向皇家空军总司令请愿，希望加入空军。关于这个请求，有好几个奇怪的细节。由于他的名望和之前的军衔，劳伦斯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皇家空军，成为一名高级军官，但他却特意请求“与新兵一样”，意味着他想当一名普通的列兵。另外，他不打算用劳伦斯的名字。他告诉皇家空军总司令，他的新名字是约翰·休姆·罗斯。
这个请求格外令人困惑的是，劳伦斯一直公开地对军事文化表示鄙夷。他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军服“在穿着它的人与普通生活之间筑起了藩篱，表明他们已经将自己的意志和肉体卖给了国家，他们过的这种生活即便是他们自愿开始的，也很可悲……军人允许自己的主人全天候使用他的身体，并独自掌控他的头脑和激情。”
但或许他的这个选择并不奇怪。在阿拉伯半岛，劳伦斯曾对成千上万人拥有生杀予夺大权，拼凑起了一项事业，组建了一支军队。与此同时，他一直为自己的招摇撞骗感到无比愧疚，因为他知道，这些与他并肩作战的人到最后几乎一定会遭到背叛。他在《智慧的七柱》中曾暗示，还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确表示，在离开阿拉伯半岛之后，他永远不希望再一次处在需要肩负责任的位置。
此外，他还渴望默默无闻的生活，抛却他的旧身份。劳伦斯的这种意愿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改名的决定——先是改叫约翰·休姆·罗斯，后来改为托马斯·爱德华·肖，但它也有更微妙的形式，是一种心理上的金盆洗手。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的一个很短的段落曾提及开罗会议，称丘吉尔“理清了中东的全部乱麻”，在“文字和精神上竭尽凡人的能力，兑现了英国向阿拉伯人许下的诺言，同时没有牺牲我们的帝国和此事中各民族的任何利益”。劳伦斯知道英国向阿拉伯人的承诺的完整内容，而且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珍爱的叙利亚还处在法国统治下，因此他知道这些论断是谎言。同样，考虑到《智慧的七柱》的全部内容，它的副标题“一场胜利”一定是在自嘲。
但或许，为了生存下去，人们不得不与过去彻底断绝关系，再也不用去想它。从劳伦斯在战后给朋友的很多信中，以及他向当时的传记作者发出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而悲哀地看到，他有着当时所谓的“炮弹休克”（今天称为创伤后压力症）的很多症状。在他的余生中，劳伦斯不断受到噩梦的困扰，多次陷入极其严重的抑郁——其中有几次甚至已经考虑自杀——并逐渐与很多先前的朋友断绝了关系，一心只想要独处。
他在战场上的行动或许为他遭受的这种持续折磨埋下了伏笔。在孩提时代，他曾痴迷于亚瑟王宫廷和骑士法则的故事，梦想过上英雄的生活。但在现实的战争中，劳伦斯却目睹了人被炸成碎片（常常是他自己的爆破造成的），将伤员丢弃等死，还命令屠杀战俘。正如他之前和之后的任何有思想的人一样，劳伦斯在战场上发现，片刻的英雄主义行为肯定是有可能的，但战争的积累体验、它的日常的残酷，却与当英雄的想法完全对立。
《智慧的七柱》出版的情况也表明了劳伦斯对隐姓埋名的渴求。1922年，他用手摇印刷机印了8本自己的战时回忆录，用来赠送好友，但随着此书的消息传开，人们敦促劳伦斯将它公开出版。他做出的妥协是在1926年出版了删节版的《智慧的七柱》，仅印了200册，同时发行了短得多的大众市场版《沙漠中的起义》。这些书原本可以让劳伦斯富裕起来，但他将极其成功的《沙漠中的起义》一书的版税全部捐献给了皇家空军的慈善组织，并拒绝在他有生之年再版《智慧的七柱》。
劳伦斯虽然在公开场合贬低自己的作品为鸡毛蒜皮，但向一位朋友私下里吐露心迹，说希望自己的回忆录能够进入英语文学经典之列。在这方面，他将会大失所望。事实上，《智慧的七柱》的各个部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偶尔有水平极高的诗情画意和震撼人心的心理洞见，但常常被关于地形的长篇论文和一大串地名及转瞬即逝的人物淹没，往往令读者抓耳挠腮。尽管受到很多人坚持不懈的赞不绝口——劳伦斯肯定是最早毫不畏缩地直面战争的丑恶的现代作家之一，但按照一位很欣赏《智慧的七柱》的批评家的说法，它仍然是那种“名声在外、享有美誉，却很少有人读的书”。
劳伦斯以“空军列兵罗斯”的身份在皇家空军过上默默无闻生活的努力失败了——英国报界很快就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于是他化名肖加入了皇家坦克部队，1925年又悄悄转入皇家空军。在随后10年中，他担任了空军的一系列下级职务——在印度的一个偏远的皇家空军基地担任普通文书近一年时间——同时以捣鼓机械为爱好，研究一种新一代的军用高速救援快艇。1929年，他在多塞特郡农村买下了一座名叫“云山”的小屋，离他在坦克部队服役的博文顿军营只有1英里远。他就将这里当作避难所，逃避仍然对他穷追不舍的公众和报界。他继续写作——1928年，劳伦斯将自己战后的军事生涯写成了一本书《铸造》，随后翻译了荷马的《奥德赛》，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非常平庸无奇的军队工作，不执勤的时候就骑着他心爱的布拉夫摩托车在英国乡间风驰电掣，或者在“云山”拼命读书。尽管有些传记作者声称劳伦斯在这个时期的生活仍然颇有建树、丰富多彩，但我们很难不把他看作一个忧伤的隐士。他的朋友圈越来越小，只剩下几个人，而他与这极少数朋友的唯一联系就是他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见他们的短信。“请代我向纽科姆太太谦卑地道歉，”1929年2月，他给斯图尔特·纽科姆写了这封信，显然是因为他没有在一次约好的会谈中露面，“我身体有些不适，没有精气神出去见人。”
费萨尔·侯赛因坚持要面见他。1925年，这位伊拉克国王在访问英国期间，与劳伦斯在一位政治家的庄园举办的午餐会见了面。这是一次相当尴尬的重逢，两位老战友互相之间似乎无话可说。东道主还不断提到“美好的往昔”，这让劳伦斯非常不舒服。“我变了，”在这次会面之后，劳伦斯/肖写信给朋友夏洛特·萧，“曾经东奔西跑、和那种人友好相处的劳伦斯已经死了。他还不如死了。尽管我曾经认识他，他现在却是个陌生人。”
1933年，费萨尔国王又一次访问英国的时候，不得不依靠在英国军界的熟人，几乎是命令“列兵肖”前来。
1935年初，劳伦斯决心离开皇家空军，尽管他非常害怕等待他的漫长的、没有组织性的生活。他的担忧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退役仅仅两个月之后的5月6日，他写信给一位朋友称：“当下我的感觉仅仅是困惑。我想，树叶从树上落下，一直到死前的感觉一定就是我这样。但愿我不要一直这样下去。”
这种状态没有持续下去。一周之后，5月13日早上，劳伦斯骑着他的摩托车去博文顿军营，去发一封电报。回家途中，在离“云山”只有几百码的狭窄道路上，他猛地转向，以躲避两个骑自行车的男孩。他擦到了其中一辆自行车的后轮胎，失去了对摩托车的控制，倒了下去，头部撞到柏油马路上。劳伦斯的脑部严重受伤，他在博文顿军营的医院昏迷了6天之久，最后在1935年5月19日清晨去世，享年46岁。
在他的葬礼上，抬他的灵柩的人包括他的老朋友罗纳德·斯托尔斯和斯图尔特·纽科姆，而前来哀悼的人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和诗人西格弗里德·沙逊。乔治五世向劳伦斯的弟弟阿诺德发去了吊唁信：“令兄的英名将永垂青史，国王心怀感激地认可他为祖国做出的卓越贡献。”
丘吉尔的悼词要长一些：“在我眼中，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其他地方，我都找不到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我担心，不管我们多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都永远不会再有了。”
丘吉尔的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在暗指1935年时已经笼罩欧洲的新威胁：纳粹德国的崛起。但如果丘吉尔幻想，活着的劳伦斯能够在抵御这个威胁的战斗中起到关键作用，就大错特错了。劳伦斯本人多年来一直在告诉全世界，蓝眼睛的“沙漠武士”早已不见踪影，消失在了20世纪的第一次大灾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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