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在大马士革城外的同一座山脊上,威廉·耶鲁和意大利军事代表也在那里宿营。他们躺在自己的t型汽车旁,裹着毯子,努力休息几个钟头。午夜过后不久,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将他们惊醒。在北方,巨大的烟雾和火焰从大马士革上方升起,周边几英里的乡村都被这强光照得亮如白昼。“全能的上帝啊,”耶鲁说道,“土耳其人把大马士革炸掉了。”当夜,在这第一次大爆炸后还发生了许多较小的爆炸,火焰和爆炸的炮弹如同间歇泉一般从夜空中划过。
黎明时分,耶鲁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大马士革依然屹立。土耳其和德国军队在前一夜只是在撤离城市之前摧毁了自己的弹药和燃料库。
非常凑巧的是,耶鲁和德·桑布伊这一夜扎营的地方就在那群在攻势前离开司令部、将他们抛在脑后的那群记者旁边。这天上午,重新团聚的朋友们讨论了一番,现在进入大马士革是不是太危险。耶鲁在讨论中途离开去找水泡咖啡,回来的时候发现记者们又一次抛弃了他们。“记者能去的地方,”他告诉德·桑布伊,“军事代表自然也能去。”他们跳上t型汽车,向市区开去。
他们进入的是一场喧闹的欢庆活动。在街道上,大马士革市民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敲锣打鼓,阿拉伯战士们骑着战马或骆驼,向天鸣枪,妇女们从阳台上向他们抛撒玫瑰花瓣。两位军事代表越接近市中心,场面就越狂热。“简直是群魔乱舞,”耶鲁回忆道,“我在巴勒斯坦生活了将近3年时间,终日惴惴不安,对土耳其人非常害怕,所以我能感受到阿拉伯人的那种狂喜,另外,更让我心醉神迷的是,我是解放大军的一员……人们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做客,为我端来葡萄酒和甜食。这是疯狂热烈的一天,这样的日子,一个人哪怕一生中只会遇到一次也算是非常幸运了。”
这一天,劳伦斯也体验到了大马士革的疯狂,只是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和斯特林开着“蓝雾”,在记者和外国军事代表们出发很久以前就动身前往大马士革,但被一名印度陆军警卫扣押了好几个小时。这名警卫对他们的阿拉伯头巾产生了狐疑。这个耽搁险些导致灾难性后果,因为劳伦斯最终抵达大马士革市政厅(阿拉伯起义领导人的集结点)的时候,他发现一场政变正在进行中。
这天上午,费萨尔的副手们在市政厅着手组建临时政府,却来了两个人,声称前一天晚上就已经组建了政府。另外,这两个不速之客还坚持,自己是侯赛因国王在大马士革的合法代表。劳伦斯对这两人很熟悉,他们分别是曾经在雅莫科差点把他害死的阿尔及利亚叛徒阿布德·卡德尔和他的兄弟穆罕默德·萨义德。几分钟后,这兄弟俩及其追随者离开了市政厅,但他们如果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希望自己没有离开。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劳伦斯当即撤销了他们的权力主张,任命了另一个人——舒克里·帕夏·阿尤比为大马士革的临时军事总督。
劳伦斯这么做的时机堪称绝妙,因为就在几分钟之后,埃及远征军沙漠骑兵军的澳大利亚司令官亨利·肖韦尔将军就来到了市政厅。作为第一位进入大马士革的埃及远征军高级指挥官,他从艾伦比那里接到的指示是,寻找土耳其人任命的总督,请他暂时继续管理城市。在市政厅,肖韦尔遇到了劳伦斯。劳伦斯迅速带他去见舒克里帕夏。“我以为这就是土耳其人任命的总督,”肖韦尔后来向艾伦比报告称,“于是我通过劳伦斯中校向他发布指示,让他继续市政管理工作,并告诉他,他需要多少警卫和警察,我都可以为他提供。”肖韦尔还请求劳伦斯“协助这些工作,因为我目前没有政治军官可供调用”,于是劳伦斯的计谋圆满成功。
这意味着,通过如此聪明的一步棋,劳伦斯在埃及远征军军事当局眼中确立了自己选择的阿拉伯“政府”的合法性。另外,在至关重要的随后几天之内,他就是大马士革实际上的统治者,可以随意抽调埃及远征军部队,还能通过军事总督的“职位”领导阿拉伯人。
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消除阿布德·卡德尔和穆罕默德·萨义德构成的持续威胁。他将两兄弟传唤到市政厅,告诉他们,他们的政府已经被废除,并任命了一些忠于费萨尔的人到实权岗位上。劳伦斯与两兄弟之间的对抗非常紧张,差点动了刀子。劳伦斯叙述道:“随后,穆罕默德·萨义德和阿布德·卡德尔拂袖而去,发誓要对我这个基督徒报仇雪恨。”不久之后,劳伦斯派遣了埃及远征军的部队去平息市区几个地方出现的抢劫骚动。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市内秩序恢复了一些,忠于费萨尔的分子控制了局面,劳伦斯这才赶到肖韦尔的办公室,承认两人先前会面时可能发生了误会,舒克里帕夏其实不是土耳其人任命的大马士革总督,而是劳伦斯本人不久之前任命的。劳伦斯表面上这是在澄清事实,其实也是在向肖韦尔发出挑战。大马士革的局面还很紧张,将军要么接受当前的安排,要么自己想个主意,但那样就要冒风险。亨利·肖韦尔已经很不喜欢劳伦斯,但显然更不喜欢城市暴动的情景。当晚,劳伦斯得以向艾伦比司令部发了自己的电报,宣布“肖韦尔同意让我继续执行市政管理,等待进一步指示”。
随后两天,他就统治着这座城市,有时宽宏大量,有时严厉苛刻。尽管市区某些地方还有抢劫现象,他还是派遣市政工作人员去修复城市的电力和供水系统。将垃圾清扫干净,组建了一个消防队,向穷人发放口粮,同时对市中心的一些新的骚乱——可能是阿布德·卡德尔和他的兄弟争夺权力的又一次努力的结果——进行了严厉镇压。“我们派出了阿拉伯部队,”劳伦斯在正式报告中冷静地写道,“在中央广场安置了哈奇开斯机枪,花了3个小时,打死打伤约20人,恢复了秩序。”
劳伦斯和威廉·耶鲁两人的角色非常不同,所以他们在大马士革的这些风云激荡的日子里只邂逅了一次。劳伦斯公务繁重,所以对这次会面没有任何印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耶鲁去找他,投诉一些美国公民开的商店遭到抢劫的事情。但他们在大马士革都经历的同一件事情,将他们联系了起来。那是一个恐怖得不可言喻的地方,将给两人带来长期的心理伤痛。那个地方叫作“土耳其医院”。
10月2日,威廉·耶鲁在大马士革一家酒店的大堂内,这时一名澳大利亚军官走上前来,问他有没有看过“土耳其医院”。他对这个地方不熟悉,问了路之后才知道这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地方,于是他和德·桑布伊少校很快动身了。
这实际上是土耳其军队的一座兵营,正面有一个很大的操练场。耶鲁回忆道,走过大门口的两名澳大利亚哨兵之后,“我们穿过了空无一人的操练场,爬上台阶,进入了一座停尸房”。
土耳其人将这座兵营改建成了临时的军医院,但在9月29日的大撤退中将它抛弃,留下了约800名伤病员。在随后3天内,阿拉伯人洗劫了医院,对这些伤病员大肆攻击,将医院的食品和药品洗劫一空,在搜寻隐匿的财物时甚至将很多病人推到地板上。驻扎在附近的澳大利亚部队除了在医院大门设置岗哨之外,对绝望和垂死的伤病员们无动于衷,甚至没有给他们送水喝。
“满地都是屎尿,泥泞不堪,”耶鲁记述道,“到处是小小的肮脏的医院病床,躺着几百人。死人、伤员和病人紧挨着躺着自己的污秽之中,地上也有死人,还有从床上翻落到地上的人,在痛苦地挣扎着……大多数人沉默地忍受着这一切;有些人在呻吟,其他人可怜兮兮地向我们哭喊,他们悲戚戚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在我们走过的时候紧随着我们。”
更令人心惊胆寒的是,在主楼层上方的一个小凹室内,耶鲁和德·桑布伊发现3名护士、勤杂工正坐在桌前,一言不发地喝咖啡。“我的印象是,他们被吓破了胆,满心都是绝望,面对这恐怖而难以置信的局面,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他们坐在地狱里喝咖啡,这超出了人的想象力。”两位军事代表看够了,于是逃离了兵营楼房,去寻找能管事的人,尽管在这一天,究竟谁掌握着大马士革的权力还很难说。
当天下午,劳伦斯也得知了土耳其医院的事情,也去了那里。他看到的景象和耶鲁差不多,但在他更为才华横溢的笔下,阴森恐怖的细节被描绘得更鲜明形象:老鼠在死尸上咬出了一条“湿漉漉的红色走廊”,许多死尸“已经肿胀到了生前尺寸的两倍或三倍,肥胖的脑袋张着黑漆漆的嘴巴,无声地笑着……有些死尸上,较柔软的部分已经坍塌。有几具尸体爆裂了,已经腐烂成液体”。
劳伦斯走进房间更深处,在死尸和垂死者之间择路前行,“拉起我的白色衬衣,免得我的光脚踩在一摊摊的秽物上,突然间我听见一声叹息”。他转过身,看见一个还活着的人在盯着他,喃喃低语:“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很快,其他人也这么哀鸣起来,然后有些人举起手来哀求他,如同一道“褐色的波浪”,“轻微的颤动,如同枯萎的落叶,”随后手又垂了下去。“他们没有一个人有力气说话,”劳伦斯回忆道,“但他们全体都喃喃低语起来,好像是接到了命令,让我感到好笑。”
根据劳伦斯的记述,他当即行动起来,处理这个可怕局面。他在楼上一个房间内发现了一群土耳其医生无所事事地坐着,于是命令他们去病房。附近的澳大利亚部队拒绝帮助他,于是他命令阿拉伯部队送来食物和水,然后强迫一群土耳其战俘挖了一个集体墓,以便安葬死者。但甚至是在这里,劳伦斯也抵制不住诱惑,一定要描写恐怖的细节。“壕沟对他们来讲太小了,”他对埋葬死者的情景描述道,“但死尸已经严重腐烂,半是液体,所以每一具尸体被抛下去的时候,就像果冻一样,在自己重量的作用下,从尸堆滑了下去”。
为了解决土耳其医院的悲剧性问题,耶鲁最终找到了新近抵达的吉尔伯特·克莱顿。耶鲁在开罗就和他打过许多交道,对这位准将非常憎恶,认为他冷酷无情。10月2日夜间与克莱顿的会面仍然没有改变耶鲁的这种看法。耶鲁感情洋溢地恳求处理此事,克莱顿听完之后冷静地说:“耶鲁,你不是个军人。”看到耶鲁眼睛里聚集的怒火,他随后补充道:“你不必生气;我也不是军人。”
土耳其医院的事件对劳伦斯和耶鲁的影响都非常大,在战后两人的一次对话中(1929年的通信),他们的主要话题就是这个。耶鲁起初的信已经遗失了,但他肯定是向劳伦斯询问了此事的更多细节,因为劳伦斯的手写的回信的三分之一篇幅(约400字)都在解释自己在医院的行动。这个插曲在两人的回忆录中都占据了显著位置,从中可以瞥见他们迥然不同的个性。
对威廉·耶鲁而言,或许就是出于对土耳其医院事件的愧疚,他写下了自己手稿中最为真挚和悲痛的段落。“在整个战争时期,我最深切悔恨和羞愧难当的事情就是,我没有睿智而冷静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去缓解那800人的极大痛苦。愿他们的诅咒降到我头上。”但自责向来不是耶鲁的长处。两个句子之后,他就开始将罪责归于另一方。“这件恐怖暴行的罪魁祸首是欧洲帝国主义,这是它罪恶滔天中的又一劣迹。”
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的描述比耶鲁的叙述更情真意切,也更能揭示作者的内心。根据劳伦斯的记述,他在次日返回医院,发现那里的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但遇到了一个暴跳如雷的澳大利亚少校。劳伦斯还穿着阿拉伯长袍,懒得说明自己其实是个中校,甚至在这个军衔较低的军官询问谁负责这个仍然相当恐怖的地方的时候,也没有揭示自己的身份。劳伦斯说是自己负责这里,澳大利亚少校吐了口唾沫,骂道:“操蛋的畜生!”扇了劳伦斯一个耳光,然后怒气冲冲地冲了出去。
这个段落居然出现在全书660页的《智慧的七柱》的倒数第2页——而且这本书的副标题还叫作“一场胜利”,着实奇怪,但这个场景的有些地方听起来不够真实。和塔法斯事件的一些细节一样,这个情节也未免有些太干脆利落、太像舞台剧了。但不管这个情节是真实还是虚构的,这个少校的耳光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它让劳伦斯“羞耻之心更甚于愤怒,因为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他是正确的;任何推动弱者发动起义、战胜自己主子的人,事后在价值观上必已受到严重污染,而觉得周遭没有什么是洁净的”。
在他的余生中,劳伦斯始终感到被自己在战时的所见和所为污染了,在他努力“感到洁净”的斗争中,常常自我克制和对自己实行暴力——这种暴力比那个少校的耳光严重得多——来补偿自己的罪孽。
会议于10月3日下午在大马士革最高档的维多利亚饭店二楼的会客室内举行。与会者只有8人:英国方面是艾伦比将军和肖韦尔将军及他们的两位参谋长;阿拉伯方面是费萨尔·伊本·侯赛因、他的幕僚长努里·萨义德和麦地那的谢里夫纳西尔;劳伦斯是中间人和翻译。尽管这次会议意义极其深远——中东的未来历史和悲剧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里启动的——但没有留下官方的记录。
艾伦比将军在几个小时以前才抵达叙利亚首府。他素来都不是个耐心的人,这一天的情绪特别恶劣。他的攻势还在进行中——他的前锋部队正在无情地追击向北逃窜的土耳其军队,却不得不从军务中拨冗处理大马士革的越来越棘手的政治问题。费萨尔从德拉乘坐3点钟的火车到大马士革,但由于安排了骑马入城式,所以到维多利亚饭店会晚一些。艾伦比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他妈的入城式!”并命人立刻将费萨尔带到饭店。
将军或许没有完全知晓,或者军务繁忙而没有去搭理这件事情,但他的巴勒斯坦攻势最初令人惊喜万分的成功促使法国政府疯狂地又一次提出了《赛克斯—皮科协定》规定的对叙利亚的权利主张。9月23日,英国政府大体上向他们的要求妥协了。结果就是,两天后,艾伦比从外交部收到了一系列愚蠢到几乎毫无道理地步的指示。9月25日的指示先是声明“在叙利亚问题上,英国政府坚守自己业已宣示的政策,即若它进入任何欧洲国家的利益范围,该国应当是法国”,然后提醒艾伦比,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条款,“你会注意到,英法两国联合支持在a地区建立的任何阿拉伯国家的主权独立”(a地区指的是叙利亚)。基于这两个貌似互相矛盾的方面,外交部向艾伦比提出的建议自然也是稀里糊涂的,“如果艾伦比将军进入大马士革,最好的办法是,尊重1916年的英法协定,借助一名法国联络官的渠道,通过一个阿拉伯政府来工作”。
伦敦方面显然是认为这些指示还不够稀里糊涂,在10月1日又发来了更加莫名其妙的命令。艾伦比得知,由于“(为将自己的土地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战斗的)阿拉伯人的参战国地位”已经得到协约国的承认,“阿拉伯人解放的地区应当被视为盟国领土,享有友好阿拉伯人的独立国家(或邦联)的地位”。这突然间清楚明晰起来,但是随后又有一条奇怪的附加条件,“如果在叙利亚的阿拉伯当局要求得到欧洲官员的协助或建议,根据英法协定,应当派遣法国官员”。实质上,英国政府这是要援引《赛克斯—皮科协定》,同时废除和支持与阿拉伯人的条约,意图举棋不定,每句话都不同。
在维多利亚饭店第一次听到这番胡言乱语的时候,劳伦斯无疑感到非常警惕。他一直以为,《赛克斯—皮科协定》已经是一纸空文,很长时间以前就被废除了;现在突然又提起它,着实是不祥之兆。但在积极的方面,艾伦比得到的指示清楚无误地认可了阿拉伯人对叙利亚独立的主张,而费萨尔毫无寻求欧洲人协助或建议的打算——正因为此,他才要组建临时政府,这肯定意味着,关于法国联络官的条件并无实际意义。
但局势发生了恶化,或者说,发生了一系列恶化。据肖韦尔将军记述,艾伦比宣称,费萨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选择,法国将成为保护叙利亚的“宗主国”。另外,尽管费萨尔作为他父亲的代表“将拥有叙利亚的管辖权”——不过是“在法国的指导和财政支持下”,但他的管辖权不包括巴勒斯坦或黎巴嫩,“仅限于叙利亚内地”。“内地”是关键字眼,因为费萨尔还得知,黎巴嫩的边界已经被定为从巴勒斯坦到亚历山大勒塔湾的整个地中海海岸,于是叙利亚变成了一个内陆国。艾伦比告诉费萨尔,最终的结果就是,将立刻派遣一名法国联络官给费萨尔,“这名联络官目前将与劳伦斯一同工作,劳伦斯应对其尽力协助”。
费萨尔和劳伦斯都呆若木鸡。肖韦尔记述称,费萨尔言辞激烈地声称,“从艾伦比派给他的顾问”(即劳伦斯)那里,他得知,作为割让巴勒斯坦的条件,“阿拉伯人将拥有整个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在内”。另外,他断然拒绝接受法国联络官,“或以任何方式接受法国的指导”。
面对这个紧张的僵局,艾伦比转向劳伦斯:“但是,你难道没有告诉他,法国将拥有叙利亚的保护权?”据肖韦尔说,劳伦斯的回答是:“没有,长官。我对此一无所知。”
“但你肯定知道,费萨尔不会得到黎巴嫩?”艾伦比坚称。
“不,长官,”劳伦斯答道,“我不知道。”
艾伦比希望解除当前的危机,于是说这都这是临时措施,一切都会在筹划中的战后大型和会上得到解决,但费萨尔不肯接受。他深知,这种局面下的临时措施往往会变成永久性措施。于是英国总司令只有用自己的军衔来压制对方了。艾伦比提醒费萨尔,从技术角度,他和他的阿拉伯北方军都是他的属下;因此,起义军领袖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命令。
过了大约一个钟头,颓唐沮丧的费萨尔·侯赛因离开了维多利亚饭店,却受到了一大群支持者的欢迎,这着实有些讽刺。劳伦斯没有和他一起出来,而是留在饭店会客室,向艾伦比将军提出了一个请求。
大坝崩塌,洪水汹涌。在10月剩下的日子里,埃及远征军和他们的阿拉伯盟军继续北上,追击土耳其军队残部,迅速粉碎敌人的所有后卫阻滞行动。直到10月底,土耳其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即未来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才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腹地边缘建立起一道新防线。但到那时,整个叙利亚都已失陷,君士坦丁堡政权正在求和。10月31日,穆兹罗斯停火协定生效。大约在同时,失势的三巨头——杰马勒、恩维尔和塔拉特悄悄登上一艘德国鱼雷艇,渡过黑海,逃之夭夭。
但崩坍的不仅仅是土耳其的大坝。同盟国各自的军事行动大体上是独立的,却在同一时间土崩瓦解,这着实是历史上一个独特的连锁反应。保加利亚在9月底举手投降,土耳其和奥匈帝国在仅仅6天之内相继垮台。德国撑的时间最长,但也只比盟友们多撑了一周。他们大肆夸耀的兴登堡防线有六七处被突破,德军士兵大规模投降。11月11日清晨,德国谈判代表在法国一处森林的火车车厢内与协约国代表签订了停火协议,协议将于当天上午11时生效。这场最无意义的战争的结局也非常丑恶。西线德军的一些单位继续战斗,一直打到上午11点。于是,在战争的最后一个上午,有约4000名士兵阵亡。
库尔特·普吕弗在9月底到了瑞士,从那里静观了这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事件。尽管大厦将倾、大局崩坏,这个德国特务头子还是继续执行诱骗阿拔斯·希里米的任性儿子回到同盟国怀抱的计划。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仍然认为,这是建立德国—土耳其—埃及联盟的关键所在,而这个联盟或许还能在中东称王称霸。阿卜杜勒·穆奈姆或许真的是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虐待狂,但他还是有足够的智商,在1918年10月,认清这个德国人的计划荒唐可笑。10月末,两手空空的普吕弗返回德国,正好目睹了他挚爱的祖国的最后崩溃。
一段时期以来,亚伦·亚伦森也在千里之外——遥远的美国——观察着这个多事之秋的局势。但在10月中旬,同盟国垮台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他在纽约匆匆登上一艘开往英国的客轮。亚伦森知道,一旦土耳其和德国投降,全世界的注意力都会转向正在巴黎筹备的国际和平会议。他决心在会议上出头露面,敦促西方兑现在《贝尔福宣言》中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做出的承诺。
与普吕弗和亚伦森相比,威廉·耶鲁是战争高潮的直接的目击证人。10月间,他跟随乘胜追击的英军北上。德国停火的消息传来时,他已经身处阿勒颇。随后,他返回了开罗,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把握。他不愿意回家,但在埃及又无事可做,于是努力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为自己谋个差事。“我狂热地写了一份又一份报告,”他记述道,“希望能说服某人,把我派去巴黎。我的报告越来越糟糕。”
报告质量的下降显然起了作用,因为在12月末,耶鲁收到了一份电报,命令他前往法国首都。他到了那里之后要向美国和谈委员会报到,担任他们的“阿拉伯事务专家”。耶鲁写道:“这个头衔令我受宠若惊。”这是他比较少见的谦虚的时刻。
在过去几年里在中东交锋的所有间谍和情报人员中,在战争结束时离一线最遥远的竟然是劳伦斯。10月3日下午,在大马士革维多利亚饭店二楼的会客室,他确保了这一点。
费萨尔与艾伦比开完会离开房间之后,劳伦斯就转向将军,向他告假。艾伦比起初显然以为这只是请几天假而已——这很容易安排,也是劳伦斯应得的——但劳伦斯解释道,他想离开战区,返回英国。艾伦比开始时断然拒绝了;叙利亚战事正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阿拉伯人信赖的英国军官,而他们最信赖的莫过于劳伦斯中校。
据亨利·肖韦尔的记述,劳伦斯这时告诉艾伦比“他不愿意和一名法国联络官一起工作,而且他早就该休假了,最好现在就走,回英国去”。不知是出于对劳伦斯抗命不遵的恼火,还是出于尊重他的荣誉感——肖韦尔和劳伦斯对此的解释是不一样的——艾伦比最终心软了。他对劳伦斯说:“好吧,我想你最好回国。”
从1916年末开始,劳伦斯就在打一场反对自己政府的秘密战争,现在他输了。但很快就一目了然的是,他打算在战场之外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在和平时期巴黎的会议厅继续斗争。他离开大马士革的理由是自己过于疲惫,但也是为了准备进行阿拉伯独立斗争的下一回合。
次日下午,劳伦斯被送出了大马士革。两年前,他将夺取这座城市作为战斗口号来激励阿拉伯战士,现在他离开了这座城市。大马士革东北方150英里处就是杰拉布卢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劳伦斯再也不会涉足大马士革或杰拉布卢斯。
lawrence,“thedestructionofthe4th.army,”october1918;warofficerecords(陆军部档案)882/7,f.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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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üfer,idiary/i,august30,1918;hooverinstitution,stanford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prüfertoaa,september3,1918;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138,frames329-30.
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8,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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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nett,ithelettersoflawrence/i,p.244.
和在《智慧的七柱》中一样,劳伦斯在和罗伯特·格雷夫斯与巴塞尔·利德尔·哈特谈到自己1918年8月与努里·沙拉昂的会议时,特别小心谨慎。格雷夫斯催问他的时候,劳伦斯答道:“我在当时的痛苦,有一个特别的、非常可怕的原因(不曾公之于众)。”(gravesandliddellhart,ilawrence:letterstohisbiographers/i,pt.1,p.103)类似地,利德尔·哈特问他,他向沙拉昂许下的诺言究竟是什么,劳伦斯答道:“我不想说出来。”(lawrencecollection,universityoftexas(劳伦斯收藏品,德克萨斯大学)folder1,file1)
lawrence,isevenpillars/i,p.579.
lawrence,isevenpillars/i,p.586.
yaletou.s.directorofmilitaryintelligence,september12,1918;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2,folder39.
劳伦斯关于1918年9月叙利亚攻势的记述见isevenpillars/i,book10,chapters107-12,pp.581-660。
威廉·耶鲁关于1918年9月英军叙利亚攻势的回忆见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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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ow,ithefireoflife/i,pp.209-12.
mack的iaprinceofourdisorder/i,pp.234-40对塔法斯事件作了有趣的探讨,劳伦斯的一些战友试图捍卫他的名誉,尽管他自己竭力自贬。
stirling,isafetylast/i,pp.93-94.
wilson,ilawrenceofarabia/i,p.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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