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时刻是个异常现象。因为魏茨曼在巴勒斯坦的使命非常敏感，不容许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而亚伦森绝不是个驯顺怯懦的人。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将亚伦森拉到一边，敦促他与一个定居点代表团握手言和，这位科学家傲慢地说：“和他们握手意味着和我憎恶鄙视的人建立关系。如果我的态度不够谨慎，那也罢。”
亚伦森甚至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争吵不休，于是魏茨曼渐渐地将农学家愈发向边缘排挤。有的时候，就连大家站的位置都能体现这一点。在委员会在巴勒斯坦期间的合影中，亚伦森通常站在一侧，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出现在合影中。到4月底，他已经与委员会分道扬镳，自己去做自己的一项事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委员会的巴勒斯坦之旅的最触手可及的成果就是亚伦森的贡献，因为到5月底，亚伦森已经完成了巴勒斯坦南部农业发展的一份重要蓝图。在他转交给阿拉伯局的温德姆·迪兹的文件和地图中，包含了一份建议书，建议尽快对大约25万英亩的荒地和“皇室土地”（被土耳其政府控制）进行耕种，以缓解持续不减的战时粮食短缺问题。根据亚伦森的计划，这项工程将由英国军方控制，由犹太定居者提供劳动力，由犹太复国主义银行提供资金。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承诺提供至少50万英镑。计划实施之后，粮食将被提供给贫困人口，阿拉伯人也能从巴勒斯坦增长的犹太人口中得益，而良好生活的前景也会吸引更多犹太人到巴勒斯坦。
当然，军管结束之后（或许需要四五年时间），这25万英亩的土地所有权将被交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吉尔伯特·克莱顿向外交部表达了对亚伦森计划的支持，并指出：“对一个群体的小小善意，很容易借助给其他群体的类似特权来平衡，因此在正常的管理过程中，可以取得循序渐进的进展，而不至于造成摩擦和不满。”
尽管亚伦森的土地开发计划贡献颇大，他在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仍然是被排挤的对象，而委员会的英国赞助人自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5月底，艾伦比将军在耶路撒冷举办盛宴，为即将离开的委员会饯行，唯一没有受到邀请的委员会成员就是亚伦·亚伦森。
为了绕开自己不认可的命令，劳伦斯常常动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的一个老把戏：消息在传递过程中丢失，或者没有及时送抵。然而，英国当局努力迫使阿拉伯起义领袖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解的时候，劳伦斯没法使用这个计谋；在这个领域，劳伦斯只能在边缘上搞一些迟滞或阻碍动作。1918年2月，吉尔伯特·克莱顿命令劳伦斯敦促费萨尔与犹太人和解，劳伦斯的回答是，他希望在近期安排费萨尔访问耶路撒冷，“那里的所有犹太人都会待之以礼。这或许就能达到你的所有目的，而不需要做出公开承诺，因为那就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一个小小的陆军少校居然放肆地告诉一位准将，后者的目的是什么，而他在帮助上级达成目的时有哪些局限，这在1918年和在今天一样不可接受，但克莱顿显然是平静地接受了劳伦斯的答复；他肯定是认为，劳伦斯对他的命令固然只是部分服从，也比完全置之不理要好，因为英国军方找不到第二个人拥有劳伦斯对费萨尔的那种影响力。
5月，克莱顿又提起此事时，劳伦斯改换了策略。有鉴于哈伊姆·魏茨曼及其委员会一直受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抵触和反对，魏茨曼建议让他与费萨尔会晤。在巴勒斯坦的英国领导层满心欢喜地支持这个想法，于是克莱顿在5月22日向身在亚喀巴的劳伦斯发电报，征求他的意见。“你建议如何安排？”将军问道，“我认为开会时你应当在场……请尽快告知你对上述各点的意见。”
劳伦斯肯定收到了这份电报，因为他在第二天还在亚喀巴，但没有他回复的记录。5月24日，魏茨曼建议的旅行时间表业已确定——他将在5天后乘船前往亚喀巴，于是克莱顿又发了一份秘密电报，这一次是从艾伦比的指挥部发给亚喀巴基地总指挥的。“会议将在阿拉伯人的指挥部进行，他们将乘车前往那里。若方便，请将此电文转发谢里夫费萨尔和劳伦斯。劳伦斯应出席会议。请速速回复。”
劳伦斯这一次肯定是得到了通知，但他仍然装聋作哑。5月27日，魏茨曼即将抵达亚喀巴的时候，他又一次动身北上实施侦察，在魏茨曼抵达并离去之前与基地非常“方便”地断了联系。
在他外出期间，费萨尔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会议于6月4日下午召开了。这是一次气氛融洽友好的会晤，魏茨曼夸张地戴上了阿拉伯头巾以示好。费萨尔避免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表示最终的权威属于他的父亲（目前在麦加），而且叙利亚大局未定，现在就谈这么具体的问题为时过早。但魏茨曼对这次会议仍然非常满意，英国官员们也是如此。克莱顿收到关于此次会议的详细报告之后向外交部汇报称：“我认为，此次会议极大地促进了魏茨曼与费萨尔两人之间的互相同情和理解。双方都开诚布公，这样的直接会晤一定会带来良好后果。”
劳伦斯不大可能同意这种判断。他在6月8日，也就是费萨尔—魏茨曼会议的4天之后结束了侦察行动，返回亚喀巴。在他看来，英国人强加的和谐只能助长费萨尔以及侯赛因在阿拉伯世界的对手的声势。
但他没有什么办法。英国人不会从《贝尔福宣言》退缩。美国人执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或许能对英国施加压力，但那要等到和平会议时，美国目前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等于零。至于阿拉伯人独立作战的计划，帝国骆驼骑兵部队的坐骑还没有送抵，就算是交付了，还需要时间——劳伦斯估计需要至少两个月，这些骆驼才能充分适应叙利亚的环境，有能力参加大规模行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与土耳其人修好。巧合的是，就在魏茨曼在亚喀巴亮相的两天之前，费萨尔收到了穆罕默德·杰马勒将军的又一封密信。
事实上，费萨尔与土耳其将领的秘密通信并没有瞒得过英国高官。早在3月底，一名间谍就向雷金纳德·温盖特呈交了费萨尔给穆罕默德·杰马勒的一封信（其中概述了他的谈判条件）的副本。“很难说对这番通信应该重视到什么程度，”温盖特向外交部报告称，“直接向埃米尔费萨尔询问他的动机是不妥的……但这证实了我的疑虑，即谢里夫领袖们由于总体的军事形势，以及对协约国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政策的怀疑，开始试探土耳其官员关于阿拉伯国家未来地位的意见。”
得知这个消息的外交部官员们并没有表现出虚伪的假道学，的确是很了不起。他们指出，毕竟英国正在通过非官方渠道在瑞士与六七名土耳其使节谈判，所以如果要指责别人通敌，不太妥当。在马克·赛克斯的最初建议下，他们着手以君子的方式解除这些威胁：向费萨尔授予一枚勋章。在随后几个月内，一群英国高官就在琢磨，什么样的表彰足够让阿拉伯起义领袖肃然起敬，充分地保障他的忠诚。
奇怪的是，费萨尔最忠实的辩护者之一竟然是吉尔伯特·克莱顿。他匆匆告诉外交部，针对费萨尔的背叛指控完全是出于误会，费萨尔向穆罕默德·杰马勒提出的建议事实上是旨在实现战后阿拉伯和土耳其民族间的和解。尽管如此，克莱顿建议道，伦敦方面应当抓住这个机会，“竭尽全力巩固阿拉伯人与英国的联盟”。“竭尽全力”包括承认费萨尔在约旦河以东所有地区的权威，并迫使法国人“发布正式的声明”，宣布放弃对大叙利亚的权利主张。如果我们知道克莱顿对费萨尔的慷慨大度评价的来源，或许他的言论就不显得奇怪了。克莱顿在给外交部的信中称，这种解释——或许还有那一系列建议——是由劳伦斯少校提供的。
在费萨尔与土耳其将领之间的秘密谈判中，劳伦斯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史学界始终没有搞清楚；就像他向费萨尔泄露《赛克斯—皮科协定》内容的时间一样，劳伦斯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深知自己面临着非常微妙的法律问题，所以向他早期的传记作者们提供了非常含糊和自相矛盾的解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在这些谈判中看到了针对英国政府的一件潜在的强大武器，它提醒了英国人，假如他们背弃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还有别的路可走。“目前，”穆罕默德·杰马勒在6月2日的信是这样开始的，“奥斯曼政府，伊斯兰的最强大的代表，已经战胜了穆罕默德宗教的头号敌人。我深信不疑，我邀请先知的最优秀和高尚的后裔（费萨尔）参与到保卫伊斯兰的事业中，是对先知的尊崇，因为只有保障土耳其军队的胜利，所有真正的信士才能过上安全和幸福的生活。”将军在信的末尾提议在4天之后与费萨尔会面，“我相信在此次会议中，我们一定能够满足所有阿拉伯人的心愿”。
费萨尔没有接受面谈的建议，但是回了信。在这封没有署名的信中，他再一次提出了让安曼以南所有土耳其军队撤走的条件，并建议，未来叙利亚与土耳其的关系可以参照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的那种松散的邦联制。这还有些含糊，但费萨尔的其他条件就是斩钉截铁了：土耳其军队中所有阿拉伯士兵将脱离出来，加入阿拉伯军队，并且“如果阿拉伯和土耳其军队并肩作战，反对共同敌人，阿拉伯军队将由自己的司令官指挥”。这已经不是在谈和解了，肯定也不是在谈战后的情况，而是在说阿拉伯与土耳其结成军事同盟，反对协约国。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费萨尔从亚喀巴向穆罕默德·杰马勒发出这个提议的时间至迟是6月10日。在此前的两天内，劳伦斯来到亚喀巴，与他聚首。直到6月10日，劳伦斯才在亚喀巴港登上“阿瑞图萨”号，前往开罗与英国军方高层作进一步协商。
战略大师的特点就是能够充分适应不同环境，毫不感情用事地追逐利益最大化。不管劳伦斯有没有帮助费萨尔写给穆罕默德·杰马勒的那封信，几天之后，他就去会见了他在亚喀巴回避的那个人：哈伊姆·魏茨曼。
从各方面的记述来看，这次会谈非常友好融洽。魏茨曼当然已经知道，他与阿拉伯起义领导人达成谅解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英国中层军官。所谓英雄之间惺惺相惜，劳伦斯对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本领也非常钦佩：他敏捷地安然通过巴勒斯坦的政治雷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方面相当成功地安抚了阿拉伯人的担忧，同时又以另一套说辞激起了犹太人的斗志。这两位战略大师很快就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丝毫不奇怪。
这种共识植根于互相的依赖。要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犹太人显然需要英国打赢战争，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支持阿拉伯起义。在和费萨尔会谈的时候，魏茨曼就提出动员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支持阿拉伯独立事业，而在拉姆拉与劳伦斯磋商的时候，魏茨曼说的更具体：这种支持可以包括向阿拉伯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以反抗土耳其人。劳伦斯则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战后的叙利亚或许将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他在6月16日撰写的关于同魏茨曼会谈的秘密报告中写道：“费萨尔占领大叙利亚之后，地主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基督徒和外国势力就会转而敌对他……如果，在巴勒斯坦身处英国控制之下而地位稳固的英美犹太人选择在这个时机向叙利亚的阿拉伯国家伸出援手……谢里夫费萨尔将不得不接受这种支援。”有了犹太人的帮助，费萨尔就可以“处理掉”国内的反对势力。更妙的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法国人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费萨尔在对付法国人时将拥有一个天然盟军。
但那都是未来的事情。在当下，劳伦斯给外交部的建议是，阿拉伯人不应当寻求，更不能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援助；也不能给魏茨曼机会去达成他心急火燎的心愿：觐见侯赛因国王。
劳伦斯对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态度的转变让他的上级非常高兴，尽管这种转变的程度有限。不知是出于天真还是深思熟虑的想当然，在该地区过去3个月中与哈伊姆·魏茨曼打过交道的大多数英国官员都买了他的账，相信了他那令人宽慰的设想：犹太社区在巴勒斯坦与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共同生活，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和谐之中。但劳伦斯和魏茨曼一样都是老谋深算的人，几乎当场即看破了后者的诡计。他在6月16日的报告中写道：“魏茨曼博士希望，50年之后犹太人将完全控制巴勒斯坦，而当前的目标则是犹太人在英国幌子之下控制巴勒斯坦。”
劳伦斯唯一的错误在于犹太人的时间表。仅仅30年之后，英国的幌子就被拆除，以色列国正式建立，哈伊姆·魏茨曼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
威廉·耶鲁在开罗待的时间越长，就越为了两件事情感到挫败和恼火。首先，他的政府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中东的事态。从1917年10月底开始，每个星期一他都要向国务院的利兰·哈里森发送长篇报告，除了少数简短电文之外，他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甚至他在请求指导时——他的报告是不是让读者觉得无聊？国务卿是否希望他调查另一个方面？——对方也是沉默不语。
耶鲁的第二个挫折是在更个人的层面上，他无法得到英国当局的批准去参观前线。3月初，劳伦斯与他会面时邀请他去拜访亚喀巴的阿拉伯起义军基地，但耶鲁的申请在英国官僚机器中有如石沉大海。犹太复国委员会准备首次前往巴勒斯坦作实地考察时，耶鲁请求一同前往，却被吉尔伯特·克莱顿告知，这个计划“可能有困难”。耶鲁甚至提出，自己能够以美国红十字会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但遗憾的是，这个非政府组织不愿意为一名美国特工打掩护。雷金纳德·温盖特耐心地向美国大使馆解释，耶鲁要去巴勒斯坦，唯一的办法是将他划归为军事联络官，并在艾伦比将军的司令部获取相应的资格。但耶鲁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服过兵役，所以温盖特这么说其实是以非常有策略的方式将他留在开罗。
于是，耶鲁将精力集中在或许是他面前更重要的任务上：让威尔逊政府认识到，中东地区是多么意义重大。说得轻巧，做起来难，因为尽管威尔逊发布了基调高昂的十四点宣言，耶鲁却发现：“我国政府并没有一项政策。它表面上是在为虚无缥缈的理想而战，却不曾意识到，历史不是在和谈桌上决定的，而是由议和过程之前的交战期间的行动所决定……在国际事务中，‘解围天神’不是等待戏剧性危机时刻才出手的人，而是始终采取决定事态发展的行动的人。威尔逊总统和他的谋士们似乎从未理解这个简单的真理。”
这个局面中的辛辣讽刺，同时也是耶鲁挫折感的来源：到了1918年春，中东事务的各方都在大声呼吁，要求美国人参与其中、决定事态发展。早在1917年10月，雷金纳德·温盖特就向一位美国外交官提议，在战后由美国接管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这种想法在英国外交部的呼声越来越高。劳伦斯在与耶鲁会谈时再三强调阿拉伯人对美国的万般景仰，显然私下里是希望推动美国参与中东事务，只是劳伦斯的目的与温盖特大不相同。哈伊姆·魏茨曼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毫不隐晦，如果没有英国的委任统治，美国来统治的话他们也会开心。甚至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更有帝国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们也越来越希望美国全面参与该地区事务，因为如果他们得不到新的土地，最好的结局自然是让他们的欧洲“朋友们”也得不到。
但在耶鲁看来，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阿拉伯人激昂的亲美情绪。这种态度无疑是被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中的承诺点燃的，但也是深思熟虑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毕竟各种权利主张都在等待在战后席卷中东。耶鲁的老朋友苏莱曼·贝伊·纳西夫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纳西夫是个温和的阿拉伯基督徒，他虽然向叙利亚膨胀的犹太人口表示妥协，但仍然高度怀疑英国人的图谋，对侯赛因国王的泛阿拉伯国家保持警惕，同时坚决反对法国人的野心。纳西夫向耶鲁解释说，最好的办法，或许也是摆脱这一乱局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美国人——他们没有帝国主义野心、满怀理性主义，同时又离中东非常遥远，不会让人讨厌——参与中东事务。
耶鲁举双手赞成这种想法，但却很难在威尔逊政府内找到合适的渠道来推动它的实现。有一次，他甚至试图用赤裸裸的经济利益来诱导政府，向哈里森指出：“众所周知，美国的某些石油利益集团最近从奥斯曼政府那里购买了巴勒斯坦的大量地产。”这是一位特工将自己之前活动公之于众的一个罕见例子。
在向国务院吹嘘美国在该地区享有的极高地位几个月之后，在4月底，耶鲁终于决定采取行动。那是在他见到一个叫作法里斯·尼米尔的人之后。尼米尔是在开罗的叙利亚流亡者社区的一位领导人，也是影响力极大的埃及报纸《穆克特姆报》的总编。耶鲁向利兰·哈里森解释道，自美国参战以来，尼米尔和一小群志同道合的叙利亚流亡者就将美国视为他们家园的潜在救星。“这些人开始在埃及的叙利亚人当中静悄悄地传播由美国在叙利亚建立保护国的想法，并努力尽可能地保守秘密，不让英国人或法国人得到风声。这个主意对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有吸引力……美国的这些热情支持者声称，叙利亚人的所有派系和集团在接受美国援助的问题上不仅会团结一致，如果能办成的话，还会欣喜若狂。”
在等待哈里森对这封信回复的时候，耶鲁从华盛顿收到了在另一个问题上让他高兴的好消息。上级已经决定派遣第二名特工前往中东，此人抵达埃及后，耶鲁将被派往巴勒斯坦。即将在开罗接替他的人叫作威廉·布鲁斯特，耶鲁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在耶鲁担任标准石油公司驻耶路撒冷代表的时候，布鲁斯特是该公司在阿勒颇的代表。于是，美国政府在将自己在中东的情报网规模翻倍的时候，确保其人员仍然来自标准石油公司。
布鲁斯特在途中的时候，上级匆忙将耶鲁任命为所谓“国民军”的上尉。英国当局或许不想在几个月的阻挠之后显得无礼，于是没有去探寻这个奇怪的“国民军”究竟是什么东西——前往欧洲的美国军队的正式名称是美国远征军——而是向这位美国特工获得军职表示了祝贺。
“开罗的裁缝刚开始为我做军服，”耶鲁记述道，“我就开始做当军人的准备。我受过的军事训练很少（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对军事问题和礼节也一无所知。一连好多天，我穿着自己的新军服在开罗的小巷走来走去，练习向经过的英国兵敬礼。他们开始向我回礼，而脸上没有傻笑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上路子了。”
这位新任上尉的准备工作都是为了迎接他其实相当害怕的一件事情：正式拜见艾伦比将军。7月中旬，耶鲁和美国驻埃及新任领事汉普逊·加里抓住了艾伦比短暂回国之前的机会，来到他位于亚历山大港的办公室。“我们走进艾伦比的书房时，”耶鲁回忆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应当向将军敬礼。我也不知道是应当立正，还是坐下。我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艾伦比将军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就好像我根本不在那里似的。”
高潮时刻到了，艾伦比突然转向耶鲁，用他那训练出来的洪亮嗓音说道：“哦，耶鲁上尉，你在我的司令部有何贵干？”
“我将继续开展我的政治工作，艾伦比将军。”他答道。
答错了。“耶鲁上尉，”将军大吼道，“如果美国政府希望向我的司令部派遣一名屠夫，那是他们的权力，但你要记住，你在我的属下，就是一名军人！”美国客人遭到这番训斥，很快打了退堂鼓，耶鲁确信“艾伦比已经将我，标准石油的前员工，分类为那种从事贸易的低等生物”。
次日，耶鲁登上一列开往巴勒斯坦的运兵火车，奔赴他的新驻地：比尔萨利姆（雅法以东约10英里处）的英军司令部。他在那里发现，军队已经为他预留了一顶小帐篷、一张写字桌、一个帆布脸盆和洗澡水。等待他的还有1918年欧洲军官阶层的独有特征：勤务兵，或者说是私人男仆。英国军官们最喜欢的勤务兵是专门受训从事这种工作的印度士兵，但或许是为了报复耶鲁对艾伦比的放肆回答，分配给他的勤务兵是个头发灰白的苏格兰老头。
虽然新环境非常有乡土气息，但耶鲁肯定很乐意离开开罗和那个越来越显得徒劳的岗位。在动身奔赴前线前不久，他终于收到了国务院对他在整整两个月前发送的关于法里斯·尼米尔及其亲美派叙利亚密谋小组的信息的回复。他的这份报告虽然没有资格得到即刻回复，但显然被认为足够重要，被送上了国务卿本人的办公桌。兰辛在7月9日的电报中写道：“关于你的28号报告，继续保持美国对叙利亚的不做任何承诺的态度。”
这消息令劳伦斯大吃一惊，但也欣喜若狂。6月18日，他和艾伦·道内中校（阿拉伯半岛北部行动的新任总体协调人）前往司令部，去概述阿拉伯人独立进军叙利亚的计划。他们在那里见到了艾伦比的主要副手之一威廉·巴托罗缪将军。巴托罗缪听了他们的报告几分钟，然后微笑着摇了摇头；他告诉两位客人，他们到拉姆拉晚了三天。
道内和劳伦斯很快得知，在此前的一个月内，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一支军队比计划提前完成了作战准备。在最近几周内，英国和印度大量部队从伊拉克和南亚次大陆持续抵达中东，取代了那些艾伦比被迫割爱、调往欧洲的部队的位置。英军做了极大努力，将新抵达的部队送入前线，并迅速将其与埃及远征军的其他部分整合起来。这些工作非常成功，在6月15日的司令部高级会议上，结论是，部队在9月就“有能力”向叙利亚腹地发动“全面的持续进攻”。
对劳伦斯而言，这意味着，阿拉伯人不必冒险孤军奋战、向叙利亚发动进攻了。艾伦比的时间表与劳伦斯和道内为阿拉伯人设计的时间表相同，于是起义军只需要紧密配合埃及远征军的行动即可。当然了，在中东，时间表往往会被推翻，因此劳伦斯在7月11日再次造访司令部时得知，埃及远征军的攻势日期已经确定为9月19日，不禁大为宽慰。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个政治事件使得让阿拉伯人配合英军行动的前景愈发显得有吸引力。5月初，7名叙利亚流亡者领导人（他们自称代表了叙利亚社会大众）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英法以明确而毫不含糊的言辞告诉他们，英法对他们国家的未来究竟是如何设想的。伦敦和巴黎方面努力尽可能长久地对这所谓的“叙利亚七人公开信”置之不理，但这一次国际关注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了。回答这个问题的责任最终被交给了最应当对这个长期争议负责的两个人：马克·赛克斯和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在吞吞吐吐许久之后，赛克斯和皮科终于在6月中旬答复了7名叙利亚人：在“阿拉伯人在当前战争中通过独立行动从土耳其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地区，”英法将“承认居住在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的完整主权独立，并支持他们为自由所做的斗争”。
对劳伦斯来说，他和阿拉伯起义军很久以来一直在努力寻求的东西——英国对阿拉伯人独立诺言的再次确认——终于到来了。但这些措辞再一次证实了劳伦斯一直怀疑的、潜伏在表面之下的附加条件：只有在阿拉伯人自己解放的地区，他们的独立才会得到保证。有鉴于此，起义军有必要加入即将展开的英军攻势。在7月11日在司令部的会议之后，劳伦斯火速返回开罗，然后前往亚喀巴，开始筹划阿拉伯人耽搁许久的北上作战。
他面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最终切断费萨尔与土耳其将军穆罕默德·杰马勒之间长期的危险通信。7月底，劳伦斯将费萨尔于6月10日发给杰马勒的和谈建议的一个副本交给了戴维·霍格思。劳伦斯对自己如何得到这样一份爆炸性文件的解释是，他是从费萨尔的书记员那里偷来的。这个故事非常荒唐，但显然有着足够的《天方夜谭》式的风味，在他的上级那里还说得过去。
奇怪的是，在伦敦，关于费萨尔通敌行为的最新揭露的最直接效果竟然是，它重新启动了几个月前就开始但被暂时搁置的辩论，即对费萨尔应当授予什么样的高级荣誉。这个插曲揭示了20世纪初英国的一个真正诡异的地方：在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中，就在大英帝国风雨飘摇、命悬一线的黑暗时刻，帝国的十几名最位高权重的官员居然百忙之中多次拨冗，探讨应当向一位33岁的沙漠王子授予什么勋章。他们全都忽略了最了解这位王子的英国人劳伦斯的意见：费萨尔对勋章不怎么感兴趣。
1918年8月7日早上，劳伦斯和他的60名卫兵聚集在亚喀巴海岸上。在之前的几周内，他马不停蹄地忙于战备工作，但在阿拉伯人做好准备在9月向叙利亚腹地发起进攻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对劳伦斯来说，后方基地的烦琐工作——组织补给运输队、在地图上安排人员和武器的运输——已经结束了。这一天，他和他的人马将出发进入内陆，要到大战役打响并尘埃落定之后才会回来。
对劳伦斯而言，这趟旅途在他个人的较深层面也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将开始掩埋困扰了他近一年的一件憾事。1917年10月，艾伦比将军的部队首次攻入巴勒斯坦的前夜，将军曾问劳伦斯，阿拉伯起义军对战役能有什么样的贡献。当时劳伦斯担心起义军惨遭屠戮，于是让阿拉伯人尽可能少地参与其中，而是提议了命途多舛的雅莫科大桥行动。如果当时他没有犹豫不决——他自己无情地将其描绘为“勇气匮乏”——局势或许会有很大不同。如果当初阿拉伯人就大举出动，过去一年的令人垂头丧气的僵局或许就能避免，战争或许已经结束；当然，德拉的苦痛、塔菲拉的悲剧以及达乌德和法拉杰的死或许也能够避免。
现在，救赎这一切的时刻到了。这天早上在亚喀巴，他告诉他的那些衣着鲜亮的卫兵们，要准备好去赢得胜利，并向其中的叙利亚人许诺，他们很快就能回家了。“于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海风飕飕的海滩上集合，阳光播洒在波浪上，闪闪发光，与我的那些衣衫光彩夺目的部下交相辉映。”
西线德军总司令部位于比利时度假小镇斯帕，是一个由美丽宜人的城堡和庄严豪华的宾馆组成的网络。1918年7月31日上午，就在这里，库尔特·普吕弗和阿拔斯·希里米二世被领进一间会议室，去拜见德皇威廉二世。普吕弗在日记中写道，威廉二世对埃及被废黜的赫迪夫“印象极佳”，对他从英国人手中重新征服自己家园的宏伟蓝图也大加赞赏。觐见结束时，德皇转向普吕弗，说道：“我要求你，下一次要在自由的埃及觐见我。”
如果德皇的情绪因这次会晤而颇为高昂，他的两位客人的反应则更加默然。德皇在战争期间衰老了许多，现在看上去心力交瘁，头脑甚至有些轻微的糊涂。在熟悉军事生活的堂皇外表和繁文缛节的普吕弗看来，德皇显然已经没有能力掌控多少东西，尽管他佩戴着富丽堂皇的勋章，仪态依然威风凛凛，但其实他现在几乎和阿拔斯·希里米一样，是个傀儡。
这是两人在7月23日从君士坦丁堡起程时都没有料到的。土耳其政府派出了一个包括内政部长塔拉特在内的代表团到火车站为他们送行，这证明了土耳其政府对他们此行的极高期望。但随后是横亘同盟国腹地的漫长而缓慢的旅途，一路上映入眼帘的尽是破败和衰落的景象。对两人来说，这个国家及其民众已经彻底精疲力竭，局势比几个月前糟糕许多，这与德国总司令部不断发出的乐观宣言和接近最终胜利的言论非常不符。
如果之前还没有的话，他们抵达斯帕的时候肯定已经了解到这些宣言的虚假。7月17日，德军自3月以来在西线实施的五次攻势（统称为“皇帝战役”）的最后一次被叫停。德军损失超过70万人，其残部开始撤往兴登堡防线。这是贯穿法国北部全境的一系列极其复杂的防御工事，德军早在1917年就开始修建这些工事。德国不仅无法赢得“最终胜利”，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无法结束战争；在兴登堡防线之后，德国或许可以长期坚守，让这场战争不分胜负地拖下去。
在战线的另一侧，将帅和战争筹划者们对战局的评估无疑就是这样的。尽管美军终于开始如潮水般抵达法国，最乐观的协约国战略家还是估计，要到1919年才能取得突破，而最保守的军事家则预测，战争还会拖很久；有些人甚至分析认为，战争会打到20年代中期。
但正如协约国的智者们提出的其他每一项评估一样，这些估计也被证明是大错特错。在全球死亡约1600万人之后，大幕快要落下了，其速度之快，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场大崩溃将从全球战争最偏僻、似乎最不重要的角落发端：叙利亚。
lawrence，isevenpillars/i，p.503.
威廉·耶鲁关于自己在1917至1918年间在开罗的情报工作的记述见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8。
yaletoharrison，december24，1917；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2，folder12.
yaletoharrison，november12，1917；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2，folder6.
yaletoharrison，february25，1918；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2，folder19.
yaletoharrison，november4，1917；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2，folder5.
lawrencetoclayton，january22，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7，f.251-52.
lawrencetoclayton，february12，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7，f.267.
劳伦斯对他在塔菲拉与扎伊德的对抗，以及他随后行动的描述见isevenpillars/i，book7，chapter90，pp.499-502.
lawrencetoclayton，february12，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7，f.268.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341.
lawrence，isevenpillars/i，p.502.
lawrence，isevenpillars/i，p.503.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348.
yaletoharrison，march11，1918；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2，folder21.
davidhogarth，“reportonmissiontojeddah，”january15，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13f.35-40.
wingatetoforeignoffice，february19，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380，f.473.
lawrence，“syriancrosscurrents，”iarabbulletinsupplementarypapers/i，february1，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14.
claytontosykes，february4，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398.
lawrencetoclayton，february12，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7.
wingatetoforeignoffice，april8，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403，f.372.
yaletoharrison，march11，1918；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2，folder21.
britishgovernmentwhitepaper，“notesonzionism，”part3.ithezionistcommissioninpalestine/i；february6，1919，pp.16-17；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4171，f.102.
britishgovernmentwhitepaper，“notesonzionism，”part3.ithezionistcommissioninpalestine/i；february6，1919，pp.14-21；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4171，f.100-104.
cornwallistosymes，april20，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14，f.358-59.
yaletoharrison，april8，1918；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2，folder25.
yaletoharrison，march25，1918；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2，folder23.
yaletoharrison，june10，1918；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2，folder34.
aaronsohn，idiary/i，april1，1918；nilimuseumandarchives，zichron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yaletoharrison，april8，1918；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2，folder25.
劳伦斯对阿塔提尔之旅，以及“达乌德”和“法拉杰”（阿里和奥斯曼）之死的描述，见isevenpillars/i，book8，chapters112-113，pp.507-17。
wavell，ithepalestinecampaigns/i，pp.173-84.
mckale，icurtprüfer/i，p.54.
bernstorfftovonhertling，july19，1918；politicalarchivesofthegermanforeign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archivdesauswärtigenamtes）（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roll22348，türkei47，band7.
oppenheimtojagow，february23，1915；politicalarchivesofthegermanforeign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archivdesauswärtigenamtes）（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roll21129，derweltkriegno.11g，band7.
lawrence，isevenpillars/i，p.520.
dawnaytoeefheadquarters，may1，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7，f.277-86.
lawrence，isevenpillars/i，pp.526-27.
lawrence，isevenpillars/i，p.527.
aaronsohn，idiary/i，march21，1918；nilimuseumandarchives，zichron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aaronsohn，idiary/i，april4，1918.
aaronsohn，idiary/i，april6，1918.
aaronsohn，idiary/i，april20，1918.
claytontobritishsecretaryofstateforforeignaffairs，june16，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803，pp.5-7.
claytontobritishsecretaryofstateforforeignaffairs，pp.4-5.
lawrencetoclayton，february12，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7，f.268.
claytontolawrence，may22，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141/688.
generalheadquarterstocommandantakaba，may24，1918；warofficerecords（陆军部档案）95/4370，appa.
claytontoforeignoffice，june12，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141/688.
wingatetoforeignoffice，march23，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403，f.359.
外交部内部关于授予费萨尔·侯赛因何种勋章的漫长讨论，见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403，file53608。
claytontoforeignoffice，april2，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403，f.364-66.
mehmetdjemaltofaisal（translatorunknown），june2，1918；warofficerecords（陆军部档案）158/634，f.137.
hogarth，memorandumattachedto“thearabquestion，”august9，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381，f.113.
lawrence，isevenpillars/i，appendixii.
lawrence，“note，”june16，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141/688.
yaletoharrison，march25，1918；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2，folder23.
garytou.s.secretaryofstate，may30，1918；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box1047，111.70y.
威廉·耶鲁关于他在1918年春季在开罗的情报搜集工作的记述见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8。
yaletoharrison，july1，1918；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2，folder35.
yaletoharrison，april29，1918；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2，folder28，pp.10-11.
u.s.secretaryofstatelansingtoyale，july9，1918；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box1047，111.70y.
lawrence，isevenpillars/i，p.534.
foreignofficetowingate，june11，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381，f.35-36。事实上，这是劳伦斯愤世嫉俗的看法出错的极少例子之一。后来的巴黎和会揭露出，马克·赛克斯对“叙利亚七人”公开信的回复措辞非常巧妙，承诺“阿拉伯人在当前战争中通过独立行动从土耳其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地区”将得到独立的诺言的意思是，只有他在写时被解放的土地才算数。通过这个变戏法般的诡计，大叙利亚的大部分都被排除在外了。
hogarth，memorandumattachedto“thearabquestion，”august9，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381，f.113。要么费萨尔向奥斯曼政府的建议并未就此结束，要么德国人没有得知费萨尔与奥斯曼政府已经停止谈判，直到1918年9月初，德国高级外交官和军官仍然谈及与费萨尔讲和的紧迫性。
claytontoforeignoffice，may3，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403，f.384.
lawrence，isevenpillars/i，p.544.
prüfer，idiary/i，july31，1918；hooverinstitution，stanford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