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罗，劳伦斯很快得知了费萨尔所处的困境，以及杰马勒向他提议的脱身之路。
11月底，费萨尔收到杰马勒的和平提议信之后，将其副本发送给了父亲。12月中旬，侯赛因又将信转发给了在吉达的西里尔·威尔逊。侯赛因这么做或许是为了表示，即便到了此时，他仍然信任英国人；或许他这也是个警告，即如果英国人敢骗他，他还是有其他路可走的。当然了，他或许是认为，英国人肯定很快就能自己发现这件事，因为杰马勒在他的贝鲁特讲话中提及了对阿拉伯起义军的和平建议。
不管侯赛因的动机如何，他交出杰马勒的信的举动让英属开罗大为警醒。几天前，克莱顿就向赛克斯警告说，现在《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的消息已经在阿拉伯世界传开了，土耳其人向起义军提出媾和建议只是时间问题。杰马勒的信表明，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好在费萨尔和侯赛因都没有对这个提议做出回应，他们做了正确的选择，即告知英国当局。但谁知道土耳其人下一次发出提议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劳伦斯的看法则与此大不相同。事实上，他认为，杰马勒帕夏的信为阿拉伯人的事业带来了一个独特机遇。
正如在10月份劳伦斯向乔治·劳埃德吐露的那样，他认为自己不是在为英国效力，而是为阿拉伯独立事业而工作。在开罗的英国军方和政界高层，人尽皆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英国使节一直在瑞士与土耳其使节会谈，商讨议和事宜。既然英国可以毫无道德顾虑地与敌人秘密谈判，那么阿拉伯人为什么不可以？恰恰相反，阿拉伯人可以打一打土耳其这张牌，或许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特定的条件，随后也许能够从英法方面得到一些具体的让步。如果牌玩得好，或许不管谁赢得战争，阿拉伯人都能得到独立。
劳伦斯当然不会把这些想法明说给他在开罗的上级们。他只是告诉他们，符合英国利益的做法或许是，搞清楚土耳其人愿意给阿拉伯人开出怎样的条件，这样英国人就可以先发制人地做出反应。这个说法虽然没有说服力，却得到了雷金纳德·温盖特的支持。“我建议侯赛因国王不向土耳其人做任何正式回复，”温盖特在给战时内阁的电报中写道，“但劳伦斯少校会询问费萨尔，是否可以请费萨尔与杰马勒交换口头消息，以摸清土耳其的新政策。”
战时内阁迅速行动起来，驳回这个建议，但他们的动作还不够快。就在温盖特发出电报的当天，即圣诞节前一天，劳伦斯已经离开开罗。到战时内阁插手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亚喀巴，在费萨尔身边了。就像他之前在其他关键时刻做的那样，劳伦斯利用收到命令的延误作为借口，自行其是。他鼓励费萨尔与土耳其敌人对话。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费萨尔和劳伦斯与叙利亚南部战线的土耳其总司令建立和维持了这样的对话。
在《智慧的七柱》中，劳伦斯费了很多心思来努力为这些通敌行为辩解，声称土耳其政权已经分裂为两个阵营，即杰马勒帕夏那样的伊斯兰教徒和叙利亚南部战线总司令那样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费萨尔或许可以在两个阵营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对其矛盾加以利用。劳伦斯写道：“借助精心选择的措辞，我们可以将阿拉伯起义归咎于杰马勒的教徒派，或许军国主义派会和他们闹翻。”他的理论是，最终这种闹翻会对阿拉伯人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都有好处，前者可以赢得独立，后者可以解放自己的手脚，集中力量保卫自己在安纳托利亚的家园。
劳伦斯或许是认识到自己论点的缺乏说服力，后来努力将自己与此事拉远距离。在1922年的所谓“牛津版”《智慧的七柱》中，还是“费萨尔在我的全力支持下，向杰马勒发回了有目的性的回复”；而在1926年版《智慧的七柱》中，就变成了费萨尔自行决定与敌人谈判。
三年后，劳伦斯提出了一个更为简单，但也更为老掉牙的解释，为自己与费萨尔的行为辩护。不是别人，恰恰是威廉·耶鲁在1929年向他问起了战时那些与敌人联络的事情，他的回答是：“在爱情、战争和联盟中，大可以不择手段，一切都是公平的！噗！”
亚伦·亚伦森在美国期间公然违抗哈伊姆·魏茨曼让他三缄其口的命令，但这对亚伦森来说显然还不够。他还要让魏茨曼知道自己在违抗他。于是他在1917年12月13日给魏茨曼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描述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记述道，除了在华盛顿与官员的一系列会晤之外，他还在波士顿的城市俱乐部作了演讲，“该市的犹太人社会名流都应邀参加”。随后，他又在辛辛那提的希伯来联盟学院作了演讲，这所学院非常保守，坚定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正是魏茨曼希望绕开的那种反对派堡垒，但据亚伦森说，他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我努力做到言简意赅，我讲了不到四十分钟，听众的敌意全都消失了。”
英军于12月9日占领耶路撒冷的消息无疑增加了亚伦森在美国受到欢迎的热烈程度。自开战以来，很少有什么事件更能让美国人（既包括犹太人，也有基督徒）群情激昂，很快就引发了全国范围关于圣地未来安排的热烈讨论。犹太人社区内的辩论最为激烈，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起初不肯接受《贝尔福宣言》的犹豫不决很快烟消云散。
但亚伦森的魅力攻势对路易斯·布兰代斯却没有多少效力，而哈伊姆·魏茨曼及其英国支持者们认为布兰代斯是争取美国支持的关键人物。亚伦森在华盛顿与这位最高法庭大法官进行了多次友好会晤，但布兰代斯对让美国代表团参加即将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设想没有多少信心。布兰代斯指出，这会让世人以为，美国官方在支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计划。当然，英国人的目标就是这个。
1月中旬，魏茨曼在给布兰代斯的信中昭示了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第二个和更敏感的目标——敦促美国对土耳其宣战。“这再明白不过了，”魏茨曼写道，“美国—英国—犹太人的利益与普鲁士—土耳其的利益相敌对，这完全是巧合……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必须成为美国参战的一个目标，就像（德占）的阿尔萨斯、洛林和独立的波兰一样。”
布兰代斯显然是听够了。早在1917年4月，魏茨曼就请求布兰代斯游说伍德罗·威尔逊，让后者支持犹太人家园计划，而最高法庭大法官在自己的伦理观允许范围之内，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魏茨曼不仅要求他游说总统去急剧扩大美国的战争努力，还将《贝尔福宣言》提到的“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称为“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布兰代斯最后给魏茨曼写了一封简练的电报，称美国参加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现在是不可能的”。于是，世界上两位最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间出现了隔阂，并且永远不能真正弥合。在山脊上，劳伦斯从骆驼背上直起身子，观察下方山谷中笼罩在阴影下的塔菲拉镇。这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地方，并且他很快将发现，这里的情况与他在之前16个月中在阿拉伯战区的经历截然不同。
这是1918年1月20日早晨。5天前，由贝都因战士和500人的阿拉伯军团（之前在亚喀巴训练）组成的混合部队冲进了塔菲拉（位于叙利亚南部的一座山谷中），将这座城镇的小股土耳其驻军驱逐了出去。塔菲拉以北就是阿拉伯人的新目标：较大的定居点卡拉克和米底巴。劳伦斯亲临前线是为了支持攻打这些城镇的行动，随后将推进到死海北岸。如果一切顺利，阿拉伯起义军将在那里，在古城杰里科附近，与艾伦比将军的部队（目前在耶路撒冷）最终会师。
但历史上的游击战士们都会发现，对敌人实施打了就跑的打击是一回事，攻打人口稠密的城镇并防守下来却是另外一回事。现代的游击和反游击专家指出，这个过程需要“争取人心”，但赤裸裸的真相是，这里没有人心可以去争取。事实上，任何被卷入游击战区域的平民的核心问题是：活下去。为了生存，他们会投靠能够保障他们生存的任何一方，直到这一方做不到这一点，那时平民就会转投另一方。在这场极其原始的斗争中，对民族主义或者意识形态的呼吁几乎是毫无用处的；获得平民“忠诚”的办法就是为其提供保护，或者对其实施恐怖震慑，或者二者结合。
在塔菲拉的大街上，劳伦斯遇到了能够证明“争取人心”理念之荒谬的绝佳例证。城镇居民被从土耳其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时并没有欢呼雀跃地庆祝，对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概念也不感兴趣；塔菲拉的商人、小农和牧人却认为自己是被夹在了虎狼之间进退两难。他们对四处袭扰的贝都因战士既恐惧又仇恨，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骑骆驼的土匪。他们对纪律严明的阿拉伯军团不是那么害怕，但非常自然地认为，这样一支大部队可能会吃光他们所剩不多的粮食，造成灾难性后果，于是很快将食物藏了起来。在这一切的背后，所有人都很害怕，如果土耳其人夺回了这座山谷，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不会遭到土耳其人的报复。正如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发生的那样，群众对于最安全的选择产生了严重分歧。
“这里的局面非常奇怪，”劳伦斯在1月22日向吉尔伯特·克莱顿报告道，“当地人分裂成两个不共戴天的派别，害怕对方，同时还害怕我们。每天夜间街上都有枪声，普遍高度紧张。我们在采取措施，安排警察等，那样会让大家的神经放松一点，我还希望能够有足够多的给养让我们维持下去。”
但事与愿违，村民们大肆囤积和私藏粮食，已经导致山谷内食物短缺，粮价猛涨。这又让群众愈发怨恨，战士们则越来越愤怒。“抱歉，我不能向你报告此处给养的具体数目，”劳伦斯在1月22日的报告结尾写道，“但我自抵达这里以来，一直忙于搞清楚，哪些人是支持我们的，他们又在哪里。意见分歧、当地人的宿仇旧怨和派系利益非常混乱疯狂（整个地区盼望现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已经盼望了多年），一时间还搞不清楚。”
但局势很快会严重恶化。在写信给克莱顿的次日，劳伦斯得知，一支规模较大的土耳其部队正在逼近，旨在收复塔菲拉。
劳伦斯抵达塔菲拉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和开罗的逗留到返回阿拉伯半岛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时间里，他评估了阿拉伯起义的局势，在亚喀巴与费萨尔会谈，为随后的战事做准备。返回前线后不久，他乘坐被引进阿拉伯前线的英国新式武器——劳斯莱斯装甲车，参加了对汉志铁路的一次袭击。两辆装甲车对目标——土耳其前哨只造成了很小的杀伤，但所有人都立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新武器从根本上改变了沙漠战争的面貌。现在，英军凭借数量极少的兵员和物资投入，就可以彻底控制铁路，几乎是任意袭击孤立的土耳其驻军和扰乱铁路线。占据如此优势之后，英国军方领导层终于接受了劳伦斯近一年以来一贯的主张：没有很好的理由去推动攻打麦地那；最好让那数千名被困的奥斯曼士兵留在那里。
他在个人层面也在做准备工作。在德拉的痛苦折磨之后，劳伦斯开始组织他的私人军队，或者说是保镖队伍。“我开始把我的队伍扩充为一支军队，”他写道，“到处搜罗无法无天之徒，这些家伙的鲁莽让他们无论到了哪儿都惹是生非。”他招募这些“无法无天之徒”的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非常聪明的。这些人在自己的部落里是捣蛋鬼，或者根本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因此最终只会对劳伦斯一个人效忠，正因为此，他将营地里的两个小坏蛋——法拉杰和达霍姆纳入了自己的队伍。但这支卫队将会为自己的忠诚付出沉重代价。按照劳伦斯的估计，其中近60人在战争结束前牺牲。
1月10日，劳伦斯率领着这支扩大了的扈从队伍，加入了正在进行中的塔菲拉战役。艾伦比将军在耶路撒冷的司令部人员告诉他，在巴勒斯坦的英军需要休整和补充装备，要到2月中旬才能发动下一次进攻。有鉴于这种耽搁，劳伦斯和战争筹划者们为阿拉伯起义军在此期间设定了一个相当简单的计划。起义军将绕开叙利亚内陆的一连串主要的人口密集中心（它们仍然在土耳其控制下，而且离巴勒斯坦的英军部队太远），转而扫荡中间地域，即死海以东不远处的摩押高原山区，然后与耶路撒冷附近的英军会合。占领塔菲拉是此次战役的第一个目标，随后将兵锋直指较大的城镇卡拉克和米底巴，但现在土耳其人正在进军塔菲拉，于是一切突然间都悬而未决了。
如果按照过去的战术，阿拉伯人现在就已经卷起铺盖撤退了。但劳伦斯对游击战术足够精通，知道现在战争的规则突然间发生了变化。卡拉克和米底巴的居民就像塔菲拉市民一样，正在骑墙观望，等待着投靠到胜利者一边。这意味着，三个城镇的命运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放弃了塔菲拉，卡拉克或米底巴也就不会有什么指望了。于是，起义军别无选择，只能固守塔菲拉。
守城从一开始就不顺利。1月24日下午，从卡拉克前来的约1000名土耳其士兵的前锋从塔菲拉镇以北几英里处的海萨河谷进入了塔菲拉谷地。他们很快将兵力薄弱的起义军警戒线一直打退到城郊。对起义军来说幸运的是，土耳其人还没来得及乘胜追击，天就黑了；在夜色掩护下，阿拉伯军团的指挥官匆匆将他的部队一直撤到谷地的最南端。“大家都以为我们是在逃跑，”劳伦斯向克莱顿报告称，“我想我们确实是在逃跑。”
破晓之前，劳伦斯冒险进入城镇，目睹了阿拉伯军团的撤退给当地居民造成的影响。“所有人都在心惊胆战地大呼小叫，瓶瓶罐罐被从房子里搬运到大街上，街上挤满了人。骑马的阿拉伯人奔来跑去，疯狂地向空中开枪，土耳其步枪的枪口焰勾勒出了塔菲拉山谷远方的悬崖。”
劳伦斯发现一小队警戒部队仍然坚守着城北的一座峭壁，于是立刻派人回去找军团指挥官，要求增派援兵和机枪，然后亲自冲向那座峭壁。天亮之后，那里的小股部队——大约30名阿拉伯战士和相同数量的塔菲拉居民——面临着“相当困难”的处境。
“土耳其人在穿过隘道，沿着平原的东部边界上的山脊推进，”劳伦斯记述道，“将大约15挺机枪的火力集中在我们正在防守的、位置相当暴露的小山丘的正面和侧面。他们同时还在修正榴霰弹的导火索，此前他们的榴霰弹掠过山顶、呼啸着飞过平原，现在开始将小山的侧面和顶端打得泥土横飞。我们的人缺少弹药，丢失这个阵地看样子只是时间问题。”
但在峭壁上的防守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放弃这个阵地的时候，阿拉伯部队主力已经携带机枪和山炮赶了上来，在峭壁背后1.5英里处的平行山脊上建立了一条新防线。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那种虽然微不足道，却往往能决定战局的事情。在撤往安全处的奔跑过程中，劳伦斯还沉着冷静地数了自己的步数，发现已经被放弃的峭壁——即将被土耳其人占领——与阿拉伯人的新防线之间的距离是大约3100步。土耳其主力部队刚刚占领峭壁、部署好自己的重武器，就被阿拉伯人山炮发出的火雨淹没了。
土耳其人被牵制在中央，于是劳伦斯动用他的军事史知识，实施了一场经典的钳形攻势，派遣小队战士分别从两侧以较大弧线绕到毫无察觉的敌人背后。下午3点过后不久，陷阱挖好了。峭壁上的土耳其人的位置完全暴露，阿拉伯人的机枪手从两翼向其倾下弹雨。土耳其军队的机枪手和山炮手都被消灭，于是发生动摇，开始凌乱地逃往海萨河谷峡谷的安全处。但那里也不是安全的避难所。土耳其人溃不成军，在整个晚上和深夜，不断遭到阿拉伯骑兵和贝都因人的袭扰，甚至还有希望复仇或者发笔横财的山地村民的攻击。开进塔菲拉的土耳其士兵有1000人。劳伦斯估计他们的损失是死伤约500人，200人被俘，但这个估计可能还是太保守了。他后来听说，逃回卡拉克的不到50人，其他人都在峡谷中被一个一个击毙了。阿拉伯人只有约25人死亡，可能有75人负伤。
塔菲拉的大胜是一场经典的拿破仑式的战役，不久之后为劳伦斯赢得了卓越服务勋章。但他自己却将此次行动描述为“恶毒的行为”，是毫无意义地炫耀自己高人一筹。“我们原本可以拒绝正面交锋、灵活调动我们的中路来取胜，就像我们之前干过20次的那样。”但是，由于按照常规战术和敌人交战，阿拉伯人的伤亡达到了全军的1/6，使得短期内几乎完全无法继续进军米底巴或卡拉克。他写道：“这一晚，没有剩下什么荣光，只有遍体鳞伤的肉体的恐怖，那是我们自己人，被从我们身边抬过，抬去他们的家。”
但在塔菲拉，劳伦斯表现出了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个性特征：对敌人的仇恨，对他们愚蠢地攻击自己而狂怒不已。尽管他哀叹开进塔菲拉的“1000个可怜的土耳其人”的命运，但却没有了他曾经的那种同情心。事实上，劳伦斯在听说战斗打赢很久之后起义军战士仍然在峡谷内屠杀土耳其人时，显得无动于衷。“我原本应为敌人哀哭，”他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但在战斗的愤怒和辛劳之后，我的头脑已经太疲惫，懒得再走到那个可怕的地方，花一整夜的工夫去挽救他们。”
在6个月前的阿巴利桑战役中，同样是阿拉伯人一边倒的胜利，战斗结束后劳伦斯命令部下将负了致命伤的敌人留在一条小溪边，这样他们临死前至少能有水喝。而在塔菲拉，当夜刮起了猛烈的暴风雪，甚至那些轻伤的土耳其人也被留在室外，无人照管。天亮时，所有土耳其伤员都死了。“这是无法辩护的，就像整个战争理论一样，但我们没有为此受到特别的指责。我们在暴风雪里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营救我们自己的人。我们的法则是，不能为了杀死更多土耳其人而损失阿拉伯人的生命，那么我们更不会为了营救土耳其人而损失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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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叙利亚有两位土耳其领导人都叫作杰马勒帕夏，这给史学家带来了极大混乱。他们分别是叙利亚总督艾哈迈德·杰马勒帕夏（有时被称为“大杰马勒”）和穆罕默德·杰马勒帕夏（有时被称为“小杰马勒”）。更容易造成混淆的是，穆罕默德·杰马勒是在1918年初接任土耳其第4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开始使用“杰马勒帕夏”这个尊称的，他的前任就是刚刚离职的艾哈迈德·杰马勒。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使用“杰马勒帕夏”的说法，常常却不指明是艾哈迈德还是穆罕默德，这造成了更多的困扰。于是，很多关于这个时期的史书将二人混为一谈，说在1918年夏季的时候，费萨尔还在和艾哈迈德·杰马勒进行秘密通信。事实上，土耳其给费萨尔的和谈建议的确是艾哈迈德·杰马勒最先于1917年11月发起的，但在12月，艾哈迈德就被召回君士坦丁堡，因此费萨尔随后的通信对象一直是穆罕默德·杰马勒。另外，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和他对同时代的传记作者的声明中说，费萨尔还和穆斯塔法·凯末尔（未来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进行了秘密谈判。这也许是真的，但我未能发现文献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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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etoyale，october22，1929；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1，folder4。奇怪的是，劳伦斯告诉耶鲁，他本人在费萨尔与穆罕默德·杰马勒帕夏的通信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而是在费萨尔“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知并阅读了这些通信的。劳伦斯对别人说的话，以及他自己的《智慧的七柱》的说法，都与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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