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无伤大雅的建议，阿卜杜拉当即表示同意，并提议在劳伦斯抵达拉比格之后，立即安排费萨尔从山区南下与他会面。劳伦斯礼貌地表示了反对。他需要亲自深入内陆评估局势，所以必须是他去找费萨尔，而不是让费萨尔来找他。当时对非穆斯林在内陆旅行还有限制，所以他这个要求是很大胆的。即便是两次见过费萨尔、深得埃米尔侯赛因尊重的西里尔·威尔逊也只被允许在港口城镇停留，等待费萨尔驾临。
斯托尔斯也为劳伦斯摇旗呐喊，阿卜杜拉渐渐被争取了过来——当前阿拉伯人的紧张局势显然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更难对付的侯赛因手中。正如阿卜杜拉预想的那样，在打电话到麦加向他父亲提出这个建议时，他的态度模棱两可，于是斯托尔斯接过了电话听筒。
“斯托尔斯口若悬河地说起阿拉伯语的样子令人叹为观止，”劳伦斯回忆道，“也能教导所有在世的英国人，如何对付满腹狐疑或不情愿的东方人。要想抵抗他超过几分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次他也称心如愿了。”
但他们赢得的只是有限的胜利。侯赛因只是同意让劳伦斯前往拉比格与他的长子阿里见面；如果阿里“认为合适”，才会安排劳伦斯继续去见费萨尔。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阿里以谨小慎微闻名，对谨慎的人来说，默认的回答就是“不行”。斯托尔斯和劳伦斯决心等阿卜杜拉当晚到英国领事馆用餐时再努力推动此事。
在晚宴上，斯托尔斯和劳伦斯敦促阿卜杜拉向阿里和费萨尔各写一封正式的介绍信，认为这样能够大大增加劳伦斯获许进入内陆的几率。据劳伦斯说，阿卜杜拉起初不愿意这么做，但在电话上得到父亲批准后，终于写信“指示阿里尽快为我准备坐骑，并安排可靠的人送我去费萨尔的营地”。
10月19日清晨，“喇嘛”号抵达拉比格港。劳伦斯站在码头上向调头返回埃及的“喇嘛”号挥手道别，这景象将永远镌刻在罗纳德·斯托尔斯心中。劳伦斯的阿拉伯冒险拉开了帷幕。
劳伦斯对阿里的预感完全正确。侯赛因的长子接过阿卜杜拉转达他父亲允许这位年轻的英国陆军上尉进入内陆的信时，一时间张口结舌。但和侯赛因的其他儿子一样，阿里对父亲也是绝对忠诚，于是只得同意，开始为劳伦斯的旅途做准备。
小小的拉比格港坐落在一片广阔沙漠的边缘，默默无闻，看上去毫不引人注目，更不要说是争夺阿拉伯半岛的战争的关键所在了。但是拉比格位于麦加和麦地那的中间，是连接这两座圣城的“朝觐之路”——其实只是由石堆界碑标注出来的骆驼道——的一个关键中转站，也就是说，任何企图南下收复麦加的土耳其军队都必然经过这里。拉比格也是英国从埃及运来的给养和武器的运输中转站，这些物资将会被分发给在内陆作战的起义军，但往往就在半途中销声匿迹了。
拉比格不是个宜人的所在，但劳伦斯在那里待了两天半，有机会见到埃米尔侯赛因的另外两个儿子，并对他们做了一番性格分析，就像在吉达对阿卜杜拉的研究一样。
巧合的是，侯赛因的幼子扎伊德前不久也来到了拉比格，帮助阿里解决补给线的问题。扎伊德和侯赛因的另外三个儿子并非一母所出，时年20岁，英俊潇洒，继承了他的土耳其母亲的白皙面貌和柔和的面部线条。他虽然很聪明，但年纪太轻，而且外貌不似阿拉伯人，即便有领导才能也不大可能成为起义军领袖，况且他也没有这种才华。“他喜欢骑马闲逛和搞恶作剧，”劳伦斯写道，“幽默风趣，或许比他的兄长们更性格平稳，因为他没有那么冲动。他很害羞。”
劳伦斯第一次见到阿里时的气氛虽然很紧张，但很快对他有了好感。“他的风度高贵而令人倾慕，但非常直截了当，”他写道，“在我看来，他是个讨人喜欢的绅士，兢兢业业。”但侯赛因的长子有种忧伤、疲惫的神情，皮肤灰黄，“嘴角下垂，悲哀”，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37岁）老得多。劳伦斯感到阿里没什么明显的雄心壮志，容易受到身边更有活力的人的影响，这绝不是天然领袖的特征。但劳伦斯在阿里和阿卜杜拉之间仍然更喜欢前者，并说，“如果费萨尔也算不得先知的话，那么让阿里领导起义，也会很好”。或许如此，但那也只是将就凑合，所以劳伦斯对会见费萨尔充满了期待。
他在10月21日夜间出发去见费萨尔。阿里对劳伦斯的旅程高度关注，因为长达100英里的跋涉中途要经过由敌视起义军的部落控制的地区，所以对劳伦斯的动身和目的地严格保密，甚至不告诉最亲信的心腹家奴。他挑选了两名最受信任的副手来担任劳伦斯的向导。这两名向导是父子，按照贝都因人无须言明的法律，他们为了保护客人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阿里还指示三人绕开沿途的所有居民点，尽可能在夜间行进，还让劳伦斯在军服之上戴着阿拉伯头饰，以在月光下尽可能显得像是阿拉伯人。
虽然有着潜在危险，劳伦斯出发不久之后注意力就转移到了更平庸的事情上来。在萨沃伊饭店坐办公室两年之后再次开始骑骆驼是非常痛苦的。骆驼的脊柱非常突出和狭窄，就在皮肤表层之下，所以骑骆驼和骑马是完全不同的感受，更像是坐在不停摇晃的金属杆上。对没有经验的新骑手来说，哪怕是最好的贝都因鞍具——其实也只是铺着毯子的木头和皮革框架——也只能稍稍减轻骑乘的疼痛。新骑手很少能不间歇地忍耐超过两三个小时，但劳伦斯在此次旅途中没有这样的奢侈；他要一口气骑乘大约30个小时，其间只能短暂地休息两次。支撑他走下去的是他曾经表现出的超强耐力——骑自行车漫游法国、在叙利亚的1200英里长途跋涉——以及见到侯赛因的四个儿子中尚未谋面的最后一个的希望，这个人可能就是他设想的战争的“先知”。
虽然身体非常痛苦——或者正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劳伦斯在骑行过程中在军用的小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途经地区的地形地貌。他涉足的土地只有少数异邦人曾经目睹，它深深浸淫于一种数千年中改变甚少的沙漠文化中，与他熟悉的叙利亚的共同点很少，因此非常让人晕头转向。在叙利亚，他曾养成了一种业余爱好，就是研究部族和部落的复杂结构，以及决定着它们相互关系的复杂规则，但在阿拉伯半岛，一切规则都有着更丰富的层次，也更为严格。
“在阿拉伯半岛，每一座山峰，每一座谷地都有着无可争议的主人，”他写道，“如果有人胆敢侵犯这些土地，主人会迅速地捍卫自己家族或部族的权利。甚至水井和树木都各有其主，主人允许大家各取所需、自由地砍树枝当柴火或者饮水，但是谁要是试图将水井和树木占为己有，就会立刻遭到阻止……沙漠的居民维持着一种疯狂的共产主义，大自然和各种元素供所有的友好人士自由使用，满足其需求，仅此而已。”
在叙利亚，越轨逾矩的代价往往是驱逐，或者是赔偿一只羊；在干枯严酷的阿拉伯半岛，犯罪的惩罚是死亡。
劳伦斯虽然还只是个业余的人类学家，但已经在从军人的视角观察汉志的地形地貌：哪里能找得到水源，军队走哪条路线最为有利。就这样，他偶然发现了英国军队的紧急预案的一个严重漏洞。
在准备拉比格的防御——也就是麦加的防御时，起义军的英国军事顾问们根据道路和水源的位置推测出了土耳其人最有可能采纳的路径，并相应地建造了警戒哨所。但在前往费萨尔营地的途中，劳伦斯发现了两条英军的任何地图上都不曾出现的季节性水道，进攻的土耳其军队可以利用这些水道，从意想不到的方向进攻拉比格，或者完全绕过这个港口城镇，直接攻打麦加。英国顾问到拉比格已经3个月了，怎么依旧对这些水道一无所知？当地的阿拉伯人肯定知道这些水道的存在，为什么没有发出警告？很简单，因为英国人被限制在海岸线上，对周边环境不是非常了解，所以想不到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而既然没有这样的问题，阿拉伯人自然也不知道英国人在担心哪些东西，也想不到主动提供这些信息。在劳伦斯看来，这一方面突出了让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联合起来并肩作战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侯赛因禁止非信徒深入内陆可能造成的巨大灾难。不管派遣多少英国军队，只要他们被隔离在海岸上，就好比是被蒙上了双目，无法探测危险。
10月23日下午早些时候，劳伦斯一行绕过了一座高高的峭壁，抵达了翠绿的撒弗拉山谷，前不久在麦地那城外损兵折将的费萨尔起义军就集结在这里。他们溯流而上，劳伦斯开始看到山麓村庄间散布着武装人员的小营地，这些营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最后几乎覆盖了每一寸土地。
最后他们来到有约100户人家的哈姆拉村，在一座低矮长屋前停下。一名配有长剑的奴隶在那里站岗。劳伦斯下了骆驼，被带进内庭，看到一名男子站在远处的门口。“他身材颀长，有如石柱，”他写道，“非常瘦削，身穿白色丝质长袍，褐色头巾配有光彩夺目的绯红色和金黄色细绳。他的眼皮耷拉着；与他身体的奇特、沉静的警惕相比，他的黑胡须和没有血色的面庞就像是一副面具。”
这人就是费萨尔·伊本·侯赛因。劳伦斯后来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感到，这就是我来阿拉伯半岛寻觅的那个人，那个将给阿拉伯起义带来全副荣光的人。”
他或许是这么想的，但两人最初的会面并不愉快。劳伦斯被领进屋，室内除了费萨尔还有十几名参加起义的部落酋长。屋里光线很暗，地上铺着地毯。费萨尔和他的兄弟们一样，有着宫廷式的优雅。他感谢劳伦斯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见他。这番开场白之后，他开始严肃地讨论自己最近在土耳其人手中遭遇的一系列挫折。
在侯赛因的几个儿子当中，费萨尔和他的追随者自起义爆发以来承担了最多的战斗，但是收到的补给和资助却最少。他向客人解释说，前不久，他的部队在麦地那郊外的比尔阿巴斯几乎到了一场大胜利的边缘。但是他们没有火炮来对抗土耳其人的炮火，部队被击溃和打散了。部队的残部——很多人脱离起义军，各自回家了——现在和他扎营在哈姆拉的安全地带，坐等土耳其人的下一步棋。情况就是这样。费萨尔指出，他的人马如果能得到适当的补给和武装，就大有可为，但如果当前的局面继续下去，每一盎司的物资都要向英国人苦苦索要，而且大部分物资根本就送不到前线，那么起义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土耳其人从麦地那的要塞出动已经迫在眉睫，到那时费萨尔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困守山区，要么且战且退地撤往麦加。第一个选择意味着渐渐灭亡，第二个选择则将带来迅速的土崩瓦解，因为就像比尔阿巴斯战败之后那样，他的很多追随者会拒绝逃到离自己部落地区那么远的地方，而是自行回家。
劳伦斯一边听，一边仔细地揣摩费萨尔，寻找能够昭示他性格的线索，以及他得以主宰挤在室内这些人的奥妙所在。“他情绪多变，”劳伦斯写道，“有时神采飞扬、斗志高昂，有时却灰心丧气，而此刻是疲惫万分。他虽然只有31岁，看上去却苍老得多，俊秀的黑眼睛有些斜，布满血丝，凹陷的两腮有很多皱纹，显得思绪万千……他身材高大、优雅而遒劲有力，步态极美，头部和肩膀极具王者之风。他当然深知自己的威仪，在公共场合主要是靠手势动作来发号施令。”
或许正是因为费萨尔非常疲惫，他比他的兄弟们都更为坦率地讲到了阿拉伯人内心深处对英国人的不信任，这不信任表现在侯赛因与斯托尔斯和麦克马洪长达两年的艰难谈判，以及将英国顾问限制在海岸上的做法。费萨尔问道，既然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英国人从来不会因为善心而帮助别人，那么这一次想从汉志得到什么？
就像其他很多英国军官对侯赛因家族的其他成员做的那样，劳伦斯在哈姆拉的这座光线黯淡的屋子里耐心地向费萨尔保证，英国在汉志绝对没有任何领土要求。费萨尔指出，英国在吞并苏丹之前也是这么发誓赌咒的，所以这个保证没有多少价值。
他们的谈话荆棘丛生，持续到晚餐。第二天早上6点半，费萨尔来到劳伦斯的帐篷，又开始谈话。在这些商谈中，劳伦斯感到侯赛因的第三子“蛮不讲理”，但他说话时的激情洋溢和言辞背后的铁一般的决心深深吸引了劳伦斯。这种激情在阿卜杜拉和阿里身上都是找不到的，劳伦斯越来越相信，费萨尔就是他寻觅的领袖。
当天，劳伦斯在起义军营地转悠了几个小时，和遇见的人聊天，更加坚定了对费萨尔的信心。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起义军包含了五花八门的许多部落。在桀骜不驯的阿拉伯半岛，很少有人能够把他所在的小地区的诸多部落和氏族联合起来，但在撒弗拉绿洲却聚集着来自汉志西部几乎所有部落群体的大约6000人，离自己的家园有足足两周旅途之遥。更了不起的是，这支部队仅仅在一周前还被土耳其人击溃过，但仍然士气高涨，对最终胜利的信心仍然毫不动摇。将他们团结起来，鼓舞了这种信心的人就是费萨尔。
劳伦斯在撒弗拉绿洲待了仅仅24小时多一点之后，于当晚来到费萨尔的指挥部，向他辞行。两人的道别比先前的谈话要友好一些，费萨尔感谢劳伦斯前来，而劳伦斯表达了模糊的希望：或许他的旅程能够有些益处。随后，他骑上一匹新骆驼，在14名武士护卫下，前往距离最近的由起义军控制的红海港口延布，在那里登上一艘英国船只返回埃及。他急于回到埃及，因为他现在已经坚信不疑，费萨尔·伊本·侯赛因就是他要找的先知。“比我们希望的好得多，”他写道，“我们的步履艰难的事业甚至不配有这么好的希望。我这次旅行的目标已经达到。”
德尔维希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团的成员。这些神秘主义者强调通过狂喜、舞蹈和旋转表达献身的情感。德尔维希可以集体生活，也可以在俗；云游四方的德尔维希叫作托钵僧，常被视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圣人。多数穆斯林将他们视为非正统和极端分子，但该运动已持续至今。
lawrence，“militarynotes，”november3，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5，f.63.
除非特别说明，斯托尔斯关于1916年10月吉达之旅的所有记述和引文都来自他的“日记摘选”（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5，f.22-38）或他的部分出版的私人日记storrs，imemoirs/i，pp.186-95。
红海的主要港口，今属沙特阿拉伯，也是该国的外交都城。它的名字（意思是“女祖先”或“祖母”）取自当地的夏娃墓。1928年夏娃墓被沙特政府摧毁。吉达一直是穆斯林朝觐者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入口。以前属于土耳其，1916年被迫割让给英国。1925年被穆斯林领袖伊本·沙特占据，1927年被并入沙特阿拉伯。
barr，isettingthedesertonfire/i，pp.9-10.
除非特别说明，斯托尔斯关于1916年6月阿拉伯半岛之旅的所有记述和引文都来自他写给高级专员麦克马洪的无标题报告，写于1916年6月10日（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773）或他的部分出版的私人日记storrs，imemoirs/i，pp.169-76。
storrs，imemoirs/i，p.176.
默里反对支援阿拉伯起义已经有很长时间，他在1916年9月12日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的英军高级会议上强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4，f.338-47）。
wilsontoarabbureau，october10，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5，f.8-9.alsoclaytontowingate，october12，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5，f.12-14.
storrs，imemoirs/i，p.203.
lawrence，isevenpillars/i，p.63.
从技术角度，劳伦斯前往吉达的确没有官方的身份，但吉尔伯特·克莱顿在幕后操作，让他陪同斯托尔斯前往，好让他们能够对阿拉伯半岛的“形势有一个很好的把握”（claytontowingate，october9，1916；sudanarchives，universityof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wingatepapers，w/141/3/35）。克莱顿这是为了努力将劳伦斯调回阿拉伯局。
劳伦斯关于他1916年10月阿拉伯半岛之旅的大部分记述都来自lawrence，isevenpillars/i，book1，chapters8-16，pp.65-108。
storrspapers，pembrokecollege，cambridge，ascitedbybarr，isettingthedesertonfire/i，p.65.
storrspapers，pembrokecollege，cambridge，ascitedbybarr，isettingthedesertonfire/i，p.65.
storrs，imemoirs/i，p.189.
lawrence，isevenpillars/i，p.67.
storrs，imemoirs/i，p.190.
porte，lt.col.remi，“generalédouardbrémond（1868-1948），”cahiersducesat（bulletinofthecollegeofhigherlearningofthearmyoffrance），issue15（march2009）.
lawrence，isevenpillars/i，p.111.
关于布雷蒙在埃及和汉志的使命，详见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5，f.299-306，and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779，file152849。
lawrencememorandumforclayton，november17，1916（sudanarchives，universityof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claytonpapers，694/4/42）.alsobrémondtodefrance，october16，1917，ascitedbywilson，ilawrenceofarabia/i，p.309.
布雷蒙是从霞飞元帅1916年11月27日的电报中得知这个情况的，见brémond，ilehedjazdanslaguerremondiale/i，p.97。
storrs，imemoirs/i，p.204.
lawrence，ithesherifs/i，october27，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5，f.40.
lawrence，isevenpillars/i，p.76.
lawrence，isevenpillars/i，p.77.
lawrence，isevenpillars/i，p.83.
劳伦斯在同时期的报告中拐弯抹角地讲到了这些先前不为英军所知的水源，见“feisal’soperations，”october30，1916，and“militarynotes，”november3，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5，f.47-8，andf.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