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是个希腊词，意即没有的地方。

克维多

没有两座小山是相同的，但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原都一模一样。我在平原的一条路上行走。我并不特别好奇地琢磨自己是在俄克拉何马，在得克萨斯，还是在文人们称之为潘帕斯草原的地区。左右两面都不见一点灯光。像往常一样，我悠闲自得地背诵着埃米利奥·奥里韦的诗句：

可怕的平原一望无垠，

接近了巴西边境。

诗句中平原的形象有增无已，越来越大。

脚下的路坎坷不平。开始下雨了。我看见两三百米外一座房屋的灯光。房屋是长方形的，很矮，四周栽有树木。应声为我开门的是个男人，身材高得几乎使我害怕。他穿着灰色的衣服。我觉得他是在等人。门没有安锁。

我们走进一个木板墙的长房间。天花板下挂着一盏发出黄光的灯。不知什么原因，屋里的那张桌子使我感到奇怪。桌上有一台计时的滴漏，除了在钢版画上见过之外，我是第一次看到实物。那个男人指点一把椅子让我坐。

我尝试了几种语言，但对方听不懂。他开口时说的是拉丁语。我拼凑早在大学时代学过的拉丁语，同他交谈。

“从你的服装看来，”他对我说，“你是另一个世纪来的。语言的多样化带来了民族以至于战争的多样化，世界已回到拉丁语的时代。有人担心它会退化到法语、奥克语或者帕皮亚门托语，不过这种危险不会马上发生。此外，我对过去和将来的事都不感兴趣。”

我没有搭腔，他接着说：

“如果你不讨厌看别人吃东西，你陪陪我好吗？”

我明白他注意到我的不安，便说好的。

我们穿过一道有边门的走廊，到了一个小厨房，里面的器皿全是金属制的。我们端了一大盘晚餐回去：一碗碗的玉米花，一串葡萄，一个不知名的、味道像无花果的水果，一大罐清水。我印象中好像没有面包。主人的脸轮廓分明，眼神有些怪。那张严肃苍白的脸我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但再也忘不了。他说话时毫无表情。

我难以用拉丁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但终于对他说：

“我突然出现不使你感到惊奇？”

“不，”他回说。“这类访问每个世纪都有。逗留的时间不会太长，你最迟明天就到家了。”

他蛮有把握的口气使我安心。我觉得应该向他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欧多罗·阿塞韦多。我一八九七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已经七十岁了。我是英美文学教授，还写幻想故事。”

“我看过你写的两篇幻想故事，”他说。“印象不坏。一篇是《里梅尔·格列佛船长航行记》，许多人认为实有其事，另一篇是《神学大全》。但是我们不谈事实。现在谁都不关心事实。它们只是虚构和推理的出发点。学校里教我们怀疑和遗忘的艺术。尤其是遗忘个人和地方的一切。我们生活在有连续性的时间内，但我们试图在永恒的状态下生活。过去给我们留下一些名字，但语言却有把它们遗忘的倾向。我们回避无用的精确记叙。没有年表、历史，也没有统计数字。你说你名叫欧多罗；我无法告诉你我叫什么，因为人们只称呼我某人。”

“那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呢？”

“什么都不叫。”

我看到一面墙壁上有搁板。我随便翻开一本书，里面的字母是手写的，笔画清楚，但是无法理解。那些刚劲的线条使我想起北欧古老的卢纳字母，但卢纳字母只用于碑铭。我想未来的人非但身材比我们高大，并且比我们能干。我本能地瞅瞅那人细长的手指。

他说：“现在给你看一件你从未见过的东西。”

他小心翼翼地递给我一本莫尔的《乌托邦》，那是一五一八年在瑞士巴塞尔印刷的，书中缺一些书页和插图。

我不无卖弄地说：

“这是印刷的书。我家里有两千多本呢，尽管不如这本古老贵重。”

我高声读出书名。

对方笑了。

“谁都看不了两千本书。我活了四个世纪只看了五六本。再说，重要的不是看，而是温故知新。印刷这一行业已经取缔，它是最糟糕的弊端之一，容易把没有流传必要的书籍数量增加到使人眼花缭乱的程度。”

“在我古怪的昨天，”我说，“有一种普遍的迷信，认为从每个下午到第二天早晨之间总要发生许多事情，不了解它们仿佛是不光彩的。地球上充斥集体的幽灵，加拿大、巴西、比属刚果和欧洲共同市场。那些柏拉图式实体以前的历史几乎谁都不知道，但是人人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最近一次教育家代表大会，迫在眉睫的两国断交，由秘书的秘书起草的、一律谨慎而含混的总统文告。这些文件的目的是让人看了忘掉，因为不出几小时就有别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它们抹掉。在各行各业中间，政治家的工作无疑是最显眼的。大使或者部长仿佛是残疾人，到东到西都有招摇的长车队，由摩托车手和随行人员包围，有急切的摄影记者等候。我母亲常说，这些人像是断了腿的。印在纸上的图像和文字比事物本身更真实。唯有出版的东西才是真的。存在是被感知，这是我们独特的世界观的原则、手段和目的。在我经历的昨天，人们很天真；制造商说商品好，并且一再重复，他们便信以为真。抢劫是经常发生的事，尽管谁都知道有了钱并不带来幸福和安宁。”

“钱？”他接口说。“贫穷是难以忍受的，富有是庸俗的最不舒服的形式，现在谁都不受贫富之罪了。人人各司其事。”

“像犹太教博士一样，”我说。

他仿佛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自顾自接着说下去：

“城市也没有了。我曾好奇地去勘察勃兰卡湾，从那里的废墟来看，湮没的东西不多。既然没有财产，遗产也就不存在。一个人活到一百岁，已经成熟时，便准备面对自己，面对孤独。他已经生了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我问道。

“对，只生一个。鼓励人类繁殖是不恰当的。有人认为神才具有宇宙意识，但谁都不能肯定神是否存在。我听说目前在讨论全世界的人逐渐或同时自杀的利弊。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

我同意了。

“满了百岁之后，人就能摆脱爱情和友谊。病痛和不由自主的死亡对他已不是威胁。他从事一门技艺，研究哲学、数学，或者独自下棋。他愿意时可以自杀。人既然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当然也可以主宰自己的死亡。”

“这是引语吗？”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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