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杜菲先生住在查普利泽德，因为他希望尽可能远离他是其公民的那座城市，也因为他觉得都柏林的其他郊区都显得那么难看，现代而造作。他住在一所昏暗的旧房子里，从他房间的窗口，他可以看到那个废弃的酒厂，也可以看到那条浅河的上游——都柏林就建在那条河上。他的房间里没铺地毯，高高的墙壁上也没挂图画。房间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他亲自买的：一个黑色的铁床架，一个铁的脸盆架，四把藤椅，一个衣架，一个煤斗，一道炉围，一些生炉子的铁器，还有一个方台，上面放着张双人书桌。壁柜里用白木隔板做成了一个书柜。床上铺着白色的床单，一块黑红相间的脚毯放在床脚。脸盆架上挂着一面带柄的小镜子，白天，一盏白灯罩的灯放在炉台上，构成它唯一的装饰。白木书架上的图书自下而上按体积大小排列。最底层的一端放着一套华兹华斯的全集，最高层的一端放着一本用笔记本的硬布封面装订起来的《麦努斯教义问答手册》。写作用的东西总是放在书桌上。书桌当中放着一部豪普特曼的《迈克尔·科拉默》的翻译手稿，其中舞台指导部分用紫色墨水写成，还有一扎纸用铜质的大头针别在一起。在这些纸上，不时会写着一个句子，而且莫名其妙的是，第一张纸上还贴着张“拜尔·宾斯”广告的大字标题。一打开书桌盖，立刻飘逸出一股淡淡的香气——新杉木杆铅笔的香气，或者一瓶胶水的香气，抑或是放在那里忘记了的一只熟过了的苹果的香气。
杜菲先生厌恶一切表示物质或精神混乱的东西。中世纪的医生一定会说他患了精神忧郁症。他的脸是都柏林街道的那种棕色，显现出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他的脑袋又长又大，长着一头干枯的黑色毛发，黄褐色的胡子几乎盖不住那张显得不和蔼的嘴巴。他的颧骨使他脸上显出一种严厉的性格；但他的眼睛却毫无严厉的神色，它们从黄褐色的眉毛下观察世界，使人觉得他是个随时欢迎别人悔过自新而常常失望的人。他过着一种与自己的躯体拉开距离的生活，以怀疑的目光从侧面注视着自己的行为。他有一种奇怪的作自传的习惯，因此常常在脑子里构想关于自己的短句，一般只包含一个第三人称的主语和一个过去时的谓语。他从不对乞丐施舍，走路时步履稳健，带一根结实的手杖。
多年来，他一直在巴格特街一家私营银行当出纳员。每天早上，他从查普利泽德乘电车来上班。中午他去丹·勃克餐馆吃午饭——一瓶淡啤酒加一小盘藕粉饼干。他下午四点下班。然后他去乔治街一家餐馆吃晚餐，在那里他觉得安全，可以躲开都柏林的纨绔子弟，而且那里的价钱也诚实公道。晚上他要么坐在房东太太的钢琴前弹琴，要么就在城郊四处闲逛。他喜欢莫扎特，因此有时去听一场歌剧或听一场音乐会：这些是他生活中仅有的耗费。
他没有伴侣也没有朋友，没有宗教也没有信条。他过着自己的精神生活，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圣诞节去看看亲戚，他们死了时到墓地为他们送葬。他尽这两项社交责任实是出于昔日的尊严，除此之外绝不承认任何支配公民生活的习惯常规。他驰骋自己的想象，觉得在某些情况下他会抢劫他工作的银行，但由于这些条件从不出现，所以他的生活也就平平淡淡——恰似一个没有冒险的故事。
一天晚上，在罗通达歌剧院里，他发现自己坐在两个女士旁边。大厅里听众不多，冷冷清清，令人不安地预示着演出要失败。靠近他坐着的那个女士环视了一两次空旷的大厅，然后说道：
“今晚听众这么少，太遗憾了！让人对着空座位演唱，实在是难堪。”
他以为这话是想和他攀谈。令他惊讶的是她似乎一点不显得尴尬。他们谈话的时候，他试图牢牢地把她记住。当他得知她身边那位年轻姑娘就是她女儿以后，他断定她只比自己小一两岁的样子。她的脸过去一定很漂亮，现在仍然还透着灵气。这是一张鸭蛋形的脸，面部的五官清晰分明。一双眼睛是深蓝色的，稳重而坚定。当她注视时，开始像是藐视，但随着瞳孔渐渐隐入虹膜又显得有些混乱，在瞬间表现出一种感情非常丰富的气质。瞳孔很快重新出现，这种半揭示出来的性格重又受到谨慎的控制，而突出她那丰满胸脯的羔皮上衣，更明确地显出高傲蔑视的色彩。
几星期之后，在鄂尔斯福阶梯音乐厅的一次音乐会上，他再次遇到了她，于是他便抓住她女儿不注意的时刻与她亲近。她有一两次提到她丈夫，但语气并不怎么像是一种警告。她的名字叫西尼考太太。她丈夫的曾祖父的曾祖父来自里奥恩。她丈夫是一条商船的船长，往返于都柏林与荷兰之间；他们有一个孩子。
当他第三次偶然碰到她时，他鼓起了勇气和她约会。她如期而至。这是他们多次约会的开始；他们总是在晚上见面，并且找最安静的地方一起散步。然而，杜菲先生不喜欢隐蔽的方式，当他发现他们被迫偷偷地会面时，他坚持让她邀请他到她家去。西尼考船长力促他来访，以为人家看上了自己的女儿。他早就失去了与自己妻子寻欢作乐的兴趣，因此毫不怀疑还有谁会对她产生兴趣。由于丈夫常常出航，女儿常常出去教音乐课，杜菲先生有很多机会和西尼考太太愉快地待在一起。他和她以前谁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冒险，因此谁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妥。渐渐地，他们俩的思想纠缠在一起，十分投契。他借书给她，给她介绍种种观念，与她共享他那种知识生活。她听信他所说的一切。
有时，作为对他那些理论的回答，她也向他倾吐自己生活的某些真情。她还以近乎母亲般的关怀，促使他对她以诚相待：她变成了他的告解神父。他告诉她，有一段时间他曾在爱尔兰社会主义党的一些会议上帮过他们，一群朴素的工人在阁楼上点着暗淡的油灯开会，他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像是个独特的人物。那个党后来分成三派，每派各有自己的领袖和开会的阁楼，于是他便不再去参加这种会议。他说，工人们讨论时不敢大胆发表意见；而他们对工资问题又过分热心。他觉得他们是面目丑陋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对精确的态度愤愤不满，以为那是他们无法达到的闲暇的产物。他对她说，几个世纪之内，都柏林不大可能发生社会革命。
她问他为何不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他反问她，为了什么呢？略微带有一点不屑为之的样子。同那些不能连续思考一分钟的、毫无头脑的空谈家争论吗？让自己遭受愚钝的中产阶级的批评吗？中产阶级让警察主宰他们的道德，让经理主宰他们的艺术。
他常去都柏林郊外她那小小的别墅，而且晚上常常两个人单独在那里度过。渐渐地，随着他们的思想越来越深地纠缠在一起，他们也谈论一些比较切身的话题。她的情义像是在异国他乡的一片热土。有好多次她故意不去开灯，让黑暗笼罩在他们身上。黑暗朴素的房间，与世隔绝的环境，以及仍然在耳边萦绕的音乐，使他们紧密地融合起来。这种融合使他得到了一次升华，磨掉了他性格中的粗棱，使他的精神生活充满了感情。有时候，他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自言自语。他觉得在她的眼里，他会上升成一位天使的形象。随着他越来越喜欢自己伴侣的那种热情性格，他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非个人的声音，他能辨别出这声音就是自己的声音，而且这声音坚持他保持不可救治的心灵的孤独。这声音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给出去，我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些话语的结果是，一天晚上，西尼考太太显得异常兴奋，她激动地抓起他的手，紧紧地把它贴在她的脸上。
杜菲先生大为惊讶。她对他的话的解释，使他从幻觉中醒悟过来。他有一个星期没去看她；然后他写了一封信约她会面。他不想让他们这最后一次谈话受到干扰，不想让他们那已经毁灭的忏悔式谈话影响他们，所以他约了她在公园大门附近的一家小点心店里相见。时值萧瑟的秋天，尽管很冷，但他们仍然在公园的小路走来走去，差不多走了三个小时。他们同意从此不再来往：他说每一种联系都是导致痛苦的联系。他们出了公园，默默地向电车走去；然而这时她开始剧烈地颤抖，他唯恐她会再次失控，便赶紧向她告别，离她而去。几天之后，他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他的书和乐谱。
四年过去了。杜菲先生又恢复了他平静的生活。他的房间仍然井井有条，这证明他的精神也仍然循规蹈矩。楼下房间的乐谱架上塞满了一些新的乐谱，他的书架上也添了两卷尼采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欢乐的科学》。他很少在桌上放的那沓纸上写什么东西。在他最后一次与西尼考太太谈话两个月之后，他写的话中有一句这样说：男人与男人之间不可能有爱情，因为他们不可能进行性交；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因为他们一定会进行性交。他不再去音乐会，怕万一会碰到她。他父亲去世了；银行那位年轻的合伙人撤出了他的股份。然而他仍然每天早上乘电车进城，每天晚上在乔治街吃适度的晚饭，把读晚报当作甜食，然后从城里步行回家。
一天晚上，正当他要把一勺牛肉末和卷心菜送进嘴里时，他的手停在了空中。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盯住了晚报上的一篇报道，当时他正把晚报支在水瓶上边吃边读。他将那勺食物重又放回盘子，仔细地阅读那篇报道。然后他喝了一杯水，将盘子推到一边，把那张报纸对折起来捧在手上，将那篇报道翻来覆去地读了又读。卷心菜在他的盘子里开始积起冷白色的油脂。服务小姐走到他面前，问他是不是饭做得不好。他说饭做得很好，勉强地又吃了几口。然后他付了账，走了出去。
顶着十一月的苍茫暮色，他快步向前走去，他坚实的榛木拐杖有规律地敲打着地面，淡黄色《邮报》的报纸边，从他双排扣紧身外衣的侧口袋里时隐时现。在从公园大门到查普利泽德那条行人稀少的道路上，他放慢了脚步。他的拐杖不再那么有力地敲打地面，他的呼吸也变得没有规律，几乎带有一种叹息的声音，在冬天的空气中凝结起来。他一到家，立刻奔向楼上的卧室，从口袋里拿出报纸，借着窗口微弱的光线，再一次读起那篇报道。他没有大声阅读，但却轻轻地移动嘴唇，好像神父读弥撒序诵前的默祷似的。下面就是这篇报道：
b悉尼广场一妇人死亡/b
b一起令人悲伤的事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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