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从竞技场回到住处的角斗士，满身汗水灰尘和血污，因为某件小事而像妇人一般哭泣——自己豢养的猎鹰死了；接到情人恶语相向的来信；丢了一件心爱的斗篷。我也见过站席上最体面的女主人，为了让某个倒霉的斗士流血而把脸都喊歪了，随后回到自己安静的家，却柔情脉脉、温和备至地照顾孩子，关心仆人。

因此，如果说最见过世面的罗马人身上流着农人祖先的村夫血液，他身上也流着最野性难驯的北方蛮族的血，两者都虚掩在他修建的墙面之内，他筑墙与其说是为了令他人不识真容，不如说是令自己认不出自己。

我们向南慢慢漂去之际，我发现没有赶路之忧的船队用不着我吩咐，本能地让船一直与陆地遥遥相望，尽管风向已变，我们要花费功夫纠正航向来贴近蜿蜒的海岸线。意大利人内心深处对大海有一种不喜爱，它如此强烈，有些人认为是近乎不正常的。它不只是恐惧，也不只是农人的天性——一心耕地，避开陌生事物。你的友人斯特拉波追寻奇异，忘乎所以地漂泊于未知汪洋的殷切之情，会让一般罗马人迷惑不解，唯有战争这样不得已的情势才会让他们冒险远航。然而在马尔库斯·阿格里帕的经营下，罗马有了世界上历来最强大的海军，几次击败敌人而挽救国家的战役也都是海战。无论如何，不喜爱依然如故。它是意大利人性格的一部分。

诗人们对这种不喜爱是晓得的。你知道贺拉斯写给载着他的友人维吉尔去雅典那条船的小诗吗？他在传说的基础上发挥文思：众神以深不可测的海洋分隔诸土，让土地上的民族各各不同，人却不问天高地厚，将一叶扁舟抛入这种不应触碰的浩瀚元素里浮沉。至于维吉尔自己，他那篇关于罗马基业的大诗每次谈及大海，无不是最不祥的口吻：埃俄路斯将他的风雷发到大渊上，波浪高高翻腾，遮暗了群星，打断了木板，众人茫茫无所见。即使今天，过了那么多年，读了那么多次，我一想到诗中的舵手帕利努鲁斯还是会泪上眼眶，他被睡神欺骗而落入汪洋溺死，埃涅阿斯为他扼腕，想到他过分相信海与天的平静，终被赤条条冲到异乡的岸边。

如今看来，梅赛纳斯替我办过的许多事情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一件：让我认识了那些跟他结下友谊的诗人。他们占据我今生认识的最出众的人物之列；若说罗马人胆大放肆，常常蔑视诗人，那是一种掩藏着恐惧的轻蔑，而这恐惧和他对大海的感情亦差可比拟。数年前诗人奥维德牵涉一桩危及国家安定的阴谋，我下狠心将他放逐出罗马；鉴于他在阴谋中起的作用可定为文辞轻薄、有害社会，算不上有恶毒的政治意图，我从轻发落；我很快会撤销放逐，准许他从寒冷的北方返回气候较温和怡人的罗马。但哪怕是在流放地，在那个靠近多瑙河河口的半蛮荒小城托米斯，他仍旧写诗不辍。我们偶尔会通信，关系足称友好；尽管他想念罗马的逸乐，他对自己的境况并不绝望。不过在我认识的几位诗人里，奥维德是唯一一个我不能完全信任的。但我还是喜欢他，至今如此。

我信任诗人是因为我无法给予他们想要的。皇帝可以送给一个平民令最有奢华品味的人都难以消受的财富；他可以留下遗命，托付以极少有人敢反对的权力；他可以对一个释奴大加荣耀，令执政官都得敬他几分。我曾经邀请贺拉斯做我的私人书记官，这职位会将他变成罗马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而且，哪怕他只是节制地受贿，他也会变成最富有的人之一。可惜他答复说遗憾之至，碍于体弱，他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我们俩都知道这职务不过有些典礼应酬，毫无繁重的工作，况且他的身体好得很。我无从恼火；他有一个梅赛纳斯给他的小庄园、几个仆人、他那些葡萄树，也有足够的进账去买一种舶来的美酒。

我猜想，我敬佩诗人是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是最自由，也因而最有情的人，我对他们感到亲近，是因为我看到他们给自己的任务，与我多年前给自己的任务有几分近似。

诗人沉思着混沌的经验、迷离的偶然，和无法参透的可能性领域——那也就是我们所有人如此切身地生活其中，以至于极少有人费心审视的世界。沉思结出果实，让诗人发现——或发明——某个和谐与秩序的小原理，它是从遮蔽它的紊乱中抽绎出来的；这样的发现经过诗歌律法的调理，最终成了诗。统帅让军队操练精密的阵法，论细致，却也比不过诗人依照格律严整的必要来部署他的词语；执政官用一个集团制衡另一个集团来达到他的目的，论精明，却也比不过诗人用一行与另一行的映衬来揭示他所见的真实；皇帝费尽心机组织他统治的世界，将各各不同的地区合为一个整体，却也比不过诗人将他诗中的细节逐一呈现，让另一个世界在人的心灵宇宙运转，它也许比我们栖居的变动世界还要真实。

我先前说过，我的命运是改变世界。也许我应当说世界是我的诗，我承担任务将它的零件组合成一个整体，将这个集团归置于那个集团之下，用与其相称的各种美感将它装饰起来。但如果我塑造的是一首诗，那么它是一首很快会过时的诗。维吉尔在弥留之际认真地恳求我毁掉他那部诗篇；他说它没有完成，也并不尽美。他自认壮志未酬，就像一个将军看见自己有个军团被摧毁，却不知道另外两个军团已经胜利一样；然而他关于罗马基业的诗篇无疑会比罗马本身生命更长，绝对会比我归于一统的可怜之物生命更长。我没有毁掉那部诗；我不觉得维吉尔以为我会照办。时间会毁掉罗马。

我的热度没有减退。一个钟点以前，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的发作，左边胁下剧痛，后来身上麻麻的。我发现自己向来有点虚弱的左脚，现在几乎不能移动了。它还能支撑我的体重，但只能曳行，很不济事；我拿铁笔戳它，疼感只若有若无。

我尚未将病况告诉菲利普斯；他没有什么纾解的法子，我也宁愿不逼迫他徒劳地操心并因此蒙羞，这身体正在溃败，他能施用的一切于我早已药石无灵。经过这么多年，我不能恼恨身体不争气了；虽然它虚弱，对我一直是服务周到的；我来守候它的消亡也许是相宜的，就像守候一个将死的老朋友一样，尽管灵魂会飘向不朽的存在，我想到，凡人的灵魂生时不能与做了它宾客的动物分离。如今我能够——几个月以来都能够——将我自己大致超脱出容纳我的身体，观察这一副我的外表。这种能力也不是前所未有，只不过如今它于我更加自然了。

就这样，我超脱于溃败的身体，几乎忘了它常驻的疼痛，在深不可测的大海里漂向南边的卡普里。高悬的太阳下波光粼粼，我们的船头剖开海面，白浪嘶嘶地扩散，随波荡漾开去。我要停笔了，这也许能让我恢复一点元气。今晚我们在普泰奥利停泊。明天我们将会在卡普里上岸，我将在那里践行我的可能是最后的一件公共事务。

我们到了港口。中午甫过，雾气还没有模糊海行人眼中的岸边陆地。我继续坐在桌前，写信消闲。始终从船头他的位置上守望我的菲利普斯，想必看出了端倪，疑心我的健康已经急转直下。一种疑虑的神情出现在他五官细腻的年轻面孔上，他犹如女子般笔直精巧的眉毛下的淡褐色眼睛时不时向我一瞥。我不知还能对他掩盖多久自己的病况。

我们落锚的地方是普泰奥利往北一些一个小海湾；再往北是那不勒斯，多年前，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在那里修筑了一条堤道，连接起大海与卢克林湖，以便罗马舰队安全操练，既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亦不受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海盗舰队滋扰。曾几何时，多至二百艘战舰在那内陆港口练兵，战斗力由此转强，其后击败塞克斯图斯·庞培，拯救了罗马。然而承平日久，淤泥任由堆积，阻塞了这个练兵场所的入口；据我所知它现在改成了牡蛎养殖场，给罗马富人增添生活享受。我从我们泊船处看不见这港口——看不见也好。

最近这些年我想到，人的适当境况——意思是他们在这种境况下最为可敬——或许并不是我倾力给罗马带来的繁荣、和平与和谐。执掌大权初年，我发现国人甚有可敬之处：他们在匮乏中从不抱怨，有时几乎是快乐的；他们在战争中对同伴的生死超乎对自己的关心；他们在乱世中保持毅然，忠诚于罗马的权威，无论他们认为谁代表那个权威。我们已经在罗马的和平下生活了四十余年。罗马人不再与罗马人相杀，蛮族不再通行无阻地践踏意大利的土壤，士兵不再被强征入伍。我们在罗马的繁荣下生活。住在罗马的人，不管地位多么卑微，都能领到每日的口粮；行省的国民不再任凭饥馑或天灾摆布，在紧急关头必有赈济；任何国民不论出身，都能凭着勤勉与时运致富。我们也在罗马的和谐下生活。我规范了罗马的法庭，以便每个出庭面对法官的人都有信心获得至少是一点的公正；我将帝国的各种法律编成法典，所以即使行省有滥权贪污之风，当地人也能有所保障；我将尤利乌斯·恺撒去世前颁布的叛国惩处法付于实施，防止野心膨胀让国家陷入危难。

然而现在罗马人的脸上有一种神色，使我担忧是不祥之兆。他们不甘心安分守己，极力想要回到差点令国家倾覆的糜烂昔日。我让人民免于暴政与权势与家族的压迫，让他们自由陈词免于惩罚之忧，尽管如此，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一起授予我独裁官之位，第一次时我人在东方，刚在亚克兴击败马克·安东尼，其后是在马尔库斯·马尔凯鲁斯与卢基乌斯·阿伦提乌斯任执政官时，我刚用自己的财力将意大利解救出粮荒。两次我均未接受，虽然招来了人民的不满。而那些元老的儿子，他们，本来应当服务群众，哪怕只是争取自己的荣誉也好，如今却叫嚷着要上竞技场拼命，与普通角斗士对阵，以为那是危险的运动。罗马之勇就这样沦落在俗尘里。

马尔库斯·阿格里帕的港口如今为罗马的骄奢之人供应牡蛎，正直的罗马士兵的遗体做了肥料，滋养他们修剪整齐的常青灌木与柏树的茂盛园林，阵亡者的寡妇的眼泪汇入他们的人造溪，在意大利阳光中欣欣流淌。野蛮人在北方等待。

野蛮人在等待。五年前，日耳曼边陲莱茵河上段区域出了一场灾难，罗马尚未从中复原；它也许是罗马命运的预兆。

从黑海北部海滨至日耳曼洋的南岸，从默西亚至比利时，一千多里的地带没有天然屏障可将日耳曼各部落拒于意大利的门庭之外。他们无法被打败，他们也无法被劝服而罢手于抢掠和谋杀。我的舅公未能做到，我掌权这些年也没有做到。因此必须巩固边防，立即保护起罗马的北方行省，最终也就是对罗马本身施以保护。这条防线最棘手的部分在于莱茵河以下的西北地区，因为它保护的是特别富庶肥沃的土地。于是，从总共二十五个军团凡十五万士兵之中，我将五个由最有经验的老兵组成的军团派往那蕞尔之地。他们的统领是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他曾经是胜任的阿非利加资深执政官与叙利亚总督。

我对那场灾难大概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因为我禁不住劝说，将日耳曼帅印交给了瓦卢斯。他是我妻子的远房亲戚，从前也替提比略做过些事。那是我人生最严重的错误之一，而对一个我不知底细的人授以那样的大权，也是我记忆中绝无仅有的。

瓦卢斯到了那北方行省简陋原始的边疆上，仍然想象自己可以生活在叙利亚般的豪华舒适里；他对军中士卒依旧不闻不问，却开始信赖那些精于逢迎的日耳曼外省人，让他们张罗出一种与他在叙利亚习惯的声色享受差可比拟的生活。这些奴才里最主要的一个是切鲁西人阿米尼乌斯，他曾服役于罗马军队，受赏获得公民权。阿米尼乌斯虽是蛮族出身，却能说流利拉丁语，他博取了瓦卢斯的信任，企图进一步实现他本人对分散的日耳曼各族的权力野心；当他摸清瓦卢斯的轻信与虚荣，便给他虚假的情报，说远处两支部落考契人与布鲁克特里人起兵叛变，正向南方横扫而来，危及行省边界的安全。狂傲鲁莽的瓦卢斯罔顾他人劝告，抽调夏季扎营于威悉河畔的三个军团，朝北边进军。阿米尼乌斯早有精心的策划；正当瓦卢斯带领军团穿越森林与沼泽向莱姆戈行来，按照阿米尼乌斯的预告而准备就绪的蛮夷部落冲向了疲惫的军团。突然袭击令我军措手不及，无法维持有序的抵抗，密林与雨水与沼地也使他们晕头转向，终于全军覆没。三日之内，一万五千名士兵被杀或被俘；有的俘虏遭蛮人活埋，有的被钉上刑架，还有的被蛮族祭司奉献给北方诸神，随即被斩首，首级搁在圣林的树上。仅有不足一百名士兵从袭击中逃脱，他们报告了灾难的经过。瓦卢斯或是被杀，或是自裁而亡，说法不一。无论如何，有个名唤马若波杜乌斯的部落酋长将他的首级交还到罗马给我，这是出于惶恐的虔敬抑或狂喜的讥讽，我不得而知。我将瓦卢斯可怜的遗骸体面地收葬，倒不尽是为了他的灵魂能够安息，更是为了那些由于他的权威而陷于灾难的士兵。野蛮人依然在北方等待。

在莱茵河获胜后，阿米尼乌斯没有乘势追击的聪明；在北方他已经势不可当——从莱茵河河口几乎到它跟易北河交汇处——却仅仅满足于抢劫四邻。次年，我让提比略统领日耳曼各军，因为当初是他说服我任命瓦卢斯的。他自知对灾难有责任，也清楚他的前途取决于能否平定日耳曼人，让战乱的北方诸省恢复秩序。他成功做到，大半是由于仰赖了久经行伍的百夫长与军团保民官的经验，而非自行谋划的缘故。因此现在，北方有了一种不安的和平，只是阿米尼乌斯未被收服，仍在他扰乱过的边界之外的某处荒野里。

辽远的东边，比印度更遥迢、罗马人未曾踏足的未知世界之中，据说有一片土地，那里接连无数个朝代的国王们修筑了一道坚壁长墙，在他们北方全境的边疆上延伸千百里，保护他们的王国不受其蛮族邻居的侵犯。也许这传说是某个冒险者的狂想；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么一片土地。无论如何，我承认，在我们那些既征服不了、又安抚不了的北方邻居令我头疼时，我想到过这样一个计划。但我知道它没有用处。时间的风雨终究会粉碎最结实的石头，至于人类心灵，任何筑起的墙都无法防范它自己的弱点。

因为造成一万五千罗马士兵被屠杀的，不是阿米尼乌斯的匪帮，而是瓦卢斯的弱点，同样也是这个骄奢的罗马人，从阴间招致了更多人成千地被屠杀。野蛮人在等待，而我们在温柔乡之中日益虚弱。

又到了夜里，是航行的第二夜，我也越来越清楚，它也许会变成我最后的一夜。相信我的头脑尚未和身体一样不中用，但我得承认，我还来不及留意黑暗的入侵它就漫了上来；我这才发现自己呆呆向西望着，一无所见。此时菲利普斯再也难抑焦灼，走到我面前，带着他那种略显粗暴的态度，让他自己的害羞与不自信暴露无遗。我准许他用手贴着我的额头，掂量发烧的程度，还回答了他几个问题——其实没说实话。但是当他试图坚持要我下到舱中房间歇息，避开夜凉的时候，我就扮起任性乖谬的老头子，假装发火。我中气十足，倒让菲利普斯相信了我没事，传人从舱中取来毛毯，我答应会裹在身上。菲利普斯决定待在甲板上，随时观察我的情况；但他迅速打起瞌睡，此时此刻，他蜷缩在光光的甲板上，头枕在交叠的臂弯里，睡梦中仍带着青年那种动人的信念与完整，确定他明早会醒来。

我现在看不见它了，但先前，黄昏的雾气还没从海上腾起笼罩住西边的天际，那时我觉得我能辨认出它的轮廓，大海环绕之中的一个暗点。我相信自己看见了潘达特里亚岛，我女儿被流放而受苦多年的地方。她已经不在潘达特里亚了。十年前，我判定情势已经可以让她安全回到意大利大陆上来；她如今住在卡拉布里亚的村庄雷吉奥，靴形意大利的足尖上。已经有不止十五年，我没有见过她，没有提及她的名字，也不许别人当着我谈起她还活着。那对于我太过痛苦。但是那沉默只坐实了又一个将我困囿于自己一生的角色。

大约三十年前我颁布了一套经元老院通过的婚姻法律，在我的敌人们看来，我最终作茧自缚般用上了它，他们感到快心的原因不难明白；就连我的朋友们也感到必须对我抱怨这些法律。贺拉斯有一次对我说，法律没有力量管束人类心灵之中私密的激情，而唯有不去支配人类心灵的人，譬如诗人或哲学家，可能劝服人心去追求德行。也许在此事上我的敌人与朋友都是对的；那些法律并没有使大家践行美德，而我从贵族集团中的古板守旧阶层赢得喝彩所换来的政治优势，也转瞬即逝。

我不至于糊涂到以为自己关于婚姻与通奸的法律会被遵守；我就没有遵守，我的朋友们亦然。维吉尔呼唤缪斯襄助他写《埃涅阿斯纪》，并不是实实在在地相信自己所呼唤的女神；那是他学到的一种开启诗篇的方式，一种宣告意图的方式。所以我颁行的那些法律，意图并不是要人遵守它，而是要人仿效它；我相信德行不可能没有德行的观念便产生，而有效的德行观念，必然要先存在于法典之中。

我当然错了；世界不是诗篇；这法律没有实现其既定的意图。然而最终它对于我是有用的，不过我未曾预见是那样的效用；我立法以来始终没有追悔。因为是这法律救了我女儿的性命。

当人年龄愈长，世界对于他愈发变得不相干以后，他会愈来愈多地思索那些驱动他穿过时间的力量。对这个向自己的宿命挣扎而去的可怜生物，众神无疑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对他言说的方式如此拐弯抹角，最终他必须自己决断他们预示的含义。我履行祭司职务时，验看过上百只兽类的肝肠，并在占卜师的辅助下发现或发明了在我看来切合我意图的各种朕兆；我得出结论，如果确实有神明，他们也无关紧要。倘若说我鼓励了民众信奉古老的罗马神祇，我这么做是出自必要，并非怀有教义的信念，果真觉得众神各自司掌归于他们的那些势力……也许你究竟是对的，亲爱的尼古拉乌斯；也许只有一个神。但如果确是如此，你的命名错了。他的名字叫偶然，他的祭司是人，那祭司唯一的牺牲最终必定是自己，他可怜而分裂的自己。

诗人明察诸事，比多数人更其知道这一点，尽管他们表达这种知识的方式在某些人看来是琐碎的。从前我同意过你的看法，他们过多谈论爱，对一件至多不过是愉快消遣的东西估价过高；但我不再确定那同意是明智的了。我又恨又爱，卡图卢斯这样谈起克洛狄娅·普尔喀，她的家族使罗马满城风雨，在她死后还长久祸及我们的时代。那是不够的；但又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会让我们开始发现那个对世界所给的从不完全满意或不满的自我？

请你原谅，尼古拉乌斯；我知道你不会同意，你也无法讲出你的不同意；但我近年有时觉得，也许可以围绕爱的观念构建一个神学体系甚或宗教，如果这观念能拓展到比通常的想法宽广，而且是从特定的途径去接近的话。现在我没有能力这样做了，不过，这股神秘之力以其众多式样在我身上存在多年，我始终在审视它。也许我们给予这股力的名字不恰当；但若是这样，我们给予所有较为简单的神祇的名字，说出的和不说出的，也都同样不恰当。

我逐渐相信，每个人一生中迟早会有个时刻令他知道——无论他还懂别的什么，无论他能否说清自己所知——那件恐怖的事实：他是孤单的、分离的，他除了是他可怜的自我，就不能是别的什么了。现在我看看我细瘦的小腿、手上枯槁的皮肤、布满老人斑的松弛肌肉；我很难相信，这身体曾经借着另一个身体来出离自己，另一个身体也借着它如此。有人向这瞬间的快乐献上他们全部的生命，当身体出现必然的衰退时，就变得怨怼而空虚。他们怨怼而空虚，因为他们只认识那快乐，却不认识那快乐的意味。因为与我们可能以为的相反，情欲之爱是全部种类之中最不自私的一种；它追求与他者合一，从而逃离自我。这种爱当然会最早消亡，随着承载它的身体衰退而衰退；无疑由于这原因，许多人觉得它是各种爱之中最卑下的一种。但是恰恰因为它会消亡，我们也知道它会消亡，它才更其珍贵；而且我们一旦认识了它，我们就不再无可回归地受困并放逐于自我之内了。

但是单有它不够。我爱过许多男人，但从不像我爱女人那样；男人对少年的爱是罗马的一种风俗，你不无惊奇地观察过它，我相信你也不无反感，而我对这种行为的宽容使你困惑，更困惑你的也许是，尽管我宽容它，自己却没有参与其中。然而这种实际是友谊的爱，在我看来，最好是与肉体的快乐不相掺和；因为抚摸属于自己性别的身体即是抚摸自我，因此便不是自我的逃离，反而是囚禁于自我之中。因为人爱一个朋友时，并不变成他者；他还是他自己，沉思着一个他永远不会成为的人的秘密、那些他从未成为的自我的秘密。爱一个孩子也许是这秘密最纯粹的形式；因为那孩子里面有他难以想象的各种潜质，那个自我，最大程度地远离着观察者。我对养子们和孙辈的爱在熟悉我的人当中是一件笑谈，被看成是一个别方面理智的人的放纵、一个别方面负责任的父亲的感情用事。我并不这么看。

好些年前的一天早晨，我从圣道走向元老院议政厅，准备在那里演说，对我女儿定下终生放逐的罪名。路上我遇见了一个童年的相识，她叫希尔提娅，是我从前的奶妈的女儿。希尔提娅待我如同己出，十分爱护，因其忠诚的侍奉获得自由身。我五十年没有见过她，要不是她脱口说出一个我当年的小名，也不会认得她。我们谈起彼此童年的日子，一时间，我身上的成熟稳重都消失了；我在悲伤中差点对希尔提娅讲出我必须做的事。但是她说着她的孩子们、她的一生，还说起她回去过出生的地方，好让自己能带着往日青春的美好回忆终了此生，我看着她平静的脸色，我说不出来。为了罗马与我的权威，我要对亲生女儿定罪；我想到，假使希尔提娅有权力做这个抉择的话，罗马会倾覆，孩子会留下。我说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希尔提娅不会明白我的迫不得已，那会给她短短的余生带来烦恼。一时间，我又成了个孩子，在我感到深不可测的一种智慧面前哑口无言。

跟希尔提娅那次重逢以来，我想到，与他者的融合由于其感官快乐而迷醉我们，却有一种爱比它更加有力与持久，而较之于我们从中沉思他者之秘密并因此变成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爱，这种爱也同样更加有力与持久；情妇会变老，或撇下我们而去；肉体会衰退；朋友会死；孩子会实现——因此叛离——我们最初从他们身上看见的潜质。这种爱，亲爱的尼古拉乌斯，你一生有很多时候沉浸其中，我们的诗人在它之中最为幸福；学者对他的文献、哲学家对他的观念、诗人对他的词语，都是这种爱。因此奥维德流落在北方的托米斯并不孤单，你选择在遥远的大马士革将余生投入著作，也同样不孤单。如此纯粹的爱不需要一个活着的对象；于是它被公认为形式最高级的爱，因为它的对象是接近绝对的。

然而从一些方面看来，它也许是形式最卑下的爱。因为如果我们剥去常常堆砌在这概念上的词藻，显露出的只是一种权力之爱。（原谅我吧，亲爱的尼古拉乌斯；让我们假装再一次进行着我们从前喜欢借以自娱的那种争辩。）哲学家对于其读者脱离形体的心智有这种权力，颂诗人对于其听众活生生的头脑与心脏有这种权力。如果被这种指定权力迷住的心智与精神昂扬奋起，那也是偶然的，并不属于这种爱的根本，甚至不属于它的目的。

我开始明白是这样一种爱多年以来驱策着我，虽然我一直出于必要掩盖事实，令我自己也像别人一样不知。四十年前，我三十六岁的时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向我奉上奥古斯都的称号；二十五年后，我六十一岁的时候，也是我将女儿放逐出罗马的同一年，元老院和人民给了我祖国之父的称号。它相当简单贴切；我用一个女儿交换了另一个，收养的女儿对此予以承认。

西边，在黑暗中，有潘达特里亚岛的所在。尤利娅住过五年的小别墅如今无人栖居，依我的命令废置。风吹雨打之下，它正在被时间慢慢腐蚀；再过几年就会开始倾圮，时间会像消灭一切那样，将它消灭。我希望尤利娅原谅了我免她一死，就像我原谅了她想过要我死那样。

因为那些你肯定听说过的传闻是真的。我女儿参与了那场阴谋，目标是刺杀她丈夫，并谋杀我本人。于是我搬出那些尘封不用的婚姻法律对她处以终身流放，好让她不会由于她那希望用叛国罪审判她的丈夫提比略的秘密手段，而被处以死刑。

我经常思忖，不知我女儿是否认识到她自己有多么难辞其咎。我知道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尤利乌斯·安东尼的死讯令她迷乱而悲伤，她当时无法承认。我希望她永远无法承认，终此一生都相信自己是激情的牺牲品，因激情而沦落，不相信她参与了一场阴谋，这阴谋肯定会造成她父亲的死，也几乎肯定会毁掉罗马。第一件事我可能容许，第二件事我不能。

我对我女儿可能感到过的怨恨，我都抛开了，因为我逐渐明白了虽然那阴谋她有份，尤利娅身上有一个部分始终是小孩，爱着那个也许太宠惯她的父亲；必定有一个部分让她害怕地退缩，不做她感到自己最终被迫要做的；有一个部分让她在雷吉奥的孤寂中，依然记得她曾经所是的那个女儿。我逐渐明白了人可以盼着另一个人死，同时不觉稍减地爱着牺牲者。曾有一时我习惯将她喊作我的小罗马，这称呼受到很大的误解；其实，我是寄盼我的罗马会成全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潜质。最后，两者都背叛了我；但是我无法因此减少爱她们。

我们停泊处的南边有卢克林湖，从前为了让罗马舰队能保护民众，正直的意大利人疏浚了这湖，如今它向罗马富豪的餐桌供应牡蛎；尤利娅在荒芜的卡拉布里亚海岸的雷吉奥憔悴委顿；而提比略将会统治世界。

我活了太长时间。那些可以继承我的事业来为罗马的生存而奋斗的人已经全都死了。马尔凯鲁斯，我最初将女儿许婚的人，死在十九岁；马尔库斯·阿格里帕死了；我的孙儿们，阿格里帕与尤利娅的儿子盖乌斯、卢基乌斯，死在为罗马服务之时；提比略的哥哥德鲁苏斯既比弟弟能干又较为平和，我将他抚为己出，他死于日耳曼。如今只有提比略还活着。

我毫不怀疑，我女儿落到如此命运，提比略比任何人更加负有责任。他不会犹豫让她涉入算计他和我的性命的阴谋，他也会乐于看见元老院通过对她的死刑判决，同时装出哀痛与懊悔的举止。我对提比略除了鄙视没有别的态度。他灵魂中央有一种怨毒，无人可知其深，他的为人有一种刻骨的、没有一定目标的残忍。无论如何他不是个弱者，也不是个蠢人；而残忍在皇帝身上是比软弱或愚蠢要轻微的缺点。因此我将罗马遗留给提比略的恻隐与时间的偶然。我别无选择。

八月十一日

夜里，我没有离开躺椅，注视着星辰在它们永恒的旅程中缓缓移过巨大的天穹。拂晓时分，几天里第一次，我睡着了一会儿，做了个梦。我处在梦境的奇异状态，自知是梦，却感到其中有一种真实，嘲弄着清醒时的人生；我希望记住那另一个世界的轮廓，但我醒来以后，梦的记忆便在明亮的早晨消弭无踪了。

是船上人员的窸窸窣窣，还有一种遥远的歌声将我唤醒的；迷糊中，我一时想到荷马写得极美的众海妖塞壬，想象自己被绑在这条船的桅杆上，听见一种超乎想象的美妙呼唤，无力抵抗。但那不是塞壬；是一条从南边亚历山大港向我们徐徐航来的运粮船，埃及水手们身穿白袍，头戴花冠，立在甲板上用他们本土的语言唱歌，一面靠近我们；早晨的轻风将熏香在烧的麝香味道向我们送来。

我们有点迷惑不解地注视他们靠近，直到那条令我们的船相形低矮的巨船来到近处，我们才看清那些人黝黑的笑脸，然后那船长起步上前，向我呼名致敬。

我有点艰难地（但我大概连菲利普斯都瞒过了）从躺椅上起来，走到甲板边缘，倚在阑干上对船长的问候回礼。看来，这条船在普泰奥利与那不勒斯之间的港口卸了货，听说御驾去此不远；水手们希望在启程返回他们遥远的乡土埃及之前，向我致以问候与感谢。两船相距很近，我不必喊叫，也能清楚看见船长的深色脸。我问了他的名字；他叫坡忒利俄斯。水手们继续低沉地唱歌之际，坡忒利俄斯对我说道：

“您给了我们航行诸海的自由，因此给了罗马以埃及丰赡的物产；您清除了海上的匪盗，他们的行径，曾经令那种自由只是空谈。因此埃及的罗马人得以繁盛，可以放心地返回乡土，知道唯有风浪的变故能危及他们的安全。为了所有这些，我们向您致敬，祈求众神让您的晚年享有幸运。”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坡忒利俄斯对我讲的是一种生硬的、却也还过得去的拉丁语；我想到倘若在三十年前，他讲的会是埃及人的通俗希腊语，那么我就要摸不着头脑了。我答复了船长的感谢，对水手们说了几句话，又指示菲利普斯去张罗，让船上人人都得到一些金币。然后我回到躺椅上，从那里注视着巨大的货船徐徐离开我们，向南驶去，在风中张着满帆，水手们又挥手又欢笑，为自己平安的归航而高兴。

现在我们也同样向南航行，我们不那么笨重的船在波浪上跳舞。阳光逮着小浪尖儿上的晶莹白沫，波浪轻轻拍打我们的船身又对它私语，蓝绿色的深海几乎好像在游戏；我现在可以说服自己了：我的一生到底有某种匀称、某种意义；对这个我现在可以无憾离开的世界，我一生带来的恩惠大于伤害。

罗马的秩序如今在世界各地盛行。也许日耳曼野蛮人在北方等待，帕提亚人在东方，其他人在我们尚未知晓的边疆之外；假如罗马不沦陷于他们，它终究会沦陷于谁也逃脱不过的野蛮人——时间。但是现在，若干年之内，罗马的秩序会盛行。它盛行于每个重要的意大利城镇、每个殖民地、每个行省——从莱茵河与多瑙河到埃塞俄比亚的边界；从西班牙与高卢的大西洋海岸到阿拉伯沙漠，到黑海。在世界各地我都开设了学校，让拉丁语和罗马制度为人所知，也保障了那些学校的兴旺；罗马的法律调和了外省风俗的无序残忍，正如外省风俗也对罗马的法律有所修订；世界敬畏地仰视着我前来之时用塌陷的泥土堆起、如今用大理石建成的罗马。

我先前那些绝望之词，现在看来与我的成就并不相埒。罗马不是永恒的，这无妨。罗马将会沦陷，这无妨。野蛮人会来征服，这无妨。曾经有过罗马的一瞬，它将来不会完全死灭；野蛮人将会变成他征服的罗马；那语言将会驯服他粗野的土话；他毁掉的景象将会在他血里流淌。盐海不舍昼夜载着我这孤舟浮沉，在和它一样不知止息的时间里，那代价是无有的，小于无有。

我们靠近卡普里岛了。它在晨曦中珠宝似的闪光，像湛蓝大海中升起了一颗深色翡翠。风歇了，我们仿佛在空气中飘游，接近那个让我度过许多愉快时光的闲静之地。岛上的居民——他们都是我的邻人朋友——已开始纷纷聚集在港口上；他们挥着手，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在呼唤。欢欣地，他们欢欣地向我呼唤。很快我就要起身回答他们了。

那个梦，尼古拉乌斯；我想起了我昨夜的梦。我梦见我又去了佩鲁西亚，那是卢基乌斯·安东尼反叛罗马政府期间。我们整个冬季封锁着那城镇，希望迫使卢基乌斯投降，避免罗马人的流血。我们的士卒因为长时间等待而厌倦沮丧，有哗变之虞。为了鼓舞军心，我下令在城墙外面建一座祭坛，向朱庇特献上牺牲。梦是这样的：

一头从未套轭犁田的白牛，被助祭的众人牵到祭坛前；它双角镀了金，头上挂着月桂叶编的环。绳索很松，牛自愿上前，仰着头。它眼睛是蓝色的，似乎看着我，好像这只兽认识谁会是它的行刑者。助祭人在它头上敲碎了盐饼；它没有动；助祭人尝了酒，然后将祭酒倒在它的双角之间。那头牛仍然没有动。助祭人说：“该动手了？”

我举起斧头；那双蓝眼睛对着我，目光没有游移。我落了刀，说道：“完成了。”牛抖动着，慢慢跪了下来；它的头仍然仰着，眼睛对着我。助祭人拔出匕首，切开喉咙，用高脚杯接血。就连血在流的时候那双蓝眼睛也似乎凝视着我，直到最后呆滞无光，身体向一旁倒下。

那是五十多年前了，当时我二十三岁。我会在那么久以后梦见此事，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