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在罗马的生活几乎无拘无束。提比略人在海外，连他担任执政官那一年都在日耳曼度过，指挥那里的前哨堡垒抵御蛮族部落的侵犯。极偶尔，他必须回罗马的时候，会礼节性地到一到，又很快借口有事告辞。

在他执政官任期的翌年，我父亲自作主张派人去日耳曼前线接替他的工作，命令我丈夫回罗马履行他的义务。提比略拒绝了。我当时想，他做过的事情要数这一件最值得佩服；对他的勇气，我几乎肃然起敬。

他给我父亲来信，指出他不愿过公众生活，愿望是退隐到罗得岛——他家族在那里广有土地——余生用来从事文学和哲学的私人研究。我父亲假装动怒；我想他暗自得意。他以为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所行的这一着正中下怀。

我常常思忖，如果我丈夫给我父亲的信上言语由衷，不知我的人生将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