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真实人性的资料

柳鸣九

在作者已经就她这部小说写了一篇序、对她的创作意图作了一些说明之后，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但是，正因为作者是唯恐读者对她作品的理解不符合她的原意，才在序言里说了不少话，所以，当这个作品的译本问世、并实际上存在着如何理解它、如何评判它的问题的时候，看来译本序仍有必要。不难理解，围绕着如何评价一本书的问题，有时可能比作者创作一本书的意图要复杂一些，甚至要复杂得多。

这部小说的题材来自本世纪。相对地说，尤瑟纳尔较少写当代，她的小说主要都是写历史。《阿德里安回忆录》是虚拟公元二世纪罗马皇帝阿德里安的自述，《苦炼》以十六世纪一个知识分子的事迹为题材，《象水一样流》中的中篇小说，有的是写十六世纪意大利的恋爱故事，有的是写十七世纪荷兰普通人的经历，《东方奇观》则更是由一些古代异国的传奇所组成。她真正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只有两部：这就是《一弹解千愁》与《一枚传经九人的银币》，前者的故事发生在十月革命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战争环境中，后者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意大利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人物的活动。

《一弹解千愁》所反映的时代历史内容是非常尖锐的。那时，苏维埃红军与外国干涉武装、白俄武装力量正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进行拉锯战，故事的三个主人公都出身于注定要灭亡的贵族阶级，都置身于注定要毁灭的敌人阵营，在一支驻守着一个城堡的白军队伍里，最后，出走的出走，战死的战死，逃亡的逃亡。按照我们过去读苏联那些描写十月革命的文学作品的经验，很容易就会认定，这是革命战争的题材，贵族阶级临死前挣扎的题材，也很容易带着过去阅读的惯性期望并要求作者写出红军的英勇、白匪军的残酷、腐朽、贵族分子的精神空虚与颓废以及他们灭亡的必然性，既然小说中出现了一个从自己的阵营中出走、投效了红军并参加了革命战争的女主人公，那么她就应该是叛逆者、革命者的形象，作者就应该写出她的革命精神的生长过程，写出一些无损于她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精神品德。

经验并不一定是真理，更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经验主义往往不大可靠。可惜的是，我们一些人常常不自觉地过分执著于过去的阅读与评论的经验，甚至把某一种经验视为绝对的真理。既然根据过去的经验，只要一涉及写出身于旧世界、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的经历与命运，就把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当作一种理想的模式，而且还带着对这种模式的理念，带着这类苏联文学的经验去衡量其他的作品，那必然就会责怪尤瑟纳尔的《一弹解千愁》有根本的缺陷，责怪她只看到战争的残酷，看不到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同情没落的贵族阶级、为他们唱挽歌，丑化叛逆者、革命者，等等。事实上，这种指责也的确已经存在。这种出于经验的评判是否合理？如果一个作家是在写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地区的全貌，是在表现一次革命战争的宏观图景，是在描写一代人的历程与历史命运，那末，对她作上述种种要求还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尤瑟纳尔的创作意图并非如此，固然，她在自己的作品里也反映了整个战争的某些形势、战区生活的一角以及没落的阶级力量徒劳无益的反抗，但她并不是要写一个时代、一次革命、一场战争，她在这部作品里是要写一个爱情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来剖析人性中的层次，探测人性中的深度，表现人性中的戏剧变化以及它在实际生活中所造成的事件与变故。在这里，战争生活的浮光掠影、酷烈斗争的某些细节，只不过是作者在研究与表现人的内心生活时偶尔地、点滴地触及而已，只具有某种背景与伴奏的性质，因此，你怎么能把这样一部作品作为一次革命战争的形象历史来加以要求？你怎么能要求它达到《联共（布）党史》的历史论断的高度？

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篇爱情小说，在这里，作者几乎把全部的笔墨都用来叙写男女主人公埃里克与索菲的爱情悲剧，而它作为爱情小说，又是属于《阿道尔夫》的类型，即主要篇幅都是用来展示与分析爱情的心理，而不是用来叙述爱情故事的具体情节，至于作为爱情悲剧，它的故事无疑是惊心动魄，不仅结局以男女主人公的死而告终，而且，女主人公还是死在自己情人的手里，就象梅里美娜震憾人心的《卡尔曼》一样。

虽然这篇小说以其自述的形式与心理剖析的风格而完全属于传统小说的范围，然而，它所表现出来的爱情，较之于传统小说里的爱情，却别具一格。在传统小说里，对哥哥的友情最终都会以对妹妹的爱情为结束。索菲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之间所读的小说就都如此。本来，这种格局也是常见而自然的，那末，既然埃里克那样爱索菲的哥哥孔拉、而索菲又如此爱自己哥哥的这位好友，为什么这种自然而然的结局却没有出现？相反倒是出现这种意外的局面：索菲要求埃里克来枪毙自己，而她最后也的确是死在埃里克的手里。是由于有难以克服的客观障碍或客观干预破坏了他们的关系？是客观环境或其他人为的因素不允许他们相爱？不，从事情的开头到最后的结束，都不存在（至少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这种客观的阻力与障碍，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最后的悲剧根由完全在于他们的爱情心理，完全在于他们之间那种含混不清、捉摸不定、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纠葛，完全在于他们作为现代人形象所具有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完全在于人性的复杂。

是的，在传统小说里，爱情的色彩、爱情的线都是清楚分明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爱有一定的方式，爱有一定的表现形式，爱有自己的规范，而在这里，爱却似乎要复杂得多。

这种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埃里克身上，他是这场爱情悲剧的主要矛盾。毫无疑问，他对索菲是有感情的，有对自己挚友的妹妹那兄长般的感情，有无话不谈、可以倾心的朋友式的感情，有作为一个青年男子对一个美丽少女的柔情，有不愿她与其他男性来往的妒情，有被她的温情与肉体所吸引而不能自禁的热情，也有被她的软弱与痛苦而打动的同情与怜悯之情，还有身处于同一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同命运的感情，等等。这些感情成分每一种都有一点，但哪一种都不是绝对的、主宰一切的，它们形成了一种含混复杂的状态，远非男女之爱中最常有的爱慕之情、占有之情、结合之情那么单一分明、集中纯粹。而且，他宁可到妓女那里去发泄自己的肉欲，却从不曾对身边这个更美、更有柔情、更有吸引力的索菲产生占有的企图，因而，他对索菲的感情又远非一般的欲情可比，要比欲情深刻得多。尽管他们没有结合成情侣，他们之间的感情在某种意义上却又比单纯结合了的情侣的感情更广泛、更深厚。然而不论怎样，埃里克毕竟又没有接受索菲献在他面前的爱，而使得他拒绝了索菲的感情，同样也是含混而复杂的，是他象兄长一般的感情妨碍了他去扮演情人的角色？是他对于索菲被奸污后又不止一次委身于人而怀有嫉妒、因而不自觉地要在感情上对她进行报复与折磨？是他作为一个强悍的、妄自尊大的男性对女性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视？是由于他坚硬的意志力对索菲那种强烈但又脆弱的激情的一种摈弃？是象一个初次遇到女人爱情的男人经常有的那样，产生了一种担心、怯懦的情绪因而犹疑不定、裹足不前？是出于一种自私的虚荣心、不自觉地要从一个少女为自己而丧魂落魄的痛苦中得到某种满足与乐趣？凡此种种，看来每一种都有一点，但哪一种也不是绝对的、主宰一切的，又形成了一种色调不单一、不明朗的状态。

在索菲身上，同样也存在着复杂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作为一个女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所面临的矛盾，比埃里克与孔提都要尖锐得多。她是一个贵族小姐，具有上层社会的教养，但她在革命以前就已经与革命者有了联系，从那里得到了新知识与新信仰，形成了她的社会地位与新思想影响的矛盾。革命的爆发冲击了她生活与社会地位的根基，又形成了革命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尖锐矛盾。她不得不置身于为自己的生存利益而反抗的没落阶级的行伍里，而正是在这个行伍里，她丧失了她的贞操，造成了身心上的创伤。她在本阶级行将彻底崩溃的世界里，在这个进行着徒劳无益的反抗而又充满了悲观与颓废气氛的行列里，实在是看不惯、不以为然，但埃里克的来到又使她稳定下来并成为这个行列中的主妇，这又加深了她内心世界与客观环境的矛盾，在这个行列里，她仅仅只能以不向红军放枪来维持她精神上的平衡。她对埃里克的爱情是真诚、炽热而纯洁的，似乎这是她在这个严酷混乱环境中唯一的精神支柱。但她在埃里克那含混不清的感情面前，就象碰上了柔和却使人困顿的软壁，对此，她作出的反应又不是单纯的、执著的爱的追求，而是一种越出了爱情规范的反应：与其他男性胡来。她这种行为是出于苦闷？出于报怨？还是由于失身女子在混乱战时的某种惯性？这是难以说清楚的，但非常清楚的是，这种行为使得事情愈来愈糟，它引起了埃里克的反感与愤怒，而埃里克蔑视的态度与尖刻的言词，又反过来在索菲心灵上造成了更深的伤口。如此反复，如此恶性循环，终于索菲忍受不了这种痛苦，离家出走，投效了红军，等到再见的时候，已经是在两军恶斗的战场上。索菲被俘后坚强冷静，拒不招供，她只可能被处死，而埃里克的地位与职务也要求他非处死索菲不可，两者个人的感情似乎都消融在各自的政治社会职能里。然而，在这种阶级性、集团性的尖锐对抗的关系中，仍然出现了没有剪断的个人感情的游丝；出乎埃里克的意料，索菲竟要求由他来执行死刑。埃里克以为这是索菲仍然爱着自己的表示，即使他料错了，至少索菲也是出于一种情怨，一种感情上的惩罚与报复，这个行动本身就在客观上表明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之深，表明了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仍有纷纭复杂、细致微妙的感情在牵肠挂肚。

这是一个使人感动、令人深思的爱情悲剧，但也是一个有点特殊性的爱情悲剧，它的特殊性来自男女主人公复杂、纤细的感情与严酷的战争环境的不协调与矛盾。如果这两个主人公一直是呆在客所里，呆在优雅的环境中，他们也许只会演出《傲慢与偏见》式的喜剧，在其中，猜疑试探、感情纠葛、矛盾摩擦、互相带有酸味的言词、情怨苦闷、失眠的痛苦，等等，可能都应有尽有，但决不至于闹出什么大事，但他们的现实生活却是那么粗硬、混乱、严峻、无情，而且战火横飞，充满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任其发展，后果是难以预料的。这两个人物的出身与教养决定了他们感情性质与状态，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傲慢与偏见”式的“对立”与“纠纷”，而这种“对立”与“纠纷”所带来的爱情上的“阴差阳错”，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最后必然酿成那震撼人心的悲剧结果。

尤瑟纳尔在写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她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她所处理的故事毕竟是发生在廿世纪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阶级斗争中，一次决定着两种制度生死的革命战争中，而对这次斗争与战争，世界上又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党性的评价，资产阶级的评价与无产阶级的评价。看来，尤瑟纳尔力求超然于两种对立的党性立场之外，因此，她在小说里，既写了双方严酷的战争手段，也写了双方人物所具有的人格与精神力量。在她笔下，革命者格里戈利•勒欧与白军头目埃里克，作为个人，都有各自的尊严，当然，埃里克又绝非一个正面的理想的人物，而在他的阵营里，也还有沃克玛这种面目可憎的人物。更为明显的是，尤瑟纳尔不仅力图避免对这场战争作历史社会的结论、对这些人物作道德伦理的评判，而且努力超出政治历史的范畴，而集中力量于展示人性的状态。她明白地说过：“《一弹解千愁》的成书正是为了它所具有的人的资料价值，而不是政治价值”。她的这个意图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人性毕竟是一个永远有待探索的问题，在文学中，一份真正的人性的资料，要比一份关于某个具体事件的资料，更具有长久的价值。

1986年2月

作者“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其他小说

《苦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