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id="auto_bookmark_table_of_contents_2"异国情调、东方色彩之今昔/h2柳鸣九

顾名思义，这部作品写的是“东方”，是“异国”，对于法国人以至西方人来说，这是一部充满了有趣的异国情调的作品，对于东方人来说，则可能使人感到亲切。

从十九世纪起，法国作家看来比任何国家的作家更喜欢追求异国情调，他们喜欢把异国的风光、习俗、风土、人情以及轶闻趣事带进自己的作品，以此来吸引与打动法国人的似乎与其天性有关的对新奇的特殊爱好。

十九世纪初的夏多布里昂，即马克思指出“混身都是浪漫主义的化装”的夏多布里昂，是最初发现这个方便法门的第一个天才，他灵机一动，在小说《阿达拉》里，将读者带到一片与法国相距万里的奇异非凡的天地里，那里，茫茫草原上，三四千头野牛在悠闲游弋，老野牛长着新月形的犄角与古意盎然的胡子，象河伯一样在得意地欣赏眼前大江的浩淼波流，而在峡谷之中，则是馥香四溢、蔽日参天的奇树异木，吃醉了葡萄的黑熊、在湖中沐浴的野鹿、“气味如龙涎香一般的鳄鱼”出没其间……据夏多布里昂说，这就是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风光，虽然后来有人指出，实际的密西西比河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阿达拉》中对这条河的描写象是出自一个从未见过这条河的作家之手”，但它毕竟轰动一时，不到一年，此书就印行了六版。

继而又有雨果，他要在诗歌创作中摆脱他青年不成熟期的保守主义倾向、彻底改变他过去的诗人形象而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诗坛，是靠什么方式？他也是用自己高超的诗艺去和异国的题材结合，以缤纷浓烈的色彩描绘阿拉伯世界的风光与生活：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埃及的无花果树、摩尔人的华邑、东方情调的美人……他的诗作《东方集》产生了“令人惊奇得发呆”的奇异效果，尽管这位诗人自己并没有到过东方。

还有梅里美，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初入文坛的新秀，并不广为人知，也许是为了要引起公众对自己作品的注意，他在自己的身上也涂上了异国色彩，乔装域外人，一次冒充是一个“西班牙著名的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发表了一部西班牙题材的戏剧集，甚至他还化装成这个女演员，把化了装的肖像画附在戏剧集的前面。另一次，他又假托意大利流亡者的名义，发表一部他所仿造的中欧地区的民歌，其异域的地方色彩曾使歌德与普希金也信以为真。

到十九世纪下半期，还有洛蒂，他登上文坛也是求助于异国情调。他在《阿姬亚黛》里写土耳其，在《菊子夫人》里写日本，他还有不止一部异园题材的随笔：《耶路撒冷》、《吴哥的进香者》、《北京的末日》……他不是一个大象，气派不恢宏，意境不高超，思想更不丰富，才力也难以说是雄浑深厚的，但他在法国文学中也占有了一席可观的地位，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毕竟是法国文学中一个以描写异国风光为特色的代表。

这只是几个多少带点戏剧性的例子，此外，在法国文学中追求异国情调的还大有人在。福楼拜有埃及题材的《圣安东的诱惑》与迦太基题材的《萨朗波》，法朗士也曾以埃及的故事写出了他的名作《黛依丝》。同样，这种对异国情调的追求在其他艺术部类中也很突出，德拉克洛瓦绘制过色彩浓烈的《企欧岛的屠杀》、五光十色的《阿尔及利亚妇女》等等名作，安格尔笔下也曾出现过《土耳其宫女与女奴》、《土耳其浴室》……因此，可以说，写异国题材、表现异国色彩已经成为法国文学艺术中的一个传统。

何谓“异国”？在法国的文学艺术里，异国情调主要意味着遥远地域里的那些事物的新奇特色。

英国与德国虽为异国，但似乎还没有达到具有异国情调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的，主要是指东方的地区与国度，只要是东方的，就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对于法国人来说，遥远的远东当然特具神秘性，中近东也大有神奇的魅力，即使是东南方向的意大利、希腊也有几分吸引人的所在。于是，“异围情调”的核心，在这里也就主要是东方色彩了。

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继承了法国文学中这一早已有之的传统，当然，它与过去的传统也有不同之处，我们可以称之为“东方色彩之新追求”。

不同在哪里？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过去的文学里，异国题材主要是来自中近东、埃及、土耳其、巴尔干半岛，而尤瑟纳尔则采撷到了比过去更为广泛丰富的异国色彩，特别是东方亚州的色彩。她的笔下不仅有希腊的故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传说，而且还出现了中国、印度与日本的题材。其题材如此广泛，在十九世纪只有洛蒂一人可以和她相比，因为洛蒂是一个海军军官，在海上任职达四十二年之久，足迹遍布了大西洋、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沿岸地区，埃及、波斯、印度、中国、日本这些具有特殊色彩的地方，他哪里没有去过？与他同世纪的法国作家当然都不具备他这样广泛旅行的条件。尤瑟纳尔丰富的异国色彩是现代生活的产物，是旅行已成为习惯与必需的现代人生活的产物。尤瑟钠尔是旅行家。如果要说她平淡无奇的生平有什么特点的话，旅行多就是最大的特点。她从小就随着富有的父亲饱尝了旅行的乐趣，仅在她三十五岁发表《东方奇观》时，她就已经有廿次以上的旅行经历了，至今，她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何止一二百次而已。大学旅馆的一间精致的房间里，两个旧行李箱搁在一旁，这就是我1981年在巴黎见到她时的情景，这就是她旅行生活的缩影。正是从她不断在世界各地的行走中，她得到了开阔的眼界，正象她笔下那个经历深广的老画家科尔内柳斯•贝格一样，她的眼界里曾吸进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色彩。

虽然十九世纪文学在对异国情调的追求中，也曾推出具有强烈思想性的作品，如雨果《东方集》中歌颂希腊人民解放斗争与坚贞品质的诗作，但无疑具有相当大的猎奇成分，或者说，具有相当多的追求满足读者好奇心理的成分。尤瑟纳尔摒弃了猎奇精神，而代之以探求的精神、思考的精神，摒弃了好奇的心理与眼光，而代之以辨析与比较的兴趣。这在交往日益扩大、日益濒繁、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大大缩短了地理上的距离、电影与摄象手段也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异域的感性认识的廿世纪，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一个人只有一直呆在严格封闭的环境里，才会对可口可乐感到好奇，而对于一个熟悉异域的旅行者来说，其兴趣必然更进一步，而要进行联系、比较与思索，这就产生了对异域事物的探究的精神与比较的方法。尤瑟纳尔就是如此：

请看，她在《马尔戈的微笑》里是如何描写一个不同于西方传奇英雄的“东方英雄”的？是如何在这个英雄形象身上贯注深沉的思考的？

马尔戈，这位塞尔维亚民族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坚强斗士，其勇猛刚强不下于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疏斯，其本领高超足以与尤利攸斯比美，而在他作为民族英雄的正义性质中，又夹杂着几分草莽英雄的粗犷野性，更动人的还是他对女性的那个微笑。他讨厌那个当了他情妇的徐娘半老的官太太，什么粗话都骂得出口，而当一个美丽的少女在他面前起舞时，他就不禁微笑起来，虽然，这时他已落在敌人手里，不得不装死躺在地上以便伺机逃脱，虽然他身上已受重刑，痛楚难熬，虽然他只要有丝毫表情就会被敌人发现而将他完全杀死，然而，他还是绽开了一个动人的微笑。为什么他经受着极为可怕的酷刑仍能纹丝不动地装死，而一个美妙的舞姿却使他坚持不下去而露出了表情？为什么他宁可冒生命的危险而要对一个舞姿表示自己那唯美主义的欣赏？这就是尤瑟納尔对异域人性的思考与探究。这里，没有对异国情调、异国风光的猎奇，而有着一种强烈的研究比较的兴趣与耐人深思的启示。由此，她提出了一个在文化史上具有排戏性的问题、一个有丰富历史内容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微笑在荷马史诗中的英雄身上没有？

在《被砍头的女神迦利》这个印度神话与《暮年之恋》这个日本传奇里，她要追求的又是什么？同样，她的兴趣也在于异域的精神与哲理，而这也正是她所要表现出来的东西。她笔下的迦利女神在印度平原到处游荡，她有仙女的头与容貌，但被安上了娼妇的身躯，因此，她过着可怕的双重生活，美好纯洁的“灵”与淫邪罪恶的“肉”互相对立的双重生活。她带着痛苦与烦恼得到了佛家的指点，将领悟到一切皆空的哲理而解脱。在这里，尤瑟纳尔实际上是在异国的神话形式里，探究着人生中普遍存在的“灵”与“肉”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在异国的精神文化体系中是以什么方式得到解决的。在《暮年之恋》里，尤瑟纳尔固然是要表现典型的古代东方的爱情：男子的唯我中心主义与妇女的柔顺屈从，但她更感兴趣的是要探测与揭示这种爱情中某种带喜剧性的悲剧矛盾；对源氏王爷来说，他双目失明后自以为在邂逅相遇中得到了“两个情妇”，其实这不过是他从前一个婢妾的两次化装，他对这“两个情妇”都充满了美妙的回忆与深厚的感情，但这“两个情妇”的同一本体花散里夫人过去一直被他视为粪土，这里，虚妄的、不可靠的感觉和感情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喜剧性的矛盾。对于花散里夫人来说，她虽然实实在在承受了王爷的两次挚爱，但却因为王爷根本不记得她作为被冷落时的婢妾的名字而痛不欲生，在这里，“名”与“实”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喜剧性的矛盾，存在自我“实”的一种异化。作者的描写无疑带有一种辨析性的讽嘲，可以说是对东方封建爱情心理一次绝妙的形象的批判考察。

不难看出，正由于尤瑟纳尔不是以猎奇的眼光去看待东方，而是以研究与思考的态度去对待东方异域，她的《东方奇观》就得以具有盎然的思想情趣与隽永的哲理。当然，仅仅把这归之对廿世纪东西方交往扩大后互相研究的精神与互相比较的方法的发展，的确还稍嫌笼统，关键在于，尤瑟纳尔是一个学者型的文学家，研究者型的文学家，她作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法兰西学士院的女性这个事实，就足以表明她在学识上的广博与精深。她不仅精通西方的历史与文化，而且对东方的文明也很有修养。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她在文化历史问题上，具有一种相对主义的、多元主义的立场与态度。她并不绝对地、笼统地维护某一种渊源、某一个地域、某一种体系的文明，而能够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肯定多元的文化中各自合理的成分，善于从截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体系中兼收并蓄，力图将那些不同的互相矛盾的成分调和在一起。她这种调和的精神与本领，在《东方奇观》的一篇写得才情横溢的故事《燕子圣母院》里，可说是表现得再妙不过：

一个天主教会的修士对希腊神话中的山林女神深恶痛绝，向她们进行了斩尽杀绝的围剿，最后，把她们赶到一个山洞里，象法海用雷峰塔压镇白娘子一样，在洞口造了一座圣母院把山林女神们都锁在洞里不得好死。这时，圣母来到了这里，竟为女神们求情，把她们变为一大群燕子藏在自己的披风里带出洞口，放她们飞向天空，并且立下了一条规矩，以后她们每年都要回来，还有权在圣母院里做窝栖身。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重大的信仰问题与文化问题：天主教一直把希腊的多神教视为应予消灭的异端，这位修士就体现了这种宗教迫害狂。这偏狭的宗教狂热，这种精神文化上的极端的独家主义，在人类历史上不知造成了多少可怕的惨剧。面对着这严峻的事实，一个气度雍容的反问以一种近乎潇洒的方式提出来了：“难道你想不出一个办法来调和仙女们的生命与教徒们的永福吗”？尤瑟纳尔就这样用一个轻巧有趣的故事让水火不相容的双方调和到一起了，让山森女神与圣母相得益彰，结合为燕子圣母院。这是多么调侃的气度，多么巧妙的想象，多么美的构思，多么有吸引力的象征！它出自作者对人类不同文化体系汇集溶合的理想。

怀着这种理想，她站在西方，向东方看去，她所注视的就不是阿拉伯清真寺的圆顶、印度妇女额上的朱砂痣、日本的和服，更不是中国的发辫与小脚……而是东方的精神美，东方的精神力量，异域的风采，异域的精华。

在希腊，她看到了为了爱可以舍弃一切的热情，在她笔下，那个草莽英雄把情妇的名字用刀刻在自己的胳臂窝里，那个不幸的妇女抱着情人的头颅跳下悬岩（《寡妇阿芙罗狄西亚》），不是比《红与黑》的结尾，玛特尔在马车里捧看于连的头，更富有浪漫主义的忘我激情？

面对着阿尔巴尼亚，她被那偏僻乡野里纯朴而深厚的母爱而感动，在她笔下，那个已经身亡但仍却不断向自己的婴孩供奶的母亲（《死者的奶汁》），其感人之深，正如她所指出的，绝不下于拉辛著名悲剧中的母亲形象安德洛玛克。

对中国，她高度赞颂了其国粹山水画非凡的艺术魅力，她笔下的那个老画家王佛的画艺是那末神奇，他所画的一切其真实性都胜过了原物，他被迫在大殿上为皇帝作画，先画宁静的大海，很快海水就淹没了大殿，再画一叶扁舟，小船就驶到他身边，于是，他跳上了扁舟，逃出大殿，驶向大海，顷刻即消失在海面，免遭要加害于他的皇帝的毒手。还有什么比这个传奇故事更能传达出一种对中国画形象与意境的深刻感受？还有什么比这更美的对中国画艺术性的礼赞？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十九世纪，随着各民族交往的频繁与扩大，世界文学开始形成。当然，真正为世界上一切民族充分理解、完全接受、最大程度地共同享用的世界文学，是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得以形成的。将来的历史也许会证明，在这过程开始的时候，超出狭隘的地域界限与民族界限，以研究、思考的态度来对待异域的事物，善于发现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体系的精华，并把它表现在文学形象中而诉诸世界人民，是何等重要的一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自有它的价值。

198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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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