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请考虑一下这个想法。卡茨和我在阿巴拉契亚小道上每行走20分钟，就超过一般美国人一个星期走的路。因为离家外出时要走的所有的路中的93%，不管距离远近，也不管是何目的，现代美国人都是开车去的。平均算起来，如今美国人步行的全部距离——各种类型的步行，从下汽车走到办公室，从办公室走到汽车边，在超市和购物中心里逛——全部加起来是每周4英里，一天仅走350码而已，这实在太荒唐了。
当我们全家搬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希望居住在传统的小市镇里——在那种小市镇里，杰米·斯图尔特会当上市长，哈代男孩们会为你递送食品、狄安娜·窦宾会一直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边唱歌。当然啦，十全十美的市镇是难以找到的，但是我们定居的汉诺威也大致相近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典型的新英格兰大学城，怡人静谧，布局紧凑，到处是古树和阳光照耀的尖顶。它有一片宽广的绿化带，一条老式的主要大街、一个有着安定气氛和悠久历史的漂亮的校园，还有绿树成荫的居民区街道。市镇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邮局、图书馆和商店都可以方便地走到。
然而，这里有个问题：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什么人步行。我认识一位男士，开车600码去上班；我认识一位女士，她会坐上她的车，行驶四分之一英里路到大学的健身馆去踩踏步机，然后激动地抱怨难以找到一个停车位。有一次我问她，干吗不步行去健身馆，少踩五分钟踏步机呢？她瞟了我一眼，好像我是在挑衅。“因为我给踏步机设定了一个程序，”她解释道，“它把我的距离和速度记录下来，我可以根据困难程度对它加以调整。”我倒是从来没有想到，大自然在这方面是多么粗心地不足啊。
在汉诺威，至少她想步行就可以步行。现今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即使你想做一名步行者实际上也不可能。第二天在韦恩斯伯罗我算是深刻领教了这一点，那是在我们租好了一个房间、享受了一顿迟到的奢侈的早餐之后的事。我让卡茨留在一个投币洗衣房里（由于某些原因，他喜欢洗衣——他喜爱阅读一些破烂的杂志，并且体验那些硬邦邦的、令人作呕的衣服从大机器里出来，变得蓬松而散发出好闻的气味的奇迹），我出去买驱虫剂。
韦恩斯伯罗有一个占地五六个街区的传统的、还算讨人喜欢的中心商业区，然而，就像如今常常发生的那样，大部分零售商店都迁到周边的购物中心去了，在一度繁荣的商业区里只零零落落地留下很少几家银行、保险办事处、积满灰尘的廉价物品商店和二手用品商店。许多商店阴暗而萧条，我怎么也找不到卖驱虫剂的店，在邮局外面碰到的一个人建议我去凯玛特超市试试。
“你的车在哪儿？”他说。他打算给我指路。
“我没有车。”
这个回答使他停了一会儿。“真的？恐怕有一英里多路呢！”
“没问题。”
他有点怀疑地摇摇头，好像对他即将告诉我的话不承担责任似的：“噢，你可以沿着布劳德街走过去，在汉堡王店门口朝右拐，再继续往前面走。可是你知道，我在想，要超过一英里很多呢——也许是一英里半、一又四分之三英里，你还要步行回来吗？”
“是的。”
他又摇摇头：“路很长呢。”
“我要去拿紧急补给物。”
即使他理解我是在开玩笑，他也没有表露出来。“好吧，祝你走运。”他说。
“谢谢你。”
“你知道，附近有家出租车公司。”他想起来，友好地提醒了一句。
“实际上我喜欢走路。”我解释说。
他不那么肯定地点点头。“好吧，祝你走运。”他又说了一句。
于是，我步行前往。那是个温暖的下午，我身上卸下了背包，轻快活跃，无拘无束，那感觉非常好——你无法相信有多么好。当你背着背包走路的时候，你是倾斜着身子在走，驼着背奋力前进，你的眼睛看着地面。你在辛苦跋涉，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没有了背包，你就解放了。你挺直身子走路，你眼观四面，你跳跃，你溜达，你漫步。
或者说，在四个街区里你可以这样。接着，你来到汉堡王店前疯狂的交叉口，发现通往凯玛特超市的新的六车道道路笔直漫长，非常热闹，而且完全没有供行人走路的设施——没有人行道，没有供行人穿越的横道线，没有街心安全岛，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没有可以按“行走”信号的按钮。我穿过加油站和汽车旅馆的前院，越过餐馆的停车场，攀越混凝土障碍，走过草坪，从房屋边界旁无人照管的一排排女贞子或忍冬藤中间挤过。在河上的桥梁和涵洞之间——天知道开发商们有多么喜欢造涵洞——我别无选择，只能身子紧贴着布满灰尘的桥梁的栏杆走在公路上，以免注意力不那么集中的司机驾车突然转弯时撞到我，有四次我因竟然冒失到没有任何金属保护就穿越市镇而被人家按喇叭示警。有一座桥梁显然特别危险，使我踌躇了一阵，桥下的河只是一道长着芦苇的浅流，狭窄得可以涉水而过，所以我决定就这么做了。我轻轻跳下河岸，发现自己踩进一个把人往下拉的隐藏的灰色烂泥塘，我晃动了两次，用力拔腿踏上对岸，又晃动了一下，弄得身上都是斑斑点点的烂泥，琳琅满目地挂着荆棘的刺球。待我终于到达凯玛特广场，我发现自己是在凯玛特超市的对面，不得不冲过六个车道的不友好的交通洪流。等到我穿过停车场，踏进开着空调、播放着轻音乐的凯玛特欢乐世界的时候，我像是刚从小道上下来那般邋遢，浑身哆嗦着。
结果我发现，凯玛特超市没有驱虫剂备货。
于是我转过身，回到市镇去，不过这一回我做了个甚至连我自己也不想做的疯狂举动——我选了一条需要穿过原野、农田和一个轻工业区的路线回去。我的牛仔裤在铁丝网上钩破了，我身上的烂泥更多了。当我终于回到市镇，我发现卡茨在阳光下坐在汽车旅馆草坪上的一把金属椅子上，刚冲过淋浴，穿着一套洗干净的衣服，脸上是只有一名徒步旅行者在市镇上休闲时才有的那种极为幸福的表情。表面上，他正在给他的高筒鞋上蜡，但实际上他只是坐在那儿看世界运行，梦幻似的享受着阳光。他热情地同我打招呼，在市镇里，卡茨总是像变了一个人。
“我的上帝，瞧你这一身！”他叫喊起来，对我这一身邋遢服装感到高兴，“你干什么去了？你脏死了。”他欣赏地从头到脚打量我。
我在椅子上坐下来：“你只不过是妒忌罢了。”
“嗯，事实上我不是的，今天我交了个朋友哩，在投币洗衣房里，她的名字叫伯拉。”
“伯拉？你在开玩笑。”
“我倒希望是开玩笑，可这是事实。”
“没有名叫伯拉的人。”
“呃，她就是，而且非常漂亮。聪明倒不是，可是非常漂亮，这儿还有逗人的小酒窝呢。”他戳着自己的面颊让我看酒窝的位置，“而且有极俏的身材哩。”
“嗬，是吗？”
他点点头。“当然啦，”他明智地补充了一句，“全都埋在220磅抖动的脂肪下面。幸亏我倒不在乎一个女人的身材，你知道，只要用不着移开一堵墙什么的就能把她弄出房间就行。”他细心地在他的高筒鞋上刷了一把。
“这么说，你是怎样遇见她的？”
“事实上，”他热切地坐过来一点儿，好像这是个值得讲的故事，“她叫我过去看看她的短衬裤。”
我点点头：“当然啦。”
“衬裤缠在洗衣机的搅拌轮上啦。”他解释说。
“当时衬裤穿在她的身上吗？你说过这人不太聪明的。”
“没有，当时她正在洗衬裤，松紧带缠到转轴上了，她请我过去帮她解开。很大的短衬裤，”他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沉入记忆中，然后继续说，“我把它弄出来了，可是已经搅得稀巴烂了，所以我有点开玩笑地说：‘哎，小姐，我实在希望你有另外一条，因为这条已经搅得稀巴烂了。’”
“噢，斯蒂芬，你真有才。”
“这种话在韦恩斯伯罗行得通，真的。她说了——关键就在这儿，我邋遢的朋友——‘噢，你想知道吗，宝贝儿？’”他的眉毛扬起来，“7点钟我要同她在消防站外面见面呢。”
“什么？她把她备用的短衬裤放在那儿了？”
他恼怒地瞟了我一眼：“不，那只是个会面的地方，我们要去棒约翰比萨店吃晚餐。接下来，如果走运，我们就会做你整整一天在做的事情。只不过我用不着爬过篱笆，用苜蓿来引诱她。嗐，反正我不希望那样。嗨，你瞧这个，”他说，伸手到他脚边去取一个纸袋，拿出一条可以公正地称之为庞大的粉红色女式内裤，“我当时想我会把这个给她。开个玩笑，你知道。”
“在餐馆里？你肯定这是个好主意吗？”
“慎重地拿出来，你知道。”
我伸过手，拿起这条内裤，它确实是一条引人注意的特大号内裤。“假如她不喜欢这个，你总是可以用它做一块铺地布的。这东西——我不得不问一句——你用这么大的一件东西来开玩笑，还是……”
“噢，她是个大块头女人，”卡茨说，再次高兴地扬起眉毛，他谨慎地、郑重地把这条内裤放回纸袋里，“大块头女人。”
于是，我在一个叫咖啡坊餐馆的地方一个人用晚餐。这么多日子以来，一直同卡茨做伴，现在卡茨不在身边，感觉有点怪怪的，但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也感到惬意。我吃的是牛排大餐，我的书靠着糖罐竖着，我的心里非常满足，这时我抬头一看，看到卡茨蹑手蹑脚地穿过餐厅朝我走来，样子十分惊恐，动作鬼鬼祟祟。
“感谢上帝，我找到你了，”他说，在我的对面坐下，他大汗淋漓，“有人在找我呢。”
“你说什么？”
“伯拉的丈夫。”
“伯拉有丈夫？”
“我知道，这是个奇迹，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以上的男人愿意和她一起睡觉，而我们两个却正好在同一个市镇里。”
对我说来，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听不懂，出什么事了？”
“我正好站在消防站外边，你知道，就像我们说好的，这时，一辆红色小吨位运货汽车吱地停下，那个男人跳下车，看上去一脸怒气，说他是伯拉的老公，要跟我谈谈。”
“那你怎么办呢？”
“我就逃，你觉得呢？”
“他没有追上你吗？”
“他的体重差不多有600磅，其实不能算是个短跑的料，倒更像个一枪打掉你的蛋的主儿，他已经开车兜了半小时来找我。我一路狂奔，穿过人家后院，撞断了晾衣绳，还有各种东西。后来另外有个人也来追我，把我当成个小偷。我现在究竟该怎么办呀，布莱森？”
“好吧，首先你得停止在投币洗衣房里跟胖女人们谈话。”
“好，好，好。”
“然后我走出去，看看道路是否畅通，再给你发个信号。”
“是吗？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赶紧溜回汽车旅馆去，双手捂住你的蛋，但愿那个男人不会发现你。”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就这样？这就是你最好的计划？这就是你顶好的计划吗？”
“你有更好的吗？”
“没有，我可是没有上过四年大学啊。”
“斯蒂芬，我学的可不是怎么到韦恩斯伯罗来救你的命，我主修的是政治学。如果你的问题关系到瑞士的代表权比例问题，我倒可以帮帮你的忙。”
他叹了一口气，双臂交叉，重重地坐到原来的位子上，凄凉地思考他的处境以及他怎么会落入这个困境的。“你别让我再跟无论什么尺码的女人谈话了，至少到咱们走出南部邦联为止，这里的家伙都佩着枪呢，你能答应我吗？”
“好，就这么说定了。”
他紧张不安地静静坐着等我吃完晚餐，他的头转来转去，观察着每一个窗户，生怕看到一张愤怒的胖脸贴上玻璃。我吃完饭，付了账之后，我俩朝门口走去。
“我随时会送命，”他阴郁地说，然后抓住我的臂膀，“我说，如果我被枪打死，请你帮个忙，打电话给我弟弟，告诉他有1万美元藏在一个咖啡罐里，埋在他家前面的草坪下。”
“你把1万美元埋在你弟弟家前面的草坪下？”
“没有，当然没有，可他是个贪财鬼，他活该白忙活一番，咱们走。”
我走到门外，街上阒无一人，连一辆来往车辆也没有，韦恩斯伯罗人都在家里的电视机前呢，我朝他点点头。他的头伸出来，小心地左右看看，然后用一种令人震惊的速度顺着大街往前跑。我则花了两三分钟溜达到汽车旅馆，我敲了敲他的门。
立刻，一个反常的深沉、威严的声音说：“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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