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很多的岩石，显出在一座城市边缘特别的地貌，似乎人们把可供凿刻的石头集中到了这里，打造可靠的质地。
顺台阶一步步往上走，有一种东西，强行让人安静下来。我没见过两旁这样密麻排列的门牌，不论是生人和死者，住户都不能如此拥挤。即使是刚才经过的野猫溪，泛着白沫的污水曲折下泻，棚屋区依稀保留着虹影笔下的惊心动魄，也有日常转身的起码余地。在鱼城的边缘，保存着这样一座缩微的居民区，俯瞰山下繁复的城市。
墓碑大多只是刻字，有一面碑上却镶有一张逝者的照片，在黑色石头的丛林中显得特别。看了照片，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烫着一点卷发，去世时二十八岁，几乎就是先前墓碑上少女成人的结果。大约因为镶在墓碑上，眼神似有一种特别的美，让人一见难忘。我明白为何立碑者要耗费烤瓷的工艺，一个对自己的美有自知，别人也认同她的美的人，却早早地过世了。也许正因为这样，一种时光的烤瓷工艺，永远保留住了她的美，避免了缓慢的侵蚀腐朽，供人发现和怀念。立碑者是她的弟弟，她逝去时或许是单身，这使她的美不属于个人，又原封未动，每个到来者均可领受。这似乎是极大的安慰，却又含有更深的寂寞。
我在墓阶上坐下来，遥望山下的鱼城。两条江隔开又联系起来的城区，繁忙又虚幻。要是我的心足够宁静，我就能从这眺望里得到一点什么，留下一点印记。我的人生将有一点不同。可是我仍然焦虑急促，总想去到不知什么地方，似乎像昆德拉说的，生活永远在别处，一旦触到已经跑开。就像当年坐在梯坎眺望长江的六六，总想着顺江流而下，走得越远越好，一直到童年人事和记忆的触须完全无法触及的地方。
前一个周末，我搭大巴去涪陵，陈天在那里驻站。
车子走上高速路。一路飞驰，我深切地感到，它是怎样深入切割乡村，目的只是连接鱼城与小城市。为了追求最便捷地到达，全然重塑和重创了乡村，在原来的土地上实现了人间奇迹，似乎是含有神意的通天大道，但又像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原来连接在一块的土地现在是咫尺天涯。但土地只是分裂了，向两边退开去，依然保持着亲切的本色，有小小的晴明闪光或微妙的绿色形体，不停跃过栏杆，绿色的暗潮深浅过渡，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从一道山脉到另一道山脉。我像顺着一条春天的大江，在祖国的道路上一望无际地前进，烟花飘落，又充满了少年的希望。直到一个孩童到来。
这是邻座母亲膝上一个三四岁的小孩，他对高速路上的一切都表现了毫不掩饰的惊奇，脖子扭来扭去，发出那种愉快的哼叫。忽然我们进入穿山隧道，黑暗猛地扑来，小孩发出“哦”一声惊呼。隧道里的世界无疑诡异新奇，暗红的脚灯，深处交错的孔道，笔直的暗中荡起的线条，通往诡谲的抽象，似乎会出现莫测的新世界，小孩睁大了警惕的眼睛监视着。忽然这一切戛然而止，像被谁的手掀掉，“哗”的一下尽是光明，无限且无节制的光的流泻灿烂，植物灿烂，路中的铁栏杆也灿烂，没有覆盖住的泥土灿烂，灿烂自身灿烂……这就是新世界，小孩又一次发出惊呼，像瞬间闯过了他未来无数重生命门限中的三重。就在这时，我也穿过了门限，灿烂的前景展开了，灵感像启示一样降临，那是一篇小说，《飞越祖国的广阔原野》。小说已经孕育几年，最初是从上海到鱼城来的路上，此时，它不仅自己呈现了，还向我展示了人生的美好前景，使我从昨天的记忆中松脱。
头天罗玉英来，我“强奸未遂”。她打了电话来，说下午没有事，我问她小廖呢？她说小廖在上班。我说你过来玩吧。她来了，穿着绿毛衣，好像比和小廖结婚那阵丰满了，高了。结婚那阵，她找我帮忙租房子，我惊讶于她整个人缩了一圈，不像是当初我们住在报社印刷厂，和大家耍得好的她了。我送了两百元礼金。我们坐在藤椅上看电视。每次和她在一次，我都很心慌，想更亲近，又不会采取行动，她的神情看上去非常柔和，似乎总带着微笑，却恰恰让我有种畏忌。
想到当初在电影院里的情节，我觉得还是可以突破的。我下决心，把她往我身边拉，强行地把她抱在膝上，她说“我不习惯”，要下来。后来趁她转身观看墙上一张裸女图片，我把她按在床上。她并没有激烈地反抗，但是说“莫这样”，她的脸上还含有笑容，一会儿又说：“我不来看你了。”我掀开她的衣襟，抚摸和吻了她的乳房。我感到她的乳房很丰满，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似乎有母亲和姐姐的意味。但又是一种淡味儿，说不上确切的味道，这又出乎我的意料，使我迟疑。也许观念中以为她会软了。但她只是说“不行，不行”，双手被我按住。她说：“你的劲好大。”后来她说：“你有点过分唦。”这句话让我很不好受，我请她别这样说。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好，我不说，你让我起来行吧。”我就放她起来了。她把衣服整理好了，但是头发很乱，她说：“我耳朵都在发烧。”我为她找梳子，没有找到。她有点惊奇地说：“没有梳子。”我们又坐着说话。我说：“往后你还要来看我啊。”我心里有点难受，我想她体会到了。她说：“我会来的。”我说你别把我当成一个坏人。我觉得这句话很软弱，而且恶俗，但她说：“我知道你是好人。”
后来我们去电影院，看了新近流行的3d电影《古堡幽灵》。进入靡菲斯特的古堡浮士德之后，又有多少艺术家出卖灵魂。年轻人来了，破解歌唱家母亲留下的谜，他领受了难以形容的恐怖，穿越奇遇。我们随他时而在高峰之巅，时而在深渊之上飞速前行，或在危桥尽头等待冲撞。最后魔鬼的秘密被洞悉，纯洁的歌声毁掉了古堡，母亲焦虑的灵魂回到平安的坟墓。在年轻人的歌唱里，一个小天使浮出了舞台，来到我的眼前。他在梦中一样浮游着，用小脚丫蹴碎一个又一个梦之气泡。取下特制的眼镜，他却退到遥远的地方。
我感到事情极其奇特荒唐，一种伤感的温情逐渐笼罩了我。也许我是只能去感受女性的美和善良，却不能去追求满足；也许女性对于我就是一个灿烂之谜，温暖着我，却无法触及。就像她的乳房，嘴唇触到了，却是没有味的，近似虚幻。
罗玉英是陈天先注意到的。一次在印刷厂饭堂，他指给我：“你看，那个还不错。”我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个穿红衣裳的，那个。”原来是和小芹在一起的。“她爱笑，长得也不难看。”说明他早注意到她了，但他那时和送报女孩走得更近。
第二天吃饭，陈天又对我指出她。这次我认准了，和小芹一桌吃饭的那个，当时她自己坐着，央求小芹去打饭，一脸的笑。我觉得她脸很圆，笑得很甜，身材比较丰满，但心里没觉得什么。
后来小芹和罗玉英一起来和我们打牌，配对起来成了我和罗玉英，我怀疑小芹不愿与我一块，当然也没什么过硬的理由。她很快与我们熟起来，也许是她随和的性格使然。她比小芹大方得多，动不动就笑起来，叫她来玩，就来了，一玩很久，你会以为她忘了回去。但其实她也知道该回去的时候。听她说，她原来还是个中专生，没有毕业，到新疆哈密打工，又去过广东。问她怎样没毕业，她只笑，不说。这是她的特性，温柔的笑中总有难解的疑问，似乎百依百顺，又让你捉摸不定。我是后来才体会到她这种神秘。
我跟她交往多了起来，其实是因为对小芹的无形挫折。我的渴念越发变成焦灼后，小芹却来得少了，路上遇见，还是那样羞怯的笑容，回到楼里，却很少来玩。记得有一次，过了很久，她终于来了，仍然是借水，让我惊喜了一刻，但倒完水她马上要走，我几乎恳求地说：“玩一会儿吧。”她说不了，犹豫了一下，又说等一下再来，就走了。等了很久，她终于出现了，却只在门口，不进来，问我明天跟不跟她们一块放风筝。我当然不愿意，她笑了笑说要睡觉了，就走了。那一刻，我体会了她的心理，同时真的感到自己在走向绝境。我或者该强迫她表态，但那是危险而有几分疯狂的；或者断念，这是应该的，但又太难。
那些夜晚，我一成不变地坐在书桌边，却像在火与冰之间度过，一会儿兴奋、急躁、按捺不住；跟着却又废然，并且觉得自己已注定悲剧，人生无望了。没有料到的是，在这样的时刻，罗玉英温厚地出现，像守时的信使，善良的使者，没有熊掌时的鱼。我请她玩，她大大方方坐下，我给她看书，看那本《老相册》，里面哪个小女孩乖，我常逗得她笑起来。后来对面坐着，不知玩什么好，她就把那副牌拿着一张一张地看。她真是百依百顺却神秘难解，这是我经历的莫名时刻！我说不会打两个人的牌，她说“那我来教你吧”。我们就playcard，这还是小芹教她的，这样一来，长久的时间就变得适意，从事物面上轻柔流过，而不压伤什么。
有了轻松的心情，我常常能审视她，觉得她确实长得不赖，端庄而善良，主要是有谜一样的善解人意或者不解人意。她的皮肤可以说没有一丝瑕疵，这是鱼城女孩普遍的特征。我盯着她看久了，被她发现，会瞧我一眼，笑了。这一笑跟小芹的全然不同，分外亲切，却同样不可捉摸，搞不清她是无心的呢，还是看穿了你的一切，只是由于心地好，不讲明。
渐渐地，我和罗玉英来往比和小芹更多了。听她讲火热的哈密，那是她不愿意提及的；我和她在一起，从“亲密”的程度上说，远远超过了和小芹。我可以拉她的手，长久地握住，就是在这时我感受了打工妹的手是多粗糙；我为她打过辫子，其实我打不好；又请她自己打了给我看，她也顺从地打好了，因为没有皮筋，用手指捻着辫梢，似乎含一点羞窘地露出不可捉摸的微笑，让我看了再毁掉；我很可惜那无端的毁灭，却感觉不能说服她；我是谁？这是一个伤感的、消沉的问题！
我可以称赞她的眉毛、腰身，这对小芹是不可能出口的。但在那段时期，我始终没有感到类似对小芹那种心颤的东西。在我与她的交往中，缺少一种东西，类似抚摩元素的魂气，不知她又是什么感觉。有时会觉得她玩得太久了，感到她可能缺少一种灵敏。实际上她也不过十八九岁，虽说看起来要老成些。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国庆。
那之前我走出了校对室，做记者。做记者这一天，是我和陈天一直盼望的，临到却是对我们的一次袭击，是以前到鱼城以来遭到的袭击的总和。
那天清早，我同往常一样去上班，替别人校完《夜雨》（按陈天的说法，这是一场下不完的霉雨）版，忽然有人进来叫我和陈天，告诉我们就此出去了，到经济部，做房市专刊，陈天说那是一个好缺，我却有点担忧。等到了经济部，却没听到人提这回事，让我们当天就上街，跑新闻。没人有工夫带我们，也没任务让我们跑。
茫茫鱼城，倒像是苦海。凭着开头的一股冲动，也可以说是新鲜劲，我们上了大街，苦思冥想得到一点想法，去找可能的“新闻”，自然是十室九空。
这样，感觉忽然完全改变了，跟在校对室里是两个对立的世界。在与打工妹的关系上，忽然也就完全改变了——有一种东西放开了，或者说失掉了。我在小芹面前，抽筋似的忽然大笑起来，什么都敢说了，对啥也不心慌了。这也类似一种突然袭击，小芹不再躲我，她失去了方针，我和打工妹们的关系，从面上看起来，急剧地接近了，几乎是达到了我本来的理想——其实我的理想又是什么呢？
当然，我不会再给她们看诗，试图让她们听一点“非常适合女性听的”贝多芬的小品了。我听罗玉英说她喜欢赵传。我忽然也难抑地想起赵传。西安的岁月，店前拥挤的街道，“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夜晚是骄傲的巨人，可阳光下，店前拥挤的街道上，回忆起自己也不过活在一碗酸辣肉片的边缘，在食堂边、城根下、教室外的寂寞。小寨，我和小絮的约会岁月。我们是两只快乐的小小鸟，像清风上一个网友的名字：快乐时忧郁。为大街上漫步的每一步，以后得付出代价，而且谁知道？——也许是以后幸福的积累，是蛊惑人心的谜。
傍晚，我走上大街，来到已知的地点，买了一盘赵传的带子。是十年精选版，深色的封面，赵传的暗淡的大头。（小絮家店旁，有一个叫大头的男孩。他长大了，去了河北，开始在一家加油站当保安，因为被怀疑偷窃离开了，后来去清真寺看电。）拿着这盘带，去到大街上，我心里似乎一震，忽然也想到了罗玉英可能有过的孤独岁月，对每个人的难忍的试验啊，约伯的漫长生涯。从学校到新疆，从新疆到广州，从广州回鱼城。陈天说：“人家，啥都懂。”赵传，这个消逝多年的名字。谢霆锋和《还珠格格》，是小芹喜欢的。罗玉英那谜一样的、沉默的微笑，有了令人心痛的意味。我的伙伴、城市夜色中渺小的知情者、沉默又广大的夜晚，有神性也有诱惑的气息。我把这盘带子送给了她，她和平时一样，没说什么就收下了。
我忽然越来越倾向罗玉英了，这不该说是一盘磁带或一个傍晚的效果，和她在一起，感到和过去不一样了，有了心慌的欲念。但这次的欲念和前次的焦渴不同，来得柔和、平缓，含着一种近似的抚慰。同时，小芹在我眼里，渐渐显出了缺点，瘦得太厉害，举止有些不自然。其实这还不是主要原因，那种神秘的、心跳的感觉忽然不见了，无形的物质无形地消逝，我们的关系就完全变质了。这不仅是我的改变吧，一定也有她的。也许是她和我共同度过了一个微妙的时刻，也许是危机，也许是机遇，看你怎么想它，但一旦消逝就不会重来。
据说，有人在为她们介绍男朋友。但小芹却像不想谈的样子，她自己说，有些打工仔说“怕她”，她有些严肃。她们都只打算在这里待上一两年，说不定一年还不到，又会去了远地。我问她：“你这样一直打工，有没有想过往后怎么样？你们不想吗？”小芹说，她也不知道怎么样，不想。我问她家里的情况，小芹不肯说，倒是代为说了罗玉英的家境：她家只剩一个弟弟在上学，母亲长年挑担子转四乡卖小货，父亲出门打工。
有一次听说罗玉英回家了，请了个把周的假，第二天却在宿舍楼看见了她，问她，说家里没人，母亲挑小货出门了，弟弟又在学校寄宿。罗玉英的父亲是去年年底出门的。路过鱼城，罗玉英到车站去接，晚上十点才回来，却是一个人。原来，父亲没出火车站，和一些云阳老乡当晚十二点又要倒车去广州，罗玉英要等到开车，父亲怕她回来迟了危险，叫她十点就回来了。罗玉英买了一袋橘子叫爹提上。
元旦晚上，听说人民广场放了烟火，在枇杷山顶上。小芹她们到朝天门看了烛光游行。说是一人一支蜡烛，灯全灭了，有一万人。初一晚上我休息，小芹、罗玉英她们也放假，说到人民广场还会放焰火，我们就去了。到上清寺附近，人非常拥挤，沿街走过去，也不知远近。到了广场，喷泉很高，到处是灯，广场上大圈的人跳舞。我们站在近前看跳舞，有老年人和小孩。忘了音乐从何处来。看的人比跳的人还挤，轻易进不去。罗玉英挤到老前边，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她。看她定定地看，似乎还露出微笑，我说“你也去跳呀”，她说她不会。
我们面前有一个女中学生，还挎着她的书包，每当她转身的时候，一只手臂高扬，另一只却按着她的书包，动作比周围人稍小，有一种压抑的情态，但踢腿又是特别用力的，脸上是沉静的表情，似乎有些矜持又决意不顾，或者不过是书包影响了她，我们看了她很久。后来我们走上大街，树都缠上了发光的链条，整条街长长地发光，像两条光线，像新修的鱼澳桥身的光带。那桥老板是何厚铧。
人群渐渐散去，罗玉英忽然想起，约好这时给她父亲打电话。父亲打工的地方没有电话，只有一个老乡有传呼，这个老乡和父亲还隔了一段路，只能由罗玉英打传呼给那个老乡，说定什么时候再打传呼过去，由老乡通知父亲到那时和老乡待在一起，等着看到传呼给罗玉英回电。这么联系很难，经常在哪一环节上出了问题，直到现在，罗玉英和她爹还是没能通上电话。今天因为玩忘了，时间稍微过了，这一截大街上没有电话亭，恰好我身上带了一张ic卡，打了两次过去，不见回，只好一路走一路再打。罗玉英有点急。我说“我新买了手机，你打吧”。罗玉英有些不好意思，说“那就费你的手机费啦”。她不会打手机，我帮她拨好了，等了一会儿，电话回过来了。我按了接听键，递给她打，在耳边贴得很紧，这一刻她有点像职业女性了。打了一阵，放下手机，不说什么，问了才知道，父亲等过了约定时间，已经走了，要赶回去加班。
人民广场的游逛过后几天，小芹的手受了伤，是发肿、酸痛，也没有缘故，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好像跟装订的活有一定联系，应该算是工伤，但厂里没管。我怀疑是加班太累，她的手太瘦，得的腱鞘炎。问她看医生了吗，她说去了一个诊所，扎了一针，她自己又买的跌打止痛膏贴着。当时她已拖了半个月了。我想说你这样敷衍不行，要找医院好好看，又没说出来。
再过了两天，小芹来我的房间，手大体上好了，脸上酒窝却全然消失。问她，说是新换了一个组长，是前任组长的对头。前任组长喜欢她，新组长就故意排挤她，挑她的刺，扣钱，说些难听的话。加上她的手还没完全好，一时赶不上别人的进度，组长就更不待见她，她也不想干了。
我问她不干到哪里去她又笑了，说鱼城那么多地方，哪里不能去。她这一笑有深沉的意味，像站在秋天末尾，面对整个冬天的苍茫，无话可说。又想起她墙上的励志标语。
果然她走了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消失了。罗玉英似乎是顺带地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觉，宿舍女孩们并没组织一个聚会来和她告别，那几天忙着加班。在人民广场的游玩，算是最后的纪念吧。
心里仍然有个遗憾。在那之前我打算写一篇稿子，叫《三个打工妹的一天》。我找到罗玉英，要她和小芹给我讲讲。她们说“我们有啥子写头”。我说要的就是平淡。还缺一个人，不能都是印刷厂的。罗玉英说：“有个姊妹在一家火锅店，见不见？挺乖的。”
晚上，我们三个去那家火锅店。经过南坪正街和一个正在施工的狭窄巷子，走上比较幽静的一条街道，是属于南坪区委的，拐角有一家电影院。跟我们一块来的，是那个我们要见的女孩的男朋友，也是印刷厂的打工仔，他进街对面的火锅店了，我们三人就站在电影院前等。那天电影院似乎没有放电影，也可能这是它的一般光景，橱窗里有招贴画，是关于不久以前的一部电影的，我们三个人都看了招贴画，然后又扭头透过大玻璃窗，看到那些人在吃火锅。
等了一会儿，小伙子下来了，说我们只好等。时间很漫长，等待中我们不知说了什么话，得知她每隔一天到印刷厂找他，假如查得不严，罗玉英那里可以睡；严，他就送她一路走回来。穿过三四条大街，到了，他再独自走回去。或者他去找她，两人会一直在区委的广场上待到夜深。那里有很多菊花。后来，终于等不住，原来火锅城并无一定的下班时间，客人没有了才收场。我们先回去，小伙子还在电影院前等待。也许隔着街道和玻璃，可以望见她，在端菜或擦桌子。
我们三个顺着大街走，这真是鱼城最幽深的街道，两边都是暗黑的单位，想见白天它们铺了瓷砖的洁净清冷，公务员拿着一沓文件，走过有风的穿廊，还有住宅区。来到广场，夜色围拢来，花确实非常多，那个时令菊花正繁，还没有感到霜意，馥郁地开放，街面和台阶有一半大团大簇覆着花朵，鱼城的小广场。在我低头观察一朵花的短短时间，罗玉英忽然就不见了，我怅然若失，半天才发现她在花坛中间，她像在那里面躬身采什么，但其实她根本不会采，这里自然是禁止的。小广场上只有一两个人，都在花香中老去了，没有说话的声音。也许说了一两句，却在漫长的时间中不记得了。
走上另一条大街，这条街和我熟悉的不同。车不多，路灯昏黄的光洒上人行道地砖，地砖像是费了心，黄和浅绿显出微妙的配合。树小而密，似乎一些捉迷藏的人。小芹老想淘气，拿了一个小皮筋弹我的手；抓她又很难抓着。罗玉英走在前面，回过头来问我啥子，她穿的鞋跟比较厚，我就问她是不是松糕鞋，她说才不是，她才不会穿松糕鞋。我说是呀，穿松糕鞋的都是坏女孩。她好奇地：“怎么坏了？”我说：“你们女孩自己才知道。”她冲我瞪眼，她的瞪眼也是柔和、调皮的。小芹忽然断言我在变坏。“当记者的都要变坏！”我说我不会，心里却发虚，又想到一句“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不知谁想出这样有道理的怪话。
她们都很高兴，说话很多，我们谈到了家乡、鬼和男朋友。小芹揭发罗玉英有过一个男朋友。罗玉英打她。我跳起去抓树，没有抓到。我又要她们做我的小妹，我是大哥。小芹说“好呀，做大哥就要照顾我们哟”。我跟她们打赌，能一只手一个把她们提起来。我们那天顺着大街走了很远，就像火锅店的女孩和那个小伙子，景色又渐渐改变了，更为空旷，我想到了江边一些远地方，礁石和石滩。有点迷了路。回印刷厂的路线最后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坐上一辆三轮车，竟然拐一个弯就到了。花了冤枉钱。
我写出了《三个打工妹的一天》，里面提到了陈天的送报女孩，代替那个没见到的火锅妹。稿子受到严厉的批评，说是没有新闻由头，没发出来。我和陈天也搬离了南坪，在解放西路的报社大院重新安排了宿舍。和打工妹们在一起的日子就此远去了，似乎是随风而逝的线头，再也不会捡起。
在灿烂阳光下，我开始犹疑，是否仍要抱着先前的意图。
“来嘛，我给你找个涪陵师专的小妹妹……”似乎是很久以前，陈天这样说。从那时起，几次打算去都没实现，头天说好了，第二天陈天临时有采访任务，我只好还待在城里。妹妹是个鱼城特有的词，初到鱼城，我惊讶于这个词的滥用，这曾经是我的秘密词语，那时含义多不一样！九岁那年，我和母亲还有谁走过沙梨子树下，谁开玩笑说，过几年，该给他娶个小媳妇。我并不喜欢谁这样说，我心中涌起的是对于妹妹的温柔渴念。一个小爱人，一个词，我可以在稳固的关系里武断地爱她，而不需回报。这个词于是永远消失了，内心里糟了一块。
我开始想死去的沈文明。陈天从他的老婆陈芬那里得到了那份哲学手稿，整整五千字。这次去涪陵，目的之一是要看到这份手稿。这样想使我的心平静了一些。
上次陈天从涪陵回鱼城，祭奠沈文明的周年。这次出发前，我看了今天的报纸，上面意外地有报社的一个人悼念沈文明的文章，原来他是沈文明的中学同学，是和陈天一起去扫墓的。文章里有句引自沈文明手稿的话，是他死后由妻子刻在墓碑上的：“出脱犹如露珠跃出水面，刹那间照亮理念之海”。这块墓碑在墓地里一定很特殊。陈天说过，手稿本来有两份，一份是前年写的，当时沈文明陡然觉得自己开悟了，就写了几千字。后来他觉得自己又开悟了，推翻了以前的思想，就重写了一次。“这部手稿解决了西方现代哲学的所有问题。”陈天说的话使我惊讶。他打算花很长的时间，把手稿中的思想阐发出来。
两个很长的隧道一过，长江出现在阳光下，山坡上白色的建筑有几分迷蒙，涪陵到了。我给陈天打了个电话，他让我到涪州大酒店找。他住在那里让我有点吃惊。
我来到涪州大酒店大堂，陈天下来，把我引到他的套间。我问他这酒店是几星，他说大概是两星。低矮的、地毯吸收足音的走廊，隐秘的门，细纹木镶嵌的套间，地毯和木柜，整幅大窗帘，幽暗的空间，一切都有舒适、精致的暧昧气氛。我打开窗帘，阳光唰地透入，十二层的窗下是车流的深谷。我说陈天你过得舒服啊。他说：“你干吗要开窗？我不喜欢光线。”我坐在沙发里，茶几上一个削了一条缝的苹果、一把打开的刀，陈天说这个苹果已经放了几天了。“都在纸箱子里呢，你自己拿。”纸箱上搭着一张报纸，我揭起报纸，空气中闻到腐败的苹果香味。打开纸箱，大部分的苹果已经烂了，陈天说他很少吃。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一个好的。我想到再下去，苹果会烂完，却浑然不觉。
我把苹果几乎连芯吃了——我总是这样把一个水果吃完，它们滋味的秘密都在芯里。然后我们下楼，来到饭堂，就在酒店的底层，宽大的堂子，一色的木桌椅。陈天为我点了一个菜，是竹笋之类，他说他最喜欢这个菜。我看着服务员来去。有点热，夏天要来了。陈天刚在街上买了一份报纸，我拿起报纸，又看到了那篇悼念沈文明的文章，拿给陈天看，他忽然非常愤怒：“他写啥子文章嘛，他懂沈文明？”他摔了那张报纸。原来文中那句“这个四川大学的哲学硕士生，死前正在向往着北大博士的身份”激怒了他。我也觉得这句话非常差，北大博士对沈文明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的。“我真想打他一顿！当时就叫他不要写，他偏要写。”这顿饭几乎报废了，带着难过的情绪，我们又回到屋里，看电视。
我看到茶几上有两盘武侠电视剧带子，《绝世双骄》，陈天问我看不看。我说这有啥好看。陈天说：“这可不是《绝代双骄》，也不是《绝世双雄》。”这我都记得，《绝代双骄》是古龙写的，《绝世双雄》似乎是周润发和狄龙演的？我说我们出去玩吧，陈天说没有啥好玩的呀，他除了采访，从来不出去。我说去看白鹤梁。白鹤梁是涪陵的名胜文物，江中一块石头记录着历代水文资料，还有唐宋以来诗人的题刻，包括李白、杜甫的。三峡库区蓄水，白鹤梁就要被淹没了，现在正在紧急施工保护。前两天，我看到过陈天写的一篇新闻《再看一眼白鹤梁》，说涪陵人三五成群，趁工地未封闭，再登上一遍老白鹤梁。自从库区蓄水以来，白鹤梁才忽然从沉寂变得有名和重要。陈天说现在已经开始施工了，怎么看啊。除非带你去灵山，可是又太远了。我问有多远，陈天说要两三个小时，主要是没有车子。我沉默了，想到那座山，在陈天的稿子里，山似乎是墨绿色的，盘山而上，山顶有极大的草场，中心还有陷下去的天坑，凉风迎面吹来。这到底是我的想象，还是陈天的稿子，或者是高行健的小说？《灵山》的名字奇异向往，后来有了一本盗版的，翻看全是少数民族巫加性，大失所望地扔下。当时在网上看到高获了诺奖，嗓子发抖地四处散布，西安一个朋友死活不信，他还参加过什么“走向诺贝尔”文学班呢。之后再翻出来，是对着里面几段性描写手淫，为此确实在我枕边躺了很长一段。多少作品被我如此使用！包括戈尔丁《金字塔》《洛丽塔》，不是说我对这些作品缺乏敬意，其实简直可以说我因亵渎更珍视它们，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旁人难以到达的。打电话给高老师，高老师也不是特别佩服，但说它写得很精细，“没有人这样写那个时代的”。
“要不我们就到江边，远远看一看。总得出去啊。”我知道这对陈天是难事，他只喜欢待在屋子里。“我带你去易园，可以不？”忽然他说，我一时没听清他说什么。“就是理学家，程颐，两兄弟，朱熹他们一起的。”我懂了。“他兄弟叫程颢，‘程门立雪’的典故。他是朱熹的老师吧。”但是程颐怎么跑到涪陵来了？他祖籍是涪陵吗？“他是流放来的，在易园写了《周易大传》，在文化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吧。这个园子也在江对岸，我们可以过江，也能在远处看到白鹤梁。”
街上有些拥挤，暑热，但仍然是很好的一座小城，毕竟曾是国都。往下走，临近江边，路忽然杂乱起来，“这是在修长江大堤。”同样是由于三峡蓄水，水位升高，城市要保护自己。泥泞的小街，堆着沙子和石条的工地，卡车轰鸣来去。一些船靠在工地尽头，我们有些迷失方向。在跨越那些石头的时候，我对陈天说：“我做了一件事情。”陈天问我什么，我说是一件事情。“强奸。”陈天似乎吃惊，说那要不得。“未遂。”陈天问那人你认识不认识？认识，是我的网友。陈天说那不算强奸，只是你没有掌握好过程。“她是谁？我认识不？”我不想告诉他是罗玉英。你认识。“她有什么职业吗？”我撒了谎：“是大学生。”实际上在鱼城，小絮离开之后，她是唯一定期来看我的朋友，虽然很久才来一次，却像潮水那样有信。她还会来吗？陈天说不能这样，这是疯狂的。“我看你就要疯狂了，要赶快打住，宁愿去找妓女。”我的心里有一种伤感的意味，又想到陈天说的“涪陵师专的小妹妹”，但是他现在没有提起来。
我们到了易园入口，有一座牌坊，刻着“学达性天”，我以为要收门票的，不料庭院寂静，甬道两旁灌木几乎压到道路上，没有游人的踪影。岩壁上的李白题诗已不可寻，黄庭坚手书镌刻的“勾棘园”几个字，渐渐被水痕湮灭。泉水渗漏而下，形成一个小小水潭，来这里的人必喝此水，我也未能免俗。倒是一些近代邑人的手迹还鲜明。十年前修的长廊和廊顶程颐的事迹，彩粉油漆已经剥落，近似古迹，似乎受了这地方气质的熏染。
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洞穴，程颐就是在这个洞里栖身，写作《周易大传》。被一个在崖下水潭挑水的老太婆拦住，说是又有老板包下了这块地方，里面在搞开发。“你们没有看见门口写的‘小学生不要入内玩耍’吗？等到开发好了再来！”附近有一所小学。我们只好退回来。她一直盯着我们，我仰头看程颐的生平彩绘，她催促我：“怎么还不走！”陈天说，他来采访过她，写了那篇稿子《易园被整惨了》，可是她已经不认得他了。
我们坐在葱茏的枝条下，眺望刚才渡过的长江。近旁有一伙少年在玩牌戏，也许由于阳光的强烈，他们的活动完全没有声音。我们聊到江中隐约可见的白鹤梁，一些人依稀在上面忙活，设计了一个水下博物馆的方案，也就是一个玻璃罩子，只是不知道到时水有多污浊，玻璃罩能否耐受腐蚀；也许涪陵、鱼城到时都会成为臭港、死港。清污工程闹得震天响，主城区的污水不还照样汹涌排放吗？我想到前不久，在红岩村附近看到了鱼城最大的污水瀑布，从七十多米的高度跌落，酸雾腾腾。当时想做一篇稿子，遇上鱼城召开aapp会议——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国务院领导亲莅主持开幕，有关部门打招呼，其间一律不准发负面报道，连中性报道也不能有，必须是正面报道。稿子就卡死了。
聊到涪陵是巴国的都城，涪陵的名字由来是巴王的陵，巴人被楚人打败，于是说到鱼城的巴蔓子将军墓，被压在一幢大楼的后座下面，入口被封死，垃圾遍地，外面是个家具市场，那天我去，找了半天才相信是那个入口，却又被一道铁栅门堵住，只见到垃圾，根本没看见坟。长江对岸，涪陵躺在阳光下，远山连绵，不断有灰色的小房子蹲踞成群，令人想到久远的巴国古都，其实是三峡移民新村。谁都知道这里即将发生千年不遇的变化，我们在船头看到的乌江和长江合流的汹涌，将为一片混浊平静的水域取代，这是自古巴国以来没有的事。
聊到巴地独有的“巴山夜雨”，涪陵下雨的夜晚，陈天喜欢一个人待在酒店里，拉上厚窗帘，听着经窗帘过滤了的雨声。城市忙碌的响动停了下来，也像是被绒布吸收了，陈天莫名地会想到小时候。只有这种场合，陈天会想到他的小时候，他让窗帘留下一丝缝隙，手里的烟丝顺着缝隙逸出去，飘散在夜晚无垠的细雨中。聊到太极图的推演方法；三年前买了这地皮的开发商，雄心勃勃要建“演易八卦台”，只弄起一个空架子，庞大灰黑地竖在前方，因为破了产资金无着落了，江面上远远地就看见，很怪异。
聊到江边正在新建的大堤，聊到三峡大坝的裂缝，多达数十条，大的可以插进去一只拳头，当初扶持三峡工程上马的专家们也不敢拍胸脯保证了。那是《南风窗》的一篇文章，我麻着胆子转载到周刊，竟然获得通过。聊到前一阵我们一起去报道的丰都“鬼城”，那是生平我们第一次联手做报道；清库第一爆就要拉响，刘伯承眼睛受伤的会川门，刀山镇鬼的城标，将随老城沉入水底，对面新城矗立，想和鱼城、万州联系起来，大步迈向现代化中等城市。在宣传部招待我们的宴席上，陈天却和宣传部部长对骂起来。部长先说到陈天连续写了几篇丰都的负面报道，意思是希望陈天表个态，陈天只说：“你不要提那些。”部长说着说着生起气来，嘴里嘟囔：“你写就写，有啥了不起嘛？我死猪不怕开水烫，你一个小记者……”陈天勃然骂道：“你一个小部长，算个啥东西，你想咋的嘛！”
形势陡变，惊异的沉默后，旁边人连忙打圆场，宣传部部长也意识到失言，口齿不清地想挽回来，“兄弟”“支持”之类，陈天也唯诺了两句，后来两人又碰杯。宣传部副部长也在座，没有出声，下来告诉我们，部长是转业干部，水平是有些问题。我们说作为宣传部部长，他确实不应该说出“死猪不怕开水烫”之类的话！那也是我初次领教陈天的另一面棱角。
在易园旁边，陈天还告诉了我另一件事。在黔江驻站的时候，有一次陈天到山顶一个小学去采访，学校里有一对右派夫妇，当年下放后一直在这里教书，已经四十多年了。相比于当初的程颐和黄庭坚，他们下放的地方更为偏远。“文革”结束时有机会回城，他们没有回，后来这种机会消失了，他们也没感到多大损失。学校条件很差，墙壁底部已经剥蚀了一层，底小头大，有些地方拿木头撑着。厕所的围墙也倒掉了，遮不住丑。
男教师向来者反映，希望教育局能拨钱修一修。同去的宣传部的人说政府会考虑，只是政府财政也紧张，你们要自己多想办法！那些人口气很凶，陈天觉得难过。两夫妇穿着有些像农民，神情极端柔顺，多少跟陈天心目中“右派”的样子不一样，也许是下放得太久。谈话也是用黔江本地方言，但又觉得其实就该是这样的。他们只能是这个样子。
老夫妻住着一间单身的宿舍，没有孩子，宿舍里只有书和作业本是用心摆放的，其他东西都是散放，由于缺少器具，衣物都装在一口木箱里。两夫妇带的班级太多，床上还摆着一沓作业本，最上面的一本是打开的，红笔打的对钩还没有干，这个长长的、鲜红的对钩让陈天很难过。走的时候两个老人送出来，送得很远，陈天给了男教师两百元钱，男教师拿着钱不住地感谢，宣传部的人却吼他不要乱说话，教好书就行了。男教师答应着。高处的学校有一种微光，走出很远，教师送别的身影还站立在微光里。
回来的车上，陈天突然忍不住了，他大骂宣传部的几个崽狗仗人势，不是东西。那几个人嘿嘿地笑，说“陈天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陈天说：“老子看到你们这些崽只知道欺负人，人家比你们高尚一万倍。你们算什么东西。”几个通讯员跟陈天混熟了，知道他脾气大，也不说什么。
陈天打算认真写这篇稿子，但稿子写得并不好。因为跟他最熟悉的通讯员小刘一直待在他这里，晚上小刘又说一起出去耍。陈天本来想写稿子，但忽然想念蓝与白夜总会里那个妹妹的小白兔了，那对小白兔大得出奇，每次她喊陈天喝酒的时候，陈天都会对这对小白兔举杯致意。一想到这一点，一阵风暴传遍陈天全身。跟小刘一起出去，半夜才回来，第二天一觉到下午醒来，头天的感觉变淡了，截稿时间又紧，怎么也唤不回当初强烈的印象。
“这是我觉得一直欠那对教师的。”
提到黔江，我们又聊到前一阵在彭水发现的长孙无忌碑，当时陈天写了稿子，为长孙无忌的地位，打电话问我他的碑算不算“国家一级文物”，我说应该算吧。陈天说，彭水在当时已经非常发达了，它的老城，现在只是一个镇，当时人口竟有十万人，主要是产盐和硝，借乌江水运抵达四方。很多文化人和重臣流放到那里，似乎是一个专门的流放地，包括长孙无忌、黄庭坚和程颐等人，黄庭坚曾乘船沿江而上，来涪陵看望程颐，也可能两人席地而坐，像我们这样对着两江口聊天。
我进过乌江，说“进”，因天地变得高耸而隐晦，孤独的野兽拱起的背，没有穷期，离日和月都远了。乌江在隆起中深切下去，前往地狱的曲折道路，或是天地穷尽之处。
头年临近春节，我从鱼城出发，顺乌江上行，在“边城”茶峒进入湖南，顺屈原走过的沅江下行。我的计划中包括洞庭湖、君山、屈原祠和汨罗、我去过一次的长沙、湘水、回雁峰，打算用年假半个月的时间游历。从朝天门坐船到涪陵，换船上行到了彭水，这是一座近乎黑色的县城，似乎哪里还保留着当年流放的矿场气息，县城旁边的江岸，也确实有两座正在开采的矿山。我和一个乡下进城开三干会的乡干部住在旅馆的三人间里，床单盖着晦涩的床罩，有一股莫名的烟味。
他回来得很晚，把随手提着的人造革公文包放在床头柜上，躺在铺位上开始抽烟，我们聊了几句。对于有人会到彭水这种地方来玩，他完全不能相信，只是摇摇头。我问到他自己的事情，他也只是摇摇头，似乎不管是他来开的这个会，还是他在这个地方的生活本身，甚至他土家族的身份，都是极其沉闷无意义的事情，至于那些遥远的流放典故，更是毫不相干。只有身下不干净的床铺和嘴里烟丝的苦味是真实的，自然这也没有什么重要，他的报销标准就是一晚三十元。
或许受到他的影响，我放弃了去盐场看看的心情，一早坐船上行到龚滩，急匆匆地换车。在酉阳和秀山的交界，我第一次看到了想象中南方的山峰——雾气很大，下山途中，车子疾行，路旁雾中忽然出现三座山峰，纯粹是青色的，有一种虚幻的倾斜姿态，它似乎是特意昭示在马路的界限之外，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可能。但它们孤立地出现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是错了——我看到了它们来自的空青色山谷。
这个山谷更为虚幻，它开放着，对现实——公路、车辆包括旅行进行否定；它含蕴深远，从出口看不到任何未加遮蔽的景象，一切还在生成又在消失。瀑流、溪水、云雾、空青岩石，所有这些迹象，拥有了一种虚幻的精神，造成和现实对立的生气的境界。就在路口，我可以下车，甚至还看见了一些农民。我将向深处走，可能在某一点上，看到的东西，使我的生活不同了。但我只是待在车窗内，路口飞快地流逝了。下一次我一定会下车，进入山谷，我想。但是这样想的此刻，我本来还是可以下车的。这使我心虚。
我去了茶峒。街上拥挤得奇特，也许是还保留着赶场风俗，到处只是鸡鸭，没有什么翠翠的身形。我想顺流而下去到洞庭，却忽然担心起来，从怀化回家乡，去找先回家的小絮了。这一趟计划中的游历，终究半途而废。
眼下忽然奇怪，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古代的流放者，走完比我们现在艰难的旅程。他们的寂寞应该大过我们千倍，甚至他们也比我们脆弱。是什么支撑着王昌龄、李白和程颐？只能是一种神奇的、已经在历史中挥发的力量。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何伟，这个几年前来到这里又离开的外国人，和我们眼下聊的古人相比，简直就和我们一样不值一提，难以理解不久之后，他会比所有古人带给这座江城更大的名声。
聊到女人和性。陈天说，他在下游万州驻站时，曾经因为一个女人的传呼，中午出发赶到梁平，傍晚搭上火车，半夜到广安，七个小时后，他又离开了那里。那就是他初恋的女友，“她发传呼的时候，孩子和丈夫都出门了。我到了那里，觉得完全变味了，她人老了不少。我们躺在别人的床上，我觉得非常难受，当然她也知道这一点。天一亮我就坚持走了，以后，我再也没回过她的传呼。自从那一次，我和她之间的事情就算最终结束了。”
停了一下，他说，人的一生就是不断结束这些事件的过程，只能一件一件地结束掉，否则心里就会不安。
“但是又在不断地出现。”我说。陈天笑了：“当然啰。但是青春时候的东西和以后不一样。你可能不相信，我从六岁起就有性欲了。我爱一个插队的女知青，丰乳肥臀。她洗澡时我偷偷地看。她坐车走的时候我在山顶追赶，撵了几面山，直到脚下是悬崖，再也不能迈步。我一直想再见到她，看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也许就把这件事结束掉了。她应该是老人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去见她。”我说不出什么话来，想着自己贫乏的童年和青春，因为上学早，受人欺负，懂事也迟。初中和一个小女孩同桌，我们老打架。高中时初次遗精了，但没有女孩会正眼瞧我这小不点的。我有些惘然。春风吹拂，近处脚下黄绿色的长江，远处混浊的乌江，对面的涪陵城，宁静中透露着活跃。山坡上蹲踞着众数小丘，延绵牵连，奔向远方。
也许为了解嘲，我想听陈天聊一聊怎样把一个女性弄上床，陈天说无法说清。我一再要他教我，他说：“这很微妙，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到了哪一步都不行。”陈天曾在经典书店里“搞定”一个女的，先是彼此看书，后来交谈了几句，他就说：“走吧，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做爱。”于是走。我们说到万群，朋友们当中流传着他和一个出租车女司机的故事。他搭乘女司机的车，问她要电话号码：“哪天见面，聊聊唦。”女的把电话给了他，微笑了一下。过了两天，万群给她打电话，她来了。一进门万群就拥抱她，她笑了：“我一看就知道你想的是这个。”事完了她走了，不再联系。我充满惆怅，又感到渴望。也许我们的聊天正走在九十年前都柏林那条向前不断延伸的路上，同样是春天。
陈天比我大七岁，他也许就是布卢姆。我——史蒂芬向他提出师专小妹妹的问题。陈天却说没有，他不喜欢小妹妹，没有留她们的联系方式。“她们还在上学！”
如果可以，眼下史蒂芬还想走得很远，不喜欢户外运动的布卢姆却立起身来，带他离开谈话的绿荫，离开了那帮对我们全无干扰的少年们。
走在通向江边的下坡路上，四处都长出大量喜爱春天的小的植物，甚至是微小的，容易一脚被溅到泥里去，却在路旁形成了另一世界，这世界小却是否定不了的。是陈天手机响了，主任让他今天写一个稿子。陈天关了机说看嘛，我今天还要写稿子。随后他打电话给一个人，问他有没有稿子，这是他在涪陵的通讯员。我有些担心他喊这个人和我们一起耍，又担心陈天将要写稿子，似乎面临一件沉重的事情。
这时我已经走到江边，江边有很多暗红色的光润石头，我拣了一两块。这是一种深邃的石头。陈天告诉我是三峡石，很多人拣了收藏的，越往下游走越多。“有人专门就拣这个，像有人一生搜罗根雕。他跟那个东西完全成了一个了。”好的都被拣光了。陈天和我谈起一桩案子，他称作“经典的”：××县的法院院长被法院副院长、刑庭庭长、法警和××中院常委、纪检组长诬告嫖娼，后来加码成强奸，副院长和自己长期嫖宿的发廊妹商量好了，还找了另外的发廊妹做证。由副院长向中院纪检组长检举，组长又授意他的弟弟用左手写信，捅到鱼城主管政法的副市长处。调查组下来了，证人证据都齐了，但那个发廊妹怎么也找不到。调查组已经准备走了，打算回去就通知院长双规，他们先在街上吃早饭。这时发廊妹却离奇地出现了，而且她刚出现在××，就被正在吃饭的调查组人员撞见了。
“原因是这样的，那女的本来已经走掉了，是副院长安排她躲的，那天晚上她回来拿钱，遇到了她的姐妹。那个女的在接客，客人有两个，接不过来，就劝她也接一个嘛，她就接了。过了一夜，早上客人还要耍，就又耍了才出来搭车，就出来迟了，就撞见了。”但是更经典的情节在下头：叫她指认那个院长的照片。她原来没见过院长，只认得院长的照片，刑庭庭长拿给她看过。本来要安排她在一次会上认一下院长，可是那次开会院长感冒没去，结果没见到，就拿照片叫她记住，当时院长脸上长了一个脓疱。新拿的这张照片，是后来照的，脓疱没有了，发廊妹就认不出来了。“这就露馅了唦，突击审讯，案子真相大白，纪检组长、副院长和庭长、法警都被抓了起来。到这时才把案子告诉了院长。”
由于陈天要就这个案子写一篇稿子，我们一边等着船开，一边讨论稿子怎样写。说到院长得罪中院纪检组长的原因，是他有一次酒席上，刚切除了胆囊，不能敬酒，后来过了一段时间，高院的人来了，他又敬了酒，让中院纪检组长知道了，纪检组长就说：“一定要搞翻他。”院长正好又搞改革，得罪了手下一些人。陈天说这个院长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相信党，他想把这种信仰感写出来，我怕他吃力不讨好。船开了，江水很大，乌江的水是浑的，流域大概在下雨，长江的水黄绿，三峡蓄水造成的回水区漂着一些垃圾。一条船非常缓慢地逆乌江而上。
回到酒店里，陈天写稿子，就是船上说的那篇，我翻阅了案卷材料。此后我把声音扭小了看电视，我发现茶几下面除了《绝世双骄》的带子，还有一盘黄片，问陈天是几级，他说是“a级，你看不”。我问有三级片吗？陈天说没有，都是a级。我就看《绝世双骄》，久远大侠的故事，电脑时代的打斗，凄怆伤感又充满英雄气概的情节。我想到陈天坐在夜晚的沙发上，一集集看着这些片子。不知为什么看得心慌。回头看那盘a片，画面一出现又赶紧关上。陈天说，这只是欲望。但对我来说不同。我想看看沈文明的稿子，陈天说不急，似乎有些不情愿。
我们再次走过那些街道，我发现涪陵有很多小广场，黄昏来临，广场上满是人。这是一个亲密的小城市，这样的情景总像是幻想或记忆中的。我们等待陈天的一个熟人。是个丰满的女人，带着一个黑色坤包。陈天为我们彼此介绍，她露出意味不明的笑容。三个人随后走在一起，陈天问她为什么下午才起来。她说昨晚累了，陈天就问“你为啥子累呀”，她白了陈天一眼：“你管得着吗？”
我们去“旧社会”。在一个单位面前停下，这里很清洁，洒了水，灯光也很明亮，小树上缠了灯饰，我有些疑心，走近一看是涪陵区委的大门。陈天带我们往里走，没有人阻拦，我疑惑：“旧社会”就在这里面？陈天说就在里面，是区委原来办的一个食堂，对外开放了，所以大门可以随便进，生意很红火，后来有人开了一家“新社会”，两家竞争激烈。“我最喜欢这里的白酒，是酿出来的。”熟人也没来过，我们跟着陈天走进一个有些暗的厅，空荡荡的几张桌子，里间有人吃饭。老板娘带我们进了一个小房间，没有窗子，低矮压抑的感觉，我对熟人说，这里倒真有旧社会的意思。
我跟熟人说了几句话，原来她受单位指派，在涪陵一个医院监督合作项目。我说那你和蒋雯丽在《黑冰》里一样啊。熟人说：“《黑冰》？没看过。”“就是王志文演的，没看过？”“没看过，看过王志文，看过《黑洞》。”我问熟人是个什么医院，熟人说是治皮肤病的，我问是整容吗，熟人说不是的，就是泌尿系统那些。我忽然明白了，熟人似乎有些窘，陈天说了什么支过去。不知怎么说到来鱼城后的遭遇，小酒馆里绝望的回锅肉和酒，阴暗的街道，无望的奔波。说到陈天现在是《鱼兜晚报》的头牌，熟人笑了，陈天开始大谈他在晚报的稿子写得好。“发稿量最多，甲稿好稿最多。”
熟人有些不相信，说“你还牛啊”，我替陈天证实，他获得了两年报业集团优秀职工。不知怎么我又说到自己在周末部是骨干。本来我希望到陈天的部门当记者，不被准许。陈天想做编辑，同样也不行。“报社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你想做什么，就不能让你做什么。只有你不想了才能做。”陈天喝着酒，微笑地说：“你来吧，起码你的收入要增加，还能认识一些小妹妹。”我想着在老总那里碰钉子的事，又说起今天陈天写的那个稿子。熟人说“有这种事啊”。我说本来是由于荒谬的体制。又说到这里的菜不行，陈天说那早知道不如到“新社会”。他这里平时菜很多的，我们来晚了，啥都吃完了。好多人来都为喝酒。我和熟人已经吃完了，陈天还在喝酒，他说“我再要一杯，多喝一点可以不”，我们说“有什么不可以”。
等到陈天喝完他的酒，我们走出“旧社会”，熟人说她想回去了，我们两个耍。陈天挽留她说“到哪个茶楼坐坐吧”，熟人松口了，后来陈天忽然想起涪陵师专，说“我们就到那里”。熟人也没去过涪陵师专，我们三人打了出租车过江，大桥是斜拉的，灯火闪烁，涪陵的一部分也在江中闪烁，似乎岸上的部分就要滚落下去。
走了不短的路，我们到了涪陵师专后门，这里缺了一段围墙，很像一个敞口的工地，女学生宿舍的窗户正对着公路，可以勾起许多暧昧的欲望。我忽然想起不久前，陈天写的《涪陵校花失踪》那篇稿子，这样的环境，和那个女学生失踪有关联吧？一问陈天，她果然是这所学校的。熟人听了，也有了兴致，问：
“到底她是不是被杀了？”
“说不定，长寿那边漂起来的尸体，她父亲去认了的，泡肿了，又认不出来。有人说，她其实在船上已经被杀了，还有人说她根本没上船。”
我问：那打电话的人又是谁？
据说，她从朝天门上船，深夜回到涪陵，曾经在一家小饭馆外打电话，说在船上钱被抢了，一边说一边哭了。饭馆老板看到，过一会儿有一辆黑色的桑塔纳来接她，她上了车，从此就失踪了。
“她周六到鱼城玩，是一个人来的，下午五点多钟，她在朝天门市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是在买衣服，一会儿就要上船了。听她母亲说，电话里女儿的声音有点哑，有点变。这个电话到底是不是她打的，她为啥子要给家里打这个电话，警方都无法查实。”
陈天说：“她平时沉默寡言，很少跟人交往。”熟人说：“校花怎么可能没有交往？她是不是校花哦？”“其实她的同学们说，她不是很漂亮，不是啥子校花。”“那你干啥子要写成校花？”“不写成校花，稿子还有看头吧？总不能说‘涪陵一女生失踪’吧？”熟人无言。“不过她父亲拿了一张照片来，照片上确实挺乖的。她父亲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民，只是捧着照片，念‘女儿啊，女儿啊’。”陈天又说到涪陵师专很多女生是在外面租房子，一些人“做业务”，等等。“她为啥子一个人跑到鱼城去？这本来就是疑点。她的家很穷，不会专门到鱼城买衣服。”
我产生了一些隐秘的构想：她的生活，她为何到鱼城，故意给家里打电话，说明她要上船了，或者说这个电话是假的，她到底上船了没有，那个打电话的女孩是谁，船上发生了什么，等等。后门无法入校，我们沿着一道围墙走，山坡上的夜晚宽大空旷。走到一道校门，一些学生在里面，我有些担心不能进入校门，但我们很顺当地走了进去。这是操场，学生是夜间锻炼的。陈天对熟人说，我总想他给找个师专小妹妹。他注意观察哪里有活动，有没有什么音乐。“有音乐的地方就有活动。”我说陈天是一条好的猎狗，熟人笑了，陈天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我也笑了。我们离开了操场，校园很安静。忽然一个拿着鼓的学生匆匆而过，我们马上跟上去，学生转了个弯却失踪了。我们在校园里瞎逛，走过松影参差的小径，一些高墙下黑暗的拐角。陈天说在这里，一个男学生曾经杀死了他的女同学，然后若无其事地去上课。女生宿舍楼外晾着衣物，颜色跟男生宿舍不一样。陈天说可惜了，他要留下那两个女生的电话就好了，可是他实在不喜欢小妹妹。熟人说：“那你叫你朋友啷个办？”我说算了。
我们在一张校园石桌旁坐下来，凳子很凉，清风吹着。一对恋人坐着另外一张桌子，这里似乎谁也不愿大声，沉浸在什么东西里。我忽然感到，能坐在这里，已经满足了，毕竟有很多事情无法回来。我预感这个清风轻拂的夜晚会成为我的回忆。熟人和陈天说了什么，我一点儿也记不清了，总之我想多坐一会儿，但坐得不久，就得站起身走了。
熟人离开了我们，对陈天说：“你陪你朋友好好耍吧。”但是我们径直回了酒店。陈天上网传送了他的稿子，我在他的桌面上似乎看到了沈文明手稿的文件名。我洗了个澡，然后我们一起看武侠片，时间在流逝，九点钟，开始看一场意甲联赛。要到中场，我忽然忍不住了，说：“今晚就这样过去吗？”陈天说就这样过去啊。不过顿了一下他又说：“如果你想找小姐，我可以叫一个来。”我问：“你在这里怎么办？”他说“我看电视”。我说那不行。“那我下去在大厅坐，等你们做完了再上来，可以吧？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我犹豫。中场休息，他问我：“你想叫吗？”我问有啥规矩。陈天告诉我一百五十元（指吃快餐），她如果要价高，你要一口咬定，“一定要跟她把价格讲好哦。你要不要？”我点了点头。陈天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要一个妹妹，小点的、乖点的哟。”这时我又心慌，想去阻止。
等待门铃声响起的时候，我心里越来越心慌，几乎是难忍的痛苦。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想到这个倒心安些，有理由后悔毕竟是可怕的事。似乎过了很长的时间，门铃响了。一个女的站在门外，问“可以进来吗”。
她看见我们是两个，显然有点吃惊。陈天立刻对她指指我：“好好陪陪我这位朋友。”她放松地冲我笑了笑。陈天和她聊，她说她是夜总会的业务员什么的，把我搞糊涂了，我说：“你自己呢？”她扭捏了一下说，也可以的，这时我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迟钝。和她谈价钱。她说二百块，我做老练状说：“啷个得行，一百五。”她笑笑，说也可以，但有特殊情况的话要再加五十。我问她什么特殊情况，她微笑不肯说。陈天问我：“这个妹妹可以唦？”我不知道怎么说，在犹豫。陈天又问了我一句，我终于很犹豫地说：“我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这个妹妹。”她身材有点高，胸脯丰满，但面目似乎不是很可爱。陈天说“你怎么回事吔”，她说没关系，如果不满意，可以另叫人来的。但是我觉得她对我的犹豫不快，也为自己的犹豫发窘。我把手搭到她的肩上。陈天出去了。
我把她抱在膝上，她有些沉重，我抚摸她的胸脯，她有两分扭捏，我感到了欲望。于是上床。据陈天讲，这张床曾经同时有三个师专女生和一个男记者躺在上面，当然那时是另一个记者驻站。这个记者走后，还有女的来找，说那个记者许诺的，要和她结婚，陈天只好好言劝慰。
各自脱衣服，我准备帮她的忙，她却一下子脱去了，戴着鲜红色的乳罩，内裤也是红色的，当硕大的乳房从罩里脱出来，我忽然觉得难受。太大了，棕黑的乳头很大，在沙发上那种诱惑忽然无影无踪。一切得从头再来，徒增任务的压力。我故作轻松地问她一些话，她也问我，她说她是“反叛”性格，使我觉得好笑，但没表露。她又问了我一句什么，也许是问我有没有病，这一句忽然让我阳痿了。她的手发现了我阳痿，说男人就是这样脆弱。我想让自己勃起，但是不行。我问“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多吗”，她说，有七分之四，但她都能使他们成功。我问用什么方法，她说，用最原始的方法。我感到我们在说警句，如同吴海子诗中的酒吧醉客。她也意识到了，说：“我们应该认真一点。”于是她不再说玩笑话，压在我身上揉擦，咂我的乳头，但是仍然没用。
我说“先把套子戴上吧”，似乎我觉得这很灵验。她为我撕套子，我发现套子也是红色的。套子戴在萎缩的阴茎上有些可笑可怜，也许她也能意识到这一点。我有些废然，不想再这样徒劳了，我说“你为我口淫吧”。她说：“这就是我讲的特殊情况了，要加五十元钱。”我犹豫了一下，说好吧。她问我洗澡没有，我说洗了，于是她往被子下面钻，但是我忽然想到口腔黏膜会传染艾滋病，就止住了她。我给她说了原因。我觉得她会不高兴。她没什么反应，只是说不会。我说会的。她说：“我们这样就会传染艾滋病。”我说不会。她就又上来。我说算了吧，就这样躺一会儿。这是我的问题。但又不甘心，一会儿又说，不如我们穿好衣服，到沙发上坐一会儿。她说：“我十二点还有事情。”我觉得她没有为我尽力，但不想和她争执，就说算了吧。她开始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你是我唯一没有成功的男人。”我想着钱的问题，很艰难地问：“能不能少一点？”她稍微沉默了一下，说不能，她回去要给夜总会交一百元台费。我点点头。
我沉默地付给她钱，似乎为了解嘲，问她是为什么呢。“也许你嫌我胖了吧。”似乎为了表示歉意，她说，她们那里有很瘦的妹妹，可惜今天没在，要是你明天还在这里，让她来，你一定会喜欢。看看我的沉默，又加了一句：“瘦是瘦，脸面是多乖的。”我说“明天我就要走了”。她说“那再见，谢谢”。我也说再见，随手带上门，无力地坐在沙发上。估计陈天看到小姐下去，就会上来。我让他等了有五十分钟。
陈天果然上来了，问“怎么样，乖唦”，我说“我阳痿了”。他吃惊，说怎么可能。我告诉他，也许是因为我对女性的观念，我还有美感。陈天说欲望就是欲望，不要当成别的什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时我想到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说：“性，是很难的。”难就难在追求美感吧？有些人可以去奸狗，他们的阳具总是铁一样坚硬灼热，摆脱了一切心灵蛛丝的困扰，你对他们不能不震撼。戈尔丁的《金字塔》里，少年情急不知所措，让公告员的女儿艾薇握住他“坚硬灼热”的“祸根”，于是推动了障碍，一切美妙又残酷地往下滑。苏菲·玛索主演的一部电影里，老人对想搞柏拉图式恋爱的年轻人说：“你为什么苦恼？你年轻，你富有，你有阳具。”川端康成暮年写的《睡美人》里，老年人的阳具蛇一样掠过少女们沉睡的身体，它们早在世情的沙滩上晒干了。陈天说：“美感？那是一种龌龊的要求唦。只有欲望，简单的欲望。要像胡塞尔那样把它还原。”
我确实感到自己有些虚伪，我的阳具也虚伪，康生说过一句话：“知识分子这东西，就像鸡巴，说硬就硬起来了。”说软也就软了。陈天或许跟我相反，欲望的满足使他痛苦，当他对女人厌倦的时候：“我想死，我看到女人就像看到动物一样，根本不想去动她们。”他在电话里这么说。我说你写稿子唦，他说稿子太简单了，他坐在屋里就能搞定一切，那谈不上是精神的活动。“既然你是这样，你不能找妓女。”陈天说。“可我没有其他方式，喊你找小妹妹又没找到。”我说。“可是即使找到了，你也要花时间，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定的呀。”我们沉默了，看电视。过了一会儿我说，看看沈文明的遗稿吧。陈天这回答应了，我在陈天的电脑上看到了遗稿，正文刚好五千字。
文章字面并不晦涩，但我似懂非懂，看得出的是：自杀未遂和厚此薄彼，是这篇论文的两个中心概念，或者说譬喻。沈文明使用譬喻似乎也出于无奈，他的理想也许是最大程度的确实和简洁，但为此很难找到合适的词——就像里尔克说的，被思想者之力过度弯曲的词语的权杖——为了接管世界——从他手中弹开了，崩裂了。因压力不可承受而崩裂的尚有脑血管。还有一个细节：他把“铺垫”用成“奠”。
文后有陈天的读后记：
2001年8月26日，来到龙台山，他就生活在那里。山、水、树、竹，见到它们，一切凝固了。我也开始理解这场“觉之开放”。
他的离去，关上了大门，但从他所理解的意义上说，他同时也带出了真相。在接下来的日子，我只能独自怀念着，除此之外，就是他讲的伤感。
也许将用漫长的时间来理解他所说的一切。我记得在很多夜晚，我们一起生活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无论怎样大声地哭泣也于事无补。孤独是怀念中最后的结果。这也该是他要说出的。
陈天 鱼兜日报社宿舍 2001年8月27日
在“阳痿”和“自杀未遂”之间，有什么联系没有？我只领会了一些譬喻，比如他妻子刻在他墓碑上那句“出脱犹如露珠跃出水面，刹那间照亮理念之海”。我觉得这里有海德格尔的调子，但“理念之海”又是沈文明的。回来的路上，我们在临江街道上看见一幢待拆的厂房。小小的巴别塔，所有水泥柱都倾斜着，像一种纸糊的积木建筑，眼看就要倒下来却又永远保持现状，但又像沈文明手稿中说的：建筑过程始终未能完成，蜂拥增长的只是脚手架，直到崩溃来临。
我在床上躺着，陈天在沙发上抽烟，灯光似乎照亮了他那一小片，我们像两个舞台上的人，谈着这份手稿。陈天说他有一个想法，把这五千字的内容推演开去，全面阐释沈文明的哲学体系，并用它来解释许多哲学问题。为此要看很多书，才能理解沈文明的思想，他现在也不过理解一部分，只能等待、希望。我说你怎么相信它能解决现代哲学的所有问题？陈天举了一个例子：四川大学有一个哲学博士，是他原来的同学，他对尼采的一个命题很困惑，陈天用了沈文明文中的一个概念，很容易地解决了，他也很信服。我为一种东西激动了，说：“那你就该让自己的生活规律些，不要把工作看得太重，全身心完成朋友的遗作，如果你觉得确实有价值。”陈天说他在做啊，在看大量的书。“况且我已写了八千字。”他强调了两遍这个数字。“再说，要等待状态，这又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我想对他说：“可是并没有什么好状态，永远都是现在这样。”我知道他懒散。
要睡觉了，陈天说：“你睡床，我睡沙发。”我说床上是干净的，做都没有做，你怕什么？他想了一下答应了，说各睡一头。睡下以后，就谈起我的小说来。上一次，陈天批评了我的小说，他不喜欢那样一种表达方式。我努力向他证明，我想微观地看待世界，特异的世界。“难道就没有打动你的地方吗？”我不相信。他说：“你指那种心里一动的东西吗？没有，真的没有。”我知道陈天喜欢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
这次他却说，经过思考，他认为我那样一种表述世界的方式，应该有自己的位置，我可以发展自己。“也许再过几年，你会发现自己到了一个现在不曾料到的境界。”黑暗中我被感动了。我想到了高老师，他在研究阎连科，自从我在电话里指摘了几句阎连科的寓言现实主义小说后，就疏远了。想到其他一些冷遇，已经习惯于活在否定中，并开始不相信成功的可能。我对陈天谈到自己的一些计划：把梅列日科夫斯基和中国的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也是梅氏《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的译者郑超麟联系起来，他曾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里两度坐牢，我在上海北站出口似乎见到过他风干的身影，没有多余的筋肉可供腐朽；外加不久前家乡农民的“基督教”风潮，以此写作一部小说。
似乎谈话已经冷场，床头灯关上了，关了灯却发现，话头并没有结束的意思。大街上偶尔驰过的零星车声，远远不能和我住的租屋相比，涪陵是一个安静的小城。陈天重新拾起了话头，讲起他和沈文明、吴海子在大学里的往事。如果说坐下来时，沈文明是天然的中心，站起来的时候，中心人物是吴海子，他更合适的位置是在桌子上。
吴海子按照当时的风俗浪游数月归来，几个人把他推上去以后，喉咙的紧涩一下子被打破，开始朗诵他自己的《吹笛子的少年》或者《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他的声音不是最浑厚，但和他的诗歌一样，柔润而朴素，有一种极细的泥土的微甜。天空阴云掩住了微光，忽然下起大雨，吴海子试图下来，可是大家不让他下来，于是他继续留在台上朗读《马克楚克高峰》，他的头发披在脸上，像山在雨中向上生长。瘦小的陈天在台下仰着脸鼓掌，让雨水直冲额头，把额头冲得干干净净。陈天说，他本来不喜欢诗，但那些日子里他记住了许多诗句，这些诗句牢牢筑在记忆里，就像用冲压器夯进了大脑，现在还会在一些毫无关系的时刻莫名其妙地蹦出来。譬如在采访一个污染了白云湖的璧山皮鞋作坊时想到“他们黑橡胶一样地来到/撒下了细沙的恐惧/脑子里藏着一管无声手枪的/不测风云”。
那天晚上的朗诵最后引起了学生会的注意，有几个人过来想要大家散开，交涉之中一个人对刚刚跳下桌子的吴海子说了一句什么话，吴海子一拳打中那人的鼻子，那人立刻蹲了下去痛苦地捂住脸部。事后知道是鼻梁粉碎性骨折，需要做复位手术，各种费用需要八百元，这让父母都是农民的吴海子立刻傻掉了。那几天吴海子整天低着头，除了痛悔自己对不起父母，什么也不说，陈天简直担心他会自杀。至于那句话是什么，吴海子之后再没有说过，陈天当时听到话里有“诗人”如何如何。陈天没办法帮吴海子什么，他身上只有几十元饭票而已。
这天中饭时间，一个瘦小的女孩子站到了低着头回宿舍的吴海子面前，拿出八百元钱。由于吴海子不肯接，最后她把钱放在了他的饭盆里。
那个大雨之夜，这个女孩子也在台下，只是她始终没有发出声音而已。吴海子依稀知道她是他的同学，姓李。
事情过去之后，人们开始看到吴海子和小李走在一起。吴海子的衣服渐渐变得不再那么邋遢，他和大家的活动并没有减少，但是这些活动中多了一个小李，她会买一些东西贡献出来，她是鱼城城区的人，家境确实不错。当陈天和其他人就一个牵涉到康德或者海德格尔的话题加入争论时，她始终是在一边听着，她就这样自然地被圈子接纳，最后变成了吴海子的妻子。大家都说，吴海子一家有两个诗人，一个写诗的和一个不写的。
毕业之前不久，一场风波让大家完全卷入一个更大的圈子，陈天像断线的蜘蛛一样从文峰的圈子里脱离出去，一头扎入这场风波，并且突如其来地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爱情。
陈天的爱情发生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当时陈天从沙坪坝广场的集会上回来。这次集会号称沙区高校的全体聚会，却因为鱼大和西政的争当领头无疾而终。陈天为聚会准备了一件白色t恤衫，前面用红色墨水写着两个大字，后面也写着两个大字。他穿着这件衣服挤上了回校的公交，乘客都尽量站得离他远些，一个女生却挨着他站，她主动找他说话，到下车时他们互留了宿舍号。第二天中午，陈天生平第一次听见有女生在楼下喊他的名字。后来她告诉陈天，就是他那身衣服吸引了她。
恋爱的最初内容是在校园大道散步，聊，内容是法国革命、聂鲁达、尼采。在唯一的听众面前，陈天忽然变得口齿流利，充满气势，具有了圈子里朋友们身上那种不可思议的能力。陈天说那是一个非常清秀优美的女孩，使人眼睛一亮，还是陈天老家广安的人。“我父母都非常喜欢她。”
夏天的事件像诗歌朗诵会那天的暴雨一样过去，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这时陈天才想到了沈文明的告诫，沈文明让他记住鲁迅先生的话：革命和反革命从来是难以分解，今天你是革命，明天就可能是反革命。那年的毕业分配久拖不决，颁发毕业证之前的最后一次课堂上，班主任和教育局的一个人一起出现在讲台上。班主任压低了嗓子宣布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谁参加了的，主动承认，学校既往不咎。现在不承认，等到我们点你的名，可就晚了。我们手里已经掌握了全部名单。我给你们三分钟。”
随后是难堪的沉默。两分钟内，有几个同学站了起来，教育局的人马上表扬了他们，表示会宽大处理，并且说：“还有没有？再不站出来，就没机会了！”班主任的眼睛一遍遍地在每个人脸上扫过，陈天当时觉得，老师特别注意地盯着他，心里开始激烈斗争。还剩五秒钟的时候，又有几个同学站了起来，这时老师再一次扫视全场，提高了声调说：“还有没有？那些没站出来的，我从十数到一，数到一他还不站出来，说明他是顽抗到底，我们是不会给他机会的！他们不要想毕业和工作的事情！”
老师这回说的是“他”和“我们”，使陈天感到：所有参与过运动的同学都已经站起来了，只剩下他了。不仅老师，全体同学的眼睛都盯着他，他们都知道那件t恤衫，知道他曾经去参加静坐。那些已经承认的同学，他们站起来比坐着的同学高，形成一种威压和期待，他们自己看上去倒轻松了。班主任口中的数字从“十”到“五”，一声比一声低沉，陈天感到自己抵挡不住了。虽然沈文明早就告诉过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交心”，那等于自杀再被踏上一只脚，但这时从班主任口中念出的数字的威力超过了沈文明的告诫，陈天准备，在他数到“一”之前霍然站起，加入站着的同学中去。但班主任数到“二”，陈天背后却发出猛然的响动，一个同学站了起来。
班主任没有表扬这个同学，也没有再念数字，而是说：“站出来的人，下午分别到我办公室来，听候严肃处理。”他又和教育局的人说了一句什么，两个人就走出了教室。教育局的人出门前盯了那些站着的同学一眼，眼光特别狠，似乎为了特意记住他们。这一眼立刻把站立者打入另类，有个女同学马上哭了起来。他们虽然还站着，但谁也不敢首先坐下来，姿势却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似乎比坐着的同学还要矮。这时陈天出了一身冷汗，忽然感到自己现在这样坐着而不是站着，是多么幸福，沈文明的告诫又是多么准确。
等待分配的那一段日子，陈天回到了沈文明的圈子，沈文明温和地接纳了他。但不知为什么，圈子的活动忽然停止了，并没有什么明令禁止，只是气氛不一样了。以往那些每天换上一层的社团活动海报也减少了一大半，它们连同各种话题在到达了顶峰后忽然消失了。
分配结果下达，那些承认了的同学都被分到农村，连同那个哭泣的女同学，她被分到了开县一个油矿。多年以后，新闻报道那里发生了天然气井喷事故，死了两百多个人，不知道这个女同学的遭遇如何。大多数人的学位证被扣着，以观他们今后的表现。陈天顺利地分到鱼城特钢厂。
但陈天的女朋友被分到一个县的中学，与她跟着陈天参与了一些活动有关，她们是师范院校，“交心”抓得更严。从鱼城到那个中学需要一天多。陈天常常旷工去看她。
“我到她的学校去，从县城开始，车子到那里已经晚上十点了，我总喜欢乘着月色，在小路上走上两个多小时，走到她在乡下的学校。学校在一片水田中间，那些水田由高到低排列，由一条溪水灌溉，也可以说是梯田。学校是清白的，房子前整齐的五棵松树。当我到达那里，松树在白地投下影子，这些高挑的影子我到现在记得清清楚楚，像是我自己亲手在心里栽出来的。”
其中一次他印象最深。“那几天一直在下雨，涨水，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水，我到了她的学校，她却似乎到了一个岛上。我和一个朋友去找她，茫茫的一片水，我乘船去那个岛上。晚上我在一所类似大庙的房子里住，从来没下过那么大的雨，水顺着瓦当水桶一样往下倒，我感到内心深处的恐惧，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同时却也有一种灵魂的欣喜，洗清了很多东西。后来我还是见到了她，那种感觉却无法向她描述，说不出来。但我知道，我在那天的大水中感到的许多东西是真实的。
“她的父亲不喜欢我，他觉得我在害他女儿。这使我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因为我隐约相信他是对的，作为一个饱经世事的男人，他比女儿更懂我。
“那时特钢厂新分来一批我这样的大学生，和以前厂里的工人有矛盾，经常打架，争女朋友，我成了大学生一伙的头儿，因为经常旷工和打架，被特钢厂开除了。就在那段时间，她怀了孕，打了胎。女儿打胎这件事让她父亲非常愤怒。
“她怀孕的原因主要是我们不好意思去买避孕套。每次我去看她，如果是白天到达那个小城，我会在等车时在车站附近徘徊，那里混乱的街景我记得很清楚，其中在一片餐馆中间有几家药店，还放着‘计生用品专柜’的牌子。我每次都想走进去问有没有避孕套。我还知道避孕套有小号、中号和大号，直径分别是三十一、三十三、三十五毫米，有次我看见一个很壮实的男的走进去，大声向售货员叫嚷买‘套子’，那个年轻的女售货员问他要中号还是大号？‘当然是大号！’可是我实在无法像他一样走进去。怎么出口呢？要不要结婚证明？如果她问我号数，我是不是应该说‘小号’？我说了小号，售货员会是什么表情？于是我每次都没有买。我给她说，可她更是怎么也不会去买。我们采用一些道听途说和自己想的避孕方法，每‘奏效’一次就感到庆幸，可是她终究怀孕了。她怀孕后问我怎么办，我蒙了，不知道怎么办。当时我在厂里办手续，她自己去医院，把胎打掉了。
“她当时放暑假，待在老家。我去看她。她脸色有点白，但也许是看见我来了高兴，身体状况看起来还可以。我说‘吔，你没啥事嘛’。
“她父亲为这句话非常愤怒，他在一旁隐忍了很久，这句话让他爆发了。他让我滚，不准再缠他的女儿。我感到这是两个男人在争夺她。他非常爱他的女儿。那天下着大雨，他使出蛮力把我赶出去，我再也没到过她家。”
陈天扭开了床头的灯，起身走到窗边去，点了一支烟。他只穿着短裤，双腿显得特别伶仃。
“我在县城待了一天，她偷偷来找我，她问：‘陈天你有六百元钱吗？你有六百元钱我就跟你走。’我问要六百元钱干什么，她说，有这么多钱，就可以用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她就可以找到新工作，我们就可以一直生活下去。我说我没有，连一百元钱都没有。然后，我们就这样分了手。
“我想她是明白我无法忍受初期生活中的某些麻烦。她太了解我，知道这些麻烦一定会演变成悲剧，因此她坚持要有六百元钱。在几个月前，我可以轻易地掏出一千元钱，可是那时我被特钢厂开除了，打算和几个朋友倒卖钢材，积蓄都投进去，什么钱也没赚到。”
烟丝缓缓地逸出窗缝。陈天继续说下去，似乎是决心让这些往事离开他。
“那段时间我去了北京，只想远远地离开鱼城，后来终究回到老家，只有母亲和我在一起。我和母亲有一份默契，避免对视。她一看着我，就情不自禁露出忧虑的样子，多少次我不用抬头也知道她在这样看我，我只是低着头看书。
“那段时间我学会了一件事情——手淫。我很频繁地手淫，直到可能引起母亲怀疑，她的目光变得更加忧虑，言语顾虑重重。我感到她发现了，出于羞愧，我放弃了，把时间用来专心看康德。以前一直没有好好地看完三大批判，借这段时间系统读了一遍，感到许多不理解的问题忽然解决了，包括那次风波。我再次想起了沈文明，他总是那样安静，就像他是透明的，可以任那些纷扰的事件穿过，毫无损伤。心里的裂缝渐渐弥补起来，只是有时候会像蜜蜂的针戳一下地突然刺痛。我尝试经常地用纯粹理性批判的方法，分析我的情感经历，虽然这样做很痛苦，但终究慢慢使我得到了平静。但我知道，我和女人的关系永远改变了。
“过了一年的样子，我忽然收到一笔钱，几个倒卖钢材的合伙人赚到了钱，要各起炉灶了，清盘时想起了我这个股东。我拿着这笔钱去复习考研。当时沈文明和吴海子都在西师读研，我也就租了一间房子住在西师。但是团体的生活没有恢复，因为吴海子不太参加大家的活动了，他变得很沉默。我考上了研究生，去了成都。
“我和她没有再见过面，除了达川那夜的八个小时。”
陈天回到了床上。他似乎并不等待我再说什么，按灭了那边的床头灯，很快入睡了。他似乎能在一种仍旧保持着紧张的姿势里很快入睡，这是我做不到的，他讲述的往事仍旧在我脑中微微起伏。
我想到那天，和陈天去吴海子家玩。已经是晨报编委的吴海子住在新楼上，铺着暗红色木地板的宽大房间，有微微的冷蓝色调，庞大的沙发对面是背投电视。小孩子在地上奔跑，小李紧追。陈天、吴海子和陈芬的新男友斗地主，二二四的规矩，到十二点陈天输了七百元。虽然人都在这里，有着《马克楚克高峰》的诗集也还在书架上，往事却不会再回来。
想到自己走进的大学校园，已经和两年前全然不同。虽然还有一溜排开的招新社团，却已经没有朗诵、沙龙和辩论。在复旦的时候，我在校办工厂旁边发现了一个“大家沙龙”，很是兴奋。透过窗户看进去，几张破旧的皮沙发，没有一个人影，大概是晚上营业的酒吧。因为陈天上研究生的那个大学，我又想到余杰，想到那所大学后门外每到周末停的两长溜私家汽车，带走了以前台下仰面聆听诗歌，领受雨水冲刷的女生。
在残留着一丝烟味的黑暗中，听着陈天仍有一丝紧促的呼吸，我感到虽然与他待在一张床的两头，却隔着过不去的距离。他的一条腿留在了过去，那个淋着大雨朗诵诗歌的现场，这是他始终无法越过八千字长度的原因，我没有权利规劝他。
我肺部的病灶还在，此刻在昏暗的床头灯光下，或许由于刚才和小姐的折腾，它又隐隐地作痛起来。对于我来说，这个病灶再也无法摆脱了，我不再是在五角场墙壁霜白的陈年教室里看书的自己，不是走上女娲山林间小路的自己，只是无从脱下那套不合身的戏服。我想到了在舞台上最后一次表演的莫里哀，在最终倒下之前，我们身上的东西总像在演戏，刚才这间屋里的情形和聊天，尽管刚刚过去，却像是出于杜撰。
阳光在石头上变冷了，墓园不是久留之地，我也不敢保证六六来过这里。行程结束了，我缓缓起身下坡，搭上321路公交车，但在心里，我并不想回到那幢出租屋，如今没有了小偷来光顾，却也没有了小絮的气息，两盆绿萝经过一个冬季凋落了，剩下一些像是铁锈的残枝委积盆中。或许它们接受了我的气息，经历了和我的肺部一样的病痛，却没有在春天缓过来。有时我不明白，自己为何从上海来到这里，似乎只是为了经历这场疾病，从此穿上一件无形的青黑衣服。那些大街上的奔波和僻地的探寻，幽暗灯光下的暧昧，都在x光下褪去了颜色。
光鲜的情景只存在于电视屏幕上。那里放着一部也许叫《致命邂逅》的电视剧，是一个电视台主任和女记者之间的婚外情，女记者名叫梅娘。看着，我忽然想起剧情出自一本叫《梅娘》的书，我在家乡小城工作的时候，出校门路口就摆着，封面是一个几许厌烦地躺在被子上、伸出半个臀部和一条大腿的女人，翻开扉页，第一行就是：“我最陶醉的是梅娘的乳房——”
下来是漫长汹涌的做爱场面，男主人公在忘情的间歇里，仍旧不忘以冷静的口吻，对梅娘的丰乳长腿进行分析性的赞扬。我开始面红耳赤，那些排排的文字不穿衣服直接往敏感里钻，我强作镇定，“随意”翻了后面的几页，又翻出第二个段落，这次描写的是男主人公跟漂亮贤惠的妻子做爱。在做爱的间歇里（这种间歇不断地出现），男主人公将妻子的身体和梅娘的做了比较。给我的感觉是，其实妻子的身体也是很不错的。我的脸当然更烫了，谁注意到了吗？
一刻间，我想买这本书，但随即否定了，也许因为贵，也考虑到不是有价值的，但最强烈的感觉不是这个，而是说不出口。也许与书铺老板在亮堂的地方摆出这本书的预期适得其反吧。眼下看它改头换面在央视上播出，不免有种怪诞感。
我开始构思一篇小说，题目叫《皮袋》，主人公的原型是万群。他真的找到了一位单纯的女学生，他想和她好好爱，好好生活。为了这个，他下区县采访，都谢绝了那些他曾经利用过的“机会”。但虽然这样，他的心里却有阴影，他始终是有过那些经历的，有时在和爱人拥抱和做爱时，忽然会冒出比较的念头，为此他非常苦恼。妻子对他越信赖，越亲热，就越使他难受，那些肉感的形象不停地来干扰他的脑子，破坏他的感受。
他想讲出来，却有深刻的畏惧，终于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承受爱情，如同一只旧的皮袋。虽然外表全无异样，一切都正常，平日自己也不觉得和崭新时有什么区别，但内里却早已有裂纹，无法再装新酒。新酒只能装入新皮袋，若是旧皮袋装了新酒，袋子就会破裂。不论彼此如何努力，总有一些克服不了的矛盾，意外的挫折，两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幸福就成为不可能的了——而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过去，时刻注入现在的生活，包括我这作者，在生活面前并未取得豁免权——
第一次从金竹宫回来，已经晚上十一点半钟，小絮已经洗过脚，在床上看书。她问我去哪里了，声调温柔，好奇，想知道我的生活，我回来使她高兴。我说陈天回来了，我过去看看。我一脱鞋就去厨房洗手，手觉得很腻，我一边回答小絮，一边将衣服换下，几乎是趁她不注意，我清晰地闻到衣服上浓重的舞厅烟味。小絮含着笑，没有察觉。我上了床，开始静躺着，什么也不想做，不能做，心里有种空洞感。但忽然想做爱，试探一下小絮，原来她也想的。我显得激动忘情，我像往常一样抚摩她乳房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似乎同时还在摸舞厅里那个小姐的，比小絮的大，还留着真切的触觉。这一次爱，我做得很有劲。我有微妙的担心，怕小絮感觉到，她肯定感觉到了某种变化，但不知底细。
如果把小絮留在这边，会怎么样？我留的话，不说那句话的话，她是会留下来的！总能过的，尽管有那压力，肉中之刺。但是现在总不可能又叫她回来。想想不可能。
入夜，市场的潮汐稍稍消落一些，桌上摊开的稿纸无从落笔，我坐在床上看电视。
手执遥控板，调来换去找不到好的台。“好”其实只是能看，实在都是坏的，哪有好的电视节目呢？殷海光早就说过，电视是邪魔的东西。他连radio都排斥。买来这台电视之前，我和小絮的生活中固然一直没有少过radio。相反那几年为了小絮山村的寂寞和学英语，不停地更新短波收音机，从德生到索尼，但毕竟一直没有买电视，这使很多人惊奇，也许当作吝啬的别名。我有一种真实的担心：电视会使我落水那样沉溺，最终一事无成。我说的都不足以打消她的念头。“我连个看的都没有，你也要想一想我唦。”终于有一天，我们去了新世纪商厦购置了这一“大件”，由邓要发一路背到家里。
最初几天，我没有看，但不久我果然沉溺了。最初打开电视，那上面精致的画面使我产生了幻觉。开始还能够有所抑制，经过一段时间，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在增加，后来终于到了三四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没有能看的节目，也像现在这样瞎按。越看越烦，越烦越看，什么《霹雳菩萨》《三坊七巷》《笑傲江湖》，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或别的体育节目，每天必看，明知不到节目的时间，也会按一按央视五频道，似乎想它意外出现。坐不住，一天大半都在床上。
同时，我极端嫌恶电视。小絮也有瘾了，不像我那样极端，但一部以《初恋》为名的“哈韩族”电视连续剧她期期不漏，我们为它争吵，她说我“专制、霸道”，许自己看不许她看。实在是我对这部偶像剧感到大的嫌恶。但既然我会上瘾地看《笑傲江湖》，为何又厚此薄彼地嫌恶《初恋》呢？
这台电视，二十九英寸，创维牌，蓝色的机壳，灰黑的屏幕，平时静默地待在那里，似乎甘于沉静，忠心地服从主人，其实暗中不怀好意，遥控板就是它玩弄的权术：随着你按下遥控板上某一个键，“嗒”一下，灰黑忽然变成灿烂炫目的世界。这当然是一种奇迹，过去时代任何先知预料不到的、可以满足民众最深层需要的奇迹，如同幼年黄昏我在大舅家窗台上初见收音机。它那两排红色的小灯，闪闪烁烁，接收来自虚空中的信号，夜中讯号充满家乡山岭，五彩缤纷、光怪陆离、妙不可言——一个小的奇迹。
尽管你已习惯了它，甚至厌弃它，你还是会在某一刻忽然对画质的清晰、完美和超自然感到惊讶。就在那时，这些奇观却不再反映在你头脑中的底膜上，取代童年固有的彩色的，是一片灰黑——这也许是电视的魔术，在你按下键钮的瞬间，将它本质的灰黑无物与你的头脑进行了置换。它在你的世界里，在你自己是最初也是唯一一种奇观的地方越来越奇幻夺目、纵情炫耀，你却日渐凋零，就这样，它成了你的主人。
非典疫情之前，我频繁地去舞厅，似乎回到了生病以前的时候，渐渐达到了每天都走入金乐门或打铜街的门厅的地步，像是进入一口深井，越走越深，不知水位暗中漫过了头顶。我就要遭遇灭顶之灾，无法自拔，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疫病，像有一条鞭子狠狠击打了我，像一把锯齿不平的手术刀切断了我。电视屏幕成了包扎的绷带，又像另一个不经意下陷的洞。眼下这洞里只我一人。
我仍然经常熬夜，却不曾拥有深夜、星光，它们离我而去，升上不可及的夜空深处。我的幸福是一条河里的水，在这个季节里又少了许多。
是离开的时候了。我知道这一天正在到来，就像两年前的开春，站在十八梯石坎顶端，预感着有什么即将发生。
我写下了鱼城故事的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