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是古老的意大利餐馆之一，位于城中街道西侧，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场和购物中心之间。这些餐馆宽只能放三张桌，长不过有四盏顶灯，从芝麻菜发现以来没有多大变化。小吧台上的电视正转播球赛，不时有客人上前向招待打听比分情况，然后再回到座位就餐。亮绿色塑料软垫椅子，带斑点的肉色地砖，一侧为镜面墙，顶上是仿铜吊灯。作为装饰，角落有一尊五英尺高、亮闪闪的胡椒磨研机，看起来像贾科梅蒂的作品（瑞典佬说，这是文森特意大利老家给他的礼物）。作为对称，对面角落里像雕塑一样的架子上放置一只大巴罗洛酒瓶。摆满蒜香番茄酱瓶的桌子对面就是文森特夫人的收银台，那上面的大碗里有餐后免费享用的薄荷糖。点心推车上有拿破仑蛋糕、提拉米苏糖、千层蛋糕、苹果馅饼、草莓蜜饯；我们桌后墙上是题有“送给文森特和安妮”字样的签名照片：小萨米·戴维斯，乔·纳玛斯，丽萨·明尼里，凯·巴拉德，金·凯瑞，杰克·卡特，菲尔·里兹托，约翰尼和乔安娜·卡森。应该有瑞典佬的照片才对，如果我们还在与德国人和日本人交战，而且街对面又是威克瓦西高中的话，肯定会有他的。
我们这边的服务生比利，矮胖秃顶，鼻子扁平得像拳击运动员一样，不用问就知道瑞典佬需要吃什么。三十多年来，经比利的手，瑞典佬一直点店里的招牌菜文森特通心面，先来点蛤蜊。瑞典佬说：“这是纽约最好的通心面。”但我还是点自己喜欢的焖鸡，在比利的建议下，我要“熟透了的”。比利一边点菜一边告诉瑞典佬前一晚上托尼·班奈特曾来过。像比利这种身材的人，可以想像一生整天托着不只满满一盘通心面来回奔忙，多年来承受的压力所致，嗓门很高，声音急促有力，听来有些意外，但也是一种享受。“看见您朋友坐的地方吗？利沃夫先生，看看他的椅子！托尼·班奈特就坐在那里。”他对我说道：“知道托尼·班奈特对那些上前来自我介绍的人说些什么？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他就坐在您现在的位置。”
款待就这些，接下来该干活了。
他带来三个孩子的照片，从开胃菜到最后的甜点，所有谈话都是关于他十八岁的克里斯，十六岁的斯迪夫和十四岁的肯特。这个孩子的长曲棍球打得比棒球好，但教练对他的限制太多；那个孩子足球和篮球都挺好，一时定不下来到底该干什么；另一个是跳水冠军，还打破学校的蝶泳和仰泳纪录。这三个孩子学习都很用功，成绩全是优秀和良好。一个“迷上”自然科学，另一个喜欢“交际”，还有一个……有张照片上是这些孩子和他们的母亲，这位四十岁左右漂亮的金发女郎是莫里斯县一家周刊的广告经理。瑞典佬赶紧补充说，直到最小的孩子上二年级，她才出去工作。孩子们很幸运有这么好的母亲，现在她每天晚上都陪着他们，先照顾好他们才……
我们边吃边谈，他聊起这些如数家珍，一切都表露出他的好性情。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听着他海阔天空般闲聊，耐心地等他透露点实情，但他讲的都是些再明白不过的事。我在想，他没有生命力，有的只是温和乏味——这家伙很满意这样。他真实的自我藏在后面，使人难以捉摸。在席上有好几次我都想到自己干不下去了，如果他老是这样没完没了地夸耀他的家庭的话，恐怕还吃不上甜点我就要抽身走人。到最后我甚至认为他要不是有意把自己遮盖起来，便是精神上有毛病。
他心中要紧的事使他打住。这改变了他的性情，变得像普通人那样平淡无趣。有某种东西给他敲了警钟：一切应顺其自然。
瑞典佬比我大六岁或七岁，快到七十了。他看起来还是那么精神焕发，只是眼角有了皱纹，突出的颊骨下方比硬汉子的标准稍稍凹陷一些。我想这种憔悴大概是跑步或网球运动多的缘故，到最后才知道他冬天刚做过前列腺手术，现正处于恢复期。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让我更为震惊的是了解到他遭受的磨难，还是他的这番坦言。我甚至在想，他近期的手术以及后来的影响也不足以解释他这种精神上的不正常。
我尽量不显得非常渴望的样子，插话问他这段时间在纽瓦克开工厂感觉如何。我这才知道纽瓦克女士皮件厂从七十年代早期就不在纽瓦克了。整个企业早已搬到沿海一带，因为工会使厂商们赚钱越来越难，再也找不到人做计件活，或者不能像你要求的那样去做。其他地方有的是工人，经过训练后他们也可以达到四五十年前的手套厂要求的那种标准。他家在纽瓦克从事这一行已经很久了，出于对工作多年的雇工们（这些人大多数是黑人）负责，瑞典佬在一九六七年的动乱后，考虑到整个行业的经济现实和他父亲的祈求，还是尽量干下去，坚持了大约六年。动乱后，工人的技术越来越糟，他无能为力，只好放弃，在市里的经济崩溃前没受什么损失就脱身了。在那四天的动乱中，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所受的损失不过是坏了一些窗户，而离他们的运货码头大门仅五十码远的西市则有两幢房被烧毁。
“税收、腐败和种族问题都使我父亲头疼。任何人，哪怕来自全国各地，就算对纽瓦克的命运再不关心，他都一样会在迈阿密海滩的小屋或在加勒比海的游艇上，反复对他们讲他心爱的纽瓦克被税收、腐败和种族歧视彻底毁灭。我父亲就是王子街的那些人中的一员，他一生都爱那座城市。纽瓦克发生的事让他心碎。”
“跳级生，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城市。”瑞典佬接着说，“那里以前什么都出产，现在成了世界上的汽车盗窃之都。知道吗？虽然还不是罪恶之首，也够坏了。盗贼大多数住在我们以前的街区，全是黑人小伙子。在纽瓦克每二十四小时有四十辆车被盗。统计出来的数字就是这样。有点厉害吧？这些车是杀人凶器，一旦被盗，就成了四下乱飞的火箭，街上任何人都是目标，老人小孩全一个样。我们的工厂外面在他们看来就是印第安纳波利斯赛车场。那是我们离开的另一个原因。四五个孩子吊在车窗外，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穿过中央大街。父亲买下那间工厂时中央大街上跑的是电车，再下去就是汽车展销房，有凯迪拉克、拉塞尔。那时每条小街上都有生产各种物品的工厂。现在这些街上都是酒馆、比萨店和门面破烂不堪的教堂。街上其他一切都在衰败，到处用木条钉上。父亲买下工厂时，几步远的地方是开勒在生产冷却机、福特冈造消防警报器、拉斯基做胸衣、罗宾做枕头、侯尼格做笔尖——耶稣啊，我这些话听上去像父亲说的一样。他讲得对，他常说：‘跃跃欲试啦。’现在主要的产业是盗窃汽车。坐在纽瓦克任何地方，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四下张望。我是在莱恩斯附近的贝根街遭到袭击的。记得亨利商店吗？公园剧场旁边的‘爱情小店’，就在那里，以前是亨利商店的所在地。我高中时第一次约会就在那里。看完电影，我带黑人姑娘阿丽娜·丹兹格去那里的小亭子喝饮料。在贝根街，白人和黑人在一起就不只是喝饮料那么简单了，这意味着引起世界上最强烈的仇恨。从单行道一辆轿车逆向朝我驶来，四个小子将身子伸出窗外。两个人跳下来，笑着，闹着，用枪抵着我的头。我交出钥匙，一个人把车开走了。这一切就发生在从前是亨利商店门前的地方。真的可怕。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警车，撞击车尾。触发安全气囊，玩转圈游戏。听说过转圈游戏？玩过吗？你没听说过吧？他们偷车就为干这个。高速行驶，猛踩刹车，拉起手刹，转动方向盘，车就拼命打转。以极高的速度不停转圈。对他们来说，撞死行人算不了什么，杀死驾车者也无所谓，丢掉自己的命也可以。刹车留下的痕迹就能吓死你。在我的车被偷走的那一周，他们在我家前面玩转圈游戏就撞死一个妇女，我亲眼所见，就在我动身离开的那天。那车高速咆哮着，发出尖锐的急刹车声音。太可怕了，令人不寒而栗。这位年轻的黑人妇女，只是把自己的车从第二街开出来，但还是倒霉了。她有三个孩子。两天后就轮到我的一个工人，是个黑人。他们才不管是黑人、白人，什么人他们都要撞死。小伙子叫卡莱克·泰勒，运输工人，当时正下班回家。他做了十二小时的外科手术后，在医院躺了四个月，终身残疾。头部受伤，体内受伤，盆骨破裂，肩被撞坏，脊骨粉碎。一个疯小子正开着偷来的车拼命狂奔，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们以每小时八十英里车速冲过中央大道，泰勒给撞个正着，驾驶座旁的车门都被摔坏。盗车贼才十二岁，他得把垫子卷起来坐在上面才能看清路面驾驶。他到詹姆斯堡关上六个月后又会放出来，坐到另一辆偷来的车上。我的处境也一样。他们用枪指着我抢走车后，把卡莱克弄成残废、撞死妇女，都在那一周。这就够了。”
纽瓦克女士皮件厂现在只在波多黎各经营。离开纽瓦克后，他有一段时间还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府签订合同，除管理自己在波多黎各庞塞岛上的工厂外，还到布尔诺的一家捷克手套厂工作。然而，当他看到波多黎各马亚圭斯附近的阿瓜迪亚有一家他中意的工厂要转让，就从捷克撤回来，那里的官僚从一开始就让他头疼。他在波多黎各买下二手厂房设备，运来机器，建起第二家规模较大的工厂，开设训练课程，又招了三百工人。到了八十年代，波多黎各人的生活也奢侈起来。除了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差不多所有人都到远东发展，那里劳动力充足且价格又低，最先是到菲律宾，然后到韩国和中国台湾，现在到中国大陆。棒球手套这种销量最大的美国手套，以前是由他父亲的朋友登克茨在纽约的约翰斯敦生产的东西，早已挪到韩国生产了。在一九五二年或一九五三年，当第一个人离开纽约州的格拉威斯维尔到菲律宾去做手套时，人们嘲笑他，就好像他想上月球；而在一九七八年前后他死的时候，这人在当地已有一个四千工人的大厂了，格拉威斯维尔的整个手套产业基本上都迁到了菲律宾。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格拉威斯维尔大大小小的手套厂有九十家，现在一家不剩，他们或是不再干这一行或是变成了进口商。瑞典佬说：“这些人分不清指岔和拇指，只是生意人，他们知道该进口各种颜色、各种规格的这种手套十万副、那种手套二十万副，但不知道究竟怎么做出来。”我问：“指岔是什么？”“手套上各指之间的部分，是和拇指皮料一块剪下来的一些椭圆形小片。现在有许多人什么都不懂，他们知道的还不如我五岁时懂的一半多，却要作出重大的决定。有个家伙要买鹿皮，质量很好可以做服装，差不多三美元五十美分一英尺，他却要买去剪下巴掌大一块，缝到滑雪手套上。前两天我和他谈过，告诉他花一美元五十美分就可以买很大一块新皮子。要是大的订单，你算算，这就是上万美元的差额。他却一无所知。他本可以把一万美元放进口袋。”
瑞典佬在波多黎各和在纽瓦克一样还干这一行，他解释道，自己已经训练出许多好工人，他们会做手套上的细活，可以生产出达到他父亲那时的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标准的产品。他也承认一家人都喜欢他十五年前建在加勒比海边的度假别墅，而且离他在庞塞的工厂也不远。孩子们都愿到那里玩……肯特、克里斯和斯迪夫热爱冲浪、帆船、潜水和双体船运动……他所说的这些事清楚地表明，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变得很有情趣，但他似乎对自己周围哪些事有趣，哪些事没有趣缺乏判断力。或者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他不想使自己的生活有趣。我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让他回到开勒、福特冈、拉斯基、罗宾和侯尼格时代，回到指岔和怎样做副好手套的细节上来，甚至回到那个只为一块好料花三美元五十美分一英尺买错鹿皮的小子这事上来。但他一讲起来，我就发现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把他的话题从他的孩子在海上和陆地上取得的成就上引开。
我们等甜点上来时，瑞典佬说他除了最喜欢的通心粉外，最近也爱吃容易吃胖的萨巴雍，因为在前列腺手术几个月后，他的体重依然偏轻十磅左右。
“手术顺利吧？”
“还不错。”他回答。
我说：“我的几个朋友做过后都比预料的差。这种手术对男人来说是场灾难，就算由此切除了癌细胞也无法弥补。”
“是啊，我知道，那有可能。”
“一个是丧失了性功能，另一个是既阳痿又失禁，都是我这把年纪。他们真受罪，只好用尿布。”
我所说的“另一个”就是我自己。我在波士顿做了手术，除了波士顿的一个朋友外，我谁也没告诉。他陪我度过那段难受的日子，直到我又能站立起来。离开波士顿，我往西开车两个半小时，回到在伯克夏的我独自居住的房子后，我想最好是把做癌症手术和身体虚弱的事埋在心底。
“啊，我还很轻松就过来了。”瑞典佬说道。
“我看你也是。”我语气委婉地附和道，心想这个自我满足的大家伙真的得到了他想要的任何东西。尊重应该尊重的东西，对什么也没有异议，从不因自卑烦恼，也不因迷惑难受，或者遭受无能的折磨，怨恨的毒害，愤怒的驱使……生活对瑞典佬来说就像柔软的绒线球一样慢慢展开。
思绪将我拉回到他信中关于将给父亲写颂词的专业咨询。我自己不想提颂词的事，然而未解的迷团不仅在于他为什么不提这回事，更在于如果不愿意提，为何要放在信的首位。就我所知，他的一生比较而言既不是太富有，也不是矛盾重重。所以，我只能推测那封信主要与他的手术有关，涉及到后来发生的、与他性格不符的事情，或某种突如其来的情感。是啊，瑞典佬利沃夫的亲笔信源于他迟迟地发现了不是健康而是病态，不是强壮而是虚弱的滋味；知道了没有名望是怎么回事，生理上的耻辱、蒙羞、厌恶和绝望是怎么回事。他也才懂得向他人请教是怎么回事。忽然被曾给予自己保障、使自己优于他人的美妙的身躯所背叛，他一下失去平衡，从所有人中抓住了我，想替他拉回死去的父亲，重新获取父亲的力量来保护他自己。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崩溃，在我看来，以前深藏不露的他已经变成一个冲动、衰弱、急需呵护的人。死亡突袭了他的生活之梦（就像我在十年之中遭遇的第二次那样），令我们这种年龄的人烦恼的那些事并没有将他放过。
我不知他是否愿意再回忆一下卧病在床时的脆弱，这会让他真正了解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家的生活表现出来的那样，是否愿意再回忆一下那种阴影像有毒的霜冻偷偷侵入一层又一层生活的满足之间。他总算如约前来。这意味着无法忍受的痛苦还在，自我保护没有恢复正常，紧急状态并未结束？或者前来露露脸，轻松地聊聊难以忍受的一切就是他想借以摆脱最后恐惧的方法？看他坐在对面吃着萨巴雍，显得那么单纯、诚实，我越想越远。这人的本来面目令我难以琢磨、无从把握。我苦于对瑞典佬这种混乱不堪状态的担忧，只能看到他的外表，无法得出任何结论，不能形成确切的看法。我明白自己到处寻根求源、要弄清这家伙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这个谜团我可解不开，仅靠推理攻克不了他。这是关于他的谜团的谜团，我这么干如同想从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嘴里得到信息那样艰难。
我在信中告诉过他电话号码，如果他不再为死亡感到恐惧，为何不来电话取消约会？既然一切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他又夺回了曾使他无往不胜的那种鼎盛荣光，还找我干什么？不，他的信没有道出全部真相，否则他是不会来的。肯定有迫切想改变的事，或者是曾经使他大病一场的东西并未离他远去。一种未经检验的存在再也不能适应他的需求了，他要让人把某些事情记录下来，所以找到我：写下可能忘却的事情。被省略或被忘却。会是什么事情呢？
或者他只是个幸福的人而已，幸福的人也确实存在，为什么不可能？我对瑞典佬的动机进行的胡乱猜测不过是职业性的急躁，对瑞典佬利沃夫有一种托尔斯泰对他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怀有的偏见，这个人物在他严厉苛刻的小说中被大大贬低，用专业术语讲，那是因为他创作的初衷就在于要无情地暴露看似平常的东西。伊凡·伊里奇是个身居高位的法官，过着“社会公认的绅士生活”，但在临死时深受焦虑和恐惧的折磨，他不由得想到“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从一开始，托尔斯泰就总结性地写道，作为大法官，在圣彼得堡有漂亮的住房，每年有三千卢布的可观薪金和身居高位的朋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也许是吧。在一八八六年的俄国可能是这样。但在一九九五年新泽西州的旧里姆洛克，当这位伊凡·伊里奇打完上午的高尔夫和朋友回到俱乐部吃午餐，得意洋洋地宣称“没有比这更好的”的时候，这也许比托尔斯泰笔下的情形更接近实情。
瑞典佬利沃夫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但按美国的标准却最了不起。
“杰里是同性恋吗？”我突然问道。
“我弟弟？”瑞典佬笑了，“你真会开玩笑。”
我也许是在开玩笑，恶作剧似的问这样的问题，想冲淡这烦闷的气氛。但我忽然记起在他给我的信中，他曾提到他的父亲“在心爱的人遭到打击时他是多么地难受”，这使我又开始乱猜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也想起杰里那次遭受的羞辱。我们高中一年级时，杰里极力想赢得班上一个相貌一般、大家认为轻而易举便可到手的女孩的欢心。
作为情人节的礼物，杰里用仓鼠皮给她做了一件衣服，把一百七十五张仓鼠皮晒干，用从父亲厂里偷来的弯针缝制，他就是在厂里才想起这么干的。有人赠给学校生物系约三百只仓鼠用于解剖课教学，杰里装出很勤快的样子，从生物系学生手里将仓鼠皮收集起来，他的古怪和天赋使大家相信了他说的要在家里进行“科学实验”。他还设法把那女孩的身高弄清楚，设计了样式。在车库顶上把仓鼠皮晒干，去除臭气（他以为全部弄干净了），再仔细地缝制，并用白色降落伞上的丝绸镶边，那还是哥哥从北卡罗来纳的切里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寄给他作纪念物的次品降落伞。帕里斯岛球队在那里打赢了陆战队棒球锦标赛该季度的最后一场。杰里将衣服的事只告诉了我，他的乒乓球搭档。他打算用薰衣草纸包好，扎上天鹅绒带子，放在母亲的班贝杰百货公司的大衣包装盒里给那女孩送去。但衣服做好后变得很硬，他无法折叠起来装进盒子里。他父亲后来解释说是由于他那种愚蠢的干燥方法所致。
坐在文森特餐馆里瑞典佬的对面，我猛然想起在他家地下室也见过这模样：这个大家伙当时穿着衬衣坐在地板上。我想要是在今天，肯定会获得惠特尼艺术博物馆所有奖项，但在一九四九年的纽瓦克，没人知道伟大艺术，杰里和我绞尽脑汁想把那件衣服装进盒子。他打定主意要用那只纸盒，因为她打开时就会以为是来自班贝杰百货公司的高档服装。我却在考虑要是她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她会怎么想。要吸引这么个皮肤很糟，又没有男朋友的胖女孩的注意，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但我还是帮了杰里，他这人风风火火，要么抽身走开，要么照他说的办，再说他又是瑞典佬利沃夫的弟弟，我还在他家，四下都是瑞典佬得的奖品。杰里最后把衣服整个撕开重新缝制，使线缝在中间以便折叠放入盒子，我帮他一起做，就像在缝制一件盔甲。他在最上面放了一个用纸板剪出的心形图案，用哥特体签名，再用邮包寄走。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将一个根本不可能的想法变成一件疯狂的作品，对人类而言是一段短暂时光。
她打开盒子时大叫起来。她的朋友们说她“怒不可遏”。杰里的父亲同样怒不可遏。“你就这样糟蹋你哥哥给你的降落伞吗？剪掉它？剪掉一只降落伞？”杰里很自卑，不敢告诉父亲自己为的是要那个女孩扑进他怀里，亲吻他，就像拉娜·特纳亲吻克拉克·盖博那样。他父亲和他一道在中午的太阳下晒皮料时，我正好在场。“皮子要适当处理。适当！适当并不是在阳光下而是在阴暗处风干。不能晒焦，真见鬼！杰罗姆！只教你这一次，记得住怎样保存皮料吗？”他边说边做，开始时有些激动，想到亲生儿子做皮件活也这么笨头笨脑，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向我俩讲解他们怎样在埃塞俄比亚教商贩们处理羊皮，然后再用船运到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来加工。“可以用盐，但成本高，特别在非洲，非常贵。那里的人偷盐，他们没有盐，你得在盐里下毒才不被偷走。另一种方法是将皮子捆扎起来，用木板或者框架，各种东西都行，然后放在阴暗处风干。孩子，在阴暗处。我们称这些为僵板皮。撒上点火石粉以防腐烂和虫蛀——”我松了一口气，他已经以惊人的速度由愤怒转向耐心的、有些烦琐的技术性灌输，这似乎比他父亲吹胡子瞪眼睛的怒骂更使杰里难受。完全可能就在那一天，杰里发誓决不去碰他父亲干的那一行。
为了去除皮子上的恶臭，杰里用母亲的香水喷洒衣服。当邮递员送去时，皮衣又开始散发之前一直断断续续地发出的臭味了。那女孩打开盒子时顿生厌恶，她觉得遭受了奇耻大辱，惊恐万分，从此以后再也不和杰里讲话。据其他女孩讲，她认为杰里肯定出门去猎杀了这些小畜牲再送给她，只因她的皮肤很糟。杰里知道后气愤不已，就在我们下次玩乒乓球时，他大声咒骂她，称所有的女孩都是该死的蠢猪。如果在那之前是他没有勇气约人出去，之后就是他再也不想尝试。他是没参加高中班级舞会的三人之一，另外两个被我们称作“娘娘腔”。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问瑞典佬有关杰里的事，而在一九四九年我绝对想不到这种问题，那时我压根不懂什么叫同性恋，也不会想到我熟悉的任何人会是。当时我只知道杰里就是杰里，一个天才，对女孩既狂热又天真。在那些日子这种解释就足够了。也许现在仍能说明问题。我问他“杰里是同性恋吗？”，只是想试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动这不可一世的瑞典佬，让他说点有趣的，不然我就会失礼在与他的谈话中昏睡过去。
我说：“杰里年轻时有些神秘，没有女朋友，也没有亲密伙伴，除了他的聪明才智还有其他某种东西把他隔离于……”
瑞典佬望着我点点头，似乎懂得我内心深处的这种以前谁也没有过的念头。我敢肯定他那寻根究底的注视实际上什么也没看，所有这些表情毫无意义，一点也未透露出他的想法。不知他的心思在何处，甚至搞不清他是否有“思维”。我中途停顿下来，细心品味自己讲的这番话，发现并未引起另一位的注意，与他的思绪毫不沾边，他听后马上又忘得干干净净。我原打算闭口不谈，结账后就抽身走掉，再过五十年，也就是等到了二〇四五年才会想再见他一面。他的眼神似乎总在向人们承诺绝不会干坏事，但我现在觉得这双无辜的眼睛越来越令人厌烦，便拿出他的信来。
人要战胜自己的假想、浅薄，面对他人时才能不带脱离现实的期望，才没有太多的偏见、希望、自大；尽量不要像坦克一样，不需要加农炮和机关枪，也不需要半英尺厚的钢甲，只需赤着双脚毫无威胁地走向他们，而不是用履带压烂草皮，以宽广的胸襟对待他们，做到真正平等，人对人的交流，如同我们常说的那样，这样你就绝不会把人看错。但你还是可能有坦克一样的头脑。在见他人之前你已误解他们，而你打算前去见面；和他们待在一起也会误解他们；你回家谈起这次见面时还会再次误解他们。同样的情形不断重复，这确实令人迷惑、眩晕，简直是一出不可理喻的误解闹剧。我们认为本来该有的意义渐渐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滑稽可笑的意义，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对方的思维运行和不可猜测的目的，但究竟该怎样处理这类非同小可、涉及他人的事情？是否每个人都该关起门来像孤独的作家那样把自己隔离开来，待在隔音的小间，遣词造句将人物呼来唤去，认为这些纸面上的人物比我们每天因自己的无知而混为一体的那些人还更为真实？不管怎样说，正确理解他人还算不上人生的全部意义。生活就是误解，不断地误解、误解、再误解，深思熟虑后还是误解。我们知道自己活着，靠的就是这个：我们误解了。可能最好是忘掉有关他人的对与错，一切顺其自然。若能做到这一点——好吧，你就算幸运了。
“在信中你谈到你父亲和他受的打击，我曾想这是指杰里。你家老头在对付性情古怪的儿子时不会比我家的那个好多少。”
瑞典佬笑了笑，并未显得高人一等，也使我放心一些，他心里对我没什么排斥，只在向我示意：尽管他被人崇拜却不比我优越，和我比起来甚至还差一些。“是啊，父亲很幸运，他并不是非得那样。杰里既是他的儿子又是他的医生，杰里比任何人都要使他感到骄傲。”
“杰里是医生？”
“在迈阿密，心外科医生，每年挣上百万美元。”
“结婚了？杰里结婚了？”
他又笑了。笑容中的那种脆弱令人惊讶，那是我们这位破纪录运动家用他赖以生存的冷酷来掩盖的脆弱。不管他内心是否赞许，他的微笑还是表明不愿承认一个人在七十年的生活中所需的那种野蛮的固执。似乎所有十岁以上的人都相信能通过微笑征服他人，用和蔼温馨的笑容应付所有烦恼，当意外之神的强壮手臂向你的脑袋突然袭来时，一次微笑便可化险为夷。我又一次想到他可能真的精神不正常，这种微笑也许就是狂乱的迹象。没有做作，但更糟糕，这微笑毫不虚伪，也未仿效他人。那是一幅讽刺画，是经过一生的努力使自己越来越深地陷下去才形成的东西，但到底陷入的是什么？自己是街区明星的想法包围着他，将他永远裹成一个男孩？似乎他已从他的世界剔除一切他不适应的东西：欺骗、暴力、嘲弄和冷酷，还有那些粗糙的天性，任何可能的威胁，以及恼人的绝望先兆。他对我似乎就像对他自己一样，始终显得朴实和真诚。
除非，除非他不过是性格成熟，和其他成熟的人一样狡诈。也许是他的癌症手术触动了什么东西，使其临时穿透了一生舒适的假象，百分之百的复原已经几乎不可能。除非他并不是没有性格的人物，而是个不愿被人揭示的人物、敏感的人物。要知道，如果你把自己的隐私看得很重，总想让心爱之人过得好些，这世界上最不能信任的那就是勤奋的小说家了。不告诉他你一生的经历，只用灿烂的笑容将他打发，用温柔王子的微笑武器朝他轰击，再吃掉萨巴雍，回到新泽西的旧里姆洛克，然后各走各的道。
“杰里结了四次婚，破我们家里的纪录。”瑞典佬微笑着说道。
“你呢？”我已从他的三个孩子猜测过，那位四十来岁、涉足高尔夫俱乐部的金发女郎很可能是他的第二任或者第三任妻子。但离婚与我心目中的这个人不符，他这个人拒绝承认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若真的出现离婚，也只能是那位新泽西小姐引起的。或者她死了。也许是她嫁给了一位总是想让自己的成就显得圆满、全身心地幻想稳定生活的人，这反而使她自杀。也许那就是……遭到的打击。我企图寻找某种丢失的碎片，来拼接成一个完整连贯的瑞典佬，想从他岁月沧桑的完美面容仔细辨认紊乱的迹象，但在那上面一无所获。我弄不清他显出的这种空白究竟是像大雪掩盖了什么或者说那下面本来就没有什么。
“我？两个妻子，这是我的极限。比我弟弟的胆量差一点。他的新妻子只有三十几岁，比他小一半。杰里是位专娶护士的医生，四个全是他的护士。她们对利沃夫医生崇拜得五体投地，四个妻子生了六个孩子，这使我父亲有些烦恼。但杰里是个大块头，生性粗野的家伙，高大魁梧的一流外科医生，任意支配整座医院，连父亲也得听他的指挥。没办法，不然就会失去他。我这同胞兄弟并不四处拈花惹草，他每次离婚，父亲都大闹一番，想把杰里杀掉一百次。但只要杰里再婚，娶的新妻子在父亲眼里又成了比先前那个更好的公主。‘她是个漂亮女孩，很可爱，我的乖乖！’如果有谁对杰里的那些妻子说三道四，父亲都想杀了他。父亲也喜欢杰里的孩子，五个女孩，一个男孩。父亲很爱那男孩，但那几个女孩更是他的掌上明珠。为这些孩子他没有什么不愿去做。对大家的孩子都这样，只要我们大家，所有孩子，围在他身边，他快活得不得了。他直到九十六岁，从未病过一天。他中风后过了六个月才去世，那段日子真糟。他这一生不错，活得潇洒，是个真正的勇士。他有一种自然的力量，没有人能阻挡他。”在他谈论父亲快结束时，语气有点轻飘，话音里带着对父亲的无比崇敬，自然流露出父亲的期望对他的一生的巨大影响，这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因素。
“很痛苦？”
“本来还要糟。只不过六个月，其实他有一半的时候已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天晚上他悄悄地离去……”
我说“很痛苦”是指他在信中所说的他父亲“在他心爱的人遭到打击时”他是多么地痛苦。即使我把他的信带去，在他面前挥舞，瑞典佬还是会极力躲闪，就像应付五十年前在市运动场举行的那场比赛中我们最差的对手、南边队的争抢球员一样。他连续四次过人，创下了州纪录。当然，我要发掘底层的那种冲动、那种持续的怀疑丝毫未减。我清楚许多的东西还未被发现，这也使他感到恐惧，担心我会刨根问底，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不是他希望我们相信他是的那种人。但我也在想，为什么对他有这些看法？为什么非要去了解这家伙？就因为他曾经专门对你说过“跳级生，篮球从不像这样”，你便渴望去了解他？为什么要抓住他不放？你怎么啦？除了你所看到的，他什么也没有，他就在你面前，一览无余。他一直就这样，并没有装出神秘的样子，你在挖掘并不存在的深层。这家伙是个空壳。
我错了。我一生中对其他人从未这么失算过。
指投手不让对方有安打或得分的比赛。
约等于四十八点九摄氏度。
常称西班牙革，一种高级皮革。
美国金融家、政治家（1870—1965），曾任四届总统（从威尔逊到肯尼迪）的顾问。
分别指格雷·卡特（garycater）、戴维特·古登（dwightgooden）和凯思·赫南德兹（keithhernandez），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效力于纽约大都会棒球队。
即阿尔伯托·贾科梅蒂（1901—1966），瑞士雕刻家和画家，受立体派影响，作品以人物细如豆茎的骨架风格著称。
一种以鸡蛋、糖和甜酒制成的意大利著名甜点。
“杰里”是“杰罗姆”的昵称。
作者“菲利普·罗斯”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