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永恒地回复到永恒回复中去。这里我争取（在一些历史提示的帮助下）确定它的三种基本方式。
第一种要归咎于柏拉图。他在《蒂迈欧篇》第三十九段里说，七个速度不等的行星速度平衡后，就会回到它们的出发点，这个变化就使那年成了一个完整年。西塞罗（《论神性》，第三卷）承认说计算那长远的天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好在这个阶段并不是无限的。在他一部失传的著作中，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四个“我们称之为年”的东西（塔西佗：《演说家的对话》，第十六节）。柏拉图死后，占星术在雅典传播开来。这个无人不知的学问断言人的命运是由星星的位置决定的。有个没算白看《蒂迈欧篇》的星象家提出了这个难以辩驳的论点：如果天体周期是循环性的，那么宇宙也该如此；每个柏拉图年之后，同一个人就会再生，并完成同样的命运。时间把这种假设交给了柏拉图。卢奇利奥·瓦尼尼一六一六年写道：“阿喀琉斯将再去特洛伊，礼仪和宗教将再生，人类历史将重演，现今一切都已有过。过去的事物会再现。但这一切只是一般，不是（像柏拉图所说的）具体而言。”（《奇妙的自然奥秘》，对话，第五十二节）一六四三年，托马斯·布朗在《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第一卷的注释里声称：“柏拉图年就是几个世纪的过程，在它之后，所有东西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柏拉图派也在重新讲解他的这个学说。”在理解永恒回复的第一种方式里，论据是占星术式的。
第二种与光荣的尼采，其最凄楚的发明者或传播者有联系。一个代数原理可以为他作证：观察证明，n数量的物体——勒庞假说里的原子、尼采假说里的力量、共产主义者布朗基假说中的元素——不足以实现无限数量的变化。在我列数的三个学说中，最有道理也最复杂的是布朗基的学说。他像德谟克利特一样（西塞罗：《学园派哲学》，第二卷第四十节），不仅让时间，而且也让无垠的空间充满了相同和不同的世界。他的书动听地叫做《天体的永恒》，是一八七二年出版的。在此很早之前就有休谟的一段简练却又充实的文章，它包括在叔本华曾建议翻译的《关于自然信仰的对话》里，不过据我所知，至今没有人特别提起过它。我把它直译过来：“我们不要把物质想象成无限的，就像伊壁鸠鲁做过的那样。我们把它想象成有限的。有限数量的粒子并不是可以进行无限移位的。在一种永恒的持续里，所有可能的顺序和位置都将无限次地发生。这个世界，包括其各种细小的东西，甚至包括最微小的东西，都被制作和消灭，而且还将被制作和消灭；无限地。”（《对话》，第八篇）
关于这个同类宇宙史的永久系列，罗素认为：很多作家认为历史是循环性的，今天状态的世界，包括其最微小的细节，早晚都会重现。他们是怎样提出这个假设的呢？我们可以说以后的状态在数值上与前一个状态一致。我们不能说那种状态出现两次，因为这需要有它的年代体系——世界有了日期体系以后，而假设不让我们有这个体系。这种情况就相当于人在世界上走了一圈：他不说出发点和抵达点是两个不同但是很相像的地方，而是说是同一个地方。历史循环说的假设可以这样解释：我们将某个特定情况的所有当代情况组成一个整体，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整体也是自己的前身（《意义与真理的探究》，一九四○年，第一百零二页）。
我要说到第三种表示永恒回复的方式了，它不那么可怕和做作，可也是唯一可想象的。我是说相近不相同的循环概念。不可能提出权威性的无穷目录：我想到了梵天的日日夜夜；我想到了静止时钟的时期，时钟是个金字塔，被一只鸟的翅膀缓慢地磨损着，每一千零一年磨擦一次；我想到了赫西奥德从金的时代退化到铁的时代的人们，想到了赫拉克利特的世界，它被火产生，又周期性地吞噬火焰；想到了塞内加和克里西波的世界，想到了它被火灭亡，被水更新；想到了维吉尔的第四田园诗和雪莱美好的回声；想到了《传道书》；想到了通神论者；想到了孔多塞发明的十进制；想到了培根和乌斯宾斯基；想到了杰拉尔德·赫德，想到了施本格勒和维柯；想到了叔本华，想到了爱默生；想到了斯宾塞的《第一原理》和爱伦·坡的《我找到了》……在如此繁多的证明中，我只抄录一份，是马可·奥勒留的：“即使你的生命的年份是三千或三千的十倍，你记住，现在另外一条生命一年也不少，而少了年份的生活现在也不存在。最长的和最短的终结都是一样的。现实是所有人的，死亡就是失掉了现实，这是个极短的时期。任何人都不会失掉过去和未来，因为对任何人都不可能剥夺他没有的东西。你记住，所有的东西都在旋转，而且又重新在同一轨道上旋转。对于观众来说，看它一个世纪或二十个世纪或无限制地看下去都是一样的。”（《沉思录》，第二卷第十四节）
如果我们略为严肃地读一下前面那几行字（就是说，我们决定不把它看做是纯粹的规劝或道义），我们将会看到，它提出了，或者假设了两个新奇的想法。第一，否认过去和未来的存在。叔本华的这段文章对此做出了说明：“意志出现的形式只能是现实的，而不能是过去和未来。过去和未来只是为了概念和为了束缚于理性原则的意识而存在的。没有任何人在过去中生活过，也不会有任何人在未来中生活，现实就是生活的全部表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篇第五十四节）第二：如同《传道书》一样，否认所有新事物。他认为所有人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雷同的假设，让人乍看起来像是世界已完全贫乏了。
如果埃德加·爱伦·坡的命运、海盗们的命运、犹大的命运和我的读者的命运私下里都是同一命运——唯一可能的命运——，那么宇宙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了。严格地说，马可·奥勒留并没有把这个简单化的谜团强加于我们。（前不久，我还按照布洛瓦的方式胡编了一个故事：一位神学家用了毕生精力批驳一位异教创始人。神学家用复杂的辩论战胜了那位异教创始人，并指控他，使他遭受了火刑。在天堂，神学家发现在上帝面前，异教创始人和他自己却组成了一个人。）马可·奥勒留肯定了很多个别命运之间的相近，而不是相同。他说任何一个阶段——一个世纪、一年、一个夜晚，大概还有难以抓住的现在——都包含整个历史。他那种极端方式的假设很容易被驳倒：一种口味有别于另一种口味，十分钟的肉体痛苦不等于十分钟的正骨。这种假设采用了长期分段的做法，采用了《诗篇》为我们判定七十岁年龄，它是可信的或者可容忍的。它仅限于断言人类观点、情感、思想、人类变迁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在死亡之前，我们可以穷尽它。马可·奥勒留又重复说：“看到了现实的人就看到了所有事情；难以探测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和未来将发生的事情。”（《沉思录》，第六卷第三十七节）
在高潮时期，人类生存是个不变常数的假设可以令人伤心或愤怒；在衰退时期（就像现在），这个假设则是任何耻辱、任何灾难、任何暴君都不能使我们贫穷的诺言。
博尔赫斯的这段引文与叔本华原著稍有出入。可参考中译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百八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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