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为你我所共有,那它们就要淘汰,或者近乎淘汰;
如果它们不是谜与谜底,那它们就得淘汰;
倘若不是既近又远,那它们必定淘汰。
它们像草,哪儿有土有水,就会长起来,
它们是大家共有的空气,把我们的星球覆盖。
摹拟惠特曼语气的,大有人在,也各有千秋,像桑德堡、马斯特斯、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等,都曾这样做过。但是,除了确实解不开、读不懂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作者外,谁也没再去尝试创造一个多元人物。我再说一遍,惠特曼是生活于一八一九年到一八九二年间的一个普通人,又是那个他想当却未当成的人,也是我们和将要来到世上的人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惠特曼史诗中的主人公是个三重身份的惠特曼——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这样设想并不是自不量力地试图抹杀,或者以某种方式削弱他的作品的神奇之处。恰恰相反,是要升华它。设计一个双重、三重,直至无限重身份的人物,只能是真正的天才文学家的雄心;实现这个雄心,是惠特曼成就的伟业,而且至今尚无人企及。在一次咖啡俱乐部关于艺术沿革史的辩论中,人们提到教育、民族、环境等对艺术的影响,而画家惠斯勒只说了一句:艺术是偶然发生的,这等于承认美学实践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解释的。希伯来人就是这样想的,他们讲神灵天助;古希腊人也这样想,他们说是文艺女神缪斯使然。
至于说到我的译文……正如瓦莱里所说的,谁也没有比一件成品的制作者本人更深刻地了解该成品的欠缺。商业炒作总是宣称,新的译者已经把以前那些不称职的译者远远地抛在了后头,我可不敢说我的译文一定就比别人的好。而且我不曾无视它们的存在;我参考了弗朗西斯科·亚历山大的译本(基多,一九五六年),而且获益匪浅。我至今仍觉得他的译本是最好的,虽然他有时过于直译了一点,其原因可能是出于尊重原作,也有可能是由于过分依从英–西词典。
惠特曼的语言是现代语言;要过上数百年才会成为死语言。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对惠特曼的作品自由自在地进行翻译和再创作了,就像豪雷吉翻译《法萨利亚》,查普曼、蒲柏和劳伦斯翻译《奥德赛》那样。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看唯一的可能就是像我现在这样,采取一种介于个人的解译和勉为其难的硬译之间的译法。
有件往事令我稍感心安。记得许多年前看过一次《麦克白》的演出,无论是对白的译文,还是演员的表演和那糊涂乱抹的舞台,都够差劲的;尽管如此,当我离开剧场来到大街上时,依然唏嘘不已。是莎士比亚打下了基础;惠特曼也会是这样的。
惠特曼《草叶集》(选集),博尔赫斯翻译并作序,华雷斯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布宜诺斯艾利斯
赵士钰译
1855年朗费罗发表的四音部扬抑格长篇叙事诗,写印第安人领袖海华沙一生的英雄业绩,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印第安人的史诗。
carlsandburg(1878—1967),美国诗人,小说家,在诗歌创作的形式和风格上都继承惠特曼的传统。
edgarleemasters(1869—1950),美国诗人,第一次大战期间和桑德堡等中西部诗人,继承惠特曼遗风,反对庞德、托·斯·艾略特等人掀起的欧化诗风。
指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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