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零三个月。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露西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唯恐吉萝亭会在明天砍下她丈夫的头。每天，总有满载死囚的囚车沉重地颠簸着，穿过铺石的大街。美丽可爱的姑娘、光艳照人的妇女，棕色头发、黑色头发、花白头发的，青年小伙儿、健壮男女和老人，出身高贵的和出身庄户的，全都成了供吉萝亭女士喝的红葡萄酒。人们每天把他们从令人恶心的黑暗牢房中提出来，带到光天化日之下，穿过大街，送给那不知餍足的吉萝亭去解渴。“自由、平等、博爱，要不毋宁死”——这末了一项来得最是轻而易举，啊，吉萝亭！
要是说突如其来的飞灾横祸和风驰电掣的时代巨轮把医生的女儿吓得不知所措，只能呆呆地在绝望中等待结果的话，那她的遭遇也不过是和别的许多人一样罢了。自从她在圣安东尼区的阁楼上把那白发苍苍的头抱进她青春焕发的怀中，她就自始至终在恪尽她的天职。在这些经受严重考验的日子里，她更是忠心耿耿，正如所有贤良淑静的人一样。
一旦他们在新寓所里安顿下来，她父亲也开始了日常的行医工作，她就把这个小家庭布置起来，安排得像丈夫也在家一样。一切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她像以前全家团聚在英国时那样，按时教小露西读书。她施用种种小伎俩哄骗自己，装出相信全家很快又能团聚——诸如为丈夫的很快归来做些小小的准备，在一旁放上他的椅子，摆好他的书，等等——每天晚上，她还要特地为那许多身陷囹圄、命在旦夕的不幸者中一个亲爱的囚徒认真祈祷——几乎只有通过这些，才能稍稍宽解一下她那沉重郁闷的心情。
她的外貌并没有多大改变。她和孩子都穿着朴素的暗色衣服，近乎丧服，可是拾掇得像欢乐时日穿的鲜亮衣服一样整洁。她脸上的红晕已经消失，昔日那种凝重深沉的表情已经不是偶尔出现，而是常驻脸上了。除此之外，她依然是那么漂亮秀丽。有时候，当她在晚上和父亲道晚安吻别时，她那整天压抑着的悲伤会突然爆发出来，常常说父亲是这个世界上她唯一的依靠了，而他总是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他要是出事，我事先绝不会不了解，而且我知道，我一定能把他救出来，露西。”
这种应变的生活过了几个月之后，一天傍晚，她父亲回到家里时对她说：“亲爱的，监狱里有一个高高的窗户，下午三点钟时，查尔斯有时候能靠近那儿，他要是能到达窗口旁边——这取决于许多未知的情况和偶然机会——他认为，你如果能站在街上我指点给你的某个地方，他或许能看见你。不过，我可怜的孩子，你是看不见他的，而且即使能看见，你要是露出一点认出他的样子来，那对你来说是非常不安全的。”
“啊，我的好父亲，快把那地点告诉我吧，我要每天上那儿去。”
从此以后，不管是什么天气，她都要在那儿等上两个小时。每当时钟敲响两点，她就已经站在那儿了，一直待到四点，她才无可奈何地离开。要是天气不太阴湿不太冷，能带上孩子，她就带孩子去；别的时候，她就独自一人去，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天。
那地方是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巷的拐角处，又暗又脏。这角落里唯一的一所小屋，是个锯木柴的工人的棚屋，其他几面都是墙。她上那儿去的第三天，那工人注意到了她。
“日安，女公民。”
“日安，公民。”
这种称呼方法这时已经成了法定之规。前不久，这还只不过是在那些更彻底的爱国者中间自发形成流行开的，而现在，却已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
“又上这儿散步来了，女公民？”
“你不是看见了，公民！”
锯木工人是个说起话来手舞足蹈的小个子（他曾经当过修路工人），他朝监狱那边瞟了一眼，朝监狱指了指，把十个手指挡在脸前当作铁栅，滑稽地在“铁窗”后面探头探脑。
“不过这不关我的事。”他说，接着便继续锯他的木头。
第二天，他等着她。她一露面，他就上前搭话。
“嗨！又上这儿散步来了，女公民？”
“是呀，公民。”
“呦！还有个孩子！小公民，她是你妈妈，是吗？”
“我该说是吗，妈妈？”小露西紧挨着母亲，悄声问道。
“是的，我的宝贝。”
“是的，公民。”
“啊！不过这不关我的事，我的事就是干我的活。瞧我的锯子！我管它叫小吉萝亭。咔、咔、咔！咔、咔、咔！瞧，他的头掉下来了！”
那段木柴应声掉了下来，他把它扔进一个筐子。
“我管自己叫参孙，掌管砍断木柴的吉萝亭。再瞧这儿！嚓、嚓、嚓！嚓、嚓、嚓！她的头也掉下来了！这儿还有个小孩。叽咕、叽咕！吱嘎、吱嘎！好，他的头也掉下来了。满门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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