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失望

双城记 狄更斯 第1页,共2页

检察总长先生不得不向陪审团申述,站在大家面前的这个犯人年纪虽轻,但在从事叛国活动方面已是个老手,因而理应剥夺其生命。他的种种通敌行为,并非始于今朝昨日,或者是去岁前年,而是早在多年以前就确凿无疑地经常往来英法之间,从事他那不可告人的秘密勾当。倘若他的叛国活动都能得逞(幸而绝不会如此),他的罪恶勾当就不会被发觉了。多亏上天有灵,让一个无畏无惧、无瑕无疵之人探知该犯阴谋,震惊之余,向陛下的首相和最尊贵的枢密院做了揭发。此爱国志士将亲自出庭做证。就整体而论,他的立场和态度均属高尚;他曾是该犯的朋友,但在这又吉又凶之时,察觉出该犯的可耻行径,便毅然决定将此不能再视之为密友的卖国贼,奉献于祖国的神圣祭坛。假如大不列颠也如希腊、罗马一样,明令要为有利公益之人立像,则此位杰出公民定能享有了。不过,既然我国无此规定,他可能也就无法享有了。美德,正如诗人所赞(他深信许多诗章已逐字逐句涌向陪审团的舌尖,夺口欲出;对此高论,陪审团诸公却面露愧色,表明他们对此类诗章一无所知),是具有感染力的,而爱国主义,或称对祖国的爱这种光辉的美德,尤其如此。为国王(提到国王未免冒昧,但却光荣)效忠的这位纯洁无瑕、无可指摘的证人,以自己的崇高榜样打动了该犯的仆人,促使他下了神圣的决定,去搜查他主人的桌子抽屉和衣袋,并藏匿起他的文件。他(检察总长先生)准备听取对这位可敬的仆人的种种非难;但就总体而论,他爱此仆人甚于爱自己(检察总长)的兄弟姊妹,敬他甚于敬自己(检察总长)的亲生父母。他满怀信心,吁请陪审团诸公亦起而效仿。此两位证人提供之证词,加上他俩所发现并即将在法庭出示之文件,表明该犯曾搜集陛下海陆军兵力、部署及备战情况之详尽资料表册,并毫无疑问地屡将此类情报递交敌国。虽然尚不能证明上述资料表册为该犯手迹,但无关紧要,这确实反倒更有利于起诉,证明该犯精于防范之术。证据将回溯至五年前,在英军与美军初次交锋之前数周,该犯就已从事此项罪恶活动。出于上述种种理由,在座的忠诚的(正如检察总长先生所知)、尽职的(正如他们自己所知)陪审团诸公,必须肯定无疑地判处该犯有罪,不管他们是否乐意,都应判处该犯死刑。该犯之头若不落地,不但他们本人的头无法安枕,他们妻室的头无法安枕,就连他们儿女的头也难以安枕,总而言之,谁都不能高枕无忧。检察总长先生搜索枯肠,以他所能想到的一切名义,要求陪审团务必砍下该犯之头,并庄严宣称,他业已把该犯当成死去的了。

检察总长发言完毕,法庭上响起一片嗡嗡之声,仿佛有一大群绿头苍蝇拥在犯人周围,等着他很快变成什么腐烂的东西。嗡嗡声平静下来了,那位无可指摘的爱国志士出现在证人席上。

接着,副检察总长先生继他的上司之后,对这位爱国志士做了查询:此人名叫约翰·巴塞德,是个绅士。至于他的灵魂如何纯洁无瑕,他自己的叙述跟检察总长先生的描述一模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也许是太吻合了一点。他把他那高贵胸怀中的重任卸尽之后,本想谦恭告退,不料坐在洛瑞先生近旁、面前摆着一大沓文件的那位戴假发的先生,要求问他几个问题。洛瑞先生对面的那位戴假发的先生,则依旧两眼一直看着法庭的天花板。

他本人当过间谍吗?没有,他不屑回答这种荒谬的旁敲侧击。他靠什么为生?自己的产业。产业在哪儿?他记不清楚了。什么样的产业?这与他人无关。是继承来的遗产吗?是的,是遗产。是谁的遗产?一个远亲。很远的远亲?相当远。坐过牢吗?当然没有。从没进过负债人拘留所吗?——好,再问一遍。从没进过?进过。几次?两三次。不是五六次?也许是五六次。职业是什么?赋闲绅士。挨过踢吗?可能挨过。经常挨踢?不经常。有没有被人一脚踢下楼过?绝对没有,有一次在楼梯顶上被人踢了一脚,是我自己摔下楼的。是因为掷骰子作假挨踢的吗?踢我那个爱撒谎的醉鬼是这么说的,不过那不是事实。你能发誓说那不是事实吗?当然可以。有没有靠赌博作假为生?从来没有。有没有靠赌博为生?没有比别的绅士赌得更厉害。有没有向这个犯人借过钱?借过。还过他吗?没有。你和这个犯人不过是泛泛之交,你是在马车上、旅馆里和轮船上硬赖着要和他亲近的吗?不是。确实看到这个犯人带着这些表册了?当然。关于这些表册,还知道些什么?没有了。比如说,是自己弄来的这些表册?不是的。想从这次做证中得到什么好处?不。不是受雇佣,定期拿政府津贴设圈套陷害人?绝对不是。或者是干别的?绝对没有。可以起誓?可以再三起誓。除了爱国心,再没有别的动机了?再也没有了。

那位品行端正的仆人罗杰·克莱,则在整个做证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赌咒发誓。四年前,他开始给这个犯人当差,老老实实,忠心耿耿。当时,他在加来号邮船上问犯人是否要雇个贴身用人,犯人就雇用了他。他要求这个犯人雇用他,但并没有求他开恩做好事的意思——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过了不久,他就对犯人起了疑心,开始注意他。旅途中,他在整理他的衣服时,多次发现犯人的口袋里有和这些表册差不多的东西。这些表册是他从犯人的书桌抽屉里拿来的。他并没有预先把这些表册放进里面。他曾经看到犯人把和这些一样的表册,拿给加来的几位法国先生看。在加来和布洛涅,都给几位法国先生看过和这差不多的表册。他爱自己的祖国,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告发了。从来没有人怀疑他偷过银茶壶,他曾因一只芥末瓶受到过诬告,但结果发现那瓶只不过是镀银的。他认识前一个证人已有七八年,不过这只是个偶然的巧合,他不认为这是个特别奇怪的巧合,巧合多半是奇怪的。他的唯一的动机,也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他认为这绝不是奇怪的巧合。他是个真正的英国人,希望有很多人都像他一样。

那些绿头苍蝇又嗡嗡地响起来了,接着检察总长传贾维斯·洛瑞先生做证。

“贾维斯·洛瑞先生,你是台尔森银行的职员吗?”

“是的。”

“在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你是否因公出差,乘邮车从伦敦到多佛?”

“是的。”

“邮车里还有别的乘客吗?”

“还有两个。”

“他们是深夜在中途下的车吗?”

“是的。”

“洛瑞先生,认一认这个犯人,他是不是那两个乘客中的一个?”

“我不能保证说他是。”

“他是不是像那两个乘客中的一个?”

“他俩都裹得那么严实,夜又那么黑,我们又都没有说话,所以对这一点也不能说什么。”

“洛瑞先生,你再看看这个犯人,要是他穿戴得像那两个乘客一样,从他的身材个头儿来看,能说出他和那两个乘客中的一个有什么不像吗?”

“不能。”

“洛瑞先生,你不能保证说,他不是那两人中的一个吗?”

“不能。”

“那么你至少可以说他有可能是那两人中的一个了?”

“是的。不过我记得他们两个都——跟我一样——十分害怕强盗,而这个犯人却丝毫没有害怕的神情。”

“你见过假装害怕的人吗,洛瑞先生?”

“当然见过。”

“洛瑞先生,再看看这个犯人。凭你的确切记忆,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

“什么时候?”

“在那以后的几天,我动身从法国回来时,在加来,这个犯人上了我乘坐的那只邮船,和我同船回国。”

“他什么时候上的船?”

“半夜稍过一点。”

“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不寻常的时刻上船来的,只有他一个乘客吗?”

“碰巧只有他一个人。”

“不要管是不是‘碰巧’,洛瑞先生。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是上船的唯一乘客吗?”

“是的。”

“洛瑞先生,当时你是单身一人呢,还是有别的同伴?”

“有两位同伴,一位先生和一位小姐。他们现在都在这儿。”

“他们现在都在这儿。你当时跟这个犯人交谈过吗?”

“可以说没有。那天正遇上暴风雨,航行艰难,船颠簸得很厉害,我从启程到登岸,差不多一直躺在沙发上。”

“传马奈特小姐。”

刚才引起大家注目的那位小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所有的目光又都落到了她的身上。她的父亲也和她一起站了起来,她的手挽着他的胳臂。

“马奈特小姐,认一认这个犯人。”

面对着这样的同情,这样动人的青春和美貌,被告此时的心情,比面对所有看热闹的人群要难受多了。他像是站在自己的坟墓边缘,和她遥遥相对,即使在众目睽睽之下,霎时间,也无法使他保持镇定。他急忙伸出右手,把面前的药草摆弄成想象中花园内花坛的模样,他极力控制和稳定住自己的呼吸,使得双唇不住地颤抖,唇上的血液都涌向了心头。大绿头苍蝇的嗡嗡声又响了起来。

“马奈特小姐,你以前见过这个犯人吗?”

“见过,先生。”

“在什么地方?”

“就在刚才提到的那只邮船上,先生,时间也是同样。”

“你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位小姐吗?”

“哦,很不幸,我就是!”

她那满怀同情的凄婉声调被法官那很不悦耳的嗓音淹没了,他声色俱厉地说:“问你什么就答什么,不要加以议论。”

“马奈特小姐,那次渡海峡时,你和这个犯人交谈过吗?”

“交谈过,先生。”

“回忆一下谈的是什么。”

在一片沉寂中,她怯生生地开始说道:

“这位先生上船以后——”

“你是指这个犯人吗?”法官皱起眉头问道。

“是的,大人。”

“那就说犯人。”

“这个犯人上船以后,注意到我的父亲,”说着,她满怀深情地把目光转向站在她身旁的父亲,“疲惫不堪,身体非常虚弱。我的父亲已瘦得不成样子,我生怕他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就在甲板上离舱房梯子不远的地方,给他铺了一张床,我自己就坐在他旁边的甲板上照料他。那天晚上船上只有我们四个人,没有别的乘客。这位犯人好心地请求我允许他教我怎样替父亲挡住风寒,比我安置得更好。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船出港后会有怎样的风浪,不懂得怎样把父亲安置好。他帮了我的忙。他对我父亲的状况非常关心,体贴备至,我深信他是真诚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攀谈起来。”

“让我打断你一下。他是一个人上船的吗?”

“不是。”

“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人?”

“有两位法国先生。”

“他们在一起商量过什么事情吗?”

“他们一直谈到最后一刻,两位法国先生才不得不坐着他们的小船回岸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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