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执行着计划的另一面。如果混迹官场是光明的一面，那么另一面是黑暗的一面。在阳光触及不到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滋生。
关仲卿十分想弄清他们是什么。此前，他这样的读书人从未接触过他们，也不知道哪里能找到他们。他们可能是任何人，是偷油婆与老鼠，蛇与毒虫，蛰伏在每一座城镇、每一座村落与每一条街巷。关仲卿渐渐有了这样奇怪的感觉：人人都知道这些人的存在，但没人能说出谁才是其中一员。他们是手抓破碗光脚跟在人后面跑的乞丐，拴了骡子坐在树下休息的脚力，赤膊摆地摊卖跌打药的艺人，挑子里装着甘蔗、糖饼与茶叶沿街叫卖的小贩，低头认真为人补鞋子的皮匠，艰难推着独轮车的车夫（车上坐了两位出行的夫人），沉默的和尚和道士，微笑的衙役，甚至是一位穿着蓝色制服的新军士兵。他们可能是走在街上的任何人。但如果上前盘问，谁也拿不出证据指证，并且绝没有一个人会愚蠢到承认是自己。了解这些人的巡警有一条默认的规则：即使意外发现了什么，也不要深究——比如暴露田野或者漂在河里无人认领的死尸。哪怕生活在光明中的大人物也默许了他们在阴影中活动，仿佛只要不去掀开石头，底下的蜈蚣、马陆、蝎子与鼠妇便不会被发现，也就不存在于这个世上似的。
关仲卿找过很多地方。他去过泊满货船的码头，并且十分清楚，他们是那些繁华市集的实际操纵者，是那些妓院、赌场以及其他藏污纳垢之地的真正拥有者，并且他们不是只敢藏身于郊野破败的庙宇以及远离官府统治的地方。因为就在城内，在衙门的眼皮底下，他们同样在那里滋生着。当你追寻他们的踪迹时，他们也正窥视着你。
就在关仲卿发愁之际，这天下午，南门内大街关庙前，他见到一个男人手持马鞭抽打一个乞丐。乞丐在地上打滚，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笑一边求饶。关仲卿从男人的骂声中了解到，乞丐趁他睡着偷吃了他马车上的一块糖饼。有路人出言劝阻，但暴怒的车夫不肯罢手。
突然，一个穿棉袍的人冲上前挡在乞丐面前，替他结结实实挨了一鞭子。车夫吓了一跳，等看清那人是谁时越发慌张了。围观的人们很快发现，那个人虽然身着棉袍、脑后留辫，但其实是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并且很快认出来，这是南门外圣母堂的外国人，这里唯一的外国人，大家都认识的“那个外国人”。
车夫局促不安地走到跟前询问伤势，神父摆手示意自己没事。好事者起哄叫神父不要轻易放过他，神父笑着一摊手。车夫很快逃离了现场。神父从地上扶起乞丐，但乞丐操一种长江南边的方言，神父不能完全理解，只好用手比画着指向南门方向。乞丐也不能理解神父蹩脚的官话，二人僵持着。关仲卿见状主动上前，替神父翻译。
“我想请他到教堂去。”神父说，“可惜我的本地话还不太好。”
乞丐乐呵呵地站着，神父再去牵他袖子时乖乖跟神父走了。
关仲卿简要询问了神父的信息。原来这个教士叫马修德，比利时人。关仲卿想了想，用法文问候了几句。马修德惊喜地握住关仲卿的手，问他怎么会法语。
“我留过洋，在日本学过。”关仲卿如实回答。
神父邀请他去教堂做客，关仲卿不嫌弃和乞丐同行，于是一起前往。从这里到圣母堂不过三百米，南向走五分钟就能到。关仲卿听恒龄的某位戈什谈起过，南门外是穷人住的地方。刚出城门，他就在一片低矮的茅草顶棚中间望见教堂耸立的尖顶，以及顶上醒目的十字架。圣母堂建在土房和草棚中间，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看都显得格外醒目。他们一行人来到教堂门口时，那个十字架正好在他们身上投下一个巨大的十字形阴影。
马修德请关仲卿在西边书房小坐，他和一位青年教民帮乞丐剃光头、洗干净身子、换干净衣服。做完一切后，乞丐焕然一新。
“你叫什么，家在哪里？”神父问他。
“熊丑，公安那边来的。”乞丐乐呵呵地回答说，望向关仲卿，等他翻译。
马修德明白公安在哪里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对熊丑说：
“你没地方住，就住我这里吧，教堂欢迎所有人。”
“不。”熊丑使劲摇了摇头，咧嘴笑道，“您是好心人，我不能住您这里。”
“为什么？”
“我不能跟洋教扯上关系。”熊丑挥舞双手，郑重其事地说。
马修德困惑不已。
“因为我是哥老会的。”熊丑笑着答道。
多年以后，关仲卿在和周利贞讨论此事时才知道，哥老会曾在数年前围攻教会，闹出长江教案，前任圣母堂神父就是因此而死的。但无论那时还是后来，关仲卿都不理解为什么这群会党如此讨厌耶教，明明他们是最迷信的一帮人。他们几乎什么都信，拜一切神，菩萨、佛陀、关公、土地神与财神，甚至向神佛祈求保佑他们的恶行，难道再多拜一位神有什么坏处吗？
不管怎样，他终于和哥老会牵上线了。在他寄往武昌、转交共进会总部的报告中，他这样描述：
“……从上游川贵到中下游湘鄂，他们遍布长江两岸，各自占据地盘，彼此独立。楚地的风俗又与外地不同，习惯用动物的名字为自己取名。比如动物是‘驴’，那么就叫‘驴字堂’。
“在城内，这帮人的名字是‘鸡’。在沙市镇，他们称呼自己为‘鱼’，不久前打垮了盘踞码头的湖南人，目前正与武汉人争夺布匹生意。在太湖，他们叫自己‘蛇’，控制着当地船业与渔业。在江陵和公安，他们叫作‘狗’与‘牛’，勒索粮食，或者抢劫过往旅客。
“本地的会党被官府清剿过一次，现在势力最大的两个山堂是城内的鸡字堂和沙市的鱼字堂……每年会有两次入会仪式，地点不定，一般在郊野废弃的庙宇。入会时所有成员都要到场，将对应动物的血滴在酒里喝下。目前，我已与所有堂主会面，和他们结盟加入哥老会，鸡字堂堂主冯茂贤和鱼字堂堂主朱金舌也已加入革命党……”
关仲卿还记得那次马王庙之行：庭院内的篝火猛烈地燃烧着，黑暗中忽然传来一阵猪叫。五个男人狰狞的脸庞被火光映得通红，其中四人各自抓了黑猪的一腿拖到火堆前。“慢点！我抓脱了。”其中一个叫道。话音未落，一根木棒敲在猪头上，猪被打晕了；第二棒下去，猪四肢僵直。四个人一起压住猪身，呼唤旁边的老人快点过来。老人蹲到跟前割开猪喉咙，拿木盆接了半盆血。“唉，你□的。”抬猪的人累得松了手，一边揩汗一边笑着抱怨道。
在关仲卿面前，各式各样的人围在火堆边。掷骰的人群中突然爆发了一场争吵，两个人踢翻了筹子，相互揪住对方的辫子，哪怕疼得龇牙咧嘴也不肯放手。有人喝多了走路歪歪斜斜撞到别人身上，被抽了个嘴巴，如陀螺般打了个旋倒在地上。忽然有个身影跳到火堆前捡起一根燃烧的木枝。他放声大笑，一边挥舞火棒一边奔跑，时而腾空跃起时而单足跳舞。火焰在他手中渐渐熄灭，赤红的木屑抖落了一地，仿佛灼热的火雨在空中散落，还未触及大地便暗淡下去，化作一摊灰烬。
这次集会上，他见到了各个山堂的堂主，同他们歃血为盟。他强忍恶心喝了猪血、牛血、蛇血、鱼血、鳝鱼血，还有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血液，并且见证了一场可怖的处刑。三个所谓的“叛徒”像先前杀猪一样被割喉放血，而且接血的还是那个老人，用的还是那个木盆。关仲卿意识到，在这里，道德与法律丧失了效力，人与人之间奉行另一套准则——由暴力维系的准则。他们痛恨世俗的法律，正如黑暗厌恶光明。所以他们真的敢去做出各种骇人听闻的勾当，反正依照他们的规矩，这不算肮脏。
就在关仲卿以为一切朝着自己预期的方向顺利发展时，他突然中断了计划。那是会操结束后不久，警察局下辖马军营的管带永德偶然提及了一件事。
“佛陀宝最近抓了个‘革命党’。”永德说，“‘革命党’……分局那帮人也太无聊、太立功心切了，硬是不知道从哪里抓了个叫花子说是革命党……想抓去南方抓呀，欺负乡里人，在我们这儿抓革命党……”
在场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一致认为倘若革命党是这副模样，那朝廷上下也不必劳神费心了。他们没有注意到，关仲卿一点也笑不出来。
当天下午，关仲卿打听到这个所谓的“革命党”关押在城北的班房。他以巡察的名义来到巡警分局，调阅嫌犯的口供，发现是一个醉汉莫名其妙宣称自己是革命党，正好被巡夜的警察撞见，于是逮捕羁押至今。整件事看起来确实非常无聊，难怪永德他们出言讽刺分局局长佛陀宝。然而关仲卿看到那个嫌犯的名字后惊出一身冷汗——他就是熊丑，那个引荐自己加入哥老会的乞丐。
这件事还未脱离他的掌控，他只需要找佛陀宝打个招呼马上就能放人，可是就算把他捞出来又怎样呢？谁知道熊丑会不会指认自己或者永远保持沉默？也许下一次醉酒之后他会将所有秘密和盘托出，届时关仲卿迎来的只有毁灭。
这一刻，他动了杀心。但他从没有杀过人，被这念头吓了一跳。他的理智十分清楚，熊丑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徒。这个可怜的乞丐不过偶然被自己选中，偶然知道了自己的秘密，又偶然是个行事不严谨的大嘴巴，最后偶然被捕。对关仲卿而言，刺杀高官是一回事，灭口弱者又是一回事，后者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下定决心的。
他想不出两全的对策，只好去寻求鸡字堂堂主冯茂贤的帮助。
“这很好办。”冯茂贤不以为意地回答道，“看守他的狱警，那个张阿毛，是我们哥老会的人，直接叫他在班房里解决掉就好了。您什么都不用操心。”
最后，关仲卿异常艰难地做出了决定。他知道，如果放过熊丑，最终危及的是整个共进会的计划，乃至于革命。他逐渐说服自己：熊丑只是个愚昧、肮脏、臭烘烘、无知、缺乏教养、低贱、微不足道、像虫豸一样的东西，哪怕死掉也不会对世界造成任何影响。这种想法让他的负罪感减轻了。
当天晚上，熊丑被调换到另一间班房。他刚找了块空地坐下，突然被重物击倒。他护住脑袋躲避袭击，爬到尿桶边挣扎着站起身。他一边把尿桶横在中间，威胁谁上前泼谁一身屎溺，一边冲班房外声嘶力竭地呼救。没有狱警回应。他跟其他人就这么僵持到天亮。
白天他又被放回原先的班房。他倒在角落里，迷迷糊糊中回忆起过往的经历。他原本是公安乡下的佃农，没钱交租逃到府城，从此沦为乞丐；后来经马修德的救助，由乞丐升级为无业贫民；近来受到鸡字堂堂主夸奖，开始为山堂跑腿。如今，堂主们都入了革命党，真叫他大吃一惊。那夜饮酒后，他忽然顿悟，大概革命党的老爷比哥老会的老爷还要厉害。他又想，既然革命党招安了堂主，那便未必不会招安自己，自己也未必不会是革命党了。他觉得自己即将由跑腿升级为老爷，因而越发感到威风，开始站在晚风中胡说八道。巷子里的土狗叫起来。他越来越得意，后面又说了什么、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