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关仲卿的变化，乌端一点儿也没察觉到。关仲卿很少表露自己的心，这也是原因之一。乌端仍像往常那样同关仲卿谈论读过的某篇出彩的评论和小说，或者近来看过的西洋戏，有时说到留日的汉人学生对满人学生的态度，乌端的感慨多了起来。他是个温和的立宪派，希望朝廷能尽快消弭汉人与满人间的差别，又常常对现实感到无力。他对关仲卿吐露心声，说他自己其实对未来也缺乏信心，难以看到改革的前景。朝廷虽然有立宪的倾向，但终归太慢了，慢得令人失望，让他这个皇帝的拥护者都摇头叹息，不知出路在哪里。他连笑容中也多了几分苦涩。
关仲卿曾经觉得自己绝不会恨乌端，然而在亲耳听到乌端说出“为圣上效力”时，他突然感到了一阵生理上的厌恶，随后变得更加沉默了。
一天早上，学院里发生了一场闹剧。那天讲日文的早川教员还没来，关仲卿和乌端走进教室，见到黑板上写了几行字。乌端突然敛起笑容——不知是谁用粉笔写了侮辱满人的几句话。这恐怕是关仲卿头一次见到乌端脸上这样难看的表情。这时又陆续进来了四五个满人学生，他们愤怒地冲上讲台质问是谁写的，威胁要告到学监那里。下面无人应声。有一个满人学生想息事宁人，怕事情闹得难以收场，急于将这些字擦掉了事。谁知汉人学生里突然跳出一个高个子，指着台上的满人大骂。底下汉人学生纷纷起哄。他们鼓噪着拥上讲台，双方都摆出攻击的架势。乌端挤在他们中间，但他的劝阻声已被一波接一波的叫骂声盖过。一个满人学生憋红了脸，忽然挥拳打去。
他的拳头虽然没有沾到人，却令原本混乱不堪的场面越发失控。两边混战在了一起。
关仲卿没有卷入冲突之中，而是站在末排冷眼旁观，眼睁睁看着乌端被打倒在地。这场打斗直到学监赶来才算结束。乌端脸上的伤养了半个月才好，这期间他从未抱怨过关仲卿没有帮忙———因为是朋友，所以他不愿妄加揣测———譬如关仲卿剪辫子这件事，乌端以为他是不愿被日本人嘲笑“猪尾巴”，而关仲卿内心真正的想法，乌端从没问过。
乌端还是没有发现关仲卿身上一天天的变化，直到有一天，关仲卿突然对他说：
“我要搬走了。”
乌端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难掩惊讶之色，问道：
“什么？”
“我要搬走了。”关仲卿没有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就像是在陈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实。
这是此生他们之间说的最后一句话。
从小石川搬出后过去了两年，关仲卿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他过着一种隐者似的生活，与三个素不相识的留学生在西片町合租了一间屋子，门内放了四张席子。这地方是他偶然觅来的，说起来像是玩笑——他在横滨到东京的火车上遇到三个中国人讨论到哪里能再找到一个室友合租，他就这么径直上前对他们说：“喂，要是不嫌弃就让我去吧！”于是他们就这样住在一起了。但关仲卿从未与他们交心，从来没有成为朋友。他很少同他们说话，甚至于最后搬离时也只知道其中一个姓孟，是浙江人；另外两个总是结伴喝酒到半夜，醉醺醺回来倒头就睡。他们三人也从不询问关仲卿整天在做什么。
房东是个老头，儿子是大森警署的巡警，近些年知道中国留学生的生意好做，于是把房子的半部分改成出租屋，专租给中国人。平摊算下来，关仲卿每个月得交四元钱。这不算多，但他的日子过得节俭，每餐只吃房东提供的一碗米饭、一碟豆腐和一小碗汤，吃不饱就去买鱼或牛肉罐头。他早已脱掉学生制服，穿一套灰色旧西服，从房东那里买来的二手货，花了十五元。
他从预科学院毕业后去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但只念了半年便退学了，之后转去振武学校，不到一年又退学，最后在本乡区找了间法文学校，也极少去上课。他有的是办法应付考试，相比之下更严重的是他总觉得自己做的事没有意义，不值一提。他自认为应当去做一些重要而伟大的事，关乎国家和民族的事。他觉察到了巨流在他脚下涌动，却苦恼自己未能投身其中。他也因此无所事事了一段时间，不知该怎么办。他曾想去找梁天才，觉得自己应该和他谈一谈。然而他托浙江同学打听后收到回复，没人听说过这个人。这是他到日本以后经历的第二段迷茫期。
每天他都会去南边的海滩散步，在海边坐很长时间。从他的住处出发，穿过电车隧道走五百米就是海滩西岸；有时去东岸，东岸的视角不仅能看到江之岛，还能看到富士山高耸的雪顶。他白天会去，夜里也会去。他喜欢大海，喜欢那种既静谧而又深邃的感觉。白天的时候，世界仿佛只有蓝白两种颜色：蔚蓝的海洋和蔚蓝的天空几乎连成一片，白云飘浮在海天交汇处，仿佛一条若有若无的白色丝线，蓝色的海浪将白色浪花带到他的脚边。到了夜里，大海变换了模样：他坐在岸边，倾听黑暗中涌起落下的海潮声。在看不见的大海深处仿佛存在着某种崇高雄浑之物，震撼着他的心灵，施与他不可名状的威压。
他喜欢自然。自然缓解了他的焦虑。和宽广的大海相比，人是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所以人的烦恼、他的烦恼算什么呢？这是他从大自然的力量中学到的。
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除自己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喜欢到这片海滩散步。他们偶遇了很多次。那个男人留着披肩长发，总是穿学生制服，所以关仲卿对他印象深刻。那个人也是一个人，每天孤零零地沿着两公里的海岸线从东走到西，有时在清晨有时在傍晚。不过他们从未打过招呼。有天下午他们在坂道迎面相遇，关仲卿正要去海滩，而那人正要离开。他们对视了一眼，很快避开彼此的目光。关仲卿知道，那人也记得自己的面孔。关仲卿十分确信，对方和自己是一类人，不愿被打扰也不愿打扰对方的孤独。他们从未交谈却相互理解，保持着某种默契。
然而冬季十二月初的一天清晨，发生了一件令他大为震惊的事。
前一天夜里，关仲卿读了一通宵的书。近来日本政府颁布法令，打算遣返反清的学生，导致留日的学生一片哗然。他一时也不知该放弃学业继续支持革命，还是老老实实回国谋个一官半职。他失眠了。到了次日凌晨，他打算去海边观赏日出，然后再回屋补觉。他步行至海滩西岸，站在最高处远眺灰蓝色的大海。冰冷的海风吹得他面颊僵硬，寒气从袖口和领口钻入他身体的各个毛孔。他不得不裹紧围巾和大衣。这时，他发现海滩上除他以外还有一个人。他一眼认出了那个人。海风吹乱了那人的长发，他依然穿着那身学生制服。这一偶遇令关仲卿十分惊喜。
那个人没有发现关仲卿，朝着海边缓缓走去，在沙滩上留下一排浅浅的足迹。关仲卿注视着他的背影，像往常那样不去打扰，随后将视线转移至灰蒙蒙的天空，在那里寻找太阳升起的踪迹。天渐渐变亮了。
突然之间，关仲卿发现那人已走入白色的浪花之中。海水淹没了他的脚脖，然后是小腿，膝盖。他挥动双臂，在齐大腿深的海水中吃力地前进着，平静而又坚定地缓缓步入大海。关仲卿惊呆了。这时天越来越亮，金色的光芒已经闪耀在东边江之岛的方向，第一缕阳光刺得关仲卿眯起眼，而他又急于睁大眼睛看清那人在做什么。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海水已经没过那人的胸口！那个人抵抗着海浪沉稳地走向大海深处！太阳完全出现在了海平线上！那个人在金光粼粼的海浪中只剩下一团海藻般的黑色长发！万丈金光令关仲卿睁不开眼。他大声疾呼，跳下石阶，朝海边奔去，而当他再次看清时，那个人已经彻底消失在海水中，眼前只剩下初升的红日，宁静的大海，以及耳边不断起伏的海潮声。
他震惊得浑身颤抖，不知所措。过了好长时间，他回过神，循着脚印回头在礁石上找到那人脱下的棕色皮鞋。鞋子里放着一块怀表和一方铜质印章。他惊讶地发现印章上刻着“革命”两个字。
他怀抱遗物跑去附近的警所汇报目击的事件。警察登记了他的姓名和住所。但因为是投海自杀，警察也无能为力，只能等尸体上浮再找人确认身份。
回到住所，关仲卿完全没心思睡觉了。这件事对他冲击太大了。那人也是中国人吗？也是留学生？也支持革命？如果自己和他是一类人，那么他的命运也是自己的命运吗？自己迟早也会迎来独自走入大海的结局吗？他被这想法折磨了很久，将近二十个小时未眠，最终精力不支在下午困得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两位警察上门拜访。
“已经捞上来了。”昨天负责接待的中年警察告诉他，同时向房东解释发生了什么。
关仲卿跟随他们去大森警署认尸，辨认是不是前一天见到的自杀者。来到停尸房，他发现有中国学生在场。走到尸体前，死者的表情安详得如熟睡的婴孩一样。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遗体。死者的肌肤变成了腊肉一样白中泛黄的颜色。他摸了下他的手背，本以为摸起来会跟木雕一样僵硬，但实际上依然很柔软，又柔软又冰凉。
其中一个中国学生拿出照片，对着遗体比对半天。
“是他。”他说，随后抽泣起来。
警察向在场众人呈交了缝在死者棉服内侧的布条，油布包裹的遗书。关仲卿看见布条上有死者的名字，这也是他第一次认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陈天华。
读完了死者的绝命书，关仲卿重新认识了这个人。他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读过他的文章，但没想到就是每天散步遇到的那个人。绝命书里的每一句话都振聋发聩，令他愤怒，令他泪流满面。他曾经以为自己和这个人一样，但其实不一样，自己完全比不上他。这个人才华横溢，这个人有着高尚品格，这个人有必死的决心与勇气。这个人是太阳，是大海。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海，比大海更宽广，更崇高。他求死时缓慢而平静的力量压倒了任何汹涌的波涛。他战胜了大海。
关仲卿意识到，个人潜藏着比大自然更加崇高的可能性。他在死去的人身上看到，人并不必然渺小。
关仲卿因为机缘巧合卷入这次事件。认领尸体的其他留学生邀请他一起将遗体运回横滨的留学生会馆，然后参加下午的追悼会。追悼会上，他见到许多传说中的革命党领袖，而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上千张悲愤的面孔。上千人的恸哭声与宣誓声仿佛怒潮鸣响。他曾无数次在夜晚来到海边聆听潮声。他感到体内涌动着暴力与毁灭的冲动。他跳入了潮水中。
追悼会后，关仲卿很快加入了在日留学生中的光复会——它是激进派中的激进派，计划以暗杀推动革命。光绪三十一年五大臣出洋遇刺、光绪三十三年安徽巡抚遇刺，这些令朝野震惊、缙绅胆寒的事件都由他们策动。后来在各个革命团体联合的时期，关仲卿又成为同盟会的一员。一次内部会议上曾有成员提出疑义：暗杀到底是不是革命呢？有人认为暗杀属小人手段，又有人觉得刺杀的官僚不少是开明派，反而于国家不利。关仲卿的回答是：他们开明是为了谁呢？还不是为鞑靼皇帝作伥。他们把我们当作奴隶的时候，用尽了一切手段镇压，反过来难道不许我们用尽一切手段推翻他们吗？
关仲卿投身于革命的浪潮，然而没想到两年内事情急转直下。先是孙先生被日本驱逐出境，继而两大革命团体之间生出龃；几个月后，光复会的徐锡麟与秋瑾被杀，起义先后失败。同盟会与光复会的活动相继陷入低谷。
当关仲卿心中迸发出火一样的激情时，他突然意识到现实并非如他幻想的那样简单。追悼会的炽情退去后，有些人回国了，从此脱离革命。关仲卿逐渐意识到：人人都坚信黎明来到前总有一段黑暗，可是没人知道黎明到底何时才会降临、会以何种方式降临。他害怕的是，自己什么都还没做，革命便偃旗息鼓。他又惧怕历史最终证明革命是毫无意义的。
他只有一次决定学那些浪荡的中国留学生买醉，就是在七月的某天。半醉之时他发现两个不知姓名的舍友也在。他们一起欢笑，用“你”来称呼对方，最后喝得晕头转向。关仲卿半躺下看他们两个同一个叫阿一的日本女人嬉闹。阿一拉开拉门出去，一个秃头的男人正好路过，对门内露出鄙夷的神情。
这神情令他酒醒了大半。回家后，他在寓所对面街上吐了。房东老头提灯出来，吓了一跳———“你也成他们那样啦。”
第二天清醒了，他与两个舍友依旧极少交谈，就像把昨晚的事忘得精光。他再没喝过酒。
七月末，在学校附近的斜坡上，前头路人的巴拿马帽被吹掉了，落在沟渠里，漂在水面上。路人叫了一声，趴在地上用手指勉强夹住帽檐，爬起来后站在渠边抖掉帽子上的水。
“我认识你。”关仲卿看着他说。
“啊……是吗？——您是中国人，您是……”那人仔细打量他的脸，既惊讶又疑惑。
“我是你的同乡，以前见过的。”
周利贞拊掌大笑，问他：
“你还跟那个人住一起吗？”
关仲卿也笑了。
他们聊了很久，大部分时候是关仲卿在讲述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包括他如何同乌端断交、如何加入革命党，以及近来的苦恼与沉沦。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对一个不怎么熟悉的人说这么多真心话。
说起过去，关仲卿回忆道：
“那时我嫌恶你们拉帮结派，就没跟你去。”
“我当时也觉得你难相处，但要是知道你现在是这样，我是绝不会不管的。”
“过身的话说了也没用了。”
“但你到底变随和了些，要是过去，你是绝不会同我打招呼的，也不会同我说这些话。”
关仲卿心中一阵惊讶，随后默认了这一判断。他观察外在世界的变化，却极少注意自己内心的改变。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呢？”周利贞问道。
“书读完了，迟早会回国吧。”
道别之后，关仲卿觉得自己的孤独感减轻了，心里变得明亮了许多。没走多远，周利贞忽然追上来叫住他。
“其实我回国待了两年，家里为我捐了官。”周利贞长叹了声气，说道，“去坐船，老家的乡下人反而以为我是外国人，夸我中国话讲得好，我同他解释，他还以为我在同他开玩笑。
我以为是我在异乡待久了，人变得古怪了，到哪里都格格不入，但回过头来想，何尝是我变得古怪了呢？其实古怪的一直是他们呀！”
他咽了咽口水，又说道：
“但凡不是想升官发财的禄蠹，只要出来见了世界是怎样的，都没法安心回去装傻继续过旧日子———你以为脑袋后边装了假辫子有用吗？”
关仲卿沉默着。
等待不是毫无意义的。八月下旬，他按地址来到宴会厅门口，但他记错了时间，迟到了十分钟。那天恰好是周利贞在门口接待，打了个招呼便放关仲卿进去了。从后门入内，大厅内坐了百来人。他一面寻找角落的空位，一面望见台上梳偏分的男人激昂地讲述着什么。听众们神情各异，不时拿报纸和扇子散热。入座时他不慎踩到了一个留背头的男人的脚。他没有道歉，急急忙忙坐下。
留八字须的男子面色凝重地说道：
“……现在大家都在说应该怎样怎样，却没人去做———都成了口头革命派！日本的留学生两三千，大家都在嘴巴上谈革命，谈得何其热烈，仿佛这么谈下去，革命便真要成功似的，然而有几个动手去做了？眼下更要紧的是做，而不是空口说！徐伯荪就义了，竞雄女侠也就义了，光复会一蹶不振了。
同盟会在南边搞的几次也不得行，眼下太炎他们又和孙先生起了争执——这下好了，事情还没成功，我们自己人先闹了起来！——要革起自己的命来了！这样下去绝不是办法，各位，我不是危言耸听，再这么下去，革命就要完了！”
他的一番话引起在座不少人的共鸣。有一个戴着大圆玻璃眼镜的男人注视着他说：
“孙兄说的，我张某人完全同意。自从江浙、两广的起事失败后，革命大有一蹶不振之态。光复会和同盟会的人又在内耗，恐怕近些时候难以见到什么希望了。我每每想要做什么，到头来又什么都做不了，常常感到无力。一想到我待在这里碌碌无为，心里就难过啊。”
座中另有一个深眼窝的人夹了一支烟在手里，但没有点燃，说：
“孙先生和黄先生只重视两广，总想要由南及北慢慢发展，这是问题。依我看，革命的未来不在南边。”
“在哪里？”他身边一个广东口音的人问道。
这个人把香烟放进上衣口袋，慢悠悠地说：
“在长江，长江腹地。”
方才讲演的人骤然拊掌道：
“不错，我听说湖北新军里头有支持革命的团体，并且湖北又有哥老会之流的会党，要是我们能拉拢这两股势力，借助他们的力量，革命就成了一大半。”
“湖北新军驻地在武昌，那是总督眼皮底下，恐怕不容易活动吧？至于会党那帮人，他们可靠吗？”另一个打着黑色领带的年轻人一脸疑惑地问道。
“所以要先联系上新军里的革命党，跟他们合作，应该不成问题。至于会党，他们想造反，这个跟我们目的是相同的，只是他们不知革命为何物，又不受我们约束，这是麻烦。”
“确实是麻烦。”
“但也不算大问题。”
“关键是人——不是说漂亮话的人，而是有决心、有勇气的人。”一个三角眼、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的人说。
“对，人。”留八字须的人点头说，“尤其是愿意为革命而死的人。”
“为了革命，我们都有赴死之心。”一个有双下巴的人说道。
“不错！”
在场众人争先表露赤忱之心，只有关仲卿仍旧抱住双臂坐着，一言不发。正当大家情绪高涨之际，有一个蓄着山羊胡须的人反问道：
“眼下同盟会人心涣散，孙先生和黄先生又不听我们的意见，就算我们讨论得这么热烈，有什么用呢？”
室内忽然安静了下来。
“那我们就自立组织。”最开始讲话的人眯起眼睛，鼻子吸气，说道，“没人来做，就由我们来做吧。”
他刚说完就有人跳起来大声质问道：
“自立组织！死去的同志尸骨未寒，你们便想这样做，只怕有分裂之嫌吧？”
周围的人被这话惊得哑口无言。八字须的男人并没有被这逼问吓倒，反而迎着对方的诘问声挺起胸膛，目光炯炯，像回敬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什么叫‘没有办法的办法’？”
“不这么做，革命就要完了。”
“恐怕你这么做，革命才完了吧！”
戴着玻璃眼镜的人慌忙起身，立在中间将两个人分隔开，劝道：
“喂喂，这何必呢，先坐下，有话好好说，凡事可以再商议。”
“同盟会已经经不起折腾了，革命也再经不起折腾了。要是你们在这个时候另立山头，那跟帮凶有什么区别！”
八字须的男人虽然听了劝告，不再和他争论，但毫不掩饰自己脸上的不屑。高颧骨的男人也站起来劝说大家安静。有的人心生怀疑，也有人对“另立组织”表示赞同，余下的人则默不作声，或者不愿挑起新的纷争，或者打算静观其变。戴玻璃眼镜的人扶了扶镜框，望着众人说：
“虽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诸位切不要忘了我们共同的宗旨——推翻满人皇帝，光复汉人统治。如此，国家和国民才有希望。”
他又说：
“孙兄刚刚说的话，我很以为然。长江一带的哥老会有一股巨大的势力，如果能善加利用，定然会对我们的革命大有裨益！现在同盟会筹划的起义进展缓慢，这是众人皆知的，而且孙先生和黄先生他们另有意见，没法支持在长江腹地举事，只能由我们自寻办法。但我们组建新的革命组织绝不是在分裂同盟会，相反，是在辅佐同盟会，帮助孙黄二公。今天请诸位来清风亭集会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我和孙兄还有仲文正打算组建‘共进会’———建立共进会，但不会退出同盟会。无论是道义上还是原则上都不算背叛孙先生他们。我知道这必然会引起非议，但既然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别人嘴里的议论吗？”
他又说道：
“湖北新军如何，那里的会党又如何，我们需要派人前去调查清楚。但这个任务很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死——出事。”
话音刚落，角落里传来了一个喑哑的声音。
“我去。”关仲卿站起身，举手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