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一个千年的最后一个秋季，画面里纽约的街道楼房、男女主角理察·基尔和薇诺娜·瑞德的近景、特写都披着一层迷人的金光。我想起拍摄期间，理察·基尔被美国《人物杂志》评为一九九九年“最性感的男人”，第二天早上到现场，全组的人拍手祝贺他，理察·基尔脸红到耳根，恨不得挖个洞钻地下去。他是当年最红的男明星之一，然而他待人接物非常谦逊诚恳，从来没有过一次迟到，也没有过一句抱怨。《西雅图邮报》对影片中理察·基尔作了这样的肯定：“这部电影是呈现理察·基尔魅力的最佳工具，他从未比在这里更好看过，也从未如此自信地占有掌控住银幕。”
可惜这片温柔的秋色和绝世的美貌都显得那么空洞、徒劳，一切都像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俗套和概念。entertainmentweekly（《娱乐周刊》）评论说：“真可惜这部电影是陈冲导演的，她导演的处女作是一部那么震撼人心的电影。虽然陈温柔的人文主义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她无法消除剧本致命的前提——即理察·基尔扮演的男主角习惯性地约会不同的女孩，这次刚好爱上一位只能再活半年的年轻女孩，多么顺理成章。”
（电影文件网）评论说：“这是一个足够值得尊敬的爱情故事，拥有如此多的希望，但电影工作者没有在开拍前解决剧本的问题。”
记得一九九九年我到达纽约的时候，理察·基尔和薇诺娜·瑞德各自已经请了编剧来修改自己的台词，然后折中放在一起。围读的时候我听出来剧本还是不够好，但也想不出有效的具体方法去解决问题。我对纽约的人文不熟悉，但是如果我能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资料，从中挑选出属于故事和人物的特殊细节，让它们发酵后成为影片生根开花的土壤，那我这个“外来人”的眼睛和由此而来的审美便可以成为一笔财富。这个“如果”没有发生。我匆匆忙忙在两个月里完成了选景、置景、选角、定妆和各部门技术掌握等等工作。顾长卫的参与让我看到新的希望，他是一个绝佳的摄影指导，跟我的沟通也很融洽，我们无疑能把最美的纽约之秋装进片盒里。开拍的日子到了，我就这样在没有一剧之本的基础上，用漂亮的画面拼命煽情。
那时我对剧本的思考，总是把焦点放在男女主角一起的场次上，没有充分关注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宇宙里扮演什么角色，有什么价值、什么喜悦和痛楚。二十多年后再看《纽约的秋天》，我发现了当年思维方式的错误。我应该用男女主角跟其他人物的关系来赋予这段爱情人性和生活气息，让恋人们成为更完整、更多重的生命体。这些感情旁枝是他们关系的养料和注释，使偶然发生的事件成为必然。
最大的遗憾是我没有探索和挖掘夏洛蒂跟她外婆的关系，以及威尔跟他女儿的关系。尤其在我定了扮演这两个人物的演员之后。纽约不愧为全美国的戏剧中心，片中配角的扮演者们都是非常精彩和具有银幕魅力的演员，他们不仅出色地衬托了男女主角，也为整部电影带来了生命力。
外婆多莉的扮演者叫斯特里奇（elainestritch），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百老汇演员。她有本事把一句哪怕是毫无意义、死气沉沉的台词，都说得让你驻足，对她关注。斯特里奇首次上银幕是在伍迪·艾伦的《九月》中演一个配角。《人物杂志》评论：“尽管这部电影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斯特里奇咆哮的气场——就像哥斯拉在坏了的电梯中一样——不容忽视。”
多莉在十几年前失去了独生女儿凯蒂，带大了外孙女夏洛蒂。多莉曾经目睹凯蒂为威尔心碎，现在又看着外孙女重蹈覆辙而无力阻挡。片中斯特里奇一共才五六场戏，但她每一次出场，屏幕上就生动起来。她演的多莉内心复杂、脆弱，外表却总带着挑衅，容不得半点怜悯。《洛杉矶时报》评论斯特里奇在电影中的表演是“一个含蓄、微妙准确的奇迹。多莉的一生失去了很多，但她在手中一杯烈酒的武装下，继续直面人生”。手上那杯烈酒、身上那件穿旧了的华丽睡袍，是斯特里奇自己设计的贯穿道具和服装，它们不仅符合人物，而且成全和造就了人物：一个常年以独自饮酒来麻痹痛苦的落魄贵族。电影里的主角被人记住理所应当，一个配角能令人过目不忘是要有真本事的，斯特里奇是我合作过的配角演员中最辣的老姜之一。
电影中威尔和夏洛蒂经常在对话里解释他们的关系，用台词直白地谈情说爱，使的都是拙劲。他们唯一打动我的对话是威尔不经意地给夏洛蒂讲她母亲生前的事情。那场戏的气氛轻松随意，但话题是他俩生命中共同的失去。我应该把焦点更多地拉到多莉、凯蒂和夏洛蒂这三代女人的故事上，拉到祖孙之间支离破碎的亲情上。
全片中我最满意的一场戏，是威尔跟自己成年的女儿丽莎初次见面。威尔不认识女儿，只有一张她十二岁时的照片。当他突然收到一封女儿寄给他的信时，威尔十分诧异。原来女儿怀孕了，希望能见一面生父。丽莎跟他身边围着的那群女孩差不多年龄，但是面对女儿，威尔失去了他在异性面前惯性的流利和自信，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变得厚重起来。女儿的出现终于让中年的威尔开始自省，学会爱与随之而来的责任。父女关系与戏中主线相辅相成，应该成为威尔情感世界里（戏份中）更重要的一部分。
扮演丽莎的演员维拉·法梅加（verafarmiga）是一个凝聚力极强的演员，她能使每一个无言的停顿都充满张力。法梅加的父母是乌克兰移民，她气质里东欧女人的凝重和神秘感在银幕上引人入胜。跟她拍完父女见面那场戏后，我依依不舍，好想每天都拍她。法梅加几年后跟乔治·克鲁尼主演的《在云端》让她家喻户晓，并得到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芝加哥太阳报》著名影评人罗杰·艾伯特称她“是当今的电影中最温暖、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
《纽约的秋天》里有一场戏的景色是片名最美丽的象征。拍摄那天，中央公园的树开始落叶，天上下着毛毛细雨，空中悠悠地飘着一片片落叶，满地金黄，浪漫至极。拍摄日程上本来是另一场戏，我建议临时改变计划，把大部队调到中央公园拍一场恋人雨中散步的过场戏。
制片公司和制片人因为要控制预算，一直严格地遵守拍摄日程，但是那天制片人看着那片景色，破天荒同意更改景点。那是剧本里原本没有的戏，到了现场我跟演员和制片人商量威尔和夏洛蒂应该聊些什么。剧中的夏洛蒂喜爱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忘了是谁——也可能是我自己——出了一个馊主意，让夏洛蒂在散步时念一首诗歌。
newyorkmagazine（《纽约杂志》）对电影的评论说：“陈冲对电影节奏有一种可爱的感觉，对奢华效果有着娴熟的洞察力，但她掉进了一桶黏糊糊的糖浆里，爬不出来。”我那天无疑是一头掉进了一桶黏糊糊的糖浆——在这样一个完美的秋日，他们天南地北鸡毛蒜皮不管聊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念诗！如果能重拍，我也许会让夏洛蒂聊聊她的外婆，或者让威尔聊聊他的女儿——那些没有能力交流和爱的遗憾。我也许会让他们在这里吵架、破裂。
记得女儿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在北加州的海边度假。天空布满了乌云，灰色的海浪拍打着黑色的礁石，干枯了的马尾草在风中颤动，奇形怪状的树林间白雾缭绕。我站在树林里望着大海，想起第一次来这里是在失恋后最伤感的时候，带我来的朋友说，希区柯克导演的《群鸟》就是在这一带拍的。大女儿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说看风景。她说，我们是小孩，你怎么能指望我们欣赏风景呢？我诧异地看着她，半天答不上来。她简直一针见血，没有沧桑很难被美丽所感动。
房间的电话铃响起，是摄制组通知我到酒店餐厅做核酸检测。我一出门正好跟导演撞个满怀，他兴奋地说，陈冲！我想知道你的一切！我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导演是个伊朗裔美国人，高高的个子，一头浓密的大波浪，黑发里夹着几缕白发，我至今只看到过他照片里的脸，因为每次见面他都戴着口罩。他显得很有精神，疫情正好让他休息了一下。我冲他笑了笑说，zal，你好啊。他继续热情地说，你必须告诉我，你是全组我最想了解的人！《纽约的秋天》？理察·基尔，薇诺娜·瑞德？我大吃一惊，二十多年前的事，他怎么突然提起？要不是在写那段时光，我自己都好久没想到它了。我问，你得空谷歌了我一下呀？他说，你太厉害了，今天开会我问组里的人，我们中间谁导演了一部九千多万美元票房的电影？没人说得出来，哈哈。我不好意思起来，说，这是一部挺糟糕的电影。他问，为什么这么说？我想了片刻说，机会到达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他说，不管，有足够的人喜欢电影才赚了那么多钱。赚了钱制片公司一定都拥来找你吧？
我们边聊边下楼梯到了餐厅。这部剧的演员特别多，除了我这个中国人以外，还有印度人、伊朗人、黑人、白人、残疾人和各种性别认同的特别的人，大家见到导演都拥上去跟他打招呼。导演回头跟我说，我们一定要找时间聊你的故事！
当年的确也有不少人看好我的前景，甚至是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芝加哥论坛报》的评论写道：“如果陈冲能为如此可预测的故事情节注入活力，那么她很有可能在好莱坞拥有漫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
其实《纽约的秋天》一杀青，投资方之一“湖畔娱乐公司”的老板汤姆·罗森伯格，就给我送来一只名贵的手表和一个剧本，邀请我导演他买下的法国犯罪悬疑片《公寓》的美国版。
在纽约的拍摄过程中，我跟“湖畔娱乐公司”的几位制片人经常有矛盾，气氛从头至尾都很紧张，很难想象再次跟他们合作。我跟罗森伯格说，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记得《纽约的秋天》开拍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不被信任，现场来了“米高梅”和“湖畔”派来的五位制片人，他们的监视器屏幕比我用的那台要大一倍，每拍完一个镜头他们会问，为什么这样拍不那样拍？为什么不多拍几个景别？为什么一定要这个角度？我觉得他们侵犯了我的“领土主权”，视他们的质疑为敌对行为，马上采取抵抗，从此否定他们提出的一切建议，跟他们变得势不两立起来。每天开工，我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那样，竖着脖颈的羽毛等着跟他们五个人拼个死活。
有一次，我需要从窗口外面拍一个由特写拉远到大全景的镜头，制片人怕在高层实景里操作gf16摇臂难度太高，会超出演员和工作人员当天的工作时间付超时费，要求我把这个镜头删了。
与国内不同的是，演员工作时长限制不是属于少数明星的特权，而是演员工会跟所有制片公司达成的条款协议。工会的力量在于，制片公司依赖工会成员中百分之二的明星卖票，他们的待遇与其他百分之九十八的会员是一视同仁的。副导演会掐分掐秒算好组里不同演员的时间，到点放人。吃饭的钟点也是严格控制的，每隔六小时准时放餐，在特殊情况下有“宽限”——我忘了是多少分钟。在这种情形下，副导演会大声警告各部门：我们进入了“宽限”！《纽约的秋天》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如果工作十四小时以上是一倍半工资，十六小时以上是双倍工资。我们在冰岛的化妆组，每天八小时以外是一倍半，十二小时以外是双倍工资，比《纽约的秋天》时代又有所改善。
按《纽约的秋天》那天的拍摄计划，工作人员可能会有超出十四小时工作时间。万一超出十六个小时的话等于加了一天的预算，那是制片人的奖金。他们问，你为什么不能停留在特写上，然后接外面的镜头？我说，男主角的感情需要在这个时候以这个方式延伸，我必须得拍这个镜头。我们为这个镜头一直争吵到我说，你们开除我吧。
每当我处于“敌众我寡”的战斗时，摄制组的工作人员总是众志成城千方百计为我解决难题，帮助我实现愿景。我发现纽约的工作人员专业水平是全世界一流的，他们不管分工或职位大小，都非常热爱自己的行当。组里周末放假，几乎每个人都会去影院看片，周一回来上班，全在探讨看过的电影，不同部门的人，留心和谈论的都是其他部门不一定留心到的细节。那几个月他们一直是我的坚强后盾。
杀青后公司原定的剪辑师开始剪辑，我在休息的一个月里，渐渐淡忘了拍摄期间跟制片人的冲突，研究起《公寓》的法国原版影片，考虑如何填补情节里存在的漏洞。没想到一个月后，初剪令我失望透顶，我又为了换剪辑师的事继续和制片人斗争。我虽然偏爱犯罪悬疑类型的电影，但还是决定谢绝了《公寓》。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完全不记得当时我们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是不可以互相交流解决的，我也完全能站在制片人的角度，理解他们的责任和担忧，毕竟那是我第一次导演这样规模的美国电影。哪怕他们提出的十条建议里只有一条是可采取的，也是对影片、对我有益处的，何况他们对美国文化、纽约文化比我熟悉很多。我怀疑，我对制片人僵硬的态度，更多是出于我自己的不安全感，觉得他们的言行威胁到我的自信和威望。智慧的到来永远太晚。我有时惊讶这辈子怎么犯了这么多愚蠢的错误，尽管大多数都是本着最好的愿望，花了最大的努力犯的。岁月让我变得宽容了一些，不再像过去那样鞭挞自己。我想起曾经读到过的一句话，忘了是哪个哲学家写的，“如果我们的心足够大，大到能够热爱生活中所有的细节，我们会发现每个时刻都同时是给予者和掠夺者”。
晚饭后，我和组里的两个演员在酒店后面的篝火旁聊天，湖畔偶尔传来冰块断裂和摩擦的响声，白天被太阳融化了的冰正在重新冻住。坐在我一旁的莱恩，是一个先天残疾的同性恋男孩，他的骨架畸形，双腿几乎不能行走。他说这个月他会在华盛顿市上演一出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是自传体的，其中有一段讲述了他在同性恋酒吧的经历，因为莱恩畸形的身体，没有人愿意搭理他。有一晚，那里一位浑身肌肉的吧台舞者，看到客人们一再用厌恶的态度对待莱恩，便到他身边献了一支极其性感的舞给他。这支舞像探照灯一样，为蒙昧的人照亮了莱恩的人性。从此，酒吧里的人对他另眼相看，慢慢地也有人跟他约会了。
坐在我另一旁的是一位叫佩嘉的年轻女演员，她说在梦里她总是男人，从很小她就知道自己的性别认同跟生理性别不一样。我问她，你想做变性手术？她说不是，只是一想到自己不能做男人就很伤心。我又问，你被女性吸引吗？她说不是，她的性别认同更像是个男的同性恋者，但是她不想给自己贴任何标签，不想被别人归类成某一种人。说着她的眼泪涌进眼眶，从她漂亮的脸颊淌下来，她明显在受折磨。就在两天前，她还给我们看了照片里她健美温柔的丈夫，他们是在两周前结的婚。
我跟他俩说，我回去一下就来。房间里，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评论文章散在我的书桌上，我拿起《洛杉矶时报》的评论：“《纽约的秋天》是好莱坞黄金时代那种浪漫爱情片，陈冲乍一看似乎是个不太可能的导演人选。她的第一部作品——凄凉而又精致的获奖片，是关于一个年轻女孩和她在‘文革’期间的悲惨命运。但在她的第二部作品中，陈冲证明了她便是《纽约的秋天》的理想掌舵人。她以娴熟的技巧拍摄了一部值得认真对待的电影，对演员的指导也熟能生巧。表演过《末代皇帝》中婉容的她，深知美丽与脆弱的结合是多么的不可抗拒。时尚且制作精良的《纽约的秋天》，不免会让一些人觉得它是一部油光锃亮的肥皂剧。但事实上，这是一部经典的女性电影，也是一个男人在经历了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爱情后，脱胎换骨的精彩写照。”我想起丈夫二十年前说的，报上说好的就是你，坏的就不是你。其实，好的、坏的都不是我。
当时觉得这些影评是天大的事，好像全世界都在评判我。其实根本没人在意，人们都卷在自己的旋涡里，上班、做爱、高考、写诗、贷款买屋，就像宇宙按照它固有的规则运行着。也许在亿万光年外，某颗垂死的恒星正在疯狂地旋转，把周围时空扭曲成一口虚无的井，并将一切吞噬。四十亿年后，我们的太阳也会如此。在生命的原子返回星尘之前，唯一不朽的只有此刻——我们活着的每一刻。
我把这些发黄的纸片扔进篝火，星星点点的火光飞起来。莱恩和佩嘉问，你烧掉的是什么？我跟他们讲了我的纽约故事，比起他俩的事显得那么不足为奇。三月份是冰岛北极光出现最频繁的时候，我们时不时仰望，头顶的一长条白色的云，向地平线落下来，它渐渐有了隐约的绿光，我们兴奋起来，十几秒钟后它又绿得更深了一些，然后就失去了色彩。他俩叹息。我说夜还年轻，我们还有希望。
我挺幸运的，摔了这么多跟斗还没有伤到元气。半个世纪前晒台上的“妹妹”，透过我日益衰老的晶体，望着天空变幻莫测的北极云彩，仍然在梦想，在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