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结束时，有一位戴着红灯胸卡的先生向我走来，他自我介绍是dr.e.costa。我一震惊，dr.costa可是全球著名的药理学家！他说我是他遇见的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对我做的报告十分欣赏，问我愿不愿意到华盛顿他的实验室工作。我曾读过他的论文，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有数个工作围绕着一个主题逐步深入，而是铺得很开，相互之间仍有呼应，显出作者的兴趣和知识面之广泛。
回到纽约后，我找p聊了这件事。p说他已经接到costa的电话，如果我选择去costa的实验室，他会大度支持的。p按中国方面订立的规矩，为我写了鉴定，把我夸上了天，临行前还请我去了华尔道夫酒店吃饭。接着，我到中国代表团去汇报此事，并告诉他们今后nimh会发工资给我。本来以为作为公派生，我不能拿美方的工资，只能拿中方的生活费，没想到代表团立刻答应了，他们说眼下资金很紧，停发了我的费用后可以多派一名留学生来美国学习。
costa的临床前药理实验室，是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一部分，比pasternak的要大很多。costa是意大利人，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实验室按研究主题分为三个部分，有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那里进修，他对科学不可抑制的热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costa很重视人才培养，实验室下面各小组的工作定期向他汇报，他当即作出下一步工作的设想或指示。每星期开一次全体研究人员的读书报告会，由一个人先作读书汇报，然后大家提问题、提意见，最后由costa总结，我受益匪浅。
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costa实验室的所在地，成立于一八五五年，原名叫“政府疯人院”。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曾是军队的医院和墓地。十九世纪末，史密森学会在世界各地考察带回来的动物，也养在这里。在最高峰时期，医院里有八千多个精神病人。一九五〇年代，传出这里有虐待病人之嫌，医院开始走下坡路，直到一九六七年被划归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管理。一九八一年寒假我去探望母亲的时候，刺杀里根总统的约翰·辛克利（johnw.hinckley）就关在院内。如今，这栋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建筑，已脱胎换骨成了美国国土安全部总部。
闭上眼睛，我仍然能看见那条白色的走廊，很长很长，尽头有一扇铁栅栏门，里面是几间空的病房，其中一间就是母亲那两年的“家”——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壁橱和小冰箱。那个星期，我住在她隔壁的病房里。走廊上偶尔会有穿着束缚衣的病人，被高大的男性护士领着走过，夜里偶尔会传来病人野兽般的叫喊，令我毛骨悚然。母亲却从未显出害怕，全身心沉浸在工作和学习中。
一天我向costa汇报实验结果后，他说，下一次读书报告由你重点发言，我听了顿时开心得说不上话来，然后故作镇静地回答，好啊。他给了我一篇综述，我根据综述查阅了四五篇文献，写了一个发言提纲交给costa审阅。他看得十分认真，还帮我一起假设了几条听众提问和讨论。这时我才看到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导师！我见过不少颇有学问的导师，但对学生的成长不够关心，主要是利用学生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为自己的业务成就添砖加瓦。有的导师对学生倒是不错，但缺乏真才实学来引导学生在业务上的成长。像costa这样两者兼有之的，确实不多，让我想起我父亲生前也是这样一位导师。
读书报告会上我居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会前我最担心的是，听众缺乏反应，结果那天的听众非常热情，提了很多问题，还给予了好评。通过这次报告会，我和实验室其他进修生交了朋友，周末常被邀请去他们拥挤的住处共进晚餐。我回国带研究生的时候，总是以costa为榜样，也推荐了不少学生去costa的实验室进修。
我跟着母亲游走于这所占地三百四十六英亩的医院，不由得在墓地前停下脚步。寒风凛冽，灰色的天空落着小雪，凋零的枯树嘶嘶作响，一片墓碑寂静而凄美。这里埋葬了近六千名烈士和精神病人——都是冤魂，没有一个是平平安安在家人陪伴下老死的。母亲用一条米色的羊毛围巾裹住头，默默站立在风中，也许想起了她生命中死去的亲人，她的父亲也是冤魂，还有她的表哥和大舅。
圣诞长假前的那晚，母亲请了costa和实验室的同事，在铁栅栏门内的走廊上开了个晚会。我们吃比萨，喝饮料，听大卫·鲍伊风靡一时的《中国女孩》，跳舞。一位同事从家里带来一只迪斯科舞灯挂了起来。在五颜六色的炫光里，我惊讶地看到母亲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舞蹈起来。谁能想到，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这常人只敢用窃窃私语道出的地方，这被无数不幸的命运像枯藤般缠绕的地方——竟然有过如此美妙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母亲带我到马里兰州，在一位姓高的医生家里住了几天。高医生和他太太在一个研讨会上听了母亲作的科研报告，认识了她。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高医生一家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告诉我，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免不了有各种偏见。母亲高雅得体的仪态和渊博的学识，在所到之处都为人树立了新中国的华人形象，让当地人尊重，也让华侨们骄傲。
母亲在少年时代，常看到外公请同事和学生回家，讨论最新的药理学文献，畅谈科研发展的趋势，总是到深夜才散。我在纪念外公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上，也听到不少他的学生感慨跟外公在平江路共度的时光，以及从中得到的意义、灵感和快乐。
“文革”结束后政府落实政策，抢房子住进我们家的人，逐步搬走。这栋常年失修的房子，像个病床上的落魄贵族，到处无序地接了管子、电线。哥哥在客厅壁炉架下方画了一根粗大的热狗，在壁炉架上面挂了一张皱巴巴的世界地图，四周墙上贴满了他正在学的英文单词。桌椅家具旧得掉了漆，也不成套，倒是跟那个时空吻合，给人一种不经意的协调感。
母亲回国后继承了外公的传统，常在这间房里与她的研究生和各国同行一起，吃饭、喝茶、聊科学动向。这让好客的姥姥非常开心，每天教家里的保姆莲芬讲英文，帮着一起招待客人。我记得costa一家人来过，日本东京理科大学的kubota教授和夫人来过，美国国务院的医学顾问alfredhenderson医生也来过几次。
母亲的博士研究生饶毅在悼念文章里写道：
1983年至1985年，在上海跟随张老师做研究生的两年，是我一生学业最开心的两年。那时张老师从国外带回先进的科学，研究“神经多肽的分子药理学”，集中于内源性阿片肽，新领域、新课题，受益匪浅……我们每周在平江路张老师家里，讨论科学文献、科学进展，姥姥有时专门要保姆做肥肉给我们吃。
张老师还具体帮我申请出国留学，不仅自己写推荐信，而且在哈佛教授提到中科院生理研究所的冯德培先生后，她马上请冯先生为我写了推荐信。斯坦福大学药理系主任avramgoldstein，也由于张老师的引荐，为我给多个学校写了推荐信。
张老师直接和间接地改变了我的一生。
孙凤艳教授也经母亲推荐，先后在东京理科大学和美国乔治城大学深造。孙教授在悼念母亲的文章里写道：
在美学习期间，国际著名的药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costa教授，在向其他人介绍我时总是说，孙教授是张安中教授的学生。我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中，一次次感受到，张老师的学术水平受到国际同行的尊重……
母亲的遗物中有几封henderson医生给她的信，其中一封是在美国总统里根去世后写的，信中回忆了一件鲜为人知的趣事。一九八四年henderson以国务院医学顾问的身份，跟随里根总统的“空军一号”飞机，为上海医学院带来稀缺的实验试剂。他说，里根总统见我一路捧着一个金属冰冻盒，开玩笑说，你还怕我不为你提供伙食啊？
据不少同行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实验室的条件还很差。不仅仪器跟不上，也没有他们做实验需要的阿片样物质的标准品，及其他几种具有阿片样作用的化学试剂。母亲当年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往来，为国内的科研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去函美国国立毒品研究所（简称nida），解释了我们的情况，希望得到他们的赠品。不久得到nida回信：我们愿意支援你，但是这些试剂属于毒品，是海关的一级禁运品。如果你能解决海关问题，我们可以将试剂寄给你。
母亲在报上读到里根总统即将访华，并会在上海停留，就想到总统的飞机是海关免检的，可以请他把试剂带过来。母亲毫不精通人际关系，也不懂办事，是个纯粹的科学家。但是她富有想象力的思维，她天真、诚实和执着的性格，赢得了多方支持，居然让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成为了现实。nida经里根总统同意，用直升飞机到北卡罗来纳州的毒品仓库取来试剂，直接跟随“空军一号”到了上海。
就这样，上海医学院得到了迫切需要的试剂。后来实验室中各届研究生都用过这些试剂，并撰写出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发表在国内外杂志上。他们大概不知道这些试剂是美国总统带来的吧。
henderson的信中还提到，母亲接到试剂后请他到家里吃饭。那天上海市政府有盛大的招待晚宴，但是他觉得，在一位中国科学家的家中吃便饭，是更难得的机会。那次以后，henderson成了我们全家的朋友，《末代皇帝》在华盛顿的首映式，我也邀请了他。有一次他访问上海，我和母亲都不在国内，他独自去探望了姥姥。信中他写了对姥姥的敬佩。寒冬腊月，老人家在阴冷的屋子里瑟瑟发抖，把双脚放在一只铜炭炉上取暖，但是她仍然幽默机智，谈笑风生。他跟母亲说，你长得像她，应该庆幸基因有可能让你成为这样的老人。
又梦见母亲——前些天也做过类似的梦：我背着她在街上行走，她的身体完全是软的，不停地从我的肩背滑下来。眼看她的头要摔到地上，我拼命护住她，但她的头还是砸到地。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镜子里，一双昨晚吃过安眠药的眼睛望着我。自然睡眠和化学睡眠的差别，就像是真爱和一夜情的差别，眼睛和身体都没有被糊弄，它们知道的。
哥哥和我都遗传了母亲的失眠。“睡得好吗？”在我家从不是一般的问候，而是会引起早餐桌上的严肃讨论：昨晚服的哪种安眠药，醒了几次，做了什么梦；哪种药入睡最快，哪种睡得最长；母亲会告诉我们，哪种药是作用于哪些受体，最新的科学文献上是怎么说的。有时，我吃了药仍然彻夜不眠，母亲会说，那只有祷告，你一定要记得祷告。
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母亲应邀去美国与杜邦公司合作，研究脑中的lsd受体，用以治疗精神分裂症。当时美国的几大药厂，都在激烈竞争研发这个药，她对那项科研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我似乎记得她总是离成功的结果很近，然而提取物总是在一次次提纯的过程中消失。
有一天，母亲突然带着她所有的行李出现在我洛杉矶的家里。她看上去苍白无力，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甲都脱落了。我很震惊，但不敢问她。马里兰州的高医生告诉我，母亲患了严重抑郁症，也许是工作压力太大，生活太孤独。
大概在她八十岁上下的时候，我们不知为何聊起，那个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始终没有人做成。母亲说，可能是上帝的旨意吧。我感到诧异，从小时候“鸡怎么到了鸡蛋里”的问题开始，她一直在给我灌输科学的思维方式与逻辑。难道她现在认为，鸡在蛋里是上帝的旨意？她接着说，科学虽然是掌握知识最好的工具和途径，但它只能发现自然的规律，不能改变自然的规律。
不久后有一天，母亲跟我说，我知道我的脑子要比我的心脏先走了，过去姥姥也是这样的，科学对这个问题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祷告。那以后，她的记忆不断地衰退，思绪不断地回到造物主的身上。
为了理解母亲的失忆，我买了一本脑神经科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ckandel）写的《错乱的头脑》。kandel因研究“学习与记忆储存”，在二〇〇〇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见我在读书，母亲问，你在看什么书？我说，一本科普，通过有病的头脑去理解“正常的”头脑。这曾经是她着迷的话题，但她已经无法在真正意义上阅读，因为她失去了储存新信息的能力。她拿过书看里面的插图。我说，书中的科学家企图用生物学和影像学，用“意识的神经关联”的实验，来定义意识是什么，从哪里来。她说，光用生物学和影像学来解释意识，怕是不可能的。这实验没有接触到意识的根本，无法证实人的体验是如何产生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而且人只有用自己的意识去解释意识，怎么可能彻底理解？那个时刻，清醒像一道闪电划过了母亲头脑的夜空。两分钟后，她完全忘记了这场对话，令我怀疑它是否真的发生过。
癌症发展到后期，医生给母亲用了大量止痛药品——包括她研究了几十年的吗啡，使她经常处在半睡眠状态。有时她清醒过来，断断续续嘟哝着脑内pcp受体的什么什么，mnda受体的什么什么——仿佛她在梦中顿悟到了精髓。
整理遗物时我看到母亲的简历，从字迹来看，写时她已经很老了，早就不需要简历了。她翻来覆去打了好几页草稿，仿佛不能相信，那些曾经澎湃的雄心居然缩成了这样干瘦的几行字。有一页草稿上，“杜邦公司”下面有五个潦草的铅笔字：最大的失败。那后面还写了半行字被画掉了，不知她觉得解释不清，还是解释没有任何意义。
我问哥哥是否知道在杜邦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回，妈妈那次是拼了命的，好像她为了操作更精确，有时在提纯过程中不戴手套接触同位素。后来她发现，部门上司在申请这笔科研资金的时候，其中某环节的数据不符合事实。
原来母亲燃烧了近两年的激情与生命，企图证实一个不存在的前提，企图到达一座海市蜃楼。
我想起作家斯坦贝克的一句话：世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他冥冥中知道无法实现的梦想，但他会用毕生去希望和等待它的到来。人类因此而悲哀，也因此而伟大和辉煌。
也许母亲没有实现她的梦想，也许对真理的追求就是她的梦想。科学本来没有终极，每解决一个问题，只会揭开另一个问题神秘的面纱；每到达一个山峰，只会发现前方还有另一个山峰。这是人类永恒的命运，宇宙永远比我们对它的理解更为丰富。跟任何真正的科学家一样，母亲毕生都在朝着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奋斗。也跟任何真正的科学家一样，她深切体会到人类无法理解的东西确实存在，因而敬畏自然的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