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电影制片厂请我去演《海外赤子》的时候，我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从珠影厂回来后没几个月，我又去演了滕文骥导演的《苏醒》。回头看，这两部电影其实都不适合我，但比起在上外，摄制组的生活要有意思得多。

《苏醒》的男主角叫高飞，在我们相遇前，他曾经和当时最红的日本明星栗原小卷同拍过一部叫《望乡之星》的电影，据说栗原小卷爱上了他。我从上海到达北京那天，滕文骥让他骑着当时最新款的日本摩托车去接我。高飞穿着一条牛仔裤，蹬着一双牛仔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等着我。用今天的眼光看，他很酷，血液里都流淌着酷。我在摩托车的后座刚一坐稳，车就嗖地飞上了大街。高飞骑得很快，拐弯时把身体压在一边。我抱住他的腰，把脸贴在他的背上，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到达。

拍《苏醒》给我留下最难忘的回忆是去西安郊外的山上打猎。那天我们开了两辆军用吉普车，同去的有几个当地的猎手，都是退伍军人，还有高飞和许还山。记得他们不愿带一个女孩子去深山老林打兔子，都极力劝阻我。可我想显摆一下我在射击队学的本领，就固执地跟他们上了车。

我不记得我们去的地方叫什么，只记得那里荒山野地一片白雪皑皑，根本没有路。我们扛着步枪，艰难地从山脚往上爬，一路寻找兔子的足迹。大概在半山腰的时候，我没跟上，被他们几个落下了。在我四处环顾寻找他们的时候突然一脚踏空，滚下去好几米。起身后我意识到我完全迷失了方向，突然害怕起来，如果我找不到他们，就会冻死在山上。一想到这儿，我就拄着步枪拼命往高处爬。不知过了多久，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山间突然回响起我的名字。他们大概也意识到我走丢了。我用自己能发出的最大音量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的嗓子已经完全哑了。

我们下山的时候刮起了一阵大风，同去的猎手们把我们带到一栋半塌的木仓库里避风。高飞看到木壁沿上的大老鼠，举枪就射。老鼠开始乱窜，我也举起了枪。突然，一个形同骷髅、衣衫褴褛的人从一堆干稻草里蹦了出来。他手里紧握着一把刀，眼睛在刹那间同时闪出恐惧、凶残和疯狂。我们惊呆了。带我们去的猎人马上跟他说，我们来山里打猎，一会儿就走。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人突然用虚弱和可怜的声音问，有干粮吗？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山里藏着不少逃亡中的亡命之徒。不知那人从哪里逃出来，又想逃去哪个容身之地。我一生遇到过成千上万的人，偶尔有人会拿出跟我的合影，给我看我们曾经分享过的时刻，而我却不一定记得。但是那个跟我只有过几秒钟对视的陌路人，却像烙在我眼底的印记。

拍完《苏醒》后，我原本应该回到上外继续我的学业，但是我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情，滞留在北京办理出国留学的手续。

一位编剧朋友在北京，答应让我住到他家里。他和爱人，还有他们不满两岁的女儿，住在里间。我睡在外面一间很小的厅里。每天，他领着我坐公车到处见领导或他们的子弟，解释我的情况。有时回家后，我会听到他和爱人在里屋压低了嗓音激烈争吵。每次一吵，孩子就在一旁大哭。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便搬去一位刚认识不久的女友家。她住在空军大院一栋很大的房子，还有厨师做饭，生活非常舒服。但住下不久我发现，朋友的母亲不喜欢我跟她两个儿子来往——想必是对演艺界有偏见，我就自觉地离开了。那以后，我又搬了好几次家。刚在一个地方住下，就开始想下一个地方，总是怕自己住长了，会让人嫌弃。有一天我得到消息，护照有眉目了。在等部里流程的时候，我跟着编剧的几个哥们儿骑着摩托车去了天津。一路上阳光沐浴着我们的脸庞，劲风吹动着我们的头发，车速激发着我们的胺多酚。我们旺盛的青春跟摩托车队一样势不可挡。到天津后，我们下榻在一栋殖民地风格的老洋房里，主人是一个过去家底殷实的资本家公子。我在那儿吃到了这辈子最丰盛美味的早餐——八宝江米粥、狗不理包子、油条、馄饨、煎饼馃子，甜的咸的、稀的脆的，热气腾腾的一大桌，香气扑鼻。

两天后我兴致勃勃回到北京，却发现我的护照又被拦下来了。我深信忘乎所以是酿成一切悲剧的酵母，责怪自己放松了警惕，并发誓在拿到护照前决不允许自己再快乐。

很多年后，我偶然遇见这位编剧的爱人。她告诉我他们已经离婚。她还说当年她丈夫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只有我太天真，蒙在鼓里。惊愕之余，我回想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依稀能看见我们在夜晚的路灯下走回家的时候他突然沉默的样子，我们目光偶尔接触到时他眼里闪过的异样和随后的脸红……那时他大概三十多岁，端正的鼻梁上架着眼镜，中等个子，穿着黑色皮夹克。也许是因为他抽太多的烟，所以声音有些沙哑。喝醉酒的时候，他爱搂着身边的男人讲话。记得我很喜欢听他讲故事，以及谈论他曾经读过的书。我跟他从进《苏醒》摄制组开始，到我们一起办妥我的出国手续，有一年多的接触，但他从未跟我提起过他的感情困境。

临去美国之前，m来平江路的家里跟我告别。印象里那是黄昏，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床上放满了肥皂、毛巾、擦脸油、书本和相册等等，脚边的皮箱打开着。我们贴书桌站着，身体靠得很近。多年后我们讲起那天的时候他说我哭了，我自己却忘记了。我是那么羞于在人前流泪的人。我们互相不舍，一定说了什么重要的话，重要的嘱咐，我也忘记了。但我莫名地记得，他看着我的侧脸说，你像栗原小卷。记忆真是一个粗心的裁缝，把那些完全不相干的材料拼到一起。他说后悔那天没为我擦泪，没有抱抱我。不知为什么，最难忘的反而是那些从未发生过的拥抱。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去想上影厂培训班时期遥远的时光，就好像忘记了。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在横店拍戏，扮演《辛亥革命》里的叶赫那拉皇后。化完妆后，全体演员到现场排练。我坐在皇位上，下面站满了宫廷的大臣。我突然看见两位过去的老同学，在跟我同演一场戏。我们隔着几米的距离和几十年的光阴，互望、感慨——岁月写在我们的脸上，生活的摔打和考验印刻在我们的心里。导演喊停后，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我们情不自禁地聊起了从前，普通话里夹带着几句上海话。还记得那个拉小提琴的小姑娘吧？是那个作曲的女儿吗？对，电影《红日》的作曲，他女儿在美国一家交响乐团拉首席小提琴了。哦，小姑娘还真被她爸打出来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海里都是同学们朗朗的声音，在教室、在操场、在寝室、在澡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积结教坚精。

原来我从未忘记。外人哪里会懂“舌根高狗工耕故”是什么意思，而对于我来说，它是魔咒，它是时光机。听到它，我瞬间穿越回那个早已消失了的院子。那里永远是初夏的早晨，微风吹动着野草，我们年轻的身心跟野草一样，只要太阳，只要一场雨，就可以那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