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的气氛非常压抑。爸爸坐在桌子后面，塔弗纳总督察靠在窗框上。盖茨基尔先生一脸不高兴地坐在来客的位子上。
“——需要特别加以保密。”他刻薄地说。
“自然，这是自然，”爸爸宽慰着他，看到我以后，爸爸话锋一转，“查尔斯，你来得正好，事情有了出乎意料的进展。”
“的确是出乎意料。”盖茨基尔说。
矮个子律师似乎对什么事情打心眼里感到不高兴。身后的塔弗纳总督察一个劲儿地朝我偷笑。
“可以让我重述下要点吗？”爸爸礼貌地说，“查尔斯，盖茨基尔先生今早收到一封令人吃惊的来信。寄信人是特尔菲餐厅的业主阿格罗多普洛斯先生。他年纪非常大，出生在希腊，年轻时受过阿里斯蒂德·利奥尼迪斯的帮助。他一直非常感谢阿里斯蒂德，阿里斯蒂德好像也非常信赖他。”
“没想到利奥尼迪斯家族的人如此多虑，”盖茨基尔先生说，“不过他年纪大了——也许有点儿老糊涂了吧。”
“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爸爸轻声说，“盖茨基尔，人一老就会想起年轻时候的事和年轻时的朋友。”
“但我已经为他们家工作了四十多年了，”盖茨基尔先生说，“精确地说是四十三年六个月。”
塔弗纳又笑了。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
盖茨基尔先生刚想开口，却被我爸爸打断了。
“阿格罗多普洛斯先生在信中说，他完全按照阿里斯蒂德·利奥尼迪斯的吩咐在行事。简单点儿说，一年多以前，阿里斯蒂德交给他一封封了口的信，让他在阿里斯蒂德死后，立即转交给盖茨基尔先生。如果阿格罗多普洛斯先生比阿里斯蒂德先死的话，他的儿子，也就是利奥尼迪斯的教子将执行相同的指令。阿格罗多普洛斯先生为延迟转交而表示道歉，他说他得了肺炎，昨天下午才得知朋友的死讯。”
“这简直是胡闹。”盖茨基尔先生说。
“盖茨基尔先生打开信封，看了内容以后，他觉得自己有必要——”
“这种事必须交给你们办了。”盖茨基尔先生说。
“看看信里放的东西吧。信里放着立约人和见证人联署的遗嘱，另外还有一封说明信。”
“这么说遗嘱还是找到了？”我说。
盖茨基尔先生脸红到了脖子根。
“不是同一份遗嘱。”他大声说，“这不是利奥尼迪斯先生让我起草的那份遗嘱。这份遗嘱是他亲自起草的，这种事不该由外行人来干。看来利奥尼迪斯先生就是要让我出丑。”
塔弗纳总督察尽力想给他点儿安慰，以平息他的怒气。
“盖茨基尔先生，利奥尼迪斯年纪已经很大了，”他说，“年纪大的人总会有些怪——不是疯疯癫癫，只是经常会剑走偏锋罢了。”
盖茨基尔先生不置可否地喷了口气。
“盖茨基尔先生给我们打了电话，”爸爸说，“向我们介绍了遗嘱的内容。我让他带上两份文件过来一趟，同时也把你叫了过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也叫来。这种举动无论就父亲而言还是就塔弗纳先生而言，都是违反常例的。无论如何我早晚都会知道遗嘱的内容，为什么要把我特地叫过来呢？老利奥尼迪斯把钱留给谁根本与我无关。
“是不同的两份遗嘱吗？”我问，“我想知道的是，这份遗嘱和前一份的处置方法不同吗？”
“的确有所不同。”盖茨基尔先生说。
爸爸关切地看着我，塔弗纳总督察极力避开我的视线。我隐约觉得有些不安……
他们在想着同一件事——我却一点儿头绪都没有。
我以探询的目光看着盖茨基尔。
“这事跟我无关，”我说，“只是——”
盖茨基尔先生开口了。
“利奥尼迪斯先生对于遗产的处置不是什么秘密，”他说，“我想应该先让警方知道，然后由他们指导随后的行动。另外，根据我的理解，”说到这儿时他停顿了一下，“根据我的了解，你和索菲娅·利奥尼迪斯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系？”
“我想娶她为妻，”我说，“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她是不会答应我的求婚的。”
“这很正常。”盖茨基尔先生说。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根据这份签署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九号的遗嘱，”盖茨基尔先生说，“除了给妻子的十万英镑以外，他把其余的动产和不动产都留给了孙女索菲娅·凯瑟琳·利奥尼迪斯。”
我重重地吸了口气。我根本没想到剧情会这样发展。
“他把全部的财产几乎都给了索菲娅，”我说，“这实在太不寻常了，他有什么理由吗？”
“他在说明信里详细地说明了这样做的理由，”爸爸从身前的书桌上拿起一页纸，“盖茨基尔先生，能让查尔斯看看这封说明信吗？”
“请便吧，”盖茨基尔先生冷冷地说，“信里至少给出了理由——或者说——尽管我不敢苟同——为利奥尼迪斯先生的惊人行动找了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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