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西亚有些迟疑。她看了尤里一眼，然后下定决心。她走进治疗室，步履略显蹒跚。她在椅子上坐下，安静得像一只小猫，两只微微颤抖的手放在大腿上。

我准备关门，可是尤里还没有离开。我压低嗓门说：“下面的事就交给我吧，谢谢了。”

尤里有些担忧：“但她正在接受一对一监管，而且教授关照说——”

“我全权负责。没事的。”我说着从口袋里拿出那只报警器，“你看，我还有这个——不过我用不着它。”

我看了艾丽西亚一眼。她毫无反应，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尤里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显得很勉强。

“我就在门外，万一需要就叫我。”

“不用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尤里离开后，我把门关上，把报警器放在办公桌上，在艾丽西亚对面坐下。她没有抬头。我审视着她，发现她毫无表情，一脸茫然。服药之后的假象。我想知道这副面容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你同意来见我，我很高兴。”我说。

我在等她的反应。发现她不会有什么反应后，我继续说：“你不了解我，但是我比较了解你，这是我所具备的优势。你的名气不小——我是说你作为画家的名气。我是你作品的粉丝。”没有反应。我稍微调整了自己的坐姿：“我询问了迪奥梅德斯教授，问他我们是不是可以面对面地谈谈，他爽快地安排了这次见面。谢谢你同意前来。”

我稍事犹豫，希望能得到某种形式的认可——比方说眨眨眼睛、点点头、皱皱眉头等。毫无反应。我揣摩着她内心在想什么。也许她服药太多，什么也没法想。

我想到我的心理治疗师鲁思。面对这种情况，她会怎么做？她会说，我们人是由许多不同部分组成的，有好的，也有坏的。健康的大脑可以容忍这种矛盾，同时兼顾好坏两个部分。精神疾病的成因，恰恰是因为缺乏这种整合能力，结果失去了与我们身上这些不可接受的部分的联系。如果我要帮助艾丽西亚，就要找到她隐藏起来、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些部分，那些处于她意识边缘之外的东西，把她精神状态图中的各个点连接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全还原她杀害自己丈夫那天晚上的种种可怕事件。这将是一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

正常情况下，与病人的首次接触不会有什么紧迫感，也不会有想定的治疗方案。一般来说，最初几个月我们只是相互交谈。在理想的情况下，艾丽西亚会主动跟我谈她自己、她的生活、她的童年。我会洗耳恭听，逐步勾勒出一幅图像，等我认为信息已足够完整，我可以据此做出准确、有效的解释的时候，我就没有必要再与她交谈，再听她说了。我将通过非语言线索搜集我所需要的信息。比如我身上的反移情作用，即在治疗过程中，艾丽西亚在我身上引起的情感。当然，还包括我能从其他渠道收集到的所有信息。

换句话说，我启动了一项帮助艾丽西亚的计划，却无法知道如何去执行。现在我必须去履行这项计划，不仅是为了证明给迪奥梅德斯看，更重要的是，为了尽到我对艾丽西亚的责任：帮助她。

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她，发现她还处于药物控制下的迷糊状态，嘴角流着口水，手指像可憎的蛾子般抖动。我突然觉得一阵前所未有的痛苦袭扰。我感到极度难过，为她，也为像她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所有受过伤害、迷失自我的人。

当然，这些话我都没有跟她说。在这种场合下，我做了鲁思会做的事情。

我们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