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会的房间呈长方形，窗户很高，且有栏杆。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红砖墙。房间里有一股咖啡的香味，还有尤里的须后水的残留气息。大约三十人坐成一圈。大多数人手里捧着盛着茶水或咖啡的纸杯，有的在打哈欠，并尽量不让自己睡着。有的人咖啡喝完了，就用手摆弄着空纸杯，或把它捏扁，或把它压平，或把它撕碎。

这样的集会每天有一两次，它的性质介乎行政会议与小组治疗之间。讨论的话题涉及诊所管理以及病人护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迪奥梅德斯教授喜欢说：“这是一种尝试，它让病人参与自己的治疗，并鼓励他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来。”毋庸讳言，这种尝试一般都不能奏效。迪奥梅德斯在集体治疗方面的背景，意味着他对各种形式的集会都很感兴趣，并鼓励尽可能多地举行这类会议。也可以说，只要有听众，他就显得特别高兴。他站起身，伸出手来对我表示欢迎，并示意我走过去。我觉得他似乎有一点戏剧表演的才华。

“西奥，你来啦。过来过来。”

他说话略带希腊口音，不过已几乎听不出来了——基本上都改掉了，因为他在英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他长得一表人才，虽已年逾花甲，依然精神矍铄——有一股年轻人的活力与调皮，不像个精神科医生，倒像个不讲礼数的大叔。这并不是说他对病人不尽心尽力——早上他来得比清洁工还早，晚上值夜班的人来了，他还没有走，有时候他就睡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他有过两次离异，经常开玩笑地说，他的第三次婚姻最成功，那就是他与格罗夫诊疗所的结合。

“坐这儿，”他指着身边的一把空椅子说，“坐，坐，坐。”

我欣然从命坐下。迪奥梅德斯热情洋溢地对我进行了介绍：“允许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新来的心理治疗师西奥·费伯。让我们一起欢迎西奥加入我们的小家庭——”

迪奥梅德斯讲话的时候，我的目光扫视着这个圈子，想看看谁是艾丽西亚。可是我没看出来。除了迪奥梅德斯一本正经地穿着套装，戴着领带，其他人大多数穿着短袖衬衣和t恤衫。我很难分清谁是病人，谁是工作人员。

我熟悉的面孔只有两张，其中之一是克里斯蒂安。我是在布罗德穆尔工作时认识他的。他是个喜欢打橄榄球的精神科医生，鼻子并不挺拔，胡须是黑色的，模样挺耐看。我到布罗德穆尔不久，他就离开了。我并不特别喜欢他；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也不太了解他，因为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时间毕竟不长。

我认识的另一个人是英迪拉，是在那次面试时认识的。她对我笑了笑，我很感激，因为只有她脸上露出善意。大多数病人以呆板的、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我不责怪他们。他们受到过种种虐待——身体上的、心理上的、性方面的，这意味着，要获得他们的信任，还需要假以时日。所有的病人都是女性——大多数人形态粗糙，脸上不是皱纹，就是伤疤。她们有过艰难的人生阅历，饱受种种恐惧，直到被逼入精神病这个无人地带；她们的经历都写在脸上，一看便知。

可是艾丽西亚·贝伦森呢？她在哪儿？我再次环视这个圈子，还是没有看见她。接着我意识到了——我的眼睛正看着她。她坐在这个圈子对面正对着我的地方。

我没有看出她来，因为她不显眼到近乎隐形。

她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显得非常平静。她手里端着一纸杯茶水，手在不住地颤抖，茶水像细流似的洒落在地板上。我真想走过去帮她把杯子扶正，但是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她完全不能把持自己，我怀疑她都没注意到我在注视她。

我没想到她竟然成了这么可怜兮兮的样子。这个曾经的美女还有一些当年的风韵：湛蓝的眼睛，优美匀称的面庞。但她现在不仅骨瘦如柴，而且污秽不堪：红棕色的长发脏乱蓬松地披在肩上；指甲被咬得撕裂开来；两只手腕上，褪色的伤痕清晰可见——在那幅《阿尔刻提斯》的画上，我看到过类似的伤口。她的手指一直在颤抖，毫无疑问这是服用利培酮和其他大剂量抗精神病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她张着嘴，嘴里积聚了许多白花花的唾沫，口水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是药物另一种令人惋惜的副作用。

我发现迪奥梅德斯在看我，于是把注意力暂时从艾丽西亚转移到他身上。

“西奥，我觉得还是你来做个自我介绍吧，这肯定比我来介绍要好。”他说，“你讲几句吧，啊？”

“谢谢你。”我点点头，“其实我也没什么要补充的。我只是想说，很高兴来到这里。我激动、紧张、满怀希望。我期待着了解你们大家——特别是各位病友。我——”

这时有人咣当一声推开大门，打断了我的话。开始我还以为是幻觉。只见一个块头很大的人冲进房间，手里高举着两根参差不齐的木棍，把它们像矛一样朝我们扔过来。有个病人吓得捂住眼睛尖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