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牙膏白）

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

我回到了我的小窝，入口用勿忘我蓝毯子封住了，手里紧紧地抓着妈妈的开襟羊毛衫。离开我的安全窝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她的纽扣和玫瑰花的香味几乎盖过了我头发和衣服上挥之不去的医院的味道。

只是那又是一个谎言。那不是她的香味。十八个月以前，我在妈妈的开襟羊毛衫上吐了以后，爸爸把它洗了，他不是故意的。他从百货商店又买了一瓶玫瑰花香水，喷到开襟羊毛衫上，好帮我纪念妈妈。

他说闻起来是一样的。

他错了，闻起来不一样。闻起来很像妈妈的味道，但不完全是，就像我给她的声音画的画似的，两者都没有准确地捕捉到她。

我的手指摩挲着开襟羊毛衫上的纽扣。

花园里面徜徉，玩具狗熊一样。

我小时候，妈妈就这么说。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她在我的手上画了一条又一条线，同时抬头看着她给我钉在天花板上那闪闪发亮的点点繁星。

开襟羊毛衫上的纽扣跟她闪亮的粉色指甲一样光滑。

一步两步走来，给你挠挠痒痒。

只是那时妈妈从来不习惯于给我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挠痒痒，因为她知道我不喜欢。相反，她让我给她的下巴下面挠痒痒。当时这样总会逗得我们俩哈哈大笑。

我在医院待的时间并不长——那个男医生给我做完检查，警察找到了爸爸，就回家了。两个小时，也可能是三个小时吧。很难说，因为我在前门外昏倒以后，我的表摔停了，而病房的钟又慢了，我失去了时间概念。

我知道这是一个重要证据：这段时间足够给我和爸爸带来一大堆麻烦。我昏过去以后，那个女警官慌了神，用无线电对讲机叫了一辆救护车。假如我当时还有意识的话，我会阻止她，可是我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这些事情都不在我控制范围之内，就像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很多事情一样。爸爸不懂。

你不应该逃学。

你不应该拨打999。

那个医生给我做了检查，看见了我肚子上的洞。他用一条又一条的小胶带把它固定住，因为做外科缝合为时已晚。他给了我药片，防止感染，涂上了清淡的消炎药膏。我没有告诉他我的肚子是怎么受的伤，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他。我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那个女警官都替我说了。她告诉那个男医生我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住在哪里。她在那里的一份记录上了解到的，可能是从褪色的铬橙色那里吧。

那时，她已经知道我的直系亲属是我爸爸，他是我唯一活着的亲属，她不可能给我妈妈打电话，因为她已经死了，下葬了，像早夭的长尾小鹦鹉一样。

像我姥姥、碧·拉卡姆的妈妈和奥利·沃特金斯的妈妈一样。

等他最后露面的时候，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他是被从一个重要会议上拽出来的。又有一个女人出现在医院里，她跟我爸爸单独聊了几句。她是一名社工。“我们很快就会和她再见面，现在医生已经给我的肚子进行了认真的检查，”爸爸说道，“我们可能还要见一位儿童心理医生，还有所有的警官。”

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谈都没有意义：褪色的铬橙色，用对讲机叫救护车的鲜绿蓝女警官，这位社工，还有儿童心理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