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卧室里，而他是从客厅过来的。他开门的时候动作肯定很轻，否则我不可能听不到门响。我猜他八成很希望在这里见到我。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整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我正好站在一张床的床脚处，被他堵了个正着。有那么一会儿的时间，他就站在那里笑嘻嘻地看着我，似乎心情非常愉悦。

“好吧，亚瑟，”他说，“你应该等我的，不是吗？”

“我正要回去。”真是蠢话，我想。不过估计这时候无论我说什么，听起来都高明不到哪儿去。

然后，他突然反手朝着我的脸扇了一巴掌。

力道大得犹如脚踹。

我的眼镜被打掉在地，身子也踉踉跄跄地朝床退去。我抬起手来想自保，但他紧接着又挥起了另一只手。等到我被打得站不住脚时，他把我拖了起来，继续殴打，就像野蛮人一样。

我再次被打倒在地，这次他总算没有继续。我的耳朵嗡嗡直响，眼前一片模糊，头疼得好像要裂开，鼻子也开始流血。我掏出手帕捂住鼻子，以免弄脏衣服，同时在撒得到处都是支票的地毯上四处摸索我的眼镜。我最终找到了眼镜，有点儿变形，但是还没有坏。我戴上眼镜，看到他的鞋底离我的脸不过一码远左右。

他坐在扶手椅里，身体后仰，就那么看着我。

“起来，”他说，“注意别把血沾到地毯上。”

我爬了起来，他也迅速起身。我以为他会再次打我。但是，他只是抓住了我一侧的夹克翻领。

“你身上有枪吗？”

我摇摇头。

他拍了拍我的口袋，我猜他是在确认，然后他将我推开。

他说：“浴室里有纸巾，去弄干净你的脸，但是不要关门。”

我乖乖照做。浴室里有一扇窗户，就算从那里逃走不会摔断脖子，我也没有想尝试的念头。因为他会听见，而且，我能逃到哪儿去？他只要打个电话给夜间执勤人员，警察就会在五分钟内赶到。而他没有喊人，这至少已经意味着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或许，作为外国人，他并不想成为证人牵扯到案子里。毕竟，他实际上也没什么损失。而且如果我等会儿能够卑躬屈膝一些，甚至掉几滴眼泪，他很可能会决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尤其是在他把我打得那么惨的情况下。我想得很好，但是我早就应该料到，像哈珀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指望他具备一般人应有的社会礼仪。当我从浴室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捡起支票夹，正把它放入手提箱。而我撕下的支票却仍然搁在床上。他拿起它们，示意我朝客厅走去。

“过去。”

我进了客厅，他越过我走到门口，然后插上了门。

客厅侧壁处有一个大理石台面的柜子。柜子上有一个托盘，里面放着一个冰桶、一瓶白兰地和几个玻璃杯。他拿起一个杯子，然后看向我，说道：“坐那儿。”

他示意我坐在窗户下写字台旁边的椅子里。我听话地坐了下来，现在似乎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可想。我的鼻子仍在流血，头也一阵阵发疼。

他在一个杯子里倒了些白兰地，然后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看到了希望。一般人如果想将一个人送给警察，是不会先让他坐下来喝一杯的。也许哈珀只是想来一次诚恳的谈话，只要我给他讲一个不幸的故事，表现出悔不当初的样子，他就会因为自己的宽宏大量相信我说的话，并且决定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种想法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他给自己倒了杯酒，一边往杯子里放冰块，一边看向我。

“亚瑟，你是第一次被人抓住吗？”

我擤了擤鼻子，让血继续流，然后回答道：“先生，我这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也许是因为和你一起喝了白兰地，我真的喝不惯这种酒。”

他转身瞪着我，一张脸突然让人分辨不出年龄，那是一种病态的苍白色，嘴巴也看起来怪怪的。我以前见过类似的脸，顿时做好了心理准备。旁边的写字台上有一盏金属灯，不知道在他扑过来前，我能不能先发制人。

但是他并没有动，只是朝卧室瞥了一眼，而后又看向我。

“有些事情你最好搞清楚，亚瑟，”他缓缓地说道，“刚才在里面不过是热热身。如果我真想修理你的话，你就只能躺在担架上离开。而且除了你，没人会在乎。我回来时正好撞见你偷东西。你想凭借武力脱身，而我不得不进行正当防卫。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所以，别给我扯淡，好吗？”

“对不起，先生。”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全都拿出来，放到这张桌子上。”

我按照他的话做了。

他查看了我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驾照和证件，还挨个用手翻了一遍。当然，最后他在零钱包中找到了万能钥匙。我已经将钥匙柄锯短，而且还在末端割了一个槽，这样用一个小硬币就能转动钥匙，但是钥匙仍然有两英寸多长，而且还很重。正是钥匙的重量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好奇地盯着它看。

“你做的？”

“钥匙不是。我只是把它锯短了。”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他点了点头说：“这样好多了。好吧，让我们重新开始。所以说，你是个小毛贼，一有机会就会溜进酒店客房偷旅行支票。那么，复签怎么办，你自己签吗？”

“是的。”

“也就是伪造签名喽。那么，我再问你，你之前有没有被抓过？”

“没有，先生。”

“确定？”

“是的。”

“在警局有留过什么案底吗？”

“在雅典吗？”

“我们可以从雅典开始。”

我犹豫了一下：“呃，也不能说是案底，交通违章算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少给我磨叽。”

我打了个喷嚏，绝对不是存心的，鼻子又开始流血。他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从托盘里抓起一堆纸巾扔给我。

他继续说道：“我从机场就看出你是个什么人，但是我不认为你会这么蠢。你为什么要告诉基拉自己没吃晚餐？”

我无奈地耸了耸肩：“这样我才能过来。”

“你为什么不说要给汽车加油呢？这么说我还可能就信了。”

“这似乎并不重要。为什么你会怀疑我呢？”

他笑了：“嗬，老兄!我知道你那辆车在这里卖多少钱，我还知道油价是60美分每加仑。按照你的收费标准，永远也别想赚回本来。对了，你可以从餐厅、夜店和妓院抽取提成，但它们加起来也没有多少，因此肯定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基拉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她知道有猫腻，因为你从她那里兑现过不少旅行支票。”

“她跟你说了这个？”这真让人恼火，本来至少还能指望一个妓院老鸨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

“她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又没有跟她说过支票是偷的，不是吗？”他将杯子里的白兰地一饮而尽，继续道，“我碰巧不喜欢花钱嫖娼，但我想了解更多你的事，于是就问了。而当她们明白我不会不付钱就闪人时，也都表现得非常友好，帮我叫了出租车，打点好一切。现在，我想你可以说了。”

我喝了一口白兰地说：“好吧。我有过三次案底。”

“因为什么？”

“三次起诉的罪名都是说我冒充正式导游。事实上，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一两个游客脱离枯燥的考古学解说罢了。正式导游必须背下那些玩意儿才能通过考试。游客想知道他们在看什么，但他们不喜欢无聊的东西。”

“然后怎样？你坐牢了吗？”

“当然没有，只是被罚款了。”

他认同地点了点头，说道：“艾尔玛也是这么想的。现在，你只需要像这样老实交代就行了，那样我们或许就不需要警察插手。你以前有在哪里蹲过监吗，我的意思是，入狱服过刑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

“好吧，先不说这个，”他打断我的话，“土耳其呢？”

“土耳其？为什么这么问？”

“你去过那儿吗？”

“去过。”

“在那里有过案底吗？”

“我在伊斯坦布尔因为带人参观博物馆被罚过款。”

“哪个博物馆？”

“托普卡珀博物馆。”

“你那时候也是假扮成正式导游了吗？”

“那里的导游必须有资格证，而我没有。”

“你曾经从这里开车去过伊斯坦布尔吗？”

“这属于刑事犯罪吗？”

“回答我，去过吗？”

“去过几次，一些游客喜欢公路旅行。怎么了？”

他没有回答，而是从写字台上拿起一个信封，开始用铅笔写写画画。我此时迫切地想来根香烟，但是又不敢真的点上一根，免得自己看起来太过悠哉。我确实很不安，也很困惑，但是我得确保自己看起来也是这个样子。于是，作为代替，我喝了口白兰地。

他总算停止了手里的动作，抬起头，说道：“好了，亚瑟。这里有一沓白纸和一支笔。我来说，你来写。不，不用废话，就照我说的做。”

我完全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拿起笔。

“准备好了？”

“好了。”

“开头写上，‘致雅典警察局局长’。明白吗？继续。‘我是住在’——写上你的地址——‘的亚瑟·a.辛普森，特此供述，6月15日，我用万能钥匙非法进入布列塔尼大酒店沃尔特·k.哈珀先生的套房，偷走了价值300美元的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支票号码为……’”

他把手伸进口袋向外摸撕下来的支票时，我开始抗议：“哈珀先生，我不能这么写，我会被定罪的，我无法为自己辩护。”

“你想更快一点儿为自己辩护吗，比如现在？要是这样，我可以立马给警察打电话，让你好好解释一下这把万能钥匙，”他顿了一下，复又更加耐心地说道，“看，大叔，也许你和我将会成为唯一看过它的人，也许一周后它就不复存在了。我只是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心怀感激地接受呢？”

“你要我做什么呢？”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你先接着写，‘支票号码为p89.664.572至p89.664.577，全部为50美元一张。我打算模仿哈珀先生的签名，使它们非法兑现。我曾经以这种方式偷走、伪造并兑现过其他支票。’闭嘴，继续写!‘但是现在我发现自己做不到。哈珀先生拥有基督徒的慈悲心怀，而且在游览雅典期间对我非常友善，我觉得自己不能对他下手。因此，我现在通过这封信归还自己从他那里偷走的支票。作出这样的决定，让我有了离弃黑暗奔向光明的感觉。作为一个犯下大错的罪人，我知道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归还窃款、坦白认罪，并按照法律规定支付罚款。只有这样，我才有希望在来生得到宽恕。’然后，签上你的名字。”

我签了名。

“日期是从今天算起的一周后。不，还是写成23日比较好。”

我写上了日期。

“给我。”

我交给了他，他来回看了两遍，然后冲着我笑了。

“现在不说话了，亚瑟？”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写了。”

“没错。现在，你可以想想如果我将它寄给警察会怎样。”

我耸了耸肩。

“好吧，我来告诉你会怎样。首先，他们会认为你是个疯子，可能还会以为我也是个疯子，但是他们不会对我感兴趣。而我也不会露面。另一方面，因为支票，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此事。300美元!足够他们上心了。因此，他们首先会同美国运通公司联系，找出所有能追溯到雅典银行账户的伪造支票。然后他们就会把你抓起来拷问。你能怎么办，亚瑟？告诉他们我的事还有发生的一切吗？这样做很蠢，不是吗？他们会给你最严厉的处罚。不，你那么聪明，肯定不会这么做。你懂得随机应变，这么一来，你就真得为自己辩护了——主动认罪、赔偿或真诚悔改。我敢打赌，只要一句套话你就能脱身，也就关个不到一年吧。”

“真是谢谢了。”

他又笑了，挥舞着我写的那张纸和支票道：“不用担心，亚瑟，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这只是个小小的保险。”他拿起酒瓶，重新在我的杯子里倒满白兰地，同时说道：“你看，我有一个朋友想托你保管点儿贵重的东西。”

“什么？”

“一辆车，你要开着它去伊斯坦布尔，报酬是100美元，其他费用另算，就只是这样而已。”

我成功被逗笑了：“如果只是这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勒索我。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价钱，我每周都乐意做。”

他看上去一副受伤的样子：“勒索？什么勒索？我说的是保险。那是一辆价值7000美元的林肯，亚瑟。你知道它现在在土耳其值多少钱吗？”

“14000。”

“所以，问题很明显不是吗？如果你开着它进了第一家修理厂然后转手把它卖掉怎么办？”

“那可不是这么容易能办到的。”

“亚瑟，今晚只为了300美元，你就能铤而走险。现在有14000块，鬼知道你能做出什么事来。成熟点儿吧!这样一来，我就不需要担心了，我的朋友也不需要担心。只要我得知汽车安全抵达，这页小小的供认书就会被撕毁，而支票也会重新回到我的口袋里。”

我沉默了，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他也知道，可他不在乎。他就那么看着我，一副很享受的模样。“好吧，”我最后说，“但是我有几个问题。”

他点了点头说：“正常。但是，亚瑟，这份工作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该问的别问。”

这个回答也算在我的意料之中：“好吧，我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你开车去萨洛尼卡要多长时间？”

“六七个小时吧。”

“让我想想。明天是星期二，如果你中午出发，晚上就可以在那里过夜，然后周三晚上到埃迪尔内。等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应该是星期四下午，时间上可以，”他想了一会儿，继续道，“我告诉你怎么做。你今天晚上收拾一下行李，明天早上乘出租车或电车过来。10点在楼下等我。”

“我在哪里取车？”

“明早我带你去。”

“你说了算。”

他打开门说：“那就这么定了。现在收好你这些破烂儿走吧。我得睡一觉。”

我把自己的东西装回口袋里，然后朝门口走去。

“嘿!”

我转过身，有东西砸到我的胸膛，继而落到我的脚下。

他说：“你忘了你的万能钥匙。”

我捡起钥匙就走了，没有说晚安或其他什么。他并没有在意，自顾自地喝完杯子里的酒。

上学时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杖责。而关于杖责还有一套固定的流程。首先朝你发火的老师会停止咆哮，如果是平日就比较沉默的老师，则会松开他咬紧的牙关，然后说：“去找校长批张条。”这就代表着你要挨揍了。纸条的内容都一样，请求允许体罚，后面跟着老师的姓名缩写；但是在交给你之前，老师们总是会折叠两次，不希望你看到里面的内容。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必须征得许可让他们感到很不爽。

然后，呃，就得去找“猪鬃”了。当然，他有时候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更多时候，他会给六组上三角函数或拉丁语的课。这时候，你就得走进去站着，直到他想注意到你。有时候，你不得不等上个五到十分钟，这要看“猪鬃”的心情。“猪鬃”长得又高又壮，一张紫红色的脸，手背上布满了黑色的毛发。他上课时语速飞快，一会儿嘴角处就溅满白色的沫点儿。如果“猪鬃”心情不错，基本上你一进去，他就会中断，并开始打趣道：“啊，好学生辛普森，或者我们应该说不够好的学生辛普森，要我们为你做点儿什么呢？”不管他说什么，六组的孩子都会爆发出一片笑声，因为他们笑得越厉害，他浪费的时间就越多。“你犯什么错了，辛普森，你又犯什么错了？请讲讲。”这时候，你就要说自己干什么或者没干什么了，比如没写完作业了、撒谎了或是溅墨水了，而且必须实话实说，以防他之后找老师求证。等他调侃够了，就会在纸条上签字，然后你就可以走了。在“销魂”事件之前，我认为他还是相当喜欢我的，因为即使我要挨打，也常常假装忍俊不禁，为他的笑话捧场。而当他心情不好时，通常会称呼你为“先生”，我一直认为这有点儿蠢。“得，先生，你又干了什么？在桌子下面抄作业？可耻，先生，真是可耻!趁着白天好好干吧!现在出去，别浪费我的时间。”

等你回到自己的教室，把签了字的纸条交给老师后，他就会脱下长袍，松开手臂，然后从桌子里掏出教鞭。教鞭都是一样的，大约30英寸长，非常结实。一些老师会把你带到外面的衣帽厅责罚，但是也有老师会当着其他同学的面责罚。你必须弯下腰，用手去勾自己的脚趾，然后他会拿出要打断教鞭的气势狠狠地抽打你。你会感觉后背像被烙铁烫过一般火辣辣地疼，如果同一个位置碰巧被打中两次，那感觉就像是粗重的棍棒上长了钩一样。此时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能哭喊或吵闹。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男孩被打得尿了裤子，不得不被送回家。还有一个孩子被打完回到教室后吐了一地，结果老师不得不让人去找学校门房来清理。(有男孩呕吐的时候，老师们总会去找门房清理，而每次门房拿着水桶和拖把进来时，总会说上同一句话：“就这些吗？”好像很失望没有见血一样。)不过，大多数男孩被打后，会红着脸走回自己的位子，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不是骄傲，而是获得同情的唯一方式。男孩子这时候哭喊，很少会有人替他感到难过，只会因为他的丢脸而感到尴尬，还有就是厌恶，因为老师们会觉得这样做很有效。在科勒姆，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憎恨，是教鞭教会了我。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所受的杖责，而且从来不打算宽恕，除非我能以某种方式让打我的老师来分担我的痛苦。如果他已婚，我会给他的妻子写匿名信，说他是个变态，一直试图骚扰年轻男孩。如果他是个单身汉，我会写类似的信作为警告寄给其他同学的父母。当然，这些信大多没有后续。但是至少有两次我听说有学生的父母问过他们的孩子，还将我的信转交给“猪鬃”。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起过这件事，因为我不想让人抄袭我的创意。因为我非常擅长伪造笔迹，所以老师们一直不确定是谁做的。只要让他们心有疑虑，而又无从证实，我就很满足了。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知道我可以反击，知道我不仅可以当一个好朋友，还可以当一个好敌人。

现在，我对哈珀的态度也是这样。他给了我一顿“杖责”，如果换作其他人，很可能会自怨自艾，但是我不会，我开始思索反击的方法。

显然，只要他有“供认书”，我就不敢轻举妄动。但我知道一件事：他是个骗子。虽然我还不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骗子，但我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些概念，迟早会弄明白。然后，等到安全的时候，再趁机在警察面前揭开他的伪装。

我回到公寓的时候，妮基已经上床了。我原本希望她已经入睡，因为被哈珀打过的脸一侧很红，而我又不想做无谓的解释。但是房间开着灯，妮基正在翻看某本法国时尚杂志。

“哈啰，老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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