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仍然可能被在交换台上的人听到。”
“如果插上插头，我想是可以听见的。”
达格利什说：“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博勒姆小姐曾经告诉卡利，她在等劳德先生，她也许还和其他人说过这件事，而我们不知道。除了卡利，谁也不会承认博勒姆小姐说过这件事。而在这种情况下看，这就不奇怪了。目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多少进展。我现在必须做的，就是要弄清博勒姆小姐想跟劳德说什么。在这个地方，需要优先考虑的可能性肯定是讹诈。天知道这是不是还在继续，而且是不是很严重。”
医务主任一阵沉默。达格利什猜测，他是不是在等待进一步的建议，以选择适当的词语，来表明自己的关注或者疑惑。接着医务主任平静地说：“当然很严重。现在浪费时间来讨论严重程度是没有意思的。很显然，您既然想出这样的推理，那就必须继续调查。其他任何行动方案对我的工作人员来说都将是不公平的。您想让我干什么？”
“帮我挑一名受害者。也许现在不急，以便打几个电话。”
“您知道吧，警司，这些病历档案是秘密的。”
“我不是说我要看具体的病历档案。但是如果我看了，我想你和病人也都没有必要担心。开始吧？我们可以从一级病人中找。你可以帮我把代码找出来吗？”
斯蒂恩诊所的一级病人数量很大。达格利什心想：“仅为上流阶层精神病患者服务。”他看了看这个类别之后说：“如果我是讹诈者，会选男的还是选女的？这大概取决于我自己的性别。女人也许会选中女人。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正常收入的男人，那么选男人也许比较好。下一步，我们要把男性挑出来。我想我们的受害者是住在伦敦郊外的。选一个很容易就能突然到诊所来，把情况告诉你的病人风险太大。我认为我要选一个小城镇或乡村的病人。”
医务主任说：“如果这个地址不在伦敦市内，我们只会把它归类到乡村。伦敦患者是按区划分的。我们最好把伦敦的地址都排除，看看还留下了什么。”
这项工作完成了，仍然要审查的卡片只剩下几十张。斯蒂恩诊所的大部分病人，正如所预想的那样，都来自伦敦郊区。
达格利什说：“已婚的还是单身的？谁比较容易受到伤害？这个问题很难确定。我们姑且不做结论，从诊断开始。这是我需要你特别提供帮助的地方，主任。我意识到这些都是非常秘密的信息。我建议你读出卡片上的诊断或病情的代码，这可能是讹诈者的兴趣所在。我不要细节。”
医务主任再度停了一下。达格利什耐心地等待着，把金属短棒拿在手里，医务主任静静地坐着，把编码书打开放在面前。他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过了一分钟，他才回过神来，把目光集中在书页上。他平静地说：“看看第23、68、69和71号。”
现在只剩下十一张卡片。每张卡右上角都有病历号。达格利什记下这几个号码，然后说：“根据诊断索引，目前我们只有这些。我想，我们现在必须做我们的讹诈者所做的事，看一看病案记录，然后进一步了解我们潜在的受害者。我们是不是得到地下室去？”
医务主任二话不说就站了起来。下楼的时候，他们遇见了正在上楼的凯特尔小姐。她向医务主任点点头，不解地瞄了达格利什一眼，好像在琢磨在哪里见过这个人，而且自己应该认识他。大厅里，巴古雷医生和安布罗斯护士长正在交谈。在埃瑟里奇和达格利什走向地下室楼梯的时候，他们分开了，而且都板着脸，凝重地看着他们。透过接待室小房子的玻璃，可以看见大厅那边头发花白的卡利。卡利没有回头。达格利什心想，卡利正专注于前门，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病历档案室上了锁，但封条已经揭去，保安休息室里，内格尔穿上了外套，显然是准备到外面吃顿早午餐。医务主任从钩子上取下档案室钥匙的时候，内格尔不动声色，但灰褐色的温和目光中闪过一丝感兴趣的眼神。这没有逃脱达格利什的眼睛。这双眼睛一直受到达格利什的关注。到了下午早些时候，诊所里每个人都知道他和医务主任一起检查了诊断索引，然后去了病历档案室。其中会有一个人对此特别感兴趣。达格利什希望凶手会因此而恐惧与绝望，但同时，他也担心凶手会变得更加危险。
埃瑟里奇医生打开档案室的灯。荧光灯管闪了闪，先是黄光，而后变成白色灯光。房间里很亮堂。达格利什再度闻到房间里那股特别的气味，是霉味、旧纸味和强烈的热金属味的混合。医务主任把门反锁，然后把钥匙放进自己的口袋，达格利什看在眼里，脸上却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现在这间屋子中已经没有凶杀现场的任何蛛丝马迹。撕毁的档案已经被修复，并且放回到架子上。椅子和桌子都放回了原处。
每十份病历档案用绳子捆在一起。有些档案放置时间长了，已经出现了粘连的现象。绳子勒进了鼓起的牛皮纸信封。信封顶上都有一片薄薄的防尘纸。
达格利什说：“因为这些档案早就被清理出来，储存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很方便地分辨出哪几捆档案被拆过。其中有些档案多年无人问津，而有几捆档案的绳子明显被拆过。一些档案被拿出来的目的可能是完全和案件无关的，但我们不妨从这几捆明显被拆过的档案入手，它们被拆的时间应该在最近一年左右。最初的两个号码在编号8000以内，好像在顶层架子上。我们有梯子吗？”
医务主任消失在第一排架子后面，好不容易从狭窄的过道里搬来一架小梯子。他抬头看着爬上梯子的达格利什说：“告诉我，警司，这种感人的信任是不是意味着您已经把我从嫌犯名单中排除了？如果是，我很想知道您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根据什么排除程序。我不能自欺欺人，说您相信我不会去杀人。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任何侦探都不会相信任何人的。”
“大概任何心理医生也一样，”达格利什说，“我不会问自己，一个人会不会杀人。我会问的是，他在这桩凶案中会不会杀人。我觉得你不会是个小讹诈者，也没理由知道劳德来医院的目的。我怀疑你没有力量和技术去执行这起谋杀。最后的一点是，我认为博勒姆小姐最忌讳让你干等着。即便是我错了，你也不会拒绝合作，对不对？”
他故意只说了三言两语。那双亮晶晶的蓝眼睛依然盯着他的眼睛，期盼得到一个信任的目光，警司虽然不愿给，却又很难拒绝。医务主任继续说：“我只见过三个凶手，其中两个都已经被埋在石灰里了。一个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另一个则不知道怎么停手。对于这样的结果你满意了吗，警司？”
达格利什回答说：“正常人是不会满意的。但是我觉得这不会影响我想做的事，即在他或者她再度作案之前将其抓获。”
医务主任没有再说什么。他们把找出的十一份病历拿到楼上埃瑟里奇的房间。如果医务主任在下一步调查过程中还要出难题，达格利什会感到极其惊讶。他暗示了凶手也许不会因为有了一个受害者就收手，这戳中了他的痛处。达格利什已经解释了自己需要什么，医务主任没有反对。
达格利什说：“我不问这些病人的姓名，也对他们的病不感兴趣。我只要你给他们每个人打个电话，并且巧妙地问他们近期，也许在星期五上午，有没有打电话到诊所来。你可以解释说有个人打来电话，这个电话比较重要，要跟踪。如果其中有一个病人真的打了电话，我就要他的姓名和地址。不要诊断内容，只要姓名和地址。”
“我必须先征得病人同意，然后才会给出这条信息。”
“如果你必须这样做，”达格利什说，“我把这个权力给你。我所要的只是那条信息。”
医务主任的事先约定只是一种形式，这一点他俩都心知肚明。这十一份病历都放在办公桌上。如果达格利什想要这些地址，那么除了强力，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他坐在离埃瑟里奇医生不远的宽大皮椅子上，准备带着职业兴趣观看他这个不同寻常的合作者是如何工作的。医务主任抓起电话要了个外线。病人的电话号码都记在病历档案上。头两个电话立即将十一个可能性变成了九个。这两个病人自从到这里来过之后，就改变了家庭住址。埃瑟里奇对该号码的新用户表示歉意，随即开始打第三个电话。这个电话有人接，医务主任说请科德科特先生说话。另一端出现了长时间的噼噼啪啪声，埃瑟里奇医生作出了适当的回应。
“不，他没有听说。非常可惜。真的吗？不是，没什么要紧事。只是一个老相识，恰巧驱车路过威尔特郡，希望见见科德科特先生。不，不用告诉科德科特太太了。他不想使她感到痛苦。”
“死了？”话筒放下来的时候，达格利什问道。
“是的。三年前，显然是癌，可怜的家伙。我必须在他的病历档案上注明一下。”
达格利什等他把这个做完。
下一个号码很难打，和交换台费了很大的口舌。最终等对方的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却没有人接。
“我们好像很不成功，警司。您的推理很有意思，但它只有独创性，没有真实性。”
“还要试七个。”达格利什小声说。医务主任低声说了些关于塔尔马奇医生的什么话，可还是指着下面一份档案，又拨了一个号码。这一次病人在家，不过他对斯蒂恩诊所医务主任的话显然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了一通自己目前的心理状况，埃瑟里奇医生耐心地听他说，表现出同情，并作出了适当的回答。达格利什很感兴趣，而且很欣赏他打电话时说话的技巧。但是这个病人最近没有给诊所打电话。医务主任放下电话，用了点时间把病人跟他反映的情况做了记录。
“我们的一次成功，显而易见。接到我的电话，他丝毫不感到惊讶。非常感人的是，病人把医生对他们福祉的巨大关怀视为理所当然，白天和晚上，不管什么时间，医生都十分挂念他们。不过他没有打过电话。他没有说谎，我向您保证。这很费时间，警司，不过我想我们必须继续。”
“是的，请继续。很对不起，但是我们必须继续。”
不过下一个电话是成功的。起初听起来像是又一次失败。从电话的对话中，达格利什知道，病人最近被送进了医院，接电话的是他妻子。接着他注意到医务主任的面部表情发生了变化，而且听见他说：“你打过？我们知道有人打过电话，我们想跟踪这个电话。我想您已经听说了我们那场最近发生的、令人绝望的悲剧。是的，这件事与此有关。”他等待着，对方说了一阵子。他后来放下听筒，在办公桌的纸上简单做了记录。达格利什没有说话。医务主任抬头看着他，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
“是芬东上校的妻子，家住肯特郡的斯普利格绿地。星期五，大约中午时分，她给博勒姆小姐打过电话，说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她不想和您在电话上说，我想最好不要给她施加压力。她希望尽快见到您。我把地址记下来了。”
“谢谢你，主任。”达格利什说罢拿起那张纸。他既没有表示惊讶，也没有感到松了口气，但是他的内心在歌唱。医务主任摇摇头，好像对这些都不理解，说：“听声音，她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老女人，非常重视正统。她说如果您能和她一起喝下午茶，她将不胜荣幸。”
刚过下午4点，达格利什就驱车缓缓进入斯普利格绿地。这所没有名气的别墅位于梅德斯通和坎特伯雷大道之间。他记得以前没有来过此地。周围的人很少。达格利什认为，这里离伦敦太远，对上下班的乘车族没有吸引力，对于退休夫妇、艺术家或者作家而言，这里又缺少四季美景，没有平静乡村生活的魅力。很明显，这里大多数别墅住的是农场工人，他们前花园种的是白菜和甘蓝，上面还有最近采摘的痕迹。为了抵御英格兰多变的秋季，他们的窗户都关得很紧。达格利什路过教堂，发现它由片石和石块砌的低矮塔楼与明亮的玻璃窗若明若暗地掩映在栗子树的枝叶之间。教堂的院子并不整洁，不过也不惹人讨厌。墓地之间的草坪是修剪过的，卵石的路面也有人清理过。
教区牧师的住所由一道高高的月桂树篱与教堂的院子隔开。它是一栋光线昏暗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是供那个时代一家人居住的。达格利什路过一片绿意，一方草坪被一排久经风雨的农舍包围。对面有座奇丑无比的现代酒吧和加油站。在“国王之首”的招牌后边有一座钢筋水泥的汽车候车棚，几个女人在惴惴不安地等车。达格利什路过时，她们毫无兴趣地看了他一眼。无疑，春天一到，周围的樱桃园会把自己的魅力拓展到斯普利格绿地。可眼下，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寒气，四周的田野好像永远是湿漉漉的，一些垂头丧气的牛被人赶着，慢吞吞地去挤晚上的奶，把路的边缘踩成了泥浆。达格利什驱车从它们身边驶过，车子慢得像爬行。他观察着斯普利格的土地，不想问路。
他很快就找到了那幢房子。它离道路还有一段距离，而且被一道六英尺高的白桦树篱挡住了视线。光线逐渐暗淡，树篱呈现出金色。好像没有车道通向那里，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库珀·布里斯托沿着草坪边缘慢慢停好，走进白色的花园大门。眼前这幢房子上爬满了蔓生植物，不仅低矮，还有茅草覆盖着屋顶，看起来简单又舒适。就在他转身关上大门的时候，他身后有个女人从拐角出来，走到路上来迎接他。她的身材十分小巧，使达格利什颇为吃惊。在他头脑里，她应该是个身材矮胖、腰里系着紧身褡的上校夫人，认为见他不仅是屈尊俯就，而且还必须在她提出的时间和地点。现实中的她非但没那么可怕，而且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她沿小路朝他走来，步态中能看出英勇，也能看出悲伤。她穿着厚厚的裙子以及花格呢外套，没有戴帽子。她那浓密的白发在傍晚的微风中轻轻地飘动。她手上戴着干活时用的手套有大得很不协调的护套，使她拿着的毛巾像小孩的玩具一般。他们见面的时候，她摘下右手的手套，向他伸出手来，用焦虑的目光打量着他。她觉得松了口气，眼睛几乎难以觉察地变亮了。可是他没想到，她一开口说话，语气竟然那么坚定。
“下午好。您一定是达格利什警司。我叫路易丝·芬东。您是开车来的吗？我想我听见了车的声音。”
达格利什解释了他把车停在那里，说他希望不会挡别人的路。
“哦，没有!根本没有。一路上辛苦了。其实您可以坐火车来，很简单，坐到马登，我可以让人过去接您。我们自己没有汽车。我们都不喜欢汽车。真对不起，让您一个人从伦敦赶过来。”
“这种方式最快，”达格利什说，真不知道要不要因为生活在20世纪而道歉，“我想尽快见到您。”
他非常注意自己的语气，没有流露任何着急的感觉，但可以看出她的双肩突然一阵紧张。
“是啊，是啊，当然。您是不是先看看花园，然后再进去？光线是开始暗淡了，可是我们依然有时间嘛。”
让他看看花园的事显然是预料之中的。达格利什默认了。将近傍晚，原本轻柔的东风增强了，吹得他的脖子和脚踝很不舒服。他从来都不匆匆忙忙地与人进行谈话。这次谈话对芬东太太来说肯定有压力，所以她完全可以慢慢来。尽管他在极力掩饰，可是他还是怀疑自己是否显得没有耐心。过去两天，他一直为悲剧和失败的预兆所困扰，他觉得这件事让自己很闹心，因为它不合理智。案件的调查才刚刚开始。凭他的智慧，他知道自己正在取得进展。即使在此刻，他依然紧紧抓住了作案动机不放，他知道案情的症结就在于此。他在苏格兰场还不曾有过失败的记录，眼下这个案件疑犯数量有限，谋划非常仔细，不会成为他的首次失败。可是他依然担心时间来不及，这种莫名的恐惧对他还很有影响。也许是因为这是秋季；也许是因为他很疲劳。他把外衣领子竖起来，使自己显得既有兴趣又有鉴赏能力。
他们一起穿过房子旁边的那扇铸铁大门，进入主花园。芬东太太说：“我很喜欢这座花园，可是不会摆弄。在我手上，这些东西长不好。我丈夫比较会弄这些花花草草。现在他在梅德斯通医院做疝气手术。我很高兴地告诉您，手术很成功。您打理花园吗，警司？”
达格利什解释说，他住在伦敦市中心泰晤士河边的公寓里，而且最近把萨塞克斯的别墅给卖了。
“我其实对养花种草的事知之甚少。”他说。
“那您会喜欢看我们的花园的。”芬东太太说。她的话很温和，但是有点牵强。
即使是光线趋暗的秋日傍晚，这里还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看。上校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营造了一个典雅别致、不受拘束、丰富多彩的环境，以此来弥补他一生大量刻板的军旅生活之不足。一片小草坪包围着鱼池，草坪还镶着一圈迷人的小径。一系列拱形棚架把精心打理的一块块地方连在一起。一座带日晷的小玫瑰园中，光秃秃的枝条上还有最后几朵白色玫瑰。一排排菊花以山毛榉、紫杉木、山楂树篱作为金色和绿色的背景。花园尽头有一条小溪，溪流上每隔十码就有一座木桥。如果这不代表上校的品位，那也象征着他的勤劳。当尝到乐趣后，胃口就会越来越大。成功地在小溪上建桥之后，上校欲罢不能，还要进行进一步努力。他们在其中一座小桥上站了片刻。由于落叶塞住了水道，溪流奏出悲哀的乐曲。达格利什看见小桥的木扶手上刻着上校姓名的首字母。
突然，芬东太太说：“这么说是有人杀了她。我知道，无论她做了什么，我都应当可怜她。但是我做不到。至少现在不会。我早就应当意识到，马修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些人从来不会因为有了一个受害者而收手，对不对？我琢磨着是有人忍无可忍，才想出了这么一招。这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可以理解。您知道吧，在医务主任打电话之前，我就在报上看到了。您知道吗？警司，当时我高兴了一阵。说这种话很可怕，但这是真的。她死了，我很高兴。我想现在马修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达格利什温和地说：“我们认为，讹诈您丈夫的不是博勒姆小姐。她有可能是，但是不大像。我们认为她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她发现了这件事情，而且想阻止它。所以我急需和您谈一谈。”
芬东太太的指关节都白了。她那双抓住桥栏的手开始颤抖。她说：“恐怕我是太愚蠢了。我不能再浪费您的时间了。外面越来越冷了，是吧？我们进屋去吧。”
他们转身朝屋子那边走去，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达格利什减慢步速，以适应身边这位正直、瘦弱的老太太。他焦虑地看了她一眼，见她脸色苍白。他觉得自己看见她的嘴唇在默默移动，但她的步履非常坚定。她不会有事的。他告诉自己不能急于加快速度。再有不到半小时，也许更短的时间，他就能把作案动机的事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就像一颗炸弹，会把整起案件炸开，使之变得一清二楚。但他必须有耐心。他再次被难以言明的不安所触动，好像即使胜利就在眼前，他的心里肯定知道还有可能会失败。黑暗正在他们身边降临。一团篝火在某处燃烧，他闻到了一股酸酸的烟火味，而脚下的草坪却像是一块潮湿的海绵。
家里的环境很温馨，暖洋洋的，隐约有股烤面包的香味。芬东太太走到大厅尽头的那扇门口，把头伸进去。他猜想她是在叫人备茶。接着她把他领进舒适的客厅。客厅里是用木柴取暖的，那堆火把巨大的阴影投在印花棉布椅子、沙发和褪色的地毯上。她拧亮壁炉旁的大落地灯，把窗帘拉上，将秋日的荒芜与腐烂都关在窗外。系着围裙的女佣端上茶水，把托盘放在低矮的小桌子上，她跟她主人的年纪相仿，做事非常小心，看也不看达格利什一眼。下午茶是精心准备的。达格利什觉得他到这里来太麻烦主人了，他不是感到舒服，而是备感同情。眼前有刚烤的小饼、两种三明治、自家制作的糕点，还有冰镇果冻。每样东西都很多，仿佛学校孩子的下午茶。这两个女人似乎面临着一个未知世界和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客人。她们在寻求从不确定中解脱，所以才拿出这份令人尴尬的自由大餐。芬东太太似乎也对眼前的品种感到惊讶。她像个热心但没有经验的女主人那样，把托盘内的杯子拿出来，把茶和三明治递到达格利什手上，然后才再次说起这件谋杀：“大约十年前，我丈夫到斯蒂恩诊所去看病，大概有四个月时间，当时他刚退伍离开部队，住在伦敦，我在内罗毕，和儿媳妇住在一起，因为她快生第一个孩子了。直到一个星期之前，我丈夫才把他去治疗的情况告诉我。”
她稍事停顿，这时候达格利什说：“当然，现在我要说的是，我们对芬东先生的病情不感兴趣。那是医疗方面的秘密，不是警方所关心的。我也没有向埃瑟里奇医生打听过这方面的信息，而且即使我问他，他也不会告诉我。您丈夫被讹诈的事情可能会走漏风声，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去诊所就诊的理由和他接受治疗的细节则属于他和您之间的秘密，跟其他人都不相干。”
芬东太太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在托盘上。她的眼睛看着那堆火说：“其实，我也觉得那跟我不相干。他没有告诉我，我也不生气。我会理解，也会尽量提供帮助。现在说说很简单，不过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那样做。我想，他不说是明智的。关于婚姻双方要绝对忠诚的事，人们过于小题大做了。不过如果你将一些令人忧伤的事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则是没有理智的表现，除非你真的想伤人的心。当然，我希望马修把遭到讹诈的事告诉我。那时候他真的需要帮助。两个人一起，我相信总能想出办法的。”
达格利什问这件事情是怎么开始的。
“马修说是两年之前，他接到一个电话。那个声音提到了他在斯蒂恩诊所的治疗，而且引述了很多马修告诉心理医生的隐私。接着那个声音说，她是想帮助其他试图战胜同样疾病的患者。对方说了很多，说如果治不好会带来可怕的社会后果。这些话说得非常巧妙，非常聪明，但其目的是明显的。马修问对方想要他干什么，对方让他每个月的第一天寄15英镑到诊所，要纸币，而且要通过第一班邮件。如果碰上1号是星期六或星期天，那么信件必须在星期一寄到诊所。信封的地址要用绿色墨水写，写给行政秘书，把钱夹在信里，同时附一张条子，说这是一名甚为感激的病人的捐款。那个声音说，她可以保证把钱用在最有用的地方。”
“这个计划够聪明的，”达格利什说，“很难证明这是讹诈，数目也经过精心计算。我想，如果要求太过分，您丈夫会被迫采取别的行动。”
“哦，他会的!马修不会让我们破产的。可是您看，其实这个数目非常小。我不是说每月损失15英镑钱会使我们负担不起，但是马修要精打细算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这个数目没有提高，事情奇怪就奇怪在这里。马修说他一直认为讹诈者是不会满足的，总要不断加码，直到受害者无法支付为止。可是根本不是这回事。马修把下月1号的钱寄出之后，收到了另一个电话。那个声音谢谢他慷慨解囊，而且明确地说不要超过15英镑，不要超过这个数字。那个声音还说要公平共享这笔钱之类的话。马修说他基本上可以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大约六个月前，他决定那个月不寄钱，看看会发生什么。接着发生的事情令人很不愉快。又来了个电话，威胁的话不言而喻。那个声音说，那是出于挽救病人以防被社会排斥的需要，并且说斯普利格绿地的人听到他不肯解囊的时候，会感到很遗憾的。我丈夫决定继续下去。如果人们真的知道了这件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家族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两百年，而且我们都喜欢这个地方。如果离开他的花园，马修会伤心死的。此外还有这座别墅。当然，你还没有见到它最美的时候，不过我们很喜欢这里。我丈夫是管理教堂的。我们的小儿子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了，就埋在这里。人到古稀，故土难离呀。”
确实是故土难离啊。对于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离开的假定，达格利什没有追问。如果是比较年轻、比较厉害、比较有心计的夫妇，无疑会躲避媒体，忽视含沙射影的暗示，接受朋友们尴尬的同情，因为他们深知，凡事不可能一成不变，别墅区的生活中，没有比去年的丑闻更遭人忽视的事。但别人的同情令人难以忍受。也许正是因为害怕别人的同情，大多数受害者才被迫退却。达格利什问她这件事究竟是因何爆发的。
芬东太太说：“其实有两件事情。一件是我们需要用钱。一个月之前，我丈夫的弟弟突然死亡，留下一个手头拮据的遗孀。她是个病人，也许只能再活一两年，不过她很高兴地在诺利奇的一间养老院安定了下来，而且愿意在那里待下去。这就产生了费用问题。她每周要多用5英镑钱。开始时，我不理解为什么马修好像特别着急。这意味着要精打细算，但是我想我们应当能够做得到。当然啦，他知道，如果非要每月给斯蒂恩诊所15英镑，我们就做不到了。接着就是他的手术。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大手术，但对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来说，任何手术都是一场冒险。他担心他可能会丢了性命，害怕事情败露了，他还无法进行解释，所以告诉了我。我很高兴他能告诉我。他很高兴地去了医院，而且手术非常成功，真的非常成功。我要不要再给您续一点茶，警司？”
达格利什把自己的杯子递给她，同时问她决定采取什么行动。现在他们已经触及了事情的关键部分。他很小心，既不催促她，也不能显得过于着急。他的评论和提问都要像平时诚恳而有礼貌地与女主人谈话的其他客人一样。她是个老太太，心里一直很紧张，而且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他略微猜想到了，让她对一个陌生人袒露心扉有多困难。正式表达同情是一种傲慢，但他至少可以帮助她，不仅得用自己的耐心，而且要感同身受。
“我决定怎么办？这个嘛，当然是个问题。我决定要制止这场讹诈，但是如果有可能，我俩都不要牵扯进去。我不是非常聪明的女人，但是我考虑得非常仔细。您不用摇头，如果换成我，这起谋杀案就不会发生。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斯蒂恩诊所，见见他们的负责人。我可以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不提我的姓名，要求他们进行调查，以结束这样的讹诈。毕竟，他们知道我的丈夫，所以我不会把他的秘密告诉任何不相干的人。诊所方面也会像我一样，特别要避免被公开报道。如果这件事情曝光，对诊所不会有任何好处，是不是？他们也许会发现罪魁祸首是谁，而且不会有很大的困难。毕竟心理咨询医生应当理解人们的性格特征。肯定是诊所里的某个人，他曾经治疗过我的丈夫。那么，如果是个女人，范围就缩小了。”
“您是说这个讹诈者是个女性？”达格利什颇为惊讶地问。
“哦，是的!至少电话上的是个女人的声音，这是我丈夫说的。”
“他对这一点是不是很有把握？”
“在我看来，他毫不怀疑。不仅是声音，您知道，还有她所说的一些事情。她说过不仅像我丈夫这样的男人当中有人有这种毛病，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毛病会给女性带来什么不幸，等等。有比较肯定的证据证明她是女人。那次电话的内容，我丈夫记得清清楚楚，他也许能告诉您具体是一些什么话。我希望您能尽快见见他，好不好？”
达格利什被她语气中明显的焦虑所打动，说：“如果芬东上校的医生认为他身体比较好，可以和我进行一次简短的对话，那我今天晚上回到伦敦之后就顺便去见见他。我有一两个问题，比如讹诈者的性别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只有他才能帮助我。若非必要，我是不会为难他的。”
“我相信他是可以见您的。他有一间单独的小病房，他们管它叫舒适床位。他恢复得很好。我会告诉他您今天要来，所以他见到您后不会感到奇怪的。我想，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不去了。我觉得他愿意单独见您。我写个条子，您拿着。”
达格利什先表示了谢意，然后说：“有意思的是，您丈夫竟然说那是个女人。当然，他有可能是对的，但也有可能是讹诈者非常聪明的欺骗行为，很难说。有些男人可以模仿女人的声音，模仿得像真的一样。故意漫不经心地提到一些性别上的事比伪装声音更加有效。如果上校决定起诉，就要到法庭去解决这起事件。如果没有非常有力的证据，就很难给一个人定罪。我个人觉得这种证据基本不存在。我想我们在确定讹诈者性别的时候，头脑要非常开放。对不起，打扰您了。”
“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确定下来，是不是？我希望我丈夫可以帮您解决。呃，我刚才说了，我认为最好去一趟诊所。上星期五早晨，我坐早班车去了伦敦。我要去见手足病医生。马修也有一两件事要去医院。我决定先去买东西。当然，我当时直接去诊所就好了。这是另一个错误。其实我就是胆小，真的。我并不见得非要去，想装成好像这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随便访问。我想把去诊所的时间安排在购物和看病之间，而最后，我根本就没有去，只是打了个电话。您看，我告诉过您我这个人不是很聪明。”
达格利什问她为什么改变自己的计划。
“是牛津大街。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很愚蠢，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我有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去伦敦了，我忘记了那个地方现在是多么可怕。我做姑娘的时候很喜欢伦敦。当时它似乎是个了不起的城市。现在那里的天际线已经改变，满大街都是怪胎和外国人。我知道，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抱有偏见，我指的是外国人。只不过，我觉得自己倒像个外国人了。还有汽车。我想在牛津街过马路，却被汽车困在路中央的一座岛上。当然，并不是说汽车轧死人或者撞倒人了。它们不能，它们甚至无法动弹。但是它们的气味很难闻，我只好用手绢捂住鼻子。我感觉头晕，浑身不舒服。过了马路，我走进一家商店，去找女子休息室。它在六楼，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去那个地方的升降梯。人太多了，升降梯里，我们挤在一起。到了休息室，我发现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人。我只好靠墙站着，心想我是不是还有力气排队买中饭。这时，我看见一排电话亭，突然意识到我可以给诊所打电话，免得跑一趟，也不用面对面地讲述我那件令人不快的事。我真笨啊，现在我明白了，可是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在电话上，我比较容易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我觉得自己应当能够把事情说得更清楚。如果对话变得太困难，我还可以把电话挂了，于是我心里越想越觉得舒服。您看，我真的胆小如鼠，我唯一的借口就是我很累，比我想象的还要累。我想您会说我应当直接去找警察，到苏格兰场去。但那是我把侦探故事和谋杀案联系起来的地方。这样的地方竟然真的存在，实在是难以想象。你居然可以打电话给他们，把你的事情说出来。还有，我还是比较焦虑的，不想把事情公开。我想警方不会欢迎一个想得到帮助，但又不准备跟警方合作的人，因为我不想把事情和盘托出，也不准备起诉。您看，我只想制止这个搞讹诈的人。我不是个有公共精神的人，对不对？”
“我完全可以理解，”达格利什回答说，“我想，您打电话给博勒姆小姐，对她提出了告诫。您还记得跟她说了什么吗？”
“恐怕记不清了。我找出4个便士准备打电话，用了几分钟从电话簿上找到了号码，而且确定了要说些什么。接电话的声音是个男人。我说我要找行政主管，而后就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就是’。我没有想到是个女人，脑子里突然想到我是在跟讹诈者说话。毕竟，为什么不能呢？我说诊所里有个人，也许就是她，一直在讹诈我丈夫。我打电话来是想说，从现在起她不会再得到1个便士，如果再接到电话，我们就直接报警。这些话都是匆忙之中说的。我当时身上抖得很厉害，不得不靠在那面有一排电话的墙上支撑自己。我说话时肯定有点歇斯底里。待到有机会说话的时候，她问了我是不是以前的病人，问谁是我的治疗医师，还说让相关医生跟我谈谈。我想，她肯定以为我是疯了。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在那家诊所治疗过，再说上帝也不让我生那种病，如果需要治疗，我也不会到一个把病人的不当言行和不幸当成讹诈机会的地方去。我想，结束的时候我说，有一个女人介入其中，而且说她在这个诊所工作已有十年，还说，如果行政主管不是我说的涉案人员，我希望她把这件事当作她的职责，把这个人查出来。她想让我留下姓名或者去找她，可是我把电话挂了。”
“您把讹诈方式的细节跟她说了吗？”
“我告诉她，我丈夫每个月都寄15英镑过去，信封是用绿色墨水写的。这时候她突然变得非常焦急，说我应当到诊所去，或者至少把我的姓名留下。我当时很粗鲁，没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可是我突然莫名地害怕起来。我明明说了我想说的话，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害怕。当时休息室里空出了一张椅子，我就坐了半小时，等感觉比较好了，我才站起来。后来我就直接到了查令十字街，在一家自助餐厅喝了杯咖啡，吃了点三明治，等着坐火车回去。星期六我看到报上登了谋杀案的消息，所以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另一个受害者，因为肯定会有其他受害者，肯定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我没有把这起案件和我的电话联系起来，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后来我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责任把先前发生在那个鬼地方的事跟警方说。昨天，我和我丈夫谈了这个问题，我们决定先不忙着说。我们心想，最好还是等一等，看我们是不是会再接到讹诈者的电话。对于我们的沉默，我并不心安理得。报上关于这起谋杀没有多少具体细节，所以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我确实意识到，讹诈在某种程度上和这起谋杀案有关，而且警方是希望了解情况的。我还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埃瑟里奇医生的电话来了。其余的情况您都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您是用什么办法追踪到我的。”
“我们找到您的方法，就是讹诈者找到芬东上校的方法，是从诊所的诊断索引和医疗档案中找到的。您不要以为他们不关心斯蒂恩诊所档案的保密工作，他们可关心了。埃瑟里奇医生对讹诈的事确实感到很遗憾。任何系统都无法完全阻挡心存不良的邪恶之徒。”
“您会找到她的，是吧？”她问道，“您会找到她的吧？”
“谢谢你，我想我会的。”达格利什回答说。他伸出手来和她告别的时候，她突然问道：“她长什么样子，警司？我是说被害的这个女人。把博勒姆小姐的事情跟我说说。”
达格利什说：“她四十一岁，未婚。我没有见过她活着的样子。她有棕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身材结实，眉宇较宽，嘴唇很薄。她是个独生女，父母已故。她的生活很孤独，她的教堂对她来说很重要。她是女童子军的队长。她喜欢孩子，喜欢花草。她工作很自觉，办事效率高，但不太善解人意。别人有麻烦的时候，她很有同情心，可是他们觉得她做事太呆板，没有幽默感，而且挑剔。我认为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是她有强烈的责任感。”
“我对她的死负有责任。我必须接受这一点。”
达格利什语气温和地说：“这是瞎说，您知道。只有一个人要为此负责。谢谢您，我们会抓住他的。”
她摇了摇头。
“如果我先来找您，或者有勇气去诊所，而不是只打个电话，她现在也许还是活生生的呢。”
达格利什思忖，要使路易丝·芬东平静下来，不应该用轻松的谎言，而应该更好地对待她。因为谎言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安慰。所以他回答说：“我认为那倒可能是真的。可事到如今，‘如果’太多了。如果她的集团秘书取消那次会议而赶到诊所去，如果她自己立刻去见他，如果老保安没有肚子疼，她现在可能还活着。您做了您认为正确的事，谁也没能比您做得更多。”
“还有她，可怜的女人，”芬东太太回答说，“看这把她领到哪里去了。”
她轻轻拍了拍达格利什的肩膀，好像需要他的安慰和鼓励。
“我本不想麻烦您，请您原谅我。您非常耐心，非常亲切。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您刚才说谢谢我，说您会抓住这个凶手的，那您现在知道凶手是谁了？”
“是的，”达格利什说，“我想我现在知道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