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康斯坦特问道。
坎博瑞恩说，由于“哈兰县”号事件，再加上康斯坦特发言反对总统，华盛顿要切断与他的联系。
美国官员说，情报人员与康斯坦特的联络当时基本上就断了。fraph与美国军方的合作也不顺利。1994年10月，美军更是端了fraph的总部。康斯坦特担心性命不保，就去找占领军司令亨利·谢尔顿中将。康斯坦特回忆道：“我跟谢尔顿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将军的儿子，我继承了他的荣誉感与尊严感。我不是很明白事情的规矩，所以我要来问一问。’”
一部口述史记录了谢尔顿将军在入侵期间的录音文字版。根据这一材料，谢尔顿本来不想见康斯坦特。但是，谢尔顿和大卫·米德少将还是决定见面，看能否让他提供fraph成员的完整名单和武器库地点，公开接受阿里斯蒂德回国，并将fraph改组为和平的政党。
“我们给康斯坦特来了一点攻心战，”谢尔顿在口述史中披露，“我先派米德去。米德要进去告诉[康斯坦特]，让他做好准备见长官……我给了米德二三十分钟时间做铺垫，然后我就到场了。一名海豹突击队负责我的安全，他先进去……按照常规，挨个儿推门敲门，然后我才能进。但是，康斯坦特全看在了眼里，给他一种要见黑手党教父的感觉……于是他就很紧张，眼睛瞪得大大的。”谢尔顿说，这时米德走出来，他走了进去。“[康斯坦特]马上起身，微笑着伸出手，我当时心里对自己说，‘记住，他们只懂两件事：力量与死亡。’于是，我看着他说，‘坐下！’他马上就坐下了，笑容也不见了……我跟他讲，‘我知道，我们开的条件你都已经接受了，只要我们不再追究你和你的手下。’他说，‘是啊，是啊，我完全接受。’接着他就开始了，‘但是，海地是……’内容是他在海地历史上的地位，fraph有多么重要。我让他讲了大概十秒钟，然后就打断了他，简明扼要地跟他讲，我现在不想听这些东西。”
第二天，康斯坦特就发表了接受阿里斯蒂德回国的演讲，并将自己打扮成新的民主反对党领袖。根据一名美国高官的说法，发言稿是由康斯坦特以前的中情局接头人坎博瑞恩起草的，然后交给了美国大使馆，最后才念给康斯坦特听。他一下子就接受了，完全没有往日的威风。“他可能会入狱，”这名官员对我说，“但我们做出的判决是，只要能从他身上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让他待在外面也没关系。”
谢尔顿将军或许不想跟康斯坦特有瓜葛，但美国其他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似乎就不只是监视这么简单了。移民当局告诉我，如果没有美国政府人员或伪造证件协助的话，康斯坦特当时竟能凭借有效签证进入美国境内，这简直“不可思议”——有人甚至说，这是“弥天大谎”。“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杀人凶手，”一名前移民与归化局官员说，“他的照片到处都是。”康斯坦特说，他出国之前确实告知了某些美国官员，“可能他们做了些什么”。虽然并非直接针对康斯坦特的情况，但一名高层情报界人士说过：“在关系谱系的顶层，中央情报局局长手下有五十到一百名最高等级的间谍。我们亏欠他们很多，因为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只要想进美国，他们就能进，房子，什么都有……在私底下，从一点小忙到搞定签证，任何事情都能办到。”
托托入狱记
康斯坦特坐在威科米科县拘留中心。在国务院和移民与归化局的全力支持下，他即将被遣返回国，于是又利用当年的联络情况试图自救。他威胁要把自己与中情局的关系细节捅出去，还对沃伦·克里斯托弗与简妮特·雷诺提起诉讼，指控她们非法拘禁，索赔五千万美元。“中央情报局人员曾与本案原告合作。”他的律师在诉讼中如是说。为了强化警告的力度，康斯坦特身穿囚服，上了1995年12月的《60分》访谈节目。“我感觉自己是一个美女，所有人晚上都想跟我上床，但白天却遮遮掩掩，”他告诉艾德·布雷德利，“我想要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约会。”
这时，康斯坦特在押期间的巴尔的摩移民与归化局局长本尼迪克特·费罗，才开始看到过去从未见过的东西，用他现在的话说，“超出常理”的东西。费罗在移民与归化局工作了三十多年，对涉及敏感政府事务的案件早已见怪不怪。康斯坦特发出威胁后，费罗说，大批政府高官开始介入，哪怕白宫已经公开和私下说明要遣返康斯坦特。
1996年5月24日，一份题为伊曼纽尔·康斯坦特诸选项的司法部备忘录中列出了遣返过程中提出质询的人员，包括：萨缪尔·博格，副国家安全顾问；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副国务卿；杰米·格尔里克，副司法部长；大卫·科恩，中央情报局副行动总监。“你看，[康斯坦特]一唱歌，鸟儿们就都从林子里飞出来了。”费罗说。
据费罗回忆，当时——“11点”——政府官员收到情报，说有人在谋划等到康斯坦特回海地后便将其暗杀。许多移民与归化局官员坚持认为，即便这份报告是真的，它也只意味着康斯坦特应该在美国监狱里多待一段时间。“有些从马里埃尔港偷渡过来的古巴人现在还在监狱里，”费罗说，“还有一些不能遣返的中东人。这不是新情况。”但是，据多名参与评议的官员称，这则信息已经让某些高层领导动摇了。“我不想把一个人送回去受死，即使是康斯坦特这样的杀手。”一名涉及此案的人对我说。我问过一名高级官员，是谁发现有人要置康斯坦特于死地，然后撰写了那份机密报告的。他只是说：“可靠的美国情报来源。”
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费罗和几名移民与归化局的同事最后做了一次努力。他们坚称，将一名有恐怖分子嫌疑的人送回他可能伤害美国公民、而美国公民也可能伤害他的地方，这让他们感到良心不安。然而并无效果。最终决定在几天内就做出了，在司法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的参与之下。
费罗亲自给康斯坦特带去了好消息。
“他们往监狱里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收拾好东西走人。”康斯坦特现在说起来还是很惊讶。
“我基本上就是照着读了一遍，”费罗说，“这个人谋杀、暗杀了那么多人，我们却要把他放到我们的社会里。这也太离谱了。”
康斯坦特给了我一份法律判决书，上面列出了释放康斯坦特的条件：康斯坦特必须住在他母亲位于皇后区的家里，而且除非是去曼哈顿见移民与归化局官员，否则不得离开皇后区；他必须每周二去移民与归化局签到；他不得谈论海地政治、协议细节等多个话题。“我喜欢抛头露面，”他说，“不让我说话，这对我来说是再糟糕不过了。”（康斯坦特现在似乎对这些限制不那么上心了。）康斯坦特的正式法律地位是：在国务院建议下，遣返缓期执行。
关于跟康斯坦特的交易，我询问过沃伦·克里斯托弗，他说一时想不起细节了，有消息会给我回电话。后来，他的助理打了过来，说他还是“想不太起来你希望讨论的事项”。康斯坦特的律师，拉罗西维耶还在谈客户生命受到威胁一事。他说：“我知道他不会被遣返，但我还是需要在法律上有一套说法，把事情说圆了。合理的借口。不就这么一回事吗？合理的借口。”
一份“事无巨细的自传”
初次去过拉罗西维耶办公室后的一天，康斯坦特请我去他家做客。他住在劳瑞尔顿，用他的话讲，“就跟人质一样”。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英国都铎式房屋，一整排几乎都是同样的配置：在风雨侵蚀下，白色立面已经斑驳，门口的台阶需要重新粉刷，门厅上方的护窗也碎裂了。当地海地居民告诉我，康斯坦特在房间里保存着受害者的遗骨，会在深夜举行伏都教仪式，在地下室里保存着中央情报局的臂章，还会朝闯入者开枪。
我在门口，正犹豫着，正门突然打开，康斯坦特夹着香烟出现了。“请进。”他说。我跟着他进了客厅，里面灯光昏暗，一股霉味，墙上挂满了海地的艺术品，沙发椅子都用塑料布盖着。康斯坦特坐在我对面的摇椅上，一边抽烟，一边前后摇晃。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时问过他fraph谋杀与强奸的情况。他说没有证据能说明他也参与了，而且那么大范围的行动，他也不能为每个成员的行为负责。“比方说，大选投票当天，有人在纽约街头杀了另一个人，然后杀人犯刚刚投了民主党，那也不能让克林顿负责吧。”他说道，他坚持认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我现在问的问题更多了，他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录音机，说是正在写一本关于自己生平的书。“我上过一门自出版的课，老师跟我讲，如果要把自己的过去写下来，那就给自己录音。”他说。我本来以为，他是想确保我引用他的话时不会出偏差。但是，他过了一会儿递给我一份出版计划：“本书‘事无巨细’地披露了关于伊曼纽尔·‘托托’·康斯坦特，代号‘贾迈勒’和fraph的全新‘重磅’资料……市场分析：美国境内至少有二百万海地人，另有五万人以上对海地有浓厚兴趣……本书销量能够轻松突破一百万册。”书名暂定为《沉默的回声》。他还写了一段护封样文：
伊曼纽尔·“托托”·康斯坦特，臭名昭著的fraph领导人……据说是一名杀人犯、强奸犯、恐怖分子、大恶棍。现在，他终于打破了沉默，发自内心地为读者揭示丑恶脸谱下的真实人生。《沉默的回声》翔实、有趣、刺激，剖析敏感事件，描绘了多面、复杂的海地生活。在海地，政治狂热像毒品一样危险而令人欲罢不能。它是要杀人的，却是群众的情感生活、精神生活之所系。
这是康斯坦特最近尝试的谋生之道。出狱以来，他想了各种办法自立。他上电脑课，也卖过二手车。但是，每次找到工作，当地的海地移民就会出来闹事，让他干不成活。“最惨的就是他们去房地产公司门口那次……因为我真的干得不错。”他说。
从那天起，他就成了一名“投资顾问”，似乎就是尽可能隐蔽地洽谈房屋租售事宜。每次跟他在一块，他手机总有潜在客户打来。有一次，我听见他像拍卖员似的，讲话抑扬顿挫：“喂。你好，你好……我看过那间公寓……他们本来要一千一百美元，我给讲到一千了……全包，全包……觉得还行？……坎布里亚高地，邻里环境很好，很安静，也安全……我可是没少帮你做工作。”
出于安全考虑，他妻子带着四个孩子移居加拿大了。“我老婆要跟我离婚了，”他有一次对我说，“我们在谈孩子的事。我想要他们过上以前那种生活，她不同意。我们还在争论，不过都会好的。”
过了一会儿，他的手机响了，我问他能不能在家里转转。“没问题。”他说。
我上楼，经过了几面皲裂的墙和关着的门。康斯坦特的房间在三层，面积不大，摆满了视频和男性时尚杂志。床头有个镜框，里面放着他上《60分》节目时的照片。角落里放着一个小神龛，伏都教里常用的蜡烛和天主教圣人小雕像整齐地摆成一个圈。
我正要弯腰细看，康斯坦特就来叫我了。一个雕像是掌管正义的主保圣人，底座上刻着：“请记住我为你做的一切，我会永远供奉你，求你用你的伟力保佑我。”
康斯坦特又叫了我一声，我赶忙下楼。“咱们出去吧。”他一边穿皮夹克，一边对我说。
我们在劳瑞尔顿社区走着，好几家杂货店里都传出了“康巴斯”的声音，这是一种海地的舞曲。路上有几个人躲起来抽烟，用克里奥尔语聊着天。“我得买点肉。”康斯坦特朝一家肉铺走去。
店里很窄，我们刚刚好能挤进去。几个海地人正在后面打牌。康斯坦特靠在柜台上时，我发现所有人都盯着他看。“来点羊肉。”他打破了突如其来的沉寂。他指着钩子上挂着的后腿，又瞥了一眼柜台后面，那边好像有人在谈论他，但他似乎无动于衷。屠夫开始剁一条羊腿的骨头和脆骨，粗壮的手臂一次次斩下，发出脆响。“这边每个人都认识我，”康斯坦特出门时说，“每个人。读过关于我的材料，或者看过我的照片。”
他直奔街对面的理发店，门上挂着“休息中”，但我们能看见理发师在里面。康斯坦特敲了敲窗户，求他再接一单。“下面还有一家理发店，”他告诉我，“不过我要是去那家，他们会把我撕……”他用手指在脖子上比画了一下，然后发出一声奇怪的大笑。
海地法院
庭审地点在纽约市外一千多英里的地方。2000年9月29日，一家海地法院开始审理康斯坦特被控谋杀、企图谋杀、谋杀与酷刑同谋一案。他被指控要为拉博托大屠杀负责。几周后，庭审进入高潮的时候，我与拉罗西维耶律师一同前往。共有二十二人被判刑，大部分是军人和fraph民兵。康斯坦特和多名军政府领导人是缺席审判。
虽然美国入侵制止了流血事件，但海地仍然是瓦砾遍地。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三分之二的人营养不良。黑帮横行，载着毒品的飞机来去自由。人们甚至相信，即将到来的民主制度也充斥着腐败。阿里斯蒂德让忠诚的手下打理具体事务，他则开始了新一轮的总统竞选活动，据说要让国会里清一色是自己人。政治暗杀卷土重来，这次左翼右翼都参与了进来。“大家现在都知道我是对的了，”康斯坦特后来告诉我，“每个人都看到阿里斯蒂德掌权会发生什么。”
审判本身就有可能引发暴力。出于对“大规模示威、燃烧轮胎、投掷石块或更严重事态”的担忧，美国大使馆建议美国公民不要接近审判地点。飞机降落后，拉罗西维耶告诉我，之前他接到警告说有人可能会行刺。“如果他们攻击我，只不过更加证明了我的观点，”他说，“连我都不安全，更何况是我的客户呢？”
在机场，我们见到了拉罗西维耶的“保镖”，此人肌肉发达，戴着反光墨镜，一身军装。“你不能指望警察来确保安全，”保镖告诉我，“所以你必须携带武器自卫。”保镖带着我们从一群出租车司机、行李装卸工、乞丐和小偷中间挤了出去。我闻到了肉味、汗味和血味。进车的时候，我还要甩掉伸出手想“帮”我拿东西的人。“欢迎来到海地。”拉罗西维耶说。
法院位于戈纳伊夫市，距离太子港只有七十英里。但是，由于海地几乎只有土路，所以我们花了半天时间才过去。法院在市中心，周围摆了一圈拖拉机，权当路障，阻止暴徒涌入法庭。我们走进一座矮小的建筑。武装警卫搜了我们的身，保镖说他没把枪带过来，不过一直紧随拉罗西维耶左右。我们接连穿过两个房间，最后意外地来到了一处开放的庭院，审判就在院里的一座随风舞动的白色凉棚下进行。法官坐在桌子上，身穿黑色长袍，头戴白纹高帽；手中不是法槌，而是铃铛。二十二名被告坐在附近，前面是一队武装警卫。拉罗西维耶和其他辩护律师站在一起，我和保镖则在后台找了个位置，周围是几十名围观者和自称受过迫害的人。
我刚坐下，一名检方律师就朝拉罗西维耶大喊起来，双手在空中乱舞，要求拉罗西维耶告诉法庭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保镖之前还在我身边，现在还没等拉罗西维耶说话，他就站起身来。人群中窃窃私语：“托托·康斯坦特！托托·康斯坦特！”人们四处张望，好像康斯坦特会去凉棚底下似的。律师又朝拉罗西维耶发出了咆哮。现在，保镖已经站在拉罗西维耶身旁，双臂交叉放在胸前。
大部分自称受害的人都做证说，1994年4月22日，正规军和fraph成员来到以坚定支持阿里斯蒂德闻名的拉博托村。他们描述了自己被轰出家门，赶进露天水沟，遭到抢劫和拷打的过程。之前的几次袭击中，村民们都逃到了海边，那里拴着他们的渔船。但是，他们这一次故伎重施的时候，却发现袭击者已经在船上等着他们，然后开了火。“我爬上自己的船，”村民亨利——克劳德·埃利斯摩发过誓后说，“我看见了克劳德·让……倒在了士兵的子弹下。”三十二岁的水手阿卜杜勒·圣路易说：“我……往一艘船跑……然后看到fraph成员优特福给一群士兵带路。他们朝我的方向开枪。我大声呼救。他们逮捕了我，打我，逼我掌舵。看到一艘船上有人，他们就朝那边开枪，击中了两名女孩——霍吉安和德博拉。”
根据检方的证词，袭击结束时，数十人受伤，至少六人身亡。检方估计，实际伤亡人数要大得多。据说，大部分尸体都埋在海边挖的浅坑里，然后冲走了。“我到岸边的时候，看见[我兄弟的]船上满是血迹，”赛罗尼·塞拉芬说，“我4月28号才找到他……跟沙里泰·卡代绑在一起，两人都是被谋杀的。他们不让我把尸体搬走……我要为兄弟讨回公道。”
举证环节经常会引发观众的怒吼，法官这时便会摇铃要求肃静。当天下午，美国法医人类学专家凯伦·伯恩斯发表证词。一名加拿大dna专家被安排在她之后发言。这时法医学和遗传学证据首次进入海地法庭，庭院里鸦雀无声。伯恩斯站在会场中央，身边是三名死者的遗骸，都是1995年从拉博托近海发现的。她说话的时候，旁听者和陪审员都伸着脖子朝骨头看。伯恩斯举起一根骨头说：“这是骨盆”。放下后，她又拿起一根：“此人被发现时脖颈有绳索缠绕，这是找到的绳索。”她举起绳索时，周围传来几声喘息。
拉罗西维耶与他的客户一样，坚持认为大屠杀是宣传捏造，目的是诋毁fraph和军政府，依然反响平平。当天晚上，我们跟保镖坐在酒店餐厅里，他一边喝朗姆酒，一边跟我说：“我就是跟这种证词打交道的。她是有科学，但研究的地方一点也不靠谱。那么多人在周围晃悠呢，那么多人。少来这套！我也可以去坟地，随便捡几块骨头，然后拿出来放在地上。”
把酒满上后，拉罗西维耶说，如果真是军方有组织的行动，海岸上什么证据都不会留下：“尸体会被装上卡车，然后拉到国道上——”
“说得对。”保镖附和道。
“——或者高速上——”
“在半夜。”保镖补充了一句。
“——然后倒进——”
thesourcepuante.保镖说。
“就是硫黄坑，”拉罗西维耶解释道，“那个地方最好，因为硫黄会把人体腐蚀掉。”
他说话的时候，几名国际人权观察员坐在我们旁边，很快一个人就跟拉罗西维耶争论起康斯坦特的事来。拉罗西维耶说：“如果有一天，我相信海地能对我的客户进行真正的审判，我会第一个让他坐上回国的飞机。”
布莱恩·康坎南是一名美国人权律师，过去五年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在海地鼓吹审判康斯坦特上。他告诉我，不管从什么标准来看，这场审判都是极其公平的。他说，实际上本案已经奠定了海地司法系统的原型。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康斯坦特害怕自己会被杀掉，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名被告在监狱或法庭里受到虐待。“被告享有海地本国法律，以及海地签署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康坎南说，“被告可以要求证人出庭，也可以提交不在场证明和无罪证据。”
就康斯坦特而言，康坎南说，案件审理遵照了二战后审判纳粹高层，以及近年来审判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战犯的法律流程。“康斯坦特建立了一个旨在[实施]——并确实实施——严重违反人权活动的组织，”他说，“他掌管着一个犯罪组织，要为该组织的罪行负责。”
来到海地的第二天，拉罗西维耶决定发起抗议。庭审过程中，他从椅子上起身，笔挺地站在法庭上。审判随之中断，每一个人都看着他。接着，他迈出了大门，保镖跟在他身后几英尺的地方。人群中到处是愤怒的私语。一名控方律师将此行为斥为阴谋，表明康斯坦特的律师从一开始就无意接受法庭的正义，而只是想诋毁它。（“在我看来，要想为谋杀案做辩护，光花几个小时出席庭审可是不够的，”康坎南告诉我，“为了这件案子，我们已经全力投入四年半了。”）
拉罗西维耶离开后，我坐了一会儿，盯着后排座位上几十名声称自己受到迫害的人。许多人为了出庭专门买了正装。年轻女人穿着白裙子，有些人还受过枪伤，在酷热与尘土中显得那么纯洁。他们都坐得笔直。这些人多次徒步好几英里来到首都，向政府要求正义。他们还把事情的经过写成了歌曲。现在，他们坐在这里。雨开始下了。一名办事员在收拾桌上摆着的骸骨。全国各地流传着一则消息说，首都的另一场政变被挫败了。
我起身离开时，一名看见我和康斯坦特的律师同来的年轻人把我拦了下来。我还没开口，他就一口唾在我的鞋上，然后走开了。
判决结果
“他们想方设法让我出去，然后狠狠揍我。”我回国后不久，康斯坦特对我说。当时，他正在皇后区的一家餐厅里吃巧克力蛋糕。审判开始后，海地社区的形势越发紧张。拉罗西维耶让他在示威的时候躲出去，避免正面冲突。但是，康斯坦特一直待在附近：“我必须保护母亲和姑姑，以防有人失去理智。”
里科·杜皮伊，海地太阳电台台长对我直言：“有些海地人联合了起来，想让法律变成他们自己的玩物，把他杀掉。”
康斯坦特声称，他有一小批铁杆在暗中保护他。“我跟你说，他们每次去我家门前，百分之五十都是我的人，”他说，“他们过来是以防万一。”
虽然具体数字难以确知，但康斯坦特坚持说，他对流亡美国的部分前fraph成员、“背包叔叔”成员、海地士兵和杜瓦利埃的支持者还有一定的掌控力。示威者说，至少有一次，他家门外停了一辆车来监视他们。“他们过来给我们拍照，我们也拍他们。”雷·拉福雷告诉我。
“我不想死人，”康斯坦特谈起拉福雷时说，“不过我对他有安排，而且……”他的思路在这里就断了。
有一天，我跟康斯坦特坐在他家里，阅读他书里的一章。这时，电话铃响了。他接起电话，挂断后对我说：“见证历史的时刻吧。判决结果出来了。我被判处终身监禁和服劳役，他们把我在海地的产业全都没收了。”
他跌坐在摇椅上，点燃一根香烟，茫然四顾。陪审团经过四个小时的审议，认定二十二名在押被告中的十六人有罪，十二人犯有蓄意谋杀罪或同谋杀人罪。缺席审判者均被判处谋杀罪，要求赔偿受害人数百万美元。“我讨厌老家的东西被没收，”康斯坦特说，“我妈妈迟早是要回去的。”
他又点了一支烟，狠吸了一口。“我给律师打电话吧。”他指的是拉罗西维耶。他拿起手机，想要集中精神。“他们判我有罪，”他给律师发了一条语音留言，“我要跟他说话，好吗？他们判了我无期加劳役！”
几分钟后，电话响了，康斯坦特赶忙接起来。结果却是一名采访的记者。他说了几句话就挂了。电话又响了。这次是拉罗西维耶。“你觉得这边会怎么样？”康斯坦特紧张地问，“行……好……行。”
他把电话给了我。还没等我把电话放到耳朵边上，隔着话筒都能听见拉罗西维耶有多么抓狂。“这件事我就一句话：胡扯。”拉罗西维耶说，海地政府现在会试图将康斯坦特引渡回国，理由是他被合法且有国际观察员出席的庭审判有罪。但是，他说道，他们还必须表明判决结果是公允的，而且要在美国法院里证明康斯坦特应该被遣返。
几天后，康斯坦特给我打电话，声音有些紧张。“到处都在传，说他们要来抓我了，”他说，“他们要来抓我了。”他说，第二天就是星期二，要和往常一样去移民与归化局签到，不过他害怕当局可能会计划在当天抓捕他：“你能去那里找我吗？”
第二天上午，我到达曼哈顿移民与归化局时，他已经站在门口了。天气很冷，他紧紧裹着军大衣。他告诉我，身在佛罗里达的母亲之前跟他打电话说其他几个海地流亡者被捕了。我都能看见他的眼袋了。他来回踱着步，说昨晚在一个朋友家过的夜，以免当局去家里抓他。
我跟着他上了电梯，走进十二层的一间办公室。他想去前台签到——前台挂着一幅自由女神像的海报——但一名移民与归化局的官员说，他们还没准备好接待他。他坐下，开始思考自己为何这么久都没被抓起来：“有一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给这边的情报机关干活——他说有人在暗处详细地追踪着我的一切情况。”
几分钟后，一名办事员叫了他的名字，康斯坦特马上跳了起来。他拿着移民与归化局的表格去前台签到。官员把表格拿走，进了后屋跟某人商量。接着，她回来了，没什么事发生。康斯坦特微笑着把我送进电梯，给妈妈打电话说自己很好，然后冲到街对面买了一件新外套，庆贺自己的自由。
下一周里，二十多名托托稽查队员来到移民与归化局楼外，举着标语，上面展示着据称受到fraph迫害的人：一名被杀害的男孩，衬衫拉过头顶；两个男人倒在血泊中。“我们来这里是要求将托托·康斯坦特遣返海地，”吉姆·伊维斯拿着喇叭喊道，他是布鲁克林的一家报纸《海地进步报》的撰稿人，“如果你不希望战犯和刽子手生活在纽约的街道，那就请加入我们！”现场有一种感觉：这是说服美国政府遣返康斯坦特的最后机会了。现在判决结果都出来了，如果还是办不到，那就永远办不到了。联合国海地问题专家、康斯坦特案独立观察员阿达玛·迪恩戈将判决结果称为“与逍遥法外抗争的里程碑”。
移民与归化局外的人群中，有几个人弯下腰，试图在寒风中点亮蜡烛。“他们怎么能不把他遣返？”一个海地男人问我，“海地法庭都判他有罪了。中央情报局为什么还要庇护他？”突然，人群异口同声地高喊：“托托·康斯坦特，你躲不了的！我们指控你种族屠杀！”
再会？
2001年，康斯坦特给我打电话，要跟我见面。这是我们最后几次见面中的一次，当时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和乔治·w.布什均已宣誓就职。他的法律地位没有改变。他说，自己跟“顾问们”都谈过了，现在要告诉我一些事情。他说，两国政局都发生了变化。反抗阿里斯蒂德的人越来越多，连皇后区也不例外。太子港最近发生了炸弹袭击，当局说是康斯坦特干的。他否认此事与自己有关。但是，他说到处都有海地人在呼唤、等待他采取行动，站出来。
在我们见面的海地风味餐厅，他告诉我，有人发表了文章，他们说：“看那个在海地被定了谋杀罪的家伙，他每天都在变强。”他喝了一小口朗姆酒：“很多海地人都在盯着我。他们没接到我的消息，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每个人的眼睛都在我身上。有人还把海地的手机号发给了我。这里的人想要联系我。政治领袖想要联系我。有一种看法……如果阿里斯蒂德即将下台，我是唯一的继任人选。我不能被冲昏头脑。我要小心，要分析，要利用它。”
人们走进餐厅时，康斯坦特会转过头去看他们。他等着两个海地人入座，然后转过头对我说，他必须干点大事，否则这辈子都要困在皇后区当人质了：“如果我站出来，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就算我什么料都不爆，只是抨击阿里斯蒂德，海地的反对派、前军方势力、前fraph成员都会获得力量，每个因为看不到领导者而拿不出胆量的人，他们都会获得力量”。
他说，自己最近又收到了一连串死亡恐吓。有人知道了他的手机号，警告他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干掉你。”
我问他，如果真的贸然打破沉默，召开新闻发布会，他怕不怕可能带来的后果。他说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但那是他的宿命。“我从小就为了一个使命准备着，这是我活下来的理由。”他说。他又朝后看了一眼，接着把身子朝我靠过来。“我要么当海地总统，”他说，“要么就要死于非命。”
2001年6月
2006年7月，康斯坦特迎来了更平凡、也更出乎意料的命运：他在纽约被捕，罪名是参与大规模房地产诈骗，造成贷款人一百多万美元的损失。这一次，康斯坦特的关系再也不能让他免受法律制裁了。他在纽约受审，被判有罪，最高可能入狱三十七年。州检察长安德鲁·库默说：“康斯坦特再也不能危害我们的社会了。”
美国黑人律师，经常为惹上麻烦的名人打官司，如辛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