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布莱夫斯基追问了若干《杀人狂》里的有趣细节。巴拉后来对我说：“真是疯了。他把那本书当成了我的文学自传。他肯定读了有一百遍，全都记在了心里。”弗罗布莱夫斯基提到了小说中的几处“事实”，比如盗走圣安东尼雕像，这时巴拉承认有些内容确实取材于自己的生活。用巴拉自己的话说：“没错，我是这么做了。你能举出哪个作家没有这么做过吗？”
接着，弗罗布莱夫斯基甩出了自己的王牌：手机。巴拉是怎么拿到的？他说自己记不得了——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他又说肯定是从当铺里买的，之前就买过好几样东西。他同意上测谎仪。
问题是弗罗布莱夫斯基协助准备的。操作员问道：
达留什·谢尼亚夫斯基死前不久，你知道这件事会发生吗？
杀害他的人是你吗？
你知道谁杀了他吗？
你当时认识谢尼亚夫斯基吗？
你当时在谢尼亚夫斯基被绑架的地方吗？
巴拉对每个问题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似乎会定期放慢呼吸，就像潜水员一样。操作员怀疑他可能试图操纵测试结果。在有些问题上，操作员认为他可能在撒谎，但总体上没有得出确凿的结果。
在波兰，嫌疑人被拘留四十八小时后，当事检察官须向法官提交证据和指控，否则警方必须放人。不利于巴拉的证据依然薄弱。弗罗布莱夫斯基和警方只有四个证据：1.那部手机，而且可能确实是从当铺里买到的，如巴拉所说。2.测谎仪的模糊结果，这种测试是出了名地不可靠。3.一本关于绞杀的书，巴拉可能根本就没买过。4.某些或许嵌在小说里的线索。弗罗布莱夫斯基找不到作案动机，更拿不到口供。于是，当局只能指控巴拉贩卖失窃物品罪（谢尼亚夫斯基的手机），以及在一件无关的商业活动中行贿，这是弗罗布莱夫斯基在调查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弗罗布莱夫斯基知道，两者都能让巴拉入狱。虽然巴拉不得离境且须销毁护照，但在其他方面都是自由人。“我花了两年时间来破案，现在却毁于一旦。”弗罗布莱夫斯基回忆道。
后来，弗罗布莱夫斯基在翻阅巴拉的护照时注意到，上面有日本、韩国和美国的签证。他想到《997》节目网站上的文章有这三个国家的人点击，当时让调查人员感到颇为不解。为何那么远的地方会有人关心波兰的谋杀案？弗罗布莱夫斯基比对了巴拉在每个国家的时间，以及页面访问的时间。日期都对得上。
与此同时，巴拉案也闹得满城风雨。弗罗布莱夫斯基在继续调查命案的同时，巴拉向当局正式提交了投诉，说自己遭受了绑架和虐待。巴拉对朋友拉辛斯基说，他因为自己的艺术而受到了迫害。拉辛斯基并不相信。“我觉得他只是在为下一部小说做准备，试验某种疯狂的想法。”他回忆道。不久之后，弗罗布莱夫斯基就找来拉辛斯基，询问他朋友的事情。“我那时才意识到，克里斯蒂安说的是真话。”拉辛斯基说。
弗罗布莱夫斯基开始盘问他关于《杀人狂》的事情时，拉辛斯基感到了震惊。“我告诉他，虽然在有些情节中我能看到现实生活的影子，但在我看来，这本书纯粹是艺术虚构，”拉辛斯基说，“真是疯了。你不能根据某个人写的小说来定他的罪。”贝娅塔·谢罗茨卡是巴拉当年的哲学教授，也被叫去问话了。她说，自己感觉在被“文学理论家”审讯。
随着案件调查民怨日沸，巴拉的前女友丹尼斯·莱因哈特为他成立了一个辩护委员会。莱因哈特是一名美国戏剧导演，在2001年留学波兰期间结识巴拉，后来一起去过韩国和美国。莱因哈特在网上发起了声援运动，她写道：“克里斯蒂安是哲学小说《杀人狂》的作者。书中包含大量刺激性的语言和内容，还有多处可能被视为反对天主教会与波兰传统的隐喻。在残酷的审讯过程中，他们无数次提到这本书，并将其引为罪证。”
辩护委员会给案子贴上了“sprawaabsurd”的标签，意思是“荒谬案件”，联系了多家人权组织和国际笔会。不久，波兰司法部就被全球各地为巴拉申诉的信件淹没了。一封信中说：“巴拉先生应当享有《联合国人权宣言》第十九款中规定的言论自由权……我们敦请从速彻查他被绑架和拘禁一事，并将相关人员绳之以法。”
巴拉用并不纯熟的英语向辩护委员会发出了多份言辞激烈的简报，由后者集合整理后公之于众。在2005年9月13日的简报中，巴拉发出警告，说他已经被“盯梢”了。他还说：“我要你们知道，我将奋战到底。”第二天，他说到了弗罗布莱夫斯基和警方：“他们毁了我的家庭生活。我们在家里再也不敢大声说话，再也不能自由上网，再也不能无所顾忌地打电话了。我的母亲在服用镇静剂，否则就会因为这荒谬的指控而疯掉。我的老父亲每天抽五十根香烟，我每天三包。我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害怕走出家门。家里养的狗叫一声，我们就要吓一跳。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会有谁过来。这是恐怖活动！十足的恐怖活动！”
与此同时，波兰当局也对巴拉宣称遭受虐待一事发起了内部调查。2006年初，经过数月的努力，调查者宣布没有发现正面证据。他们坚持认为，巴拉的故事是纯粹的神话创作。
“我已经感染了你，”克里斯在《杀人狂》的开头便警告读者，“你们摆脱不了我。”小说中的一个谜语让弗罗布莱夫斯基百思不得其解，他认为这是破案的关键。书中的一名角色问克里斯：“谁是盲人中的独眼人？”这句话出自荷兰神学家、古典学家伊拉斯谟（1469-1536），他当时说的是：“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人便是国王。”弗罗布莱夫斯基在思索，《杀人狂》里谁是这个独眼人呢？盲人又是谁呢？在小说的最后一行，克里斯突然说他解出了谜语。他解释道：“是被盲目的嫉妒杀害的人。”但是，这句突兀的话实在难以理解。
一种基于《杀人狂》的假说是，巴拉在杀害谢尼亚夫斯基之前，两人有着同性关系。在小说中，克里斯最亲密的朋友向他坦白了自己是个同性恋，克里斯就说，自己心里有一个部分想要“用绳子勒死他”，然后“在冰封的河上凿一个洞，把他沉进去”。这个推论不无疑点。弗罗布莱夫斯基认真调查过谢尼亚夫斯基的背景，完全没有同性恋的迹象。
另一个假设是，这次谋杀是巴拉扭曲的哲学登峰造极的产物：他是后现代的内森·利奥波德和理查德·勒布。他们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芝加哥，是两名天资聪颖的学生，沉迷于尼采哲学，于是杀害了一名十四岁男童，想看一看自己能不能做到完美犯罪，能不能成为超人。两人被判无期徒刑。在庭审中，为他们辩护的是传奇律师克拉伦斯·达洛，他不希望两人被判死刑。达洛这样描述利奥波德：“这是一位十六七岁，沉迷上述学说的少年。对他来说，尼采学说不只是无关紧要的哲学观点，而是他的生命。”他在总结中说道：“一个人认真对待了尼采哲学，并按照它来生活，这难道有什么值得谴责的地方吗？……仅仅因为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在大学里学到的哲学思想，我们便要绞死他，这是不公正的。”
在《杀人狂》中，克里斯显然想要成为后现代的“超人”，大谈自己的“权力意志”，坚持认为“不能杀人的不配生存”。然而，这些情怀并不能完全解释小说里的一个神秘人，那个克里斯自称对他“动手动脚”的男人。克里斯暗示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时，用语颇具挑逗意味：“或许他也没干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但最邪恶的恶魔恰恰存在于微不足道的细节里。”如果说，在巴拉自己看来，他的哲学能让他心安理得地打破一切道德约束，包括不得杀人，那么，上面的段落则表明，还有另外的动机，他与被害人之间存在深切的、私密的联系。这从作案手段的残忍中也能发现端倪。既然巴拉已经不能离开波兰，弗罗布莱夫斯基及其团队就开始讯问嫌疑人的家人亲友了。
许多接受讯问的人都觉得巴拉很好。他的一名前女友说，他是个“聪明、有趣的男人”。巴拉以前在波兰的一所英语培训学校工作过，不久前获得了这家单位的推荐信，信中称他“聪慧”“富有好奇心”“易于相处”，还称赞了他的“强烈幽默感”。推荐信末尾说：“在此，我毫无保留地大力推荐克里斯蒂安·巴拉承担任何涉及儿童教学的岗位。”
然而，随着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同事们深入寻找“细节中的恶魔”，巴拉生活中的阴暗面逐渐浮现出来，尤其是在1999年和2000年。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公司倒闭了，婚姻破裂了，谢尼亚夫斯基也被杀了。巴拉的一名朋友回忆道，他一度“行为粗野下流，总想要把衣服脱掉，展现自己的男性气概”。他家雇的保姆说，他的酗酒越发严重，行为也越发失控。她说他总是谴责妻子斯塔莎，朝她大喊大叫，说她“跟别的男人睡觉，搞婚外情”。
2000年巴拉与妻子分居后，多人称他对她依然有占有欲。他有一个朋友说他是“威权主义”，还说他“继续控制斯塔莎，查她的手机”。2000年的跨年派对上，谢尼亚夫斯基的尸体被发现几周后，巴拉认为一名调酒师在追求妻子，按照一名目击者的说法，然后他就“抓狂了”。巴拉尖叫道，他迟早会收拾这个调酒师，还说他之前“处理过一个这样的家伙”。当时，斯塔莎和朋友都觉得是酒后狂言，没当回事。即便如此，巴拉还是靠五个人才被制服，其中一人告诉警察：“他就跟杀人狂似的。”
就在弗罗布莱夫斯基和手下试图确定作案动机时，其他同事帮他们查了谢尼亚夫斯基失踪当天的两通可疑电话，一通打给他的办公室，一通打给他的手机，都是用公用电话卡打的。每张电话卡都有唯一的编号，每次使用时，发卡公司都会有记录。放走巴拉后不久，负责谢尼亚夫斯基案的电信专家就查到了电话卡的编号。掌握这一信息后，警方就能追踪用这张卡拨打的每一个电话号码。在三个月的使用时间里，该卡共拨打了三十二通电话，包括巴拉的父母、女友、几名朋友和一名商业伙伴。“真相越来越清晰了。”弗罗布莱夫斯基说。
弗罗布莱夫斯基及其团队很快发现了被害人与嫌疑人的另一重联系。斯塔莎的朋友，玛尔戈扎塔·德罗斯特扎乌对警方说，2000年夏天，她跟斯塔莎去了弗洛茨拉夫的“疯马”夜总会。德罗斯特扎乌跳舞的时候，看见斯塔莎在跟一个长头发、蓝眼睛的男人说话。她在城里见过这个人，他叫达留什·谢尼亚夫斯基。
弗罗布莱夫斯基还有最后一个人要问话：斯塔莎。但是，她一直拒绝合作。也许是因为害怕前夫。也许是因为她听信了巴拉遭受警方迫害的说辞。抑或是她害怕有一天要告诉儿子：她出卖了他的父亲。
弗罗布莱夫斯基和手下又去找了斯塔莎，这一次给她看了《杀人狂》的几个片段。这本书是两人分开后出版的，她从来没认真看过。波兰警方称，斯塔莎看了关于克里斯的妻子索尼娅的几段，发觉她与自己实在太相似了，这才同意开口。
她承认自己在“疯马”夜总会见过谢尼亚夫斯基。“我点了薯条，就问吧台旁边的人薯条炸好了没有，”斯塔莎回忆道，“这个人就是达留什。”她说，两人说了一晚上话，谢尼亚夫斯基给了她自己的电话号码。后来，他们约会了一次，还开了房。但是，还没等两人发生什么，谢尼亚夫斯基就承认自己有家室，而她也就离开了。“我知道被丈夫背叛的妻子是什么感觉，所以我不会这样对待另一个女人。”斯塔莎说。谢尼亚夫斯基的婚姻问题很快就过去了，他和斯塔莎再也没一起出去过。
她与谢尼亚夫斯基约会几周后，斯塔莎说，巴拉醉醺醺地来到她家，脾气很大，要求她承认跟谢尼亚夫斯基有外遇。他闯进大门，还动手打了她。他喊道，他雇了一个私家侦探，什么都知道。“他还说自己去过达留什的办公室，跟我描述了办公室的样子，”斯塔莎回忆道，“接着，他说知道我们去了哪家宾馆，进了几号房间。”
斯塔莎说，后来她知道谢尼亚夫斯基失踪了，就问巴拉跟他有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她相信巴拉虽然行为粗暴，但肯定不会杀人，也就把事情放过去了。
弗罗布莱夫斯基第一次感到明白了《杀人狂》的最后一句话：“是被盲目的忌妒杀害的人。”
2007年2月22日，巴拉受审第一天，旁听者纷纷涌入弗洛茨拉夫法院。旁听者里有哲学家，他们争论着后现代主义的后果；有年轻的律师，他们希望了解警察局的最新侦查技术；还有记者们，他们想要记下每一个撩人的细节。“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杀人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先杀人，然后写进小说里，这肯定能上头条。”罗兹的一份周刊angora的头版文章中写道。
莉迪亚·霍延斯卡法官坐在审判庭最高的位置，身下是波兰的白鹰国徽。根据波兰法律，陪审团由主审法官、另一名法官和三名波兰公民组成。被告和检方分别坐在两张朴素的木椅上，检察官旁边坐着谢尼亚夫斯基的遗孀和儿子。听众坐在房间后部，最后一排坐着一名敦实的女人，留着红色短发，看上去很紧张，仿佛危在旦夕的是她一样。她是巴拉的母亲特蕾莎；他的父亲因忧心过度，没有出席。
似乎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对准了房间中部的一个笼子，它有近九英尺高，二十英尺长，安着粗重的金属栏杆，就像动物园里的那种一样。笼子中间站着一个身穿正装的男人，透过眼镜平静地看着外面。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巴拉。他最多会被判处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审判的前提是：真相是可以获知的。然而，正如作家珍妮特·马尔科姆所说，它也是“两种对立叙事”对抗的战场：“胜利者属于能够经受住证据考验的故事。”在此案中，检方提出的叙事与《杀人狂》很像：巴拉与他的另一个自我克里斯一样，都是堕落的享乐主义者，不受任何道德戒条的约束，并在嫉妒的怒火中将人杀害。检方首先举出了巴拉电脑里的文件，是搜查他父母家时查获的。在一个加了密码“amok”的文件里，巴拉巨细靡遗地列举了与七十多名女性的性交经历，包括：他的妻子斯塔莎；一名“又老又胖”的离婚表姐；一位朋友的母亲，描述是“岁数很大，行为很野”；一名俄罗斯“妓女，地点：一辆老式汽车”。检方还呈递了多封电子邮件，其中巴拉的用语和克里斯如出一辙，多有淫语或暗语，比如“愉悦果汁”（joyjuices）、“忧郁夫人”（madamemelancholy）。在一封发给斯塔莎的怒气冲冲的邮件中，巴拉写道：“生活不只是性交，亲爱的”——与克里斯的疾呼“性交不是世界的目的，玛丽”颇为相似。一名心理学家的证词中写道，“每个作者都会把自己的一部分个性代入到艺术创作中”，而且克里斯和被告都有“性虐待”的人格。
在整个过程中，巴拉都坐在笼中，或记录庭审过程，或饶有趣味地观察听众。有时，他似乎对“真理可以被认清”这条前提发起了挑战。根据波兰法律，被告可以直接向证人提问，巴拉迫不及待地利用了这条权利。他的质问富有学者气息，经常让证词显得如德里达所说的那样不稳定。他的一名前女友做证说，喝醉的巴拉曾来到她家阳台，好像马上就要自杀似的。他问她，她的话会不会有多种解释方式。“我们能不能说这是一个语义问题——对‘自杀’一词的误用？”他问道。
但是，随着庭审的进行，反对他的证据越来越多，这位后现代主义者也越发朝着实证主义者的方向发展，绝望地试图说明检方证据链中的漏洞。巴拉指出，没有人曾看到他绑架、杀害谢尼亚夫斯基，或者将其沉入水中。“我要说，我从没见过达留什，在场也没有任何一个证人能确认我认识他。”巴拉说。他对检方提出控诉，说他们随意抽取自己个人生活的若干片段，然后拼凑成了一个故事，与实情相去甚远。检察官们在进行“神话创作”，或者用巴拉辩护律师的话说，在编造“小说情节”。被告认为，警方和媒体都被耸人听闻的故事，而非事实真相吸引住了。（举几个该案报道的标题为例：比小说更离奇的真相和他写下了自己的谋杀。）
巴拉浸润于后现代主义的“作者之死”观念已久，即作者在对文学作品含义的理解上并没有超过其他任何人的权威。然而，当检方对陪审团提出《杀人犯》中某些可能与犯罪相关的细节时，巴拉却抗议说，他的小说被误读了。他坚持认为，玛丽之死只是“哲学之死”的象征。他还试图诉诸作者的权威。他后来对我说：“这本书是我写的！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意思。”
9月初，案件交由陪审团审理。巴拉没有出席。但是，在一份声明中，他说：“我相信法庭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撤销对我的一切指控。”之前被提升为警监的弗罗布莱夫斯基来到了法庭，希望亲耳听到判决。“就算你很确定真相是什么，但总归不能确定其他人会不会和你想的一样。”他告诉我。
最后，法官和陪审员回到了审判庭。巴拉的母亲焦急地等待着。她之前从来没看过《杀人狂》，里面有一段是克里斯幻想强奸母亲。“我开始看了，不太好读，”她告诉我，“如果是别人写的，我可能就不读了吧，但我是他妈妈。”巴拉的父亲第一次现身了。他之前读过这本小说，虽然有些部分不太明白，但还是认为这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你看十遍，二十遍，每次都有新收获。”他说。在给父亲的那一本上，巴拉给父母写了一句话：“谢谢你们……宽恕我所有的罪孽。”
霍延斯卡法官宣读判决书时，巴拉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然后是清晰无误的一个词：“有罪”。
弗洛茨拉夫监狱是一座灰色的煤渣砖建筑，像是苏联时代的遗物。我把访客通行证从墙上的一个小洞里递进去时，一个没有感情的声音命令我去大楼正前方，结实的大门摇晃着打开了，里面走出了一名在阳光下眨着眼睛的警卫。搜过身后，我穿过了几个阴冷的房间，最后到了一个小会客室，里面放着陈旧的桌椅。波兰监狱的条件是出了名地糟糕。由于人满为患，一间囚室往往要住七名犯人。2004年，弗洛茨拉夫监狱的犯人发起了为期三天的绝食运动，抗议过分拥挤、伙食低劣、医疗不足的问题。监狱暴力是另一个问题：有人告诉我，就在我去几天前，一名访客就被囚犯捅死了。
会客室角落里有一位消瘦英俊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身穿一件海军蓝的画家工作服，外面套着一件“威斯康星大学”字样的t恤衫。他捧着一本书，看上去像是美国留学生。我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原来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巴拉。“很高兴你能过来，”他跟我握着手说道，把我带去了一张桌子边上，“这是个大粪坑，就跟卡夫卡写的一样。”他的英语清晰可辨，但口音很重，“s”的发音像是“z”。
坐下后，他靠在桌边，我能看到他面颊深陷，还有黑眼圈，鬈发根根竖立，好像他用手指焦虑地抓过一样。“我被判了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就因为写了一本书——一本书！”他说道。“太荒谬了。真是胡说八道。请原谅我的用语，但事实就是如此。你看，我写了一本小说，一本疯狂的小说。它低俗吗？是的。淫秽吗？是的。下流吗？是的。冒犯吗？是的。这是我有意为之的。这是一部刺激性的作品，”他停了一下寻找例子，接着说，“比方说，我写过，克里斯从一个女人的子宫里生出来，都要比我——”他感觉自己说走嘴了。“我是说，叙述者，比叙述者跟她做爱容易。你看，这是有意要冒犯，”他继续说道，“我的经历跟萨曼·鲁西迪是一样的。”
说话的时候，他把手头的书放到了桌子上。那是一本破破烂烂的《杀人狂》。我问到巴拉不利于他的证据——比如手机和电话卡——时，他变得闪烁其词，有时甚至有阴谋论的味道。“电话卡不是我的，”他说，“有人要陷害我。我还不知道是谁，但外面有人要害我。”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你看不到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编造了这个现实，逼迫我住进里面。”
他说已经提出了上诉，引述了审判中逻辑和事实上的不一致。例如，一名验尸官说谢尼亚夫斯基是淹死的，另一人却说是被勒死的。法官本人也承认，她不确定罪犯只有巴拉一人，抑或另有共犯。
我问到他《杀人狂》的情况时，巴拉来了精神，回答直接而详细。“这本书的宗旨不是我本人的宗旨，”他说，“我不是反女性主义者。我不是沙文主义者。我并非冷酷无情。在很多地方，克里斯是我的反英雄。”他多次指着我的便签本说“把这段记下来”或者“这是重点”。他看着我做笔记时，不无惊奇地说：“你看到这件事有多么疯狂了吗？我编造了一件从未发生的谋杀。”在他的这本《杀人狂》上，几乎每页都划了线或做了旁注。后来，他给我看了几张纸，上面画着复杂的图表，说明了他在文学上受了谁的影响。显然，他在监狱里对这本书更加沉迷了。“我有时会给狱友们朗读几页。”他说。
审判中有一个问题从来没有被回答。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要先杀人，然后把它写进小说里，好方便别人来抓他呢？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利尼科夫提出，最精明的罪犯也会犯错误，因为他“在犯罪时会体验到某种意志和理性的失败……一种浮夸的、幼稚的轻率会取而代之，而此时思考和审慎正是最必要的”。然而，《杀人狂》是在谋杀发生三年后出版的。如果犯人真的是巴拉，那么起因就不是“意志和理性的失败”，反而是意志和理性的过剩。
有些观察者推测，巴拉会不会想要被抓住，这样至少能从负担中解脱出来。在《杀人狂》中，克里斯提到了“负罪感”，还有脱下“沉默的白色手套”的愿望。虽然巴拉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但将这本小说理解为自白倒也并无不可。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当局相信，巴拉最想要的就是不朽的文学地位，于是认为不能分开来看他的罪行与写作。庭审过程中，谢尼亚夫斯基的遗孀恳求媒体不要把巴拉描绘成艺术家而非杀人凶手。由于巴拉被捕，《杀人狂》在波兰一炮走红，几乎每家书店都有卖。
“新版要出来了，会有一篇后记，主题是庭审和事件的来龙去脉，”巴拉激动地对我说，“其他国家也有兴趣出版。”翻着自己那本书，他补充道：“这样的书还从来没有过。”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对“完美犯罪”意兴阑珊，倒是对“完美故事”兴趣浓厚。按照他的界定，他迈过了文学前辈划定的审美、现实与道德边界。“我跟你说，我正在写《杀人狂》的续作，”他说的时候，眼睛都在放光，“书名叫deliryk，”他又重复了几遍，“这是一个双关语，既有歌词（lyrics）的意思，也有谵妄（delirium）的意思。”
他解释说，他在被捕前就已经开始动笔了，但警方把他的电脑没收了，书稿都在里面。（他正在尝试把文件取回来。）当局告诉我，他们在电脑里发现的证据表明，巴拉正在收集斯塔莎新男友哈利的信息。“单身，三十四岁，八岁丧母，”巴拉写道，“似乎在铁路公司上班，可能是火车司机，但不确定。”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当局怀疑，哈利可能是巴拉的下一个目标。巴拉知道哈利上网络聊天室后，就在网站下面用假名发了一条信息：“不好意思，我想找哈利。有霍伊诺夫的人认识他吗？”
巴拉告诉我，他希望在上诉法院判决出来后完成第二部小说。实际上，我和他谈话几周后，上诉法院推翻了原判，让许多人感到不敢置信。虽然上诉委员会认为巴拉和凶手之前存在着“不容置疑的关联”，但得出的结论是，“逻辑证据链”仍然存在漏洞，例如验尸官互相矛盾的证词，这些漏洞需要解决。委员会拒绝释放巴拉出狱，但要求重审。
巴拉坚持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完成deliryk。他看了看警卫，好像害怕他们听见似的，然后身体前倾，小声对我说：“这本书会更加惊世骇俗。”
2008年2月
2008年12月，重审结果出来了。他再次被判有罪。他目前正在服刑，刑期二十五年。
小说《化身博士》中的角色，海德先生与杰基尔博士同为一体，只是善恶截然二分。
amok，即他的小说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