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纳和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特拉菲坎特，罪名是接受黑帮贿赂，数额为十六万三千美元。起诉书称，他“在知情和自愿的情况下，参与、合谋、协助、默许”不法分子犯罪，建议判处二十三年有期徒刑。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特拉菲坎特决定自辩，虽然他并非专业律师，而且法官警告过他，“几乎没有头脑清醒的人”会这样做。
1983年春，开庭当日，特拉菲坎特信步走入审判庭，穿着短袖衬衫和宽松长裤。面对陪审团，他说出了自己在卡拉比亚磁带中承诺的话：他要做的是“俄亥俄州政坛有史以来最不同寻常的壮举”。特拉菲坎特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卧底特工，想要说服卡拉比亚兄弟，让他们以为他是自己人，以便借用他们的力量消灭更强大的匹兹堡帮。“我所做的，我要做的，就是谋划一套万全之策，肃清黑帮的政治势力，打击他们对马霍宁县的掌控。”他说自己的表演简直应该拿“奥斯卡奖”，而陪审团和旁听观众也听得入了迷。
他承认拿了黑道的钱，但又说，这样做只是为了防止竞选对手拿到这些钱。虽然他同意在联邦调查局面前签了“一份声明”，但它并不是可以用做证据的“认罪书”。他坚持说，自己之所以对联邦调查局撒了谎，是因为不信任探员，而且，若非克罗纳和联邦调查局捣乱，他早就把全国最腐败的县整饬一新了。“我要强调的是，”他说，“我打入了黑帮。”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打乱了黑帮。”
轮到克罗纳出庭做证时，他说特拉菲坎特签了认罪书。治安官一跃而起，大喊道：“这是天大的谎言！”在盘问环节，他对联邦调查局的对手大加嘲讽，用的都是“嗯，我知道了。”和“没有，鲍勃。”这种话。特拉菲坎特自称“我的客户”，向记者们发问：“要我怎么办？”在这个腐败横行、时刻警惕着联邦干涉的地方，他在辩护结束时已经成为了河谷的象征，一名人民英雄。人们为他举办纪念活动，还穿着t恤衫声援他的抗辩。国税局后来发现，特拉菲坎特还存在受贿和逃税情节，在此案的民事审判中，他搬出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他宣称作为证据的款项从来没有交公。他的一名手下在法庭上宣称，特拉菲坎特曾多次要求自己朝他开枪，伪装出黑手党袭击未遂的假象，以便拖延庭审。（“他要我把他打伤，但下手不要太重。”手下说。）这些都没产生大的影响。
特拉菲坎特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地盘。经过四天讨论，陪审团判定他完全无罪。“卡拉比”查理搞错了一件事：塔拉菲坎特要当的不是州长，而是美国国会议员。
1985年，特拉菲坎特来到华盛顿特区的时候，马霍宁河谷的经济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全球钢铁需求量猛跌，让这里滑入长期的衰退。钢厂和百货大楼纷纷倒闭。到了八十年代末，扬斯敦人口大大减少，刚过两万八千人。灰暗了半个世纪的天空也变得湛蓝。
特拉菲坎特多次连任国会议员，每次都是大获全胜。他展开了反击。八十年代末，大部分钢厂都关门了，这时又有一家钢厂提出破产申请。特拉菲坎特拿出了“卡拉比”查理的腔调发出警告：“不要再说空话了。”他还补充道，要是老板关掉当地的一家工厂，就会有人“抓住他的喉咙，帮他抻一抻”。
繁荣将黑道带进了山谷，而衰败则让黑道统治更加巩固。七十年代，芝加哥、布法罗和纽约的黑手党文化被打破了，中产专业人士功不可没。但是，这个阶层在扬斯敦几乎不存在。这里的中产阶级要么离开了，要么没落了。马霍宁河谷经历了社会学家所说的“城市空心化”，它的公共生活脊梁——医生、律师、会计——已经垮掉了。少数留下的公共领袖要么被边缘化了，要么吓破了胆。地位观、事业观、价值观倒错扭曲。结果就是一整个世代的“巴卓”们。他们崇拜黑帮老大，就像其他孩子崇拜体育明星米奇·曼托和乔·迪马吉奥一样。（巴卓左臂上有一个黑帮老大的文身，赫然声称自己会“为他挡子弹”。）
与此同时，莱尼·斯特洛及其同伙开设的赌场也需要人来一掷千金，于是他们开始接近当地的毒贩和罪犯，这里只有他们有钱可赌。当年，黑道与河谷的市民社会处于竞争关系；现在，它已经取而代之了。等到1997年，斯特洛已经控制了小城坎贝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警局职位。他还篡改公务员考试结果，警长和几乎所有巡警都是他的人。城市法务主管会带着拟定的升职名单来斯特洛家，请他审阅酌定。一名了解该市情况的律师跟我讲，斯特洛可以“决定哪些杀人犯进大牢，哪些人逍遥自在”。
1996年，三名黑帮打手——包括“摩曼”哈里斯——出发去解决自己的最新目标。在路上，坎贝尔警方因超速把他们拦了下来。警察在车里发现了一把ak-47突击步枪、一把.357马格南转轮手枪、一把九毫米手枪。其中一人给杰夫·里德尔打了电话，后者赶忙来到现场，对警方说他们是给“犹太人”博尼干活的。警察就把他们放了。
警方极少会逮捕黑帮里的大人物。即便逮捕了，斯特洛一伙也会买通法官。有一次，法官判了他们暴力威胁罪，而且拒不妥协。于是，斯特洛就派巴卓拿着对讲机和消声手枪找上了辩护律师加里·范·波洛克林，想要逼法官就范。巴卓后来回忆道：“我说，‘你是加里·范·波洛克林律师吗？’他说，‘我就是。’……我照着他膝盖就是一枪。”时任克罗纳上司的安迪·阿瑞纳告诉我：“在这座城市里，我不知道诚实的辩护律师要怎么活下去。”
斯特洛的影响力也扩展到了河谷的国会议员。查尔斯·欧涅斯蒂是特拉菲坎特在当地的首席助手，也是斯特洛与该市腐败官员之间的“联络员”，他后来自己也承认了。（特拉菲坎特是从1984年开始雇佣欧涅斯蒂的，虽然他在解释那些臭名远扬的磁带时说，欧涅斯蒂是黑帮的人，他本来是要把他抓起来的，这是他所谓的净化河谷行动的一部分。）当特拉菲坎特手下期间，欧涅斯蒂会去斯特洛家跟这位大佬见面，或者在电话上商讨计划。两人甚至密谋在铺设期间盗走一段人行道。
1994年，联邦调查局开始打击这张腐败的大网。此时，克罗纳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女儿，通过催眠法戒了烟，原本瘦弱的身材也变得稍微健壮了些。一天早晨，在逼仄的当地办公室里跟其他几名探员见面时，他感到了绝望。十四个月前，他让斯特洛以聚众赌博罪锒铛入狱。但不久前，斯特洛从监狱里出来了，而且恢复了入狱前的权势。克罗纳取得的胜利本就不多，这一次又功亏一篑。克罗纳觉得，就算把他们抓住了，最后也总会出来。
于是，克罗纳和同事们决定另辟蹊径。他们以前把打击重点放在了上层，现在要从底层——在巴布游戏里面收保护费的、看场子的——入手。调查思路来自对付木工蚁的方略：除非消灭干净，肯定卷土重来。克罗纳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定好了。不捣巢穴，誓不罢休。就算要跟某些证据确凿的罪人做交易，我们也在所不惜。”
迈克尔·萨贝拉是他们最先说服合作的人之一。他是当地赌场里的一名小角色，衣服总是一股咸鱼味。联邦调查局因另一件事情讯问过他之后，他就同意在县里的各个赌场安装窃听器了。最终，凭借他提供的证据，调查人员又窃听了几名斯特洛的低级手下。以此类推，被窃听的电话越来越多。窃听了上千次通话之后，克罗纳和搭档约翰·斯多尔、戈登·克劳开始日夜筛选信息。“家里的压力真的很大，”克罗纳后来对一名记者说，“那段日子挺难的。”
然而，一年多过去了，他们还是没能打入斯特洛的核心圈子。于是，用克罗纳的话说，他们开始“摇树落果”了，也就是突袭了几处赌场。后来，他们拿到的证据表明斯特洛脱不了干系，于是一名法官批准在他的厨房安装窃听器，并监听电话。克罗纳和同事们很快就拿到了能够给他判刑的通话。他们发现，斯特洛似乎准备干掉一名牧师，还有某些“混蛋在被干掉之前……干的事情”。
有一次，克罗纳从线人处得报，斯特洛准备杀掉对头厄尼·比翁迪罗。克罗纳觉得道德上有义务给比翁迪罗提个醒，于是给他打了电话。“我是鲍勃·克罗纳，”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嗯，我知道你是谁。”
“那好，我要找个地方单独跟你谈谈。”
当天晚上，他们在一处阴暗的停车场见面了。比翁迪罗开着凯迪拉克，在克罗纳的车旁停了下来。两人开着车窗谈话。克罗纳希望，自己的提醒会促使比翁迪罗协助调查。但是，比翁迪罗不停地说“到底是谁想要杀我”。
克罗纳警觉地看着他：“我不能告诉你。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挑起战争。”
比翁迪罗没有得到答案，就开着凯迪拉克走了。几个月后的一天，他把车开进了一条无人的街道。这时，两辆车把他前后截住，两个戴橡胶面具的人从车里走出来，拿着枪把他打死了。
克罗纳确信此事是斯特洛指使的，可联邦调查局找不到证据来逮捕他。然而，到了1996年夏天，当局的网越收越紧，斯特洛也察觉到了，变得日益偏执。他在电话上几乎全用暗语。有一次，他感觉一位多年老友在窃听他，虽然事实上并没有。还有一次，他看见一架飞机从头顶驶过，就以为是在盯着他的一家赌场。有人想让他平静下来，他双掌一拍说道：“这是我的命啊……我要保命，我要跟他们斗。”
斯特洛为宿敌克罗纳伤透了脑筋。打电话时，他会说：“鲍勃，你能听见吗？能听见我说话吗？”斯特洛派出一名手下，试图买通克罗纳的父亲，让他管一管自己的儿子。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这位老人也是正派的人。斯特洛知道电话被窃听了，就试图栽赃陷害克罗纳。他跟同伙们讲，克罗纳拿了小乔伊的钱，而且在马霍宁河谷贩毒。
有一天，斯特洛似乎对克罗纳和其他联邦调查局探员发出了威胁。“我不知道自己会拿这帮家伙怎么办。”他说。不久之后，在联邦调查局不知情的情况下，斯特洛下令暗杀根思。这次拙劣的行动，还有那个“被轻视的女人”的电话——克罗纳指的是联系根思的黑帮同伙前女友——让联邦调查局打开了突破口。1997年，“犹太人”博尼、里德尔和哈里斯都被控谋杀未遂。巴卓正在家附近散步，一辆没有牌照的车从后面开了上来，两个人出来问他。“你是马克·巴卓吗？”一个人说道。
“不，我不是马克·巴卓。我不认识他。”
虽然矢口否认，巴卓还是进了拘留所。在那里，他成为了他自己口中的“最低级的生物”——黑帮叛徒。克罗纳和手下终于打进了黑手党的“巢穴”。1997年圣诞节前夕，在一个寒冷的早晨，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河谷各地展开了大规模行动，逮捕了至少二十八名黑帮同伙。克罗纳拿着逮捕令出现在斯特洛家门前。斯特洛在被戴上手铐时对克罗纳说：“这下你满意了，鲍勃？”
最后，斯特洛的手下几乎全都认罪了，互相检举揭发。只有“犹太人”博尼和里德尔除外，他们还是信守西西里的老一套规矩，纵然他们永远不会被正式接纳。“有骨气的只有一个犹太佬，一个黑鬼。”一名涉案律师说道。
博尼快上法庭了，他还是坚持说，斯特洛绝不会背叛他们，打破沉默的誓言。但是，就在博尼说话的当口，斯特洛已经与检方达成了协议。斯特洛对克罗纳说：“你赢了。”
“再过几个月，我很可能就要被起诉了。”特拉菲坎特在c-span电视台的镜头前说道。这是2000年3月，距离克罗纳和联邦调查局第一次逮捕他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了。他正在筹备自己第九届众议员的选战工作，身穿黑色外套，打着领带，背头梳得比往常还要整齐，鬓边留着长长的胡须，活像一名步入中年的飞车党。在十六年的国会生涯里，特拉菲坎特赢得了怪异的民粹主义者的名声。他经常穿着涤纶西装，在国会为工人阶级的苦难大声疾呼，激烈抨击国税局。他每次发言的结束语都是：“把我送走吧，议长先生。”在这座健忘的政客之城，大家只知道他是“俄亥俄州的可敬绅士”。
现在，他看上去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隼鹰、秃鹫、鲨鱼盘桓着……想要毁掉特拉菲坎特的选举。”他结结巴巴地说。他停了一下，脸颊变红了。“我这么跟你们说吧。二十年前——大概吧——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挫败司法部的人……他们从那以后就盯上我了，”他用手指着镜头，继续说道，“我要盯着他们。他们最好不要做错事……我很生气……我会战斗，就像面对飓风的流浪狗一样……如果我打赢了他们，我就会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因为我要告他们，告得他们倾家荡产。”
他警告了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还放话说，他会朝任何半夜前来的不速之客开枪。但更诡异的是，他竟然还威胁自己所属的党派。他说，如果民主党领袖不挺他，他就改换门庭。不仅如此，他还要求给自己的选区更多福利：“我要美国总统把我们划成扶持区——今年就要——我还要划拨更多土地。”在全国的电视观众面前，他似乎不仅在敲诈国会议员，还在敲诈美国总统。
在他发出威胁之前，当局已经给多名与他有关联的人定了罪，包括欧涅斯蒂（他的首席助手和斯特洛的联络员）、一名被开除的律师（曾担任特拉菲坎特的法律顾问，涉嫌策划谋杀保罗·根思检察官）、两名曾在特拉菲坎特手下任职的副治安官（已经定了接受黑帮贿赂的罪）。《捍卫报》和克利夫兰《老实人报》首次披露了案件细节。当局正在查议员先生是否从河谷团伙收取非法献金，包括一艘游艇。当局锁定了布奇兄弟，两人分别叫罗伯特·t和安东尼·r，是特拉菲坎特选区内一家铺路公司的老板。议员先生有一座七十六英亩的农庄，据说庄内建材和施工都是由两人包办的。他们似乎深陷于这座城市的腐败网络之中。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监听记录，欧涅斯蒂曾与斯特洛商量，要把一份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合同交给布奇的公司。据说，罗伯特·布奇将几百万美元转移到了开曼群岛的一个离岸账户，接着就逃离了美国。
在调查过程中，特拉菲坎特一直死不松口，而马霍宁谷也即将迎来另一场史诗性的审判。“我现在要说，”他在c-span电视台中说，“这也是我要对司法部说的话……如果要起诉我，6月份就起诉，好让我在8月份休会期受审。我可不想丢掉选票。”
不久之后，我去了扬斯敦，希望进一步了解特拉菲坎特议员案，以及黑手党掌控地方的情况。当时是白天，但市中心却空空荡荡的。成排的店铺关张，墙面的装饰也斑驳了。最后，我看到服装店里有亮光，一名老人正在叠意大利式正装。我过去问他议员的事，他只说：“谁都逃不开特拉菲坎特。特拉菲坎特太厉害了。”他不无神往地回忆起他的“心腹”，包括斯特洛。这些人从他这里购买精工服装。“现在出来的那种红的、粉的正装，他们从来不穿。”他说。我追问他当地的腐败情况，他耸了耸肩：“谁管呢？有活干，有钱赚，没人烦你，干吗要自找麻烦呢？”
当天晚上，在我下榻酒店的餐厅里，几名七八十岁的本地人在谈论这位议员。“特拉菲坎特干实事，”一个人说，“这才是要紧的。”
“太对了！”另一个人说。
一个孱弱的白发老翁说：“我八岁的时候，在城里面送报纸，每周日下午都来这家地下酒吧。有一天，酒吧老板跟我讲，‘我要你去见一个人。’我就去了，结果是阿尔·卡朋，”他顿了一下，又说了一遍，“阿尔·卡朋。”
桌上还有一个人，之前都没说话，现在突然插进来：“你看见了吧？扬斯敦就是这样。这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个律师。特拉菲坎特是他的神。他还大谈什么见过阿尔·卡朋。”
后来，扬斯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对当地颇有研究的马克·舒茨告诉我：“在我们的社会化过程中，我们和我们的子女都认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在这里，不存在帮派分子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居民身上的问题。他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在最近的民主党议员初选活动中，特拉菲坎特的两名对手指责他与黑道的联系，还指出他不久便会遭到起诉。然而，特拉菲坎特还是赢得了初选，拿到的选票比两名对手加起来还多。特拉菲坎特看上去坚不可摧。某些共和党国会议员甚至开始维护他，显然是希望他把改换门庭的威胁变为现实。“吉米·特拉菲坎特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俄亥俄州共和党议员史蒂夫·拉托雷特对克利夫兰《老实人报》说，“在整个国会里，在全人类中，你都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人。”
在民众的支持下，特拉菲坎特的胆子更大了，妄图把早就想办的事付诸行动：动员马霍宁山谷的力量，反对他口中试图给他抹黑的外人。他毫无顾忌地称已被定罪的前首席助手欧涅斯蒂为“好朋友”，还力挺一位被判诈骗罪的地方治安官，主张把他转移到离扬斯敦更近的监狱，离他多病的老母近一些。对于联邦调查局探员们，特拉菲坎特是这样说的：“这些大学生小子们吓不到我，他们别想让我团团转。”
虽然他拒绝与我（“给我滚蛋。”他说。）和其他记者（“除非我死了，否则别想我发表官方声明。”）对话，但是他和手下还是发了一大批通稿，抨击追查他的人。特拉菲坎特提议创设新部门调查司法部。一篇通稿说。另一篇说：特拉菲坎特希望总统调查扬斯敦联邦探员。在发言不会受到诽谤罪指控的国会里，他就更肆无忌惮了。“议长先生，我有证据表明，某些俄亥俄州扬斯敦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已经违反了rico法案……并偷窃了大笔现金，”他宣称，“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暗示’一名线人去实施谋杀。谋杀啊，议长先生。”
离开扬斯敦之前，我去了一趟俄亥俄州博德曼市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克罗纳和上司安迪·阿瑞纳正试图驳斥特拉菲坎特的指控。他们避谈当前对国会议员的调查情况，但是，他们显然身陷重围。在电台的对话节目中，特拉菲坎特的支持者谴责克罗纳，说他是小偷，是骗子，说他变态、无耻、撒谎、贩毒。“我最郁闷的是，”克罗纳告诉我，“我有一天成了对话节目的主题，他们竟然讨论我是否道德。”说到此处，他折起了胳膊。“我必须把[这些]事从脑子里排除掉。”他没有成为英雄，反而几乎沦为贱民。“这里一切都颠倒了。”阿瑞纳说。
克罗纳穿着笔挺的外套和乐福鞋，一个厚重的金戒指上是联邦调查局二十年纪念章。他坐着的时候，看起来有点戒备。“我们每次对官员提出指控，[媒体]就把它渲染成社会的耻辱一样，”他说，“如果把它描绘成朝着社会自我净化的一个进步，那该有多好。那样的话，我们在做的就不是一件坏事了。”
过了一会儿，克罗纳提议开车带我在河谷转一圈。太阳即将落山，我们经过了几家废旧的钢铁厂，经过了希腊咖啡屋、玩偶之家等赌场，经过了“犹太人”博尼跟手下杀手汇合的地方，也经过了斯特洛把厄尼·比翁迪罗害死的地方。“与其他每个人一样，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克罗纳说，“在这样腐败的地方，我们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他沉吟半晌，可能是因为他再没什么好说的了，也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他跟黑手党斗了一辈子，现在快要划上句点了。最后，他说：“只要他们继续选择让腐败分子当权，事情就不会有变化。”
——2000年7月
2000年11月，特拉菲坎特第九次连任国会议员。六个月后，他遭到起诉，罪名共有十项，包括受贿、敲诈勒索、偷税漏税、妨碍司法。罪行包括动用权力为布奇兄弟谋取私利，以换取对方为自己的农场工作，以及为其他人提供方便，获取金额达数千美元以上的回扣。特拉菲坎特还被指控要求助手对联邦大陪审团说谎，并销毁罪证。（该名助手告诉当局，他用喷枪烧毁曾经装着给议员的现金报酬的信封时，特拉菲坎特就在旁边看着。）
2002年2月，审判工作在克利夫兰的一座联邦地区法院开始。特拉菲坎特决定像近二十年前那样，要求进行自辩。他谴责检方“睾丸跟蚂蚁一样大”，有一次还冲出了审判庭。然而，陪审团这一次认为，他的每一项罪名都成立。
法官称他“充满着欺骗、腐败和贪婪”，判处其八年有期徒刑，此外还要交纳超过十五万美元的罚款，补交近两万美元的税款，并退还九万六千美元非法所得。
如同克罗纳期望的那样，特拉菲坎特终于戴着手铐被带走了。克罗纳很快就从联邦调查局退休了。2002年7月24日，众议院以四百二十票同意，一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剥夺了特拉菲坎特的议员资格——这让他成为了南北战争以来第二位被驱逐的众议员。在监期间，他因试图煽动暴乱被单独关押。2009年9月，服刑七年后，他得以缓刑出狱。在扬斯敦，一千多名支持者前来迎接他，许多人穿着写有欢迎回家，金博字样的t恤衫。特拉菲坎特说，他再次参与国会竞选的可能性有“五五开”。
johnmagda，美国拳击手。
美国权利法案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以法定程序来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
此处“犹太佬”原文为sheeny，“黑鬼”为schwartze，均为蔑称。
原文为welcomehomejimbo，其中jimbo为james的爱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