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搭档是芬奇先生？”
“托比亚斯·芬奇比我年长许多，但我们是平等的合伙人。要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就是他比我更加谨慎和保守。譬如，我对欧洲大陆的一些新作品有浓厚的兴趣。我指的是被称为‘印象派’的那些画家，如莫奈和德加。就在一星期前，我得到一幅毕沙罗的海景作品，我认为非常漂亮，色彩丰富。然而我的合伙人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坚称这样的作品只是一片模糊的色团。确实，有些景物近距离看很难分辨。我设法说服他，让他明白自己没有抓住关键。不过，我不想高谈阔论艺术，让两位绅士厌烦。我们是一家传统画廊，应该，至少目前，应该保持我们的风格。”
福尔摩斯点点头，说：“请继续。”
“福尔摩斯先生，两个星期前，我意识到自己受到监视。我的家宅名叫‘山间城堡’，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一侧，不远处的小路尽头是一片救济房屋，那就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家宅周围是一片公共用地，从我们家的更衣室能看到村里的绿地。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在更衣室里，突然意识到有个男人抱着双臂、叉着双腿站在那里——他一动不动，很是反常，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离我太远，看不真切，但我能看出他是个外国人。他穿着一件长长的带垫肩的男士大衣，那款式肯定不是英式的。其实，我去年去过美国，要让我来猜，我会说他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不过，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还戴着一顶帽子，一顶有时被称为奶酪刀的低顶圆帽。至于我震惊的原因，我很快就会解释。
“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这顶帽子和这个人站着的姿势。我感到惶恐不安，我敢发誓，即使是一个稻草人，也不可能比他静止得更加彻底。那时候下着小雨，从公共用地刮来一阵风，但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睛盯着我的窗户。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眼球黑亮，似乎能一直看到我的心底。我凝视了他至少一分钟，也许还要更久，然后下楼去吃早饭。不过，在开始吃饭前，我派洗碗的男孩出去看看那个人是不是还在那儿。他已经不在了。男孩回来告诉我草地上没有人。”
“真是咄咄怪事。”福尔摩斯说，“但我相信，‘山间城堡’是一座漂亮的住宅，到这个国家来的游客可能觉得它值得好好观赏一番。”
“我也是这样告诉自己的。可是几天后，我第二次看见了他。这次是在伦敦。我和妻子刚从剧院出来——我们去了萨伏伊剧院——就看见他站在马路对面，还是穿着那件大衣，戴着那顶圆帽。我本来不会注意到他的，福尔摩斯先生，可是他像上次那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来来去去的人绕过他的身边。他就像湍急的水流中一块坚硬的磐石。很遗憾，我没法儿把他看清。虽然他选了一个路灯很亮的地方，但灯光在他脸上投下的阴影如同一道面纱。也许这正是他的意图。”
“您能肯定是同一个男人？”
“毫无疑问。”
“您的妻子看见他了吗？”
“没有。我不愿意提这件事，以免让妻子受到惊吓。我们的马车等在那里，我们立刻就离开了。”
“非常有趣。”福尔摩斯说，“这个男人的行为毫无道理。他站在村庄绿地上，站在一盏路灯下。一方面，他似乎想方设法让别人看见他；另一方面，他并没有企图接近您。”
“他接近我了。”卡斯泰尔回答，“实际上，就在第二天，我回家很早。我的朋友芬奇在画廊里，把塞缪尔·司各特的一批绘画和蚀刻编入目录。他不需要我的帮助，同时我仍然为两次看见那个男人而感到不安，因此，快到下午三点钟时，我就回到了‘山间城堡’——幸亏我这么做了。那个无赖居然又来了，正朝我的前门走去。我大声喊他，他转过身看见了我，立刻拔腿朝我跑来。我以为他肯定是来攻击我，甚至想举起手杖准备自卫。但是他并没有使用暴力。他径直走到我面前，我第一次看清了他的脸：薄薄的嘴唇，深褐色的眼睛，右边脸颊上有一道青紫色的伤疤，似乎最近中过子弹。他刚喝过酒——我能闻到他嘴里喷出的酒味儿。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一张纸条举起来，塞进了我的手里。然后，没等我拦住，他就跑走了。”
“那张纸条呢？”福尔摩斯问。
“我带来了。”
画商拿出一张折了四折的方纸，递给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展开。“华生，劳驾，把镜子递给我。”他说。我把放大镜递到他手里，他转向卡斯泰尔，问道：“没有信封吗？”
“没有。”
“我认为那是最关键的。不过，让我们看看……”
纸上只有九个粗粗的黑体字。
圣玛丽教堂。明天。中午。
“纸是英国的，”福尔摩斯说，“虽然那位游客不是英国人。你能注意到，他写的是粗黑体字，华生。你认为他的目的会是什么呢？”
“掩盖字体。”我说。
“有可能。不过此人从未给卡斯泰尔先生写过信，以后或许也不会给他写，他的字体可以看作无关紧要。卡斯泰尔先生，纸条递给您的时候就是折着的吗？”
“没有。我认为没有。是事后我自己折起来的。”
“线索越来越清晰了。他所指的这座教堂，圣玛丽教堂，应该是在温布尔顿吧？”
“在暖房巷。”卡斯泰尔回答，“从我家走过去只要几分钟。”
“这个行为同样缺乏逻辑，您不认为吗？那个人想跟您说话。他把表达这一愿望的纸条递到您手里，却并没有说话。一句话也没说。”
“我猜想他希望跟我单独谈谈。过了一会儿，我的妻子凯瑟琳从家里出来了。她一直站在餐厅里。餐厅朝着车道，她看见了刚才的事情。‘那是谁？’她问。
“‘不知道。’我回答。
“‘他想干吗？’
“我把纸条拿给她看。‘肯定是想要钱，’她说，‘我刚才在窗口看见他了——一个相貌粗野的家伙。上个星期公共用地有一些吉卜赛人。他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埃德蒙，你千万别去和他会面。’
“‘你不用担心，亲爱的，’我回答，‘我并没有打算去见他。’”
“您向妻子做了保证，”福尔摩斯轻声说，“但您还是在指定时间去了教堂。”
“确实如此——我还随身带了一把左轮手枪。他不在教堂。教堂管理不善，冷得要命。我踏着青石地板徘徊了一个小时，然后就回家了。从那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也没有再看见他，但是我怎么也没法儿把他从我的脑海里驱赶出去。”
“您认识这个男人。”福尔摩斯说。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您说到点子上了。我相信我知道此人的底细，不过必须承认，我不知道您是怎样推理，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福尔摩斯回答，“您只见过他三次。他提出见面，却没有出现。从您的描述来看，此人没有对您构成任何威胁，可是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您是因为焦虑不安才来到这里，而且您必须带着手枪才敢去见他。另外，您还没有告诉我们低顶圆帽的意义。”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知道他想要什么。他竟然跟踪我到了英国，这令我震惊。”
“从美国？”
“是的。”
“卡斯泰尔先生，您的故事充满趣味，如果距离您的歌剧开演还有一段时间，或者，如果您同意放弃序幕，我认为您应该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告诉我们。您提到一年前去过美国。您就是那时候见到这个戴低顶圆帽的人的？”
“我从没见过他，但我是因为他才去那儿的。”
“你不会反对我把烟斗装满吧？不反对？那么，把我们带到过去，跟我们说说你在大西洋彼岸的经历吧。我本来以为画商不是那种给自己树敌的人，但您似乎恰恰相反。”
“确实如此。我的仇敌名叫奇兰·奥多纳胡，我真希望这辈子没听过这个名字。”
福尔摩斯伸手去拿那只装烟草的波斯拖鞋，开始填他的烟斗。与此同时，埃德蒙·卡斯泰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讲了下面这个故事。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美国诗人、文艺评论家，现代侦探小说的创始人。在其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中塑造了侦探杜宾这个角色。/as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