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井工厂，就在那边。”
“离这里很近吗？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走？”
“下楼梯，左转，直走，第一个路口，右转——在那里，找不到，问路人。”
于是我下了楼梯，照着指示前进。挥舞于前方的导盲杖不时敲到砖块、围墙或电线杆。走了几分钟后，导盲杖的前端敲到了某种具有弹性的物体。我将敲击的位置拉高十厘米，再一敲，变成了金属的板状物，这应该是汽车的轮胎及钢圈吧。我平移一步，与轮胎拉开了距离，倘若走在轮胎旁边，有可能撞到车子后视镜。
过了这辆车子之后，前方再也没遇上障碍物。我来到了路口，谨慎地转了弯。就在我停下脚步思考接下来该怎么走的时候，头顶上忽然传来敲打棉被的噼啪声。我仰头询问室井工厂的位置，一道听起来像是家庭主妇的声音亲切而详细地回答了我，最后甚至还说要带我去。
“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
我脱下帽子颔首致谢，戴上帽子继续前进。不论是健全者还是残障者，任何人都是仰赖他人的善意才得以存活。每当单独外出，我总是对这一点特别有感触。
我照着家庭主妇指示的路线前进，不久后右边传来机械声。现在的时间是十一点五十五分，但不晓得工厂有没有午休时间。
一到十二点，顿时涌出大量脚步声与说话声。
我朝说话声的方向喊了一句“请问”，有个年轻人应了，我向他询问认不认识张永贵。
“喂！张永贵在哪里？”年轻人问身旁的人。
“还在里头赶工。”另一人笑着回答，“他终于明白工作比吃饭重要了。”
“你听到了吧？若你有急事，我可以进去叫他出来。”
“那就麻烦你了。”
我听见年轻人的脚步声逐渐远离，等了大概五分钟，脚步声走了回来。
“他说希望你在晚上九点过后到公寓找他。”年轻人对我说。
我无计可施，只好先回家一趟。信箱里有一封信，我本来以为是广告信，但拆开一摸，又是一首俳句，这已经是第八封了。我用手指读了上头横书的点字。
“日出之国”指的应该是日本。向往日本却沾上了鲜血？这是什么意思？首先浮现在脑海的，还是那些遗孤，也就是遗华日侨。他们每个人都向往回到祖国，却有许多人在途中送了命。若这是这首俳句的主旨，那么寄信者或许是个遗孤。问题是他寄这些俳句来给我做什么？
我将这首俳句与过去其他俳句互相比对，还是找不出寄信者的动机及目的。一按语音手表，才察觉我已在这些俳句上耗费了数小时。
我收拾了信封，在晚上九点半时再度造访张永贵的公寓。空中不断响起盘旋飞舞的鸟叫声。
“我是中午曾到工厂拜访的村上。”
“我是张永贵，今天突然接到工作，完全忘了你要来。”
我伸出了手掌，对方迟疑数秒后，握住了我的手。就在这一瞬间，我的指尖碰触到了类似金属手环的物体，还发出清脆声响。
“我的房间在这里，请进。”
我在张永贵的引导下进入门内，脱下鞋子后夹上晾衣夹。一踏进屋内，每走一步都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东西——塑料袋、圆筒状的轻盈纸盒（大概是泡面容器）、塑料盒子、绑在一起的一大捆貌似杂志的纸张。整个空间充塞着一股恶臭，简直像是把头探进了装满厨余垃圾的垃圾桶。
“坐垫在这里，请坐。”
我小心翼翼地踏步，避免踩到地上的东西，伸手探摸到坐垫后坐了下来。
“我得吃饭，中午没有吃。”房间的右侧深处传来金属容器轻微碰撞的声音，“‘民以食为天’，但是日本人只在乎工作，想法跟中国人不同。从前一到了午休我就吃饭，结果被讨厌了。最近我明白了，没完成上头交代的工作，不能吃饭。”
“真是辛苦。请吃吧，不要在意我。”我说。
“谢谢。我日语说得不好，是中国人，薪水很少。我的工作是组装手机里的主板，每天一直做一样的事，像一台机器。这个工作不必说话，所以日语没办法进步，老是被日本人瞧不起。”
我没有搭腔。
“现在的工厂，已经好多了。以前的工厂，日本人的手指被机械切断，他们怪到我头上，说我操作错误。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让我做操纵机械的工作。我做的工作，都是单纯的重复动作。从前我的日语比现在更差，跟他们解释，也没有用。他们骂了我一顿，还把我开除，连薪水也不付给我。”
张永贵的言语之间不带丝毫感情，让我心中浮现出一只老旧的中国人偶，在异国的社会受尽风霜，连上头用毛笔画上去的五官也消失了。
我听了张永贵这番描述，再次体会“哥哥”在日本的生活有多么艰苦。当初我在老家的浴室为“哥哥”搓背时，他曾提到在中国获得了“先进生产者”的手写奖状，还说那是唯一一次工作受到了肯定。我心想，“哥哥”口中所说的“唯一一次”，或许还包括在日本工作期间。若是如此的话，他在日本可说是吃尽了苦头，竟然把那样的一纸奖状当成唯一的安慰。
“张先生——你没有取得日本国籍？”
“对，因为我资格不符。我的情况，妈妈是遗华日侨，而不是爸爸。”
“妈妈是遗华日侨，跟爸爸是遗华日侨，情况不一样？”
“嗯——这有点难解释。遗华日侨若是男性，第二代随时可以取得日本国籍。但如果遗华日侨是女性，只有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之后出生的第二代，在归国的三个月内提出申请，才能取得日本国籍。这根本是差别待遇。我早生了十个月，所以资格不符。”
我听见张永贵朝我走近，接着我正前方大约是我坐姿的腹部高度，响起了餐盘碰撞声。
“中国籍的遗华日侨第二代，遭到一年以上不得缓刑的判决，就会被驱逐出境。这很不公平。”张永贵叹了口气，接着说道，“我差一点就被驱逐出境了，幸好被判了缓刑。”
“请问你犯了什么罪？”
我心想，多半是窃盗或伤害吧。遗孤第二代、第三代所组成的不良帮派近年来气焰嚣张，经常闹上新闻。
“我涉嫌‘假认亲’——被警察抓到。”
“假认亲？”
“我在街上认识了不良帮派的人，听他们说，他们在找拥有日本国籍而且缺钱花的遗孤。他们告诉我，二〇〇九年，日本在修改《国籍法》之后规定，只要拥有日本国籍的男人承认并且提出申请，他跟外国女人之间生的小孩就能获得日本国籍，两人不需要具有婚姻关系，小孩也不需要接受dna鉴定。我的工作是帮他们寻找缺钱的日本人，介绍给他们。他们会付给那个日本人报酬，还会付给我一笔介绍费。我答应了他们。‘无毒不丈夫’——意思是会干坏事才称得上男子汉。”
“但是被警察抓到了？”
“日本的警察很厉害，一下子就看穿了。他们调查了认亲的中国人待在中国的时期，以及母亲怀孕的时期。这门生意没做成，我也遭到了逮捕。”张永贵的方向传来叮当声响，“我手上戴着假的手铐，这是一对没有锁链的铁环，我用这个来警告自己。我太穷了，一不小心就会为了钱干坏事。因此我戴着这玩意，让自己不要忘记被铐上手铐时的绝望感。”
张永贵说得战战兢兢，就像是在地狱的入口处走着钢索，一个不小心就会失足跌入万丈深渊。
“——村上先生，你们家的事，我经常听我妈妈提起。”
“令堂说了些什么？”我问。
“她说，她很感谢村上女士为我外婆举办了葬礼。我妈妈在一九四一年跟着父母一起到了中国东北，当时她才六岁。但是生活实在太辛苦，过没多久外婆就病死了，每年五月十二日是她的忌日。村上女士不仅安慰悲伤的妈妈，还代替沮丧的外公为我外婆举办了葬礼。”
“这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说。
“当初住在中国的时候，妈妈每年都会带我去扫墓。那是生下妈妈的外婆的坟墓，去扫墓也是应该的。每次扫墓的时候，妈妈都会告诉我当年的事。”
我听见了细微的咀嚼声、吞咽声及餐盘碰撞声。
“回到日本之后，每到外婆的忌日，妈妈总是担心，不晓得你们平安回日本了没有。妈妈经常在遗华日侨的聚会上到处问你们一家人的下落。”
“没有办法跟你母亲重逢，真是可惜。我跟我母亲在哈尔滨的难民收容所住了一年，才搭上返回日本的遣返船。虽然在逃难的途中跟哥哥失散了，但最后我们还是平安回到了祖国。令堂有没有跟你提过关于我哥哥的事？”
“有，妈妈最常提起的人，就是你哥哥。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外公被军队征召，妈妈才十岁，没有人照顾，是你们村上家收留了她。”
我努力挖掘出童年时的记忆。当我们一家人围着餐桌吃饭时——确实有个小女孩，年龄比我大一些，绑着辫子，模样相当可爱。
“你哥哥对我妈妈说：‘我会保护你。’你哥哥拿出木头做的假枪，又对我妈妈说：‘苏联兵来了，我会保护你。’妈妈说，她那时听了好感动。每次提到你哥哥的事时，妈妈就会露出怀念的表情。”
哥哥当时才七岁，每天到开拓团里的一栋红砖盖的学校上课。当时高年级的学生都必须接受军事训练，使用真正的枪。哥哥还是低年级学生，只在体育课的时间用假枪练习持枪动作。
对当时的我而言，战争只是不存在于实际生活中的幻想情节。
我不禁在心中想象哥哥手里拿着假枪，打肿脸充胖子地跟一个年纪比他还大的女孩说“我会保护你”的景象。那个女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也曾跟我们一起逃难。哥哥的右手握着我的手，左手则握着那个女孩的手。但那女孩在途中突然发高烧，大人们没办法继续带着她走山路，只好在一处开拓团的遗址将她托付给一对中国夫妇。临别的时候，哥哥还曾经声泪俱下地跟她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答应要保护你，却没有做到……”
女孩正发着高烧，却在满是汗水的脸上挤出微笑，对着哥哥说：“谢谢你，阿龙。”
既然张永贵的母亲已过世，这就意味着那很可能是哥哥跟她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我逐渐回想起原本早已遗忘的那些关于真正的哥哥的点点滴滴。
“对了！”张永贵突然提高声音，“除了我妈妈之外，好像还有其他人在找村上家的人。我想起来了，有个人在寻找你哥哥的下落。”
“那个人是谁？”我问。
“——请等一下，我找一下妈妈的笔记本。”
左边传来翻动一整捆纸的声音。
“有了，那个人叫曾根崎源三。这里有他的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