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马洛。”我对他说，“到这里来找人。”
“谢谢你，马洛先生。”他把我的名字和号码写下来，把收据还给我，拿起电话话筒。
一个身穿白亚麻布对襟制服、佩戴金色肩章、戴着宽大金箍帽子的黑人给我打开门。
俱乐部的前厅像是一座上演音乐剧的高级剧院。辉煌的灯光、绚烂的背景、华丽的服饰、喧闹的音乐，全体大明星联袂演出！大厅的四壁在漫射的灯光照射下，好像向高处无限延伸，一直消失到悬在天花板上的闪闪烁烁的星群中，脚底下是软软的、脚踝几乎都能陷进去的厚地毯，后墙有一道大弧形的楼梯，镶着白珐琅的镀铬金属板，阶梯上同样也铺着厚地毯。一个胖胖的领班站在餐厅入口，裤子上缝着两英寸宽的缎带，胳膊底下夹着一摞金色封面的菜单。他站在那里的样子随随便便，脸上的表情可以肌肉不动，在一瞬间，从极有礼貌的微笑化为令人不寒而栗的愤怒。
大厅的左边是酒吧间入口。酒吧间光线朦胧，非常安静。一个侍者在玻璃器皿幽暗的闪光中像个蛾子似的无声地移动着。从女士们的洗手间里走出一个漂亮的高个儿金发女郎，穿着缀着金星的海水般的碧蓝衣服。她一边涂唇膏，一边哼着歌，向一座弧形的通道走去。通道上，另一端正在演奏一首伦巴舞曲。一个长着一张红脸的矮胖男人正在等着她。胳膊上悬着一件白色披肩。看见女郎走来，摆出一副笑脸迎上去，肥胖的手指立刻攥住女郎赤裸的胳膊。
这时，一个穿着桃红色中国旗袍的女招待走过来，接过我的帽子，她对我的衣服显出不以为然的样子。
从楼梯上走下来另一个托着盘子卖纸烟的女郎。她的头发上插着一支鹭鸶羽毛，衣服单薄得掩盖不住一根牙签，一条腿涂成银色，一条腿涂成金色。这个女人满脸不屑的样子像是在被无数人追逐似的。我猜想你要是想同她约会非要在半年以前预约不可。
我走进酒吧，坐在一张皮椅上，身子马上陷进又厚又软的羽毛坐垫里。在这间屋子里，玻璃杯发出轻轻的叮当声，灯光照射出温和的光辉，人们低声耳语，谈爱情，谈百分之十的利润，或者别的什么适合在这样一个环境谈的话题。
一个穿着剪裁得极其讲究的灰色西服的男士，高个儿，相貌英俊，从墙边的一张小台子后边站起来，走到酒吧柜台前边，开始责骂起一个酒吧侍者来。他的嗓门儿又大又清楚，足足骂了两三分钟。他使用了八九个恶毒词句，都不是穿着式样讲究的灰西服、高大漂亮的男士应该说出口的。酒吧里所有的人都不再谈话，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他的骂声搅乱了远处传来的舞曲声，好像一把大铲子在破坏洁白的雪地。
酒吧侍者静静地站着，望着这位辱骂他的男人。这个侍者生着卷曲的头发，皮肤洁净，目光拘谨。他一句话也不说。最后那个高个儿把话骂完，大踏步地走出酒馆。除了那个侍者以外，屋子里的人都目送他走出去。
那个挨了一顿骂的侍者从柜台的一端慢慢走到我的座位前。他的眼睛并没有看我，脸色煞白，像一张白纸。过了半天，他才转过脸来说：“什么事，先生？”
“我要找一个叫埃迪·普鲁的人。”
“是吗？”
“他在这儿工作。”我说。
“工作，什么工作？”他说话的声调平平的，语气干干巴巴，干得呛人。
“我听说他是个总跟在老板屁股后边的人。我想你懂得我的意思。”
“噢，埃迪·普鲁啊。”他一边上下嘬弄着两片嘴唇，一边用手指在柜台上画着小圈子。“你贵姓？”
“马洛。”
“马洛。不喝点儿什么？”
“来一杯干马提尼吧。”
“一杯马提尼。干干的。”
“好吧。”
“是用勺子舀，还是用刀叉切着吃？”
“切成丝吧。”我说，“我嚼着吃。”
“在上学的路上吃。”他说，“我要不要把橄榄给你装在袋子里？”
“装在袋子里，用它打我的鼻子。”我说，“要是这样做会使你舒服一点儿的话。”
“谢谢你，先生。”他说，“好吧，一杯干马提尼。”
他转过身向柜台里头走去，但是走了三步以后又走回来，身子俯在柜台上对我说：“我刚才调酒调错了。那位先生在告诉我错在哪里。”
“我听见了。”
“他告诉我什么地方搞错了，老爷们指出别人的错误都是这样说话的。大人物就爱这样指责别人犯的小错。你听见他怎样说了？”
“听见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这样唠唠叨叨还要说多久。
“他有意叫别人都听到——老爷们爱这样。所以我刚才跟你说话呛了你一顿。”
“我知道。”我说。
他伸出一根手指，沉思地看了一会儿。
“就是这么回事。”他说，“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
“我长着一对棕色的大眼睛。”我说，“看着和气。”
“谢谢你，老兄。”他说，这回他悄没声息地走开了。
我看着他在柜台的另一头拿起电话说了几句，后来我又看着他用调酒器调酒。等到他拿着我要的酒走回来的时候，他的气已经全消了。
注释
约翰·里德（1887-1920），美国革命作家，曾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目睹俄国十月革命，撰写了《震撼世界的十月》（1919）。死于苏联。
达瓦里什，俄语“同志”的意思，暗示这人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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